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在仕途,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
隐士首先是知识分子,是“士”阶层的成员之一。并不是所有居于乡野山林不入仕途之人都可称为隐士,那些向往入仕但却无机会无能力入仕之人不是隐士,那些没有文化的农夫樵子细民野老也不是隐士。
只有那些能保持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权势、具有超凡才德学识、并且是真正出自内心不愿入仕的隐居者,才能被称之为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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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有真假之分,真隐士的人格特点是寻求诗意的栖居,是人性的一种回归,是对仕隐情结的一种解脱。如老子出关归隐,孔子周游列国累了,便说沂水春风“吾与点”,庄子看惯了大小诸侯尔虞我诈,便要到自然中去逍遥;陶渊明在仕途上倦了,便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而假隐士的社会角色是官迷、财迷、名誉迷。安贫乐道,就是隐士高洁人格的最重要的特征隐士从来都是贫困的,但其精神却是富有的。有了做人的精神,便有了做人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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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2-16
何谓隐士?隐士意谓 “隐居不仕的人”。所谓 “隐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就是不做官,终身或居乡野,或遁迹江湖。 《南史·隐逸》说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所以,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无数隐居的人,但都不能称之为隐士。而且一般的“士”隐居也不足以称为“隐士”。什么人才能算是隐士呢?隐士首先须是“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隐士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简而言之,就是有才能、有学问、能做官而不做官,也不做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因而,“隐士” 不是一般的人。 在中国,最早的隐士该是伯夷和叔齐,他们的让国和不食周粟、以身殉道的行为,得到儒家的大力推崇。当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立即回答说: “古之贤人也。”又问:“他们对所做的事不觉得后悔吗?”孔子说: “他们求仁而得仁,没有什么后悔的。”后来又进一步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如今称之,其斯之谓欤。”原来如此,伯夷、叔齐的行为正符合儒家的价值观。儒家认为,人生价值不在于能获得什么功名利禄,而在于对社会作出什么贡献,所重在于后世评价,这就是所谓的留名千古。所以孔子强调说:“伯夷、叔齐 ……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贤而能若是乎!” 由此可知,隐士文化的起源,是很有反抗或不合作精神的,如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还有老子李耳的青牛出关,就给人以道德高尚、志存高远的感觉。《旧唐书·隐逸》说隐士“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易·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可见隐居者所重,在其人品格调的高尚,所以“隐士”又被称为“高士”。 不同时代,隐士文化也有不同面貌,但总的来说,还是与时代环境相关连。早期隐士,有其个人追求与志趣。有的是厌恶官场,隐居后致力于文化建设;有的隐居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晋宋时,戴逵和他的儿子戴勃、戴颙 ,都是著名画家、雕塑家、音乐家,他们都隐居不仕,故《历代名画记》称其“一门隐遁,高风振于晋宋”。戴氏父子是大艺术家,然其传记不列入“文苑” 与“艺术”,却列入“隐逸”,因其 “隐”,方有“高风”。明、清时期,朝中官员都“身谋而不及国”,隐士们隐于山林、隐于市、隐于朝而皆无所追求,他们的隐遁是无可奈何的。 总的来看,中国读书人的骨子里还是更向往出仕的。因为他们大都自觉有“济世”之才——“治大国、若烹小鲜”,且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这样, “学而优则仕”就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正道。虽然如此,可是一直以来,在中国人的文化想象中,“隐” 的地位仍是要高于仕。隐是出世的,是道德上的圆满;而仕是入世的,虽然也有济世之功,但毕竟不那么飘逸,难免不掺杂点世俗的欲念。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3-08-02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称的“处士”(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隐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隐居不仕的人。但这个“处士”,是指从来未做过官的人。先官后隐如陶渊明也叫隐士,却不能叫“处士”。
旧时认为隐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易·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隐居求高,即是人品高尚的人,所以“隐士”又叫“高士”。江苏常熟至今尚保存元代大画家隐士黄公望的墓,墓道石碑即刻“黄高士墓”。元代另一位大画家倪云林也被人称为“倪高士”。晋宋时戴逵和他的儿子戴勃、戴颙都是著名的大画家、大雕塑家、大音乐家,他们都隐居不仕,所以《历代名画记》称之“一门隐遁,高风振于晋宋”。戴氏父子是大艺术家,然而传记不列入“文苑”,也不列入“艺术”,却列入“隐逸”,是因其有才艺才被称为“隐士”,因其“隐”,方有“高风”。《史记》中记古人语“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看来隐士是立了“德”,所以正史皆为隐士立传。但德在何处?却是值得研究的。
比如严光,拒绝了汉武帝的亲自征召和封赏,而隐居富春江。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据说这“风”,原写作“德”。在范眼中,严光之德崇高如山。而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在《读〈严子陵传〉》一诗中说:“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说的更是击中要害,他在《严光论》一文中说:“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见《留青日札》卷十一《子陵耕钓处》附)朱元璋虽是大老粗,又是暴君,但他这段话却有值得思考的内容:隐居的人德就高吗?
