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3次灭佛事件都是什么时候啊

首次法难是在北魏灭掉北凉后，北魏统治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道武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屯田、发展农业、注意改善民族关系等，对佛教也较为宽松，故使佛教在较短的五六十年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好景不长，后因太武帝听信了道教的片面言词，说佛教是外来宗教，不可信之，不如本土道教好而真，再加上其它多种因素，他就断然放弃了对佛教的支持而转向道教，将年号也改为“太平真君”，并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3月，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其运动之惨烈，着实令人可怕，逢寺庙就烧，见僧人不是被残杀，就是赶出庙门，强行还俗。当然，五台山寺庙也难逃此劫，同样被焚烧殆尽。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法难。
　　太武帝的灭法，从表面上看，已完全被禁绝，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公民的个人信仰问题，仅靠暴力行动或是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去打击是根本不可能如愿以偿的，往往是事与愿违。请看：时隔不到六年，文成帝继位后的第三年，就将太武帝的灭法措施全部废除，同时，推行了复兴和发展佛教的举措。他首先在北魏的都城平阳(今大同)附近，大规模地开凿石窟，接着在五台山被烧毁寺庙的废墟上大兴土木，如对五台山的大孚灵鹫寺（今显通寺)首先动工新建，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即位后，对灵鹫寺又进行了扩建，在该寺周围又新建了善经院、真容院等十二个院。他不仅在台内大修寺庙，而且在台外，也新建了不少寺庙，如佛光寺、嵌岩寺等。故而佛教发展之快、规模之大、僧人之多和寺庙经济的急剧增加，实令世人惊叹。据史料记载，到北齐时，仅五台山寺庙就增到近二百余处，到了隋朝隋文帝又下诏在五个台顶各建一寺，使佛教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高峰。

　　第二次法难，是在周武帝建德三年，因黄帝宇文觉年幼，大权掌握在堂兄宇文护手中，次年宇文护立宇文邕为帝，即太武帝，建德元年，新帝宇文邕杀了堂兄，自己独掌朝政，他为维护其统治，在兵制、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后，即首先向佛教开刀，后亲率六万大军进攻齐，齐亡后，北周统一了北方大部；周武帝(公元578年)死后，子继位，杨坚辅政，又宣布恢复奉行佛教。次年(公元581年)逼帝禅位，杨坚自立为帝，建立隋朝。

　　第三次法难，盛唐时期，佛教发展很快，寺庙由政府赐田，并给以免税、免役等特权，从而使佛教的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高峰，如五台山的寺庙就猛增到近三百六十余座，僧尼人数最多时近万人，这时的五台山就已成为我国最著名的名山之一，也是名符其实的佛教圣地。尤其武则天执政时期，更是佛教的黄金年代，佛教居其它宗教之上，此时，社会上几乎形成了崇佛学佛热，社会人士大多数信佛，甚至有的弃官出家当了和尚。寺庙经济也急剧增加，据史料记载，寺院和地主财富，几乎占天下财富的十之七八。面对寺院经济和地方势力的恶性膨胀，致使国家财政吃紧，正当唐武帝束手无策之际，反佛代表人物唐奕站出来，用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揭露和批判佛教宣扬的唯心史观，并一针见血地说：人的“生死寿天”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他还把魏晋以来的反佛代表人物编为“高识传”作为反佛斗争的武器。唐武帝本来对佛教就很厌恶，这样下来，就更助长了他灭佛的决心，接着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下令清查全国寺院及僧侣人数，八月又令限期拆毁全国寺庙4600座和私立僧居四万多所，如五台山仅留下一个偏僻小庙南禅寺，命令僧尼全部还俗回家，使佛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这就是佛教徒称之为的“会昌法难”。

