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论述下构成了先秦文学的基本特点
随意性与创始性、综合性、实用性、随意性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先秦文学的基本特点。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坯胎萌芽到生长成熟的漫长过程,直到周代蔚为大观。《诗经》和《楚辞》耸立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座巍峨的高峰,史传和诸子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中国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文革新运动,无不以先秦诗文作为师法的楷模和品评的标准,缘于先秦文学自身的特点。
第一是创始性。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文学伴随着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产生,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至周代而蔚为大观。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一应俱全,散文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应用散文已有明确的分界。史传散文的记言记事由分离到融合,产生了文诰、编年、国别、谱牒等多种体例。诸子散文由简短的语录体发展为论辩文,进而形成专题论文,完成了论说文的体制。应用文中包括典、谟、训、诰、誓、命以及书信、盟誓、祝文、祝辞、箴、诔、铭文等各种文体。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经学角度来说,先秦时代是出产“元典”的时代,儒、道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原始经典都出自这一时代;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这种创始性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作家所特有的开拓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注重独立思考,勇于标新立异,恰与后世辗转模拟、东施效颦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第二是综合性。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论语�6�1先进》说孔门弟子子游和子夏长于文学,“文学”便是泛指古代文献。《史记�6�1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其中文学之士著书立说,游说之士摇唇鼓舌。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诗经》和《楚辞》本是文学创作,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史料价值和思辨色彩。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等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先秦时代的诗歌、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从原始歌谣到《诗经》、《楚辞》都是如此。《吕氏春秋�6�1古乐》中记载的“葛天氏之乐”,有舞蹈道具和动作的描述,乐章的章名概括了诗歌的内容,显然是诗乐舞的综合表演。《诗经》作品大多重章叠句,原本是适应音乐和舞蹈反复表演的需要。《墨子�6�1公孟》中也说:“儒者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诵《诗三百》”,可以歌唱、舞蹈、弦奏、吟诵,正说明《诗经》具有综合艺术的特征。《楚辞�6�1离骚》的末节、《九章》中《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篇以及《招魂》的末节都有“乱曰”,“乱”既是内容的总结,也是标识音乐的末章。《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神巫歌基础上的创作,祭神巫歌是表演巫舞所唱的歌,其中每篇并无“乱曰”,但末篇《礼魂》就是《九歌》前十篇通用的乱辞。由此可见,楚辞也具有诗乐舞相融合的特点。明确综合性的特点,研读文学便要紧密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力避盲人摸象。
第三是实用性。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或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第四是随意性。随意性指作家不受局限,放言无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自然是尽人脑所能想,尽人口所能言。产生文字的殷商时代也无所束缚,尽管对天神无限崇拜,还是有武乙之辈敢于射天。周代崇尚礼制,思想有所束缚,然而《诗经》中的民歌用朴实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对大人君子作无情的嘲讽,对男女爱情作坦率的表白。经过筛选润色的《诗经》尚有真实感,可以想见未能入选的诗歌更是实话实说。先秦无人模拟《诗经》,蕴酿二、三百年之后,楚辞以全新的面貌登上诗坛。后人每以《诗经》为比照评论《离骚》,或认为《离骚》兼具国风、小雅之长,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不同于《诗经》;或认为屈原独依诗人之义,依托五经以立义;刘勰的《文心雕龙�6�1辨骚》分剖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算是一种折衷的总结。