实际上,从来隐士,大抵可以分为十种:其一是真隐、全隐,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从来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而且也不和官方打交道。其二是先官后隐,如陶渊明。陶是著名隐士,传列《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的“隐逸”,其实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隐士,他当过官,因对官场不满才隐居。明代的沈周,一天官未当过,传列入《隐逸》。而他的学生文徵明,只在京城当了一年翰林,然后便安心隐居至死,但其传就未被列入《隐逸》而列入《文苑》。陶渊明也是先官后隐,但其“隐”的名气太大,超过其诗名,不过陶渊明后来是真隐了。像陶渊明这样先官后隐的隐士较多。其三是半官半隐,如王维,开始做官,后来害怕了,但如辞官隐居又没有薪水,生活没有保障,于是虽做官,而不问政事,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这类人从名分上不能算做隐士,但有隐逸思想。有隐逸思想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是相同的。其四是忽官忽隐,如元末明初时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了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这种人不果断,拖泥带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其五是隐于朝。这种人身为官但思想已隐,做官不问政事,“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随波逐流,明哲保身。这种人对国家损害最大。其六是假隐,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其七是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人身为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其八是以隐求高官,如唐代的卢藏用。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着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这就是“终南捷径”。用这种隐居手段以求高官者,实非真正的隐士。其九是不得已而隐,实际上从事最热心的政治,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石溪也如此,他反清失败后,为了逃避迫害,隐于禅,但他终生都忠于明王朝,终生反清,情绪十分激烈,一直没能静下来。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其十是先隐居,基本上是真隐,但等待时机,等到时机就出山,等不到就隐下去。如殷商时伊尹、汉末诸葛亮、元末的刘基等。其次还有一种不得已的隐者,如明末清初的弘仁,早年攻举业,明清易祚之际,他奋起反清,失败后不得已而隐,但后来一变在思想上真的隐了。只要思想上真的隐了,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都是以“淡”、“柔”、“远”为宗的。
隐士在每一个时代的情况都不同,但总的来说,还有一个时代性的问题。谈起历史,“安史之乱”可以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安史之乱”前,封建社会蒸蒸日上;之后,每况愈下。时代对知识分子有一定影响,而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影响更大。因为任何时代,社会的实际领导阶层只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凝聚起来,一齐为国家着想,国家就有希望,否则便会相反。从群体上看,唐代之前,知识分子都能为国家着想。汉代马援那句名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后汉书·马援传》)激励无数志士仁人为国捐躯。唐代的知识分子们“不求生入塞,只当死报君”,“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要得此生长报国,何需先入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朝的君臣们共同努力,拧成一股绳,使国家强大起来。宋朝的知识分子也还是好的,虽然没有唐代知识分子那样报国心切,而且也有一部分人颓废,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尚能为国忧虑。北宋的知识分子“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南宋的知识分子“一身报国有万死”,“位卑未肯忘忧国”。南宋早期有岳飞、陈东为国事努力,中期有陆游、辛弃疾等诗人拼搏于抗金第一线,晚期还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为国捐躯。而且厓山、海陵山的抗元军民们是集体牺牲,无一叛降,这是何等的气概!