历史上四次灭佛

首次法难是在北魏灭掉北凉后太武帝的灭法

第二次法难，是在周武帝建德三年

第三次法难，盛唐时期

第四次法难，是“五代十国”末期的公元954年

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

唐武宗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打击。据日僧圆仁目击记述，山东、河北一带的寺院，到处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不多净吃；圣迹陵迟，无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的景象。在江南地区，也是“刹宇颓废，积有年所”(《修龙宫寺碑》，《金石萃编》卷一○八)的状况。其后不久，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对佛教又是一次冲击。由于寺院经济被削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毁，经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因此，佛教需要新的权势者的倡导，采取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

补充：【后周世宗灭佛】
　　在这几次灭佛事件中后周世宗灭佛，是最有影响的一次。其实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都前后采取过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灭佛则是比较大的一次。从现有的资料上记载，周世宗此次灭佛，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还保留着很多寺院与僧尼。但由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在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争，就更趋于缓和，从这之后，儒佛道三教之争，已不像过去那么尖锐，也不像过去那样明显，虽然还是有，但相对而言，规模都比较小。

【影响和评价】
　　佛教史上有三武一宗之厄，称为“法难”。指中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周世宗等四位皇帝排斥打击佛教的事情。
　　北魏王朝是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属于当时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拓跋氏本“与西域殊绝”，不知佛教。后来在经略燕赵、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才逐渐接触到中原文化和佛教。北魏太武帝原与北魏前二帝一样，并好佛老，对沙门道士皆致精敬。太武帝拓跋焘尤崇道教，进行道教改革、使之跃升为正教而居功甚伟的道士寇谦之常在左右，公元439年，太武帝诣道坛受符录，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他遵奉道教，开始灭佛的前奏。使之灭佛的直接原因是公元446年，奏闻长安一佛寺内藏有兵器，他怀疑寺僧与聚众起义的盖吴通谋，在崇奉道教的宰相崔浩的竭力怂恿下，诛杀长安的沙门。不久，太武帝又通令全国，焚毁寺院经像和坑杀僧人。
　　北周皇族属于鲜卑族宇文部。北周武帝宇文邕最重儒术，早年也信奉道、佛二教。在他掌握政权以后，欲定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位次。儒教居先不成问题，但佛道之争却愈演愈烈。公元574年，周武帝亲自召集沙门道士进行辩论，辩论十分激烈，智炫甚至当场顶撞周武帝。于是周武帝作出将佛、道一并禁毁的决定。“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北史·周本纪》）同年设立“通道观”，欲以儒学的“圣哲微言，先贤典训”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汇集儒释道三方面的学士名流120人，研究三教的哲理。公元577年，周武帝灭北齐后，又在齐境内“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宅地。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唐武宗未即位时就不喜佛教，而偏爱道教。即位后宠信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甚至在宫禁内筑仙台。道士赵归真等人常攻击佛教“盛谈无常空苦，殊为妖怪，未涉长生无为之理。”“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旧唐书·武宗本纪》）唐武宗于会昌五年（845）下诏灭佛，史称“会昌法难”，拆毁寺庙佛像四万四千多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多人。将寺庙内钟磬铜像用来铸钱，铁像铁器等铸成农具。第二年，即会昌六年，武宗服道士的丹药中毒而死。
　　以上在佛教史中称“三武”之厄。110年以后，即公元955年，五代时期后周的周世宗又下诏废天下无敕额之寺院，毁铜像，收钟磬钹铎之类铸钱。