以同于《诗经》为褒,以异于《诗经》作贬,是囿于汉代作家尊经学重模拟的怪圈,而忽视了先秦作家的随意性。屈原是最有个性的诗人,《离骚》是最有个性的诗篇,宣泄自己的满腔愤懑,一吐为快,他完全没有也不必“徵圣宗经”。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坯胎萌芽到生长成熟的漫长过程,直到周代蔚为大观。《诗经》和《楚辞》耸立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座巍峨的高峰,史传和诸子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中国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文革新运动,无不以先秦诗文作为师法的楷模和品评的标准,缘于先秦文学自身的特点。
第一是创始性。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文学伴随着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产生,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至周代而蔚为大观。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一应俱全,散文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应用散文已有明确的分界。史传散文的记言记事由分离到融合,产生了文诰、编年、国别、谱牒等多种体例。诸子散文由简短的语录体发展为论辩文,进而形成专题论文,完成了论说文的体制。应用文中包括典、谟、训、诰、誓、命以及书信、盟誓、祝文、祝辞、箴、诔、铭文等各种文体。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经学角度来说,先秦时代是出产“元典”的时代,儒、道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原始经典都出自这一时代;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这种创始性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作家所特有的开拓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注重独立思考,勇于标新立异,恰与后世辗转模拟、东施效颦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第二是综合性。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论语�6�1先进》说孔门弟子子游和子夏长于文学,“文学”便是泛指古代文献。《史记�6�1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其中文学之士著书立说,游说之士摇唇鼓舌。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诗经》和《楚辞》本是文学创作,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史料价值和思辨色彩。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等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先秦时代的诗歌、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从原始歌谣到《诗经》、《楚辞》都是如此。《吕氏春秋�6�1古乐》中记载的“葛天氏之乐”,有舞蹈道具和动作的描述,乐章的章名概括了诗歌的内容,显然是诗乐舞的综合表演。《诗经》作品大多重章叠句,原本是适应音乐和舞蹈反复表演的需要。《墨子�6�1公孟》中也说:“儒者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诵《诗三百》”,可以歌唱、舞蹈、弦奏、吟诵,正说明《诗经》具有综合艺术的特征。《楚辞�6�1离骚》的末节、《九章》中《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篇以及《招魂》的末节都有“乱曰”,“乱”既是内容的总结,也是标识音乐的末章。《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神巫歌基础上的创作,祭神巫歌是表演巫舞所唱的歌,其中每篇并无“乱曰”,但末篇《礼魂》就是《九歌》前十篇通用的乱辞。由此可见,楚辞也具有诗乐舞相融合的特点。明确综合性的特点,研读文学便要紧密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力避盲人摸象。
第三是实用性。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或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第四是随意性。随意性指作家不受局限,放言无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自然是尽人脑所能想,尽人口所能言。产生文字的殷商时代也无所束缚,尽管对天神无限崇拜,还是有武乙之辈敢于射天。周代崇尚礼制,思想有所束缚,然而《诗经》中的民歌用朴实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对大人君子作无情的嘲讽,对男女爱情作坦率的表白。经过筛选润色的《诗经》尚有真实感,可以想见未能入选的诗歌更是实话实说。先秦无人模拟《诗经》,蕴酿二、三百年之后,楚辞以全新的面貌登上诗坛。后人每以《诗经》为比照评论《离骚》,或认为《离骚》兼具国风、小雅之长,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不同于《诗经》;或认为屈原独依诗人之义,依托五经以立义;刘勰的《文心雕龙�6�1辨骚》分剖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算是一种折衷的总结。以同于《诗经》为褒,以异于《诗经》作贬,是囿于汉代作家尊经学重模拟的怪圈,而忽视了先秦作家的随意性。屈原是最有个性的诗人,《离骚》是最有个性的诗篇,宣泄自己的满腔愤懑,一吐为快,他完全没有也不必“徵圣宗经”。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3-08-05