不论早期还是后期,隐者总的说来都是弱者。他们既不能面对现实拍案而起,或奋而反抗,或钻营求进,只好退隐,但却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艺术等创作。他们或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或结庐于山林之中,所以中国的田园诗和山水画特盛。而且,隐士们笔下的山水画和田园诗虽然也风格各异,但在大的方面却有一个总的风格,这和隐逸者的性格基本一致有关。如前述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弱),其二是淡,其三是远。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尽管陶渊明也曾“金刚怒目”,但他隐居后的诗风总的倾向还是“柔”,鲜有刚猛雄浑的气势;王维也如此。“南宗”一系山水画从王维到董源、巨然到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等画风也都以“柔”为特色。到了明文徵明、董其昌及清“四王”,其画更柔。“柔”是老、庄的境界,特别是庄子的境界。和历史上隐士一样,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有不同。老、庄的“柔”是外柔而内刚。《老子》曰:“柔弱者胜刚强”,“柔之胜刚”,“柔弱处上”,“守柔曰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因之,老子守柔为了刚强和“处上”,“至柔”为了“至坚”,为了“攻坚强”;“无为”为了“无不为”,庄子同之。庄子的“柔”,更以无限的力量和冲天的气势为内蕴,以俯视宇内为高度,所以《庄子》第一篇谈的是“逍遥游”,其游固逍遥,然“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其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其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力量。他还要“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没有十分伟大的内在力量是无法实现的。
老庄之学在六朝时期最盛行,六朝人读老、庄,谈老、庄,学老、庄,外柔而未尝失去内刚。嵇康学老、庄,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嘲弄贵公子锺会至遭杀身之祸而不惜。阮籍学老、庄,敢于装醉酒而拒绝帝王的拉拢,敢于长叹“时无英雄,而使竖子成名”。直到唐代李白学老、庄,仍不失为豪迈气概和傲岸作风,他们的作品都不曾有过软弱柔媚之气。唐人之前的画,线条虽然是柔而圆的,但却内含至大至刚之气,包蕴着蓬勃的生命力量。宋元人学老、庄,外柔已向内渗透,但内在的生命律动仍跃跃欲试。而明清人学老、庄,早已失去了老、庄的内在本质,只见柔媚而不见刚强了,这在董其昌和“四王”的画中皆可见到。正是时代精神使然。
即使不刚强、不反抗,仍然动辄被腰斩、杀头、批颊、掼死,召之即来,驱之又必须即去,叹一口气都有文字狱等待。为了生存,如前所述,士人们既失去了刚性,又失去了韧性,因而形之于“态”(文学艺术作品),何来刚强?所以,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为不同:早期的“柔”是柔中见刚,后期的“柔”则是柔软无骨而萎靡了。
淡:老、庄的“淡”固然指自然无所饰,也就是“朴”,朴而不能巧,《庄子》云:“吾师乎,吾师乎……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外,《庄子》的“淡”还有纯、静、明白之意,《庄子》云:“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明白入素,无为复朴。”则早期的“淡”都有自然无饰、纯、静、明白之意。金人元好问说陶渊明的诗“老翁岂作诗,真写胸中天”。黄山谷《题子瞻画竹石》云“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这在早期的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中触目可见。但后期的“淡”虽然看上去似自然无饰,然而刻意追求的“淡”却无法掩饰,完全靠技巧刻画而成。前期的“淡”,犹如大自然中的真山真水;后期的“淡”,却如花园中的假山假水,固然也追求和真山真水相同,而人们在相同中却能看出不同。当然,后者的技巧比前者要高得多。董其昌、“四王”的画技巧皆高于前人,但人们在其画中仅见技巧,而见不到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如果说后者有精神状态,那只是一种萎靡的精神状态。像恽南田算是真正的隐士了,他的画以“淡”为特色,但却可以看出是高度的技巧而成就的“淡”,非自然而然的淡。