合周世宗，称“三武一宗”。
　　所谓“三武一宗”四次“法难”，原因很复杂，且各不相同。如果把它们都归结为经济原因，是过于简单化了；要把它们都归结为儒学之宗教排他性的体现，更是十分荒谬、无知而浅俗的无稽之谈。三武之厄中，也可以说都含有宗教之争，但它们直接起因是道、佛二教之争，尤其是会昌法难，道佛之争更是相当激烈而明确的。
　　在前两“武”之法难中，确实与儒学有涉，但这种关涉主要表现为政治，而不是宗教。北魏太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鉴于当时汉人即将鲜卑族视为“胡”或“戎”，而他欲一统天下，成为统治以具有高度文化传统为主的汉族组成的整个中国的皇帝，所以要推崇儒学和道教来标榜自己。他称佛教为“胡神”、“胡经”，以明自己非“胡”。其灭佛诏令中说由于“鬼道炽盛”，致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王法废而不行”，而他自己“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俨然是一个汉族之王道正统的形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推尊儒学，并没有把儒学视为宗教，反而认为儒学必与鬼神和迷信相对立。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的诏令中说：“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孳。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魏书·世祖纪》，同书《释老志》载为太平真君七年、即公元446年。）这里，“方伎”乃神仙道教之源；而“谶记、阴阳、图纬”不唯道教所有，也在两汉以来的儒学中兴风作浪。太武帝的灭佛不仅针对佛教，也把混进儒学的“妖邪”和其他蛊惑人心的“师巫”一并扫除，客观上起到使儒学纯正化的作用。
　　约四十年以后，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是太武帝政策延续的必然结果。孝文帝时，对以儒学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传统了解更加深刻了，对“五经之义，览之便讲。”（《魏书》本纪）所以他非但不排斥佛教，而且“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同上）在理解深刻的基础上，他扫荡谶纬妖祥的措施更加彻底，使太武帝排佛的更深层意义也彰显出来。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下诏说：“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觋假称鬼神，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魏书·高祖纪》）由于种种原因，混杂在儒学中的污垢渣滓反而需要经过出身少数民族的英主来扫除涤荡，在这里又以寄寓于偶然性的方式表现出历史的嘲讽。
　　如果说谶记、阴阳、图纬、妖邪、师巫、鬼神、吉凶等相加就是任继愈、李申、何光沪等先生所说的“儒教”的话，那么北魏太武不仅灭佛，也灭“儒教”。至孝文帝则不灭佛教，而专灭“儒教”了。
　　北周武帝的排佛与北魏太武的灭佛有相似之处。从历史看，周武帝也表示自己不在五胡之列，故无心敬佛。为了表现与汉文化的认同，他不但崇儒，本来也是偏袒道教的。但在建德三年（574）五月他所召集的佛道辩论会上，经道安、甄蛮、智炫等人的揭发，使周武帝认识到道教的教义虚妄和迷信方术，所以连道教一并罢黜。但他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没有杀人；对高僧量才任用，委以官职；鼓励继续探讨佛、道的哲理，这些皆表明对汉文化和儒学认识的深刻。
　　唐武宗灭佛的主要原因是道、佛之争，经济在其次，是一次典型的宗教斗争，但与儒家无关。而五代周世宗灭佛则主要是经济原因促成的。周世宗即位后，继承后周建立者郭威的改革政策，在劫后余灰、民生凋弊的情况下，欲一统天下，采取了均定赋税，发展生产等措施增加财政收入。是时中国乏钱，他想到毁铜像铸钱的方法。周世宗谈到其灭佛的理由时说：“吾闻佛说以身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既然佛可以舍身救人急难，为什么不舍铜像救天下呢？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强词夺理，但可以看出其主要原因在经济，而不是其他。事实上，周世宗也未敕禁绝佛教。佛教在五代的衰败，实为战乱所致。
　　所谓三武一宗之法难，背景非常复杂，情况也不一致。魏太武与周武帝灭佛仅限于北方，南方佛法依然大炽。周世宗时也未统一天下，势力有所不及。但无论什么情况，要把它们说成是作为一种宗教的儒教的排他性的表现，纯属凿空之论，无根游谈。
　　经历这些大规模的灭法运动，中国佛教的两大重要支派（南传佛教、西传佛教）受到严重打击，此后再也不复国教气象。中国佛教的大量文化遗产、艺术作品也在这些运动中毁灭。禅宗佛教因其特殊的教规（自耕自食），在这些运动中损失最小。此后迅速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与此后随蒙古、满清入主中原而来的藏传佛教，隐然并驾齐驱。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