先秦是中国文化发生和初创的时期,是中国文学上古期的第一段。这时所确立的文化精神对后世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先秦文学作为先秦文化的一部分,以其独有的魅力,昭示着中国文学强大的生命力。先秦文学尚未从当时浑沌一体的文化形态中分离出来,先秦文学的特征与这时特殊的文化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出现的先秦文学,并非纯文学。先秦时期,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春秋时期楚国的观射父所说巫、祝、宗等职务,其职责范围还难以分清,巫和祝都兼有史的职事,显示了巫史不分的状况。据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云,颛顼曾命南正(官名)重掌管天,北正(官名)黎掌管地,即掌管天文、祭祀之事。从唐虞到夏商,重、黎的后代都承袭这一职守。而当周宣王之时,重、黎的后人失去了他们世袭的职守,成了司马氏,司马氏世世代代仍掌管着周史。从这里可以看出史学与巫术的分化过程。根据《尚书·洪范》,我们可以知道商代已形成了“五行”思想体系,编定于周初的《易》卦爻辞,已经具备了“阴阳”的观念。殷周之际,中国文化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萌芽于商代的“德”的观念,在周代得以发展,形成了敬德保民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于是,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和关注社会政治、讨论治国之道的诸子说理散文成熟了。这些史学和哲学散文具备相当强的文学性。《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内容丰富多彩,写作中动用了多种文学手法,基本具有了叙事文学的特征,奠定了我们叙事文学的传统。大多数说理散文也不是抽象地进行哲学思辨或枯燥地讨论政治、人生问题,而是在文章中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带着浓郁的情感,具有丰富的形象,文学价值很高。
先秦诗歌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由宗教颂赞祷祝诗演进到政治叙事诗,再演进到言志抒情诗。宗教颂赞祷祝诗如甲骨卜辞中的韵文、《易》卦爻辞、钟鼎铭文中的韵语等;政治叙事诗如大雅的大部分、小雅的小部分以及颂等;;言志抒情诗如小雅的大部分和国风的全部。这些诗歌或追念先祖,或美刺时政,或吟咏性情,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
和中原地区不同,南方楚国的青铜器出现较晚,而铁器的出现却先于中原。铁器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要素之一,它间接地促进了战国楚文化的发展。从现在所能见到的漆器上的线条,丝织品上刺绣的花纹以及帛画看来,其精美的制作工艺和艺术造型,都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正是这种文化孕育了“楚辞”。屈原说:“惜诵以致愍矣,发愤以抒情。”(《楚辞·九章·惜诵》)“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楚辞·九章·抽思》)在楚地民风、民俗、及民间曲调基础上,屈原“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王逸《离骚经序》),借鉴了《诗经》的艺术精神和手法,创作出琦玮瑰丽的诗篇,与《诗经》一起,奠定了以风、骚为基础的传统诗歌的创作规范。
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出现的先秦文学,并非纯文学。先秦时期,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春秋时期楚国的观射父所说巫、祝、宗等职务,其职责范围还难以分清,巫和祝都兼有史的职事,显示了巫史不分的状况。据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云,颛顼曾命南正(官名)重掌管天,北正(官名)黎掌管地,即掌管天文、祭祀之事。从唐虞到夏商,重、黎的后代都承袭这一职守。而当周宣王之时,重、黎的后人失去了他们世袭的职守,成了司马氏,司马氏世世代代仍掌管着周史。从这里可以看出史学与巫术的分化过程。根据《尚书·洪范》,我们可以知道商代已形成了“五行”思想体系,编定于周初的《易》卦爻辞,已经具备了“阴阳”的观念。殷周之际,中国文化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萌芽于商代的“德”的观念,在周代得以发展,形成了敬德保民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于是,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和关注社会政治、讨论治国之道的诸子说理散文成熟了。这些史学和哲学散文具备相当强的文学性。《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内容丰富多彩,写作中动用了多种文学手法,基本具有了叙事文学的特征,奠定了我们叙事文学的传统。大多数说理散文也不是抽象地进行哲学思辨或枯燥地讨论政治、人生问题,而是在文章中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带着浓郁的情感,具有丰富的形象,文学价值很高。