远:逸士之所以成为隐士,是因为他们远离政权,远离官场,他们或不愿爬上高处,或从高处退下来,都立在“远”处,“心远地自偏”,心远,其诗其画也自有“远”的感觉。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王维的“开门雪满山”,都给人“远”的感觉。我曾写过《诗有“三远”》一文,说:“陶渊明‘悠然见南山’是平远,李白‘登高壮观天地间’是高远,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是深远。”而隐士们的“远”只是“平远”,鲜有“高远”和“深远”。具有隐逸思想的画家画山水也只求“平远”一种。元明清的画家甚至视“高远”和“深远”为压抑和险危,几乎所有的山水画都是“平远”之景。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等尤甚。影响所至,无隐逸思想的画家也都向“平远”方面发展了。其实,“高远”和“深远”更有气势,而隐士们(包括隐于朝、市的“隐士”)“百年心事归平淡”,只在“平淡”上着眼,“平远”更近于“平淡”。他们还要“化刚劲为柔和,变雄浑为潇洒”,连“刚劲”和“雄浑”都要反对,因为这和“平远”、“平淡”不合,平远给人以“冲融”、“冲淡”的感觉,不会给人的精神带来任何压迫和刺激。一般说来,“平远”的用墨较淡,只画中景和远景,鲜画近景,淡而远,平而和,在平和、淡远中把人的情绪思维也引向“远”和“淡”的境界,这更符合隐逸之士的精神状态,也是山水画在艺术上更成熟的境界。
最后还要谈一个问题。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当然,隐逸不宜提倡,年轻人隐逸不仅不宜提倡,还应加以反对。但隐逸者所创造出灿烂丰富的文化却不容否定。而且,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鄙之徒。《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天下事,能努力的,当然应该努力,但有时是努力而无济于事的。苏东坡《大臣论》有云:“天下之势,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不亡其身,则亡其君。”结论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如武则天、慈禧,只一妇人,然天下势在其手,千军万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况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呢?当然强者可以反抗,虽失败也不要紧。弱者呢?只好退隐,总比同流合污要好。
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
《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称的“处士”(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隐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隐居不仕的人。但这个“处士”,是指从来未做过官的人。先官后隐如陶渊明也叫隐士,却不能叫“处士”。
旧时认为隐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易·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隐居求高,即是人品高尚的人,所以“隐士”又叫“高士”。江苏常熟至今尚保存元代大画家隐士黄公望的墓,墓道石碑即刻“黄高士墓”。元代另一位大画家倪云林也被人称为“倪高士”。晋宋时戴逵和他的儿子戴勃、戴颙都是著名的大画家、大雕塑家、大音乐家,他们都隐居不仕,所以《历代名画记》称之“一门隐遁,高风振于晋宋”。戴氏父子是大艺术家,然而传记不列入“文苑”,也不列入“艺术”,却列入“隐逸”,是因其有才艺才被称为“隐士”,因其“隐”,方有“高风”。《史记》中记古人语“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看来隐士是立了“德”,所以正史皆为隐士立传。但德在何处?却是值得研究的。
比如严光,拒绝了汉武帝的亲自征召和封赏,而隐居富春江。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据说这“风”,原写作“德”。在范眼中,严光之德崇高如山。而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在《读〈严子陵传〉》一诗中说:“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说的更是击中要害,他在《严光论》一文中说:“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见《留青日札》卷十一《子陵耕钓处》附)朱元璋虽是大老粗,又是暴君,但他这段话却有值得思考的内容:隐居的人德就高吗?
