如题所述
首先,跟唐代的中古汉语发音完全一致的语言应该不复存在。由于政治或者战乱导致的大规模移民使各种语言发音发生了融合变迁,但可以找出一些地方上能较好保存唐宋时期发音的语言。
唐宋时期,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尤其是南宋迁都后,温州汉人大量增加,汉人从中原带到瓯越的正统汉文化对当地汉语方言进行了同化,中原方言在温州话中留下了文白异读的特点。
温州方言在宋代已和今语很接近,在北方汉语几经变更后,温州话仍然保持了很多汉语的古老特征,故现在用温州话文读唐诗宋词比用普通话更加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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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汉语的语音
由于中古没有录音设备,而且汉字不是字母文字,不能严格记录语音,中古汉语的语音只能通过分析研究以上材料来确定。
从高本汉首先把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古汉语开始,中外很多语言学家都提出了对中古汉语语音的构拟。
由于材料本身的局限和对材料的理解不同,各家的拟音多少有些出入,但在很多重要特征上学界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很多现代汉语的特点,在中古汉语就已经奠定了,例如一个词素就是一个音节,没有上古汉语中可能存在的辅音丛,有辨义作用的声调,等等。
因此一个音节可以分析成声母、韵母和声调。声母是开头辅音,韵母必须包含一个韵腹(主元音),韵腹前面也可以有一个韵头(介音),韵腹后面可以有一个韵尾(元音或辅音)。
声母
相传唐末沙门守温创制三十字母,来代表中古汉语的声母,后来衍生为三十六字母。通过联系反切上字得到《切韵》系统的声母,和三十字母基本上是吻合的。
清末,陈澧写了《切韵考》,介绍分析《切韵》的体系的一种新方法。
当时《刊谬补缺切韵》尚未见世,因此他只好用《广韵》进行研究。
他运用系联法来分析反切上字,发现韵图上的三十六字母实际上忽略了《切韵》的一些声类的对立——正齿音“照、穿、床、审”各分为两类。再根据梵汉对音和方言材料,就可以拟测《切韵》时代声母的发音。
韵母
研究中古汉语韵母最基本的材料是《切韵》,其次是韵图,由于对《切韵》是否反映实际语音、是否反映一时一地的语音。
韵图的等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主元音的差别、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介音的差别等基本问题的理解存在分歧,学者对中古汉语的拟音不完全一致,有时在韵母的归类上也有细微差别。
普遍认为韵图中的合口字存在类似u的介音。又由于《切韵》中三等字的反切上字自成一套,和其他等不同,因此普遍认为三等字有一个类似i的介音。
有些学者(如高本汉、王力)认为四等字也有介音,有些学者(如潘悟云、郑张尚方)认为二等字也有介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古汉语
唐朝的时候诗歌的读音是关中方言。
1、关中方言土气,生冷硬噌,难登大雅之堂。而实际上,关中方言是中国最古老的语言。在古代它是中国的官话,被称为雅言,《诗经》《唐诗》要用古代的官话,也就是现在的关中方言来读,才算是标准读音。
用陕西话才能读通唐诗,读出韵味。
2、比如——
(1)白居易著名的《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其中的“色”如果按普通话发“se”音,没法押韵,按陕西话发sěi音,才能和陕西话“黑”押韵。
(2)诗圣杜甫《梦李白》:“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落月满屋梁,尤疑照颜色。水深破浪阔,天使蛟龙得。”其中的测,黑,色,得,都必须用陕西话来读才能押韵.按陕西话,“测”读cei,“黑”读hei,“色”读sei,“得”读dei,全诗才能押韵。
(3)诗仙李白的《古风》:“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着,冠盖何辉赫。”其中的陌、宅、赫须按陕西方言分别读作mei、zei、hei,才能押韵。
(4)王维《春中田园作》:“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临觞忽不御,惆怅远行客。”这其中的白、脉用普通话来读,不能与末句的客字押韵。但用陕西话分别读作“北”“们”“肯”,就全部押韵了。
(5)高适著名的《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按陕西方言,“色”念sei,才押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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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中方言分为西府方言(宝鸡、咸阳西部)和东府方言(西安、咸阳大部、渭南、铜川),是中国最古老的语言。西周时期,关中方言被称为“雅言”,《诗谱》记载:“商王不风不雅,而雅者放自周。”关中方言曾经是周秦汉唐四大朝代的官方语言。汉代的大一统格局和民族大融合更促使了西安话影响全国各地的方言,唐代达到鼎盛。
2、关中方言地理分布:
关中话属于中原官话,为其的一个分支,基准方言为西安方言(东府)和宝鸡方言(西府)。
关中方言分为关中方言东府话和关中方言西府话。前者包括西安市、渭南市、铜川市、咸阳市大部、商洛市下属商州—洛南—丹凤—山阳及延安市的黄龙—洛川—黄陵—富县一带。后者包括宝鸡市、甘肃天水市、庆阳市、平凉市和宁夏固原市(西海固)。关中话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方言之一。主要集中在关中一带,东起潼关,西到甘肃天水一带,北接延安,南伸秦岭北麓,总人口大约五千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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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答被网友采纳唐代诗文押韵是认同《切韵》代表的南朝齐梁读书音音系的(该音系可以与《经典释文》、《玉篇》里的字音反切体系相互印证)。同时,该音系又与南朝齐梁的诗歌押韵分析对应得很好(当然,诗歌押韵是可以有邻韵同押的,但毕竟能从通押/不通押里分析出该音系与当时的押韵之间的契合度)。由此,我们大致可以说,《切韵》音系代表的大致是齐梁建康(今南京)的读书音音系。
另一方面,讨论到方音,或许可以精确到「方言点」而非「方言大类」。于是,我们虽然并不知道齐梁有多少其他地方的人也按齐梁建康音的音系来说话,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齐梁建康城里有一部分人是用这个音系(或很接近于该音系)来说话的。在《切韵》得到隋唐官方认可后,这个音系对诗文押韵、各地口语方音都有很深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现在在分析各方音音系时,可以将该音系作为一个分析的基点。
依据唐代的押韵和韵书等音韵材料,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唐代长安音相对于切韵音系的特徵(唐诗押韵大致相当于在《切韵》基础上合并了小部分的韵部),但具体的长安音系可能很难复原了。我们也不知道唐代长安音对当时各地方音的具体影响过程。这是因为,古代的儒士们更关注的是读书音(尤其是诗文押韵),他们对口语方音方面的分析与记录并不多。
相对于齐梁建康音,广州今音在韵尾上对应得比较好,比如韵尾-ŋ/-n/-m的对立局面得到了保持、入声韵尾得到了保持等。但在具体的字音层面,各地今音都大致相当于在中古音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字音合并演变,都已非齐梁建康音的面貌(具体的齐梁建康音的面貌,请见之前的一些讨论,这里从略)。
但同时,我的理解是:汉语本质上是绑定于国家文明体系的共同雅言平台,各地方言都是这个雅言平台的演变变体。这个雅言平台不断通过文教体系向人们进行的文化输出,正是各地方言演变的最重要的动力。就是说,在传统的音韵学思路上,各地方音今音都可以视为齐梁建康音代表的中古读书音音系的后裔。
上述是字音方面的,至于其他的方面(词义、词搭配用法及修辞效果、句法),各方言口语或许也可以视为各朝书面文本(包括学术书籍、文学文本)的后裔。我们很难讨论唐代各地人平时口语说哪些词,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唐代的文本来了解唐代人的书面语使用情况(包括对先秦文言的继承与发展的情况,以及唐代人将当时的一些方言词直接运用于书面文本里的情况)。就是说,我觉得,对于方言来说,比较重要的是其中与书面语契合的部分。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2,粤语是南方方言中和古汉语尤其是中古汉语较为接近的方言。比如,它单音节词很多,类似古汉语的表达,而普通话中有很多词带“子”字,粤语中“子”为结尾的就很少,“鞋”就是鞋子,“箱”就是箱子。侯兴泉举例说,先秦时,“跑”叫“走”,“走”叫“行”,在今天粤语方言中,“走”依然是“行”。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汪平也举例说,宋词如《满江红》里有很多短促的入声,如果借鉴粤语来念的话,就可以体会出它的独特的风格来。
1,对古代语音的重构,有两个层面,一个是音系,一个是语音音值。
2,所谓音系,是指这个语言的整体构造,如有多少种不同的声母、有多少个韵母、有多少个声调。等等。因为我们有古代的韵书(主要是宋朝修订的《广韵》,继承了隋朝陆法言的《切韵》音系)留存下来,韵书中详细记录了每个字的反切(一种古代的注音方法),同时后世有韵图。这些著作最初是为了让文人作诗词查询韵脚的方便而写的工具书,而这些工具书同时也系统地记录了古代汉语的音系面貌,因而中古汉语的音系构建这个工作已经完成,如我们知道《广韵》大概有36声母,206韵和平上去入4个调类。
3,而所谓语音音值,是指具体每个声母,韵母,声调如何来读,如何发音。因为我们没有古代的录音,也没有切实可靠的证据来证明古代每个字的具体发音,问题中的这几段中古汉语的读音是一个对古音发音的拟测,或叫“拟音”,是在音系的基础上,根据古籍描述、现代方言、语言学规律、外语对音等等因素综合构建出来的。所以这里的发音和古代真实的发音肯定还是有不小差距的。而且不同的学者的拟音也各有不同。
*另外,古代的韵书记录的也不是一地一人的口音,学者普遍认为《切韵》音系融合了南北朝洛阳、金陵两地仕族的口音,同时参照了南北方言。因而具体李白杜甫等人的口音究竟如何,我们也无法知道其具体的面貌。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