先秦诗歌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由宗教颂赞祷祝诗演进到政治叙事诗,再演进到言志抒情诗。宗教颂赞祷祝诗如甲骨卜辞中的韵文、《易》卦爻辞、钟鼎铭文中的韵语等;政治叙事诗如大雅的大部分、小雅的小部分以及颂等;;言志抒情诗如小雅的大部分和国风的全部。这些诗歌或追念先祖,或美刺时政,或吟咏性情,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
和中原地区不同,南方楚国的青铜器出现较晚,而铁器的出现却先于中原。铁器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要素之一,它间接地促进了战国楚文化的发展。从现在所能见到的漆器上的线条,丝织品上刺绣的花纹以及帛画看来,其精美的制作工艺和艺术造型,都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正是这种文化孕育了“楚辞”。屈原说:“惜诵以致愍矣,发愤以抒情。”(《楚辞·九章·惜诵》)“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楚辞·九章·抽思》)在楚地民风、民俗、及民间曲调基础上,屈原“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王逸《离骚经序》),借鉴了《诗经》的艺术精神和手法,创作出琦玮瑰丽的诗篇,与《诗经》一起,奠定了以风、骚为基础的传统诗歌的创作规范。
第2个回答 2013-08-05
我们说的先秦文学,指我国整个秦代以前的文学。上古神话和原始歌谣是在原始社会阶段就产生了的。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羿射九日、黄帝战蚩尤、刑天舞干戚等神话,表现了我们祖先征服自然、战胜邪恶的大无畏精神和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愿望,其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却是我们民族精神、民族个性形成的根源。上古神话是先民各种意识形态的综合体。后代无数优秀的文学杰作、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也都是由这涓涓细流发展、分流而来。
春秋战国时代先后产生了《诗经》、《楚辞》两部文学名著,也产生了背景广阔、叙述生动的《左氏春秋》等讲史,产生了感情充沛、饱含哲理的历史散文和思想深邃、风格鲜明的诸子散文。所以说,先秦时代也是我国文学的第一次繁荣时期。
不少学者为我国文学早期阶段没有像《荷马史诗》那样的史诗作品,寻找客观原因,进行各种解释。我以为中国的诗歌没有走叙事的路子而走了抒情的路子,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诗宜于抒情,而散文作品宜于叙事说理。用诗来记很长的故事,可以形成《罗摩衍那》那样的长诗,但却不一定产生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季羡林先生在《罗摩衍那》一书的《译后记》中说,该书大多数篇章“平铺直叙,了无变化,有的甚至叠床架屋,重复可厌”。由于这些毫无诗味的东西,反倒将个别很有诗意的片段淹没其中,使读者不能直截了当地读到。而中国产生的《国风》、《小雅》、《大雅》及《楚辞》中的作品,都经久流传,一般人都能随口背诵几首;《离骚》则更是世界抒情诗的杰作。中国也不是没有相当于《荷马史诗》的作品,只是用了散文的形式,这就是《左氏春秋》和《国语》中的《晋语》、《郑语》、《吴语》、《越语》。这些作品是在瞽史(讲述前代历史的盲人)长期讲述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内容的梗概有历史根据,但细节、语言上的生动描述则应看作是瞽史们的艺术创作。尽管其中有些段落也只存下了梗概,但从总体上它的可读性高于很多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史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左丘明就是中国的荷马。
春秋战国时代先后产生了《诗经》、《楚辞》两部文学名著,也产生了背景广阔、叙述生动的《左氏春秋》等讲史,产生了感情充沛、饱含哲理的历史散文和思想深邃、风格鲜明的诸子散文。所以说,先秦时代也是我国文学的第一次繁荣时期。
不少学者为我国文学早期阶段没有像《荷马史诗》那样的史诗作品,寻找客观原因,进行各种解释。我以为中国的诗歌没有走叙事的路子而走了抒情的路子,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诗宜于抒情,而散文作品宜于叙事说理。用诗来记很长的故事,可以形成《罗摩衍那》那样的长诗,但却不一定产生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季羡林先生在《罗摩衍那》一书的《译后记》中说,该书大多数篇章“平铺直叙,了无变化,有的甚至叠床架屋,重复可厌”。由于这些毫无诗味的东西,反倒将个别很有诗意的片段淹没其中,使读者不能直截了当地读到。而中国产生的《国风》、《小雅》、《大雅》及《楚辞》中的作品,都经久流传,一般人都能随口背诵几首;《离骚》则更是世界抒情诗的杰作。中国也不是没有相当于《荷马史诗》的作品,只是用了散文的形式,这就是《左氏春秋》和《国语》中的《晋语》、《郑语》、《吴语》、《越语》。这些作品是在瞽史(讲述前代历史的盲人)长期讲述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内容的梗概有历史根据,但细节、语言上的生动描述则应看作是瞽史们的艺术创作。尽管其中有些段落也只存下了梗概,但从总体上它的可读性高于很多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史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左丘明就是中国的荷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