实际上,从来隐士,大抵可以分为十种:其一是真隐、全隐,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从来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而且也不和官方打交道。其二是先官后隐,如陶渊明。陶是著名隐士,传列《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的“隐逸”,其实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隐士,他当过官,因对官场不满才隐居。明代的沈周,一天官未当过,传列入《隐逸》。而他的学生文徵明,只在京城当了一年翰林,然后便安心隐居至死,但其传就未被列入《隐逸》而列入《文苑》。陶渊明也是先官后隐,但其“隐”的名气太大,超过其诗名,不过陶渊明后来是真隐了。像陶渊明这样先官后隐的隐士较多。其三是半官半隐,如王维,开始做官,后来害怕了,但如辞官隐居又没有薪水,生活没有保障,于是虽做官,而不问政事,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这类人从名分上不能算做隐士,但有隐逸思想。有隐逸思想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是相同的。其四是忽官忽隐,如元末明初时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了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这种人不果断,拖泥带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其五是隐于朝。这种人身为官但思想已隐,做官不问政事,“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随波逐流,明哲保身。这种人对国家损害最大。其六是假隐,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其七是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人身为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其八是以隐求高官,如唐代的卢藏用。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着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这就是“终南捷径”。用这种隐居手段以求高官者,实非真正的隐士。其九是不得已而隐,实际上从事最热心的政治,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石溪也如此,他反清失败后,为了逃避迫害,隐于禅,但他终生都忠于明王朝,终生反清,情绪十分激烈,一直没能静下来。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其十是先隐居,基本上是真隐,但等待时机,等到时机就出山,等不到就隐下去。如殷商时伊尹、汉末诸葛亮、元末的刘基等。其次还有一种不得已的隐者,如明末清初的弘仁,早年攻举业,明清易祚之际,他奋起反清,失败后不得已而隐,但后来一变在思想上真的隐了。只要思想上真的隐了,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都是以“淡”、“柔”、“远”为宗的。
隐士在每一个时代的情况都不同,但总的来说,还有一个时代性的问题。谈起历史,“安史之乱”可以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安史之乱”前,封建社会蒸蒸日上;之后,每况愈下。时代对知识分子有一定影响,而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影响更大。因为任何时代,社会的实际领导阶层只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凝聚起来,一齐为国家着想,国家就有希望,否则便会相反。从群体上看,唐代之前,知识分子都能为国家着想。汉代马援那句名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后汉书·马援传》)激励无数志士仁人为国捐躯。唐代的知识分子们“不求生入塞,只当死报君”,“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要得此生长报国,何需先入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朝的君臣们共同努力,拧成一股绳,使国家强大起来。宋朝的知识分子也还是好的,虽然没有唐代知识分子那样报国心切,而且也有一部分人颓废,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尚能为国忧虑。北宋的知识分子“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南宋的知识分子“一身报国有万死”,“位卑未肯忘忧国”。南宋早期有岳飞、陈东为国事努力,中期有陆游、辛弃疾等诗人拼搏于抗金第一线,晚期还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为国捐躯。而且厓山、海陵山的抗元军民们是集体牺牲,无一叛降,这是何等的气概!
不论早期还是后期,隐者总的说来都是弱者。他们既不能面对现实拍案而起,或奋而反抗,或钻营求进,只好退隐,但却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艺术等创作。他们或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或结庐于山林之中,所以中国的田园诗和山水画特盛。而且,隐士们笔下的山水画和田园诗虽然也风格各异,但在大的方面却有一个总的风格,这和隐逸者的性格基本一致有关。如前述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弱),其二是淡,其三是远。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尽管陶渊明也曾“金刚怒目”,但他隐居后的诗风总的倾向还是“柔”,鲜有刚猛雄浑的气势;王维也如此。“南宗”一系山水画从王维到董源、巨然到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等画风也都以“柔”为特色。到了明文徵明、董其昌及清“四王”,其画更柔。“柔”是老、庄的境界,特别是庄子的境界。和历史上隐士一样,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有不同。老、庄的“柔”是外柔而内刚。《老子》曰:“柔弱者胜刚强”,“柔之胜刚”,“柔弱处上”,“守柔曰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因之,老子守柔为了刚强和“处上”,“至柔”为了“至坚”,为了“攻坚强”;“无为”为了“无不为”,庄子同之。庄子的“柔”,更以无限的力量和冲天的气势为内蕴,以俯视宇内为高度,所以《庄子》第一篇谈的是“逍遥游”,其游固逍遥,然“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其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其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力量。他还要“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没有十分伟大的内在力量是无法实现的。
老庄之学在六朝时期最盛行,六朝人读老、庄,谈老、庄,学老、庄,外柔而未尝失去内刚。嵇康学老、庄,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嘲弄贵公子锺会至遭杀身之祸而不惜。阮籍学老、庄,敢于装醉酒而拒绝帝王的拉拢,敢于长叹“时无英雄,而使竖子成名”。直到唐代李白学老、庄,仍不失为豪迈气概和傲岸作风,他们的作品都不曾有过软弱柔媚之气。唐人之前的画,线条虽然是柔而圆的,但却内含至大至刚之气,包蕴着蓬勃的生命力量。宋元人学老、庄,外柔已向内渗透,但内在的生命律动仍跃跃欲试。而明清人学老、庄,早已失去了老、庄的内在本质,只见柔媚而不见刚强了,这在董其昌和“四王”的画中皆可见到。正是时代精神使然。
即使不刚强、不反抗,仍然动辄被腰斩、杀头、批颊、掼死,召之即来,驱之又必须即去,叹一口气都有文字狱等待。为了生存,如前所述,士人们既失去了刚性,又失去了韧性,因而形之于“态”(文学艺术作品),何来刚强?所以,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为不同:早期的“柔”是柔中见刚,后期的“柔”则是柔软无骨而萎靡了。
淡:老、庄的“淡”固然指自然无所饰,也就是“朴”,朴而不能巧,《庄子》云:“吾师乎,吾师乎……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外,《庄子》的“淡”还有纯、静、明白之意,《庄子》云:“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明白入素,无为复朴。”则早期的“淡”都有自然无饰、纯、静、明白之意。金人元好问说陶渊明的诗“老翁岂作诗,真写胸中天”。黄山谷《题子瞻画竹石》云“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这在早期的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中触目可见。但后期的“淡”虽然看上去似自然无饰,然而刻意追求的“淡”却无法掩饰,完全靠技巧刻画而成。前期的“淡”,犹如大自然中的真山真水;后期的“淡”,却如花园中的假山假水,固然也追求和真山真水相同,而人们在相同中却能看出不同。当然,后者的技巧比前者要高得多。董其昌、“四王”的画技巧皆高于前人,但人们在其画中仅见技巧,而见不到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如果说后者有精神状态,那只是一种萎靡的精神状态。像恽南田算是真正的隐士了,他的画以“淡”为特色,但却可以看出是高度的技巧而成就的“淡”,非自然而然的淡。
远:逸士之所以成为隐士,是因为他们远离政权,远离官场,他们或不愿爬上高处,或从高处退下来,都立在“远”处,“心远地自偏”,心远,其诗其画也自有“远”的感觉。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王维的“开门雪满山”,都给人“远”的感觉。我曾写过《诗有“三远”》一文,说:“陶渊明‘悠然见南山’是平远,李白‘登高壮观天地间’是高远,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是深远。”而隐士们的“远”只是“平远”,鲜有“高远”和“深远”。具有隐逸思想的画家画山水也只求“平远”一种。元明清的画家甚至视“高远”和“深远”为压抑和险危,几乎所有的山水画都是“平远”之景。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等尤甚。影响所至,无隐逸思想的画家也都向“平远”方面发展了。其实,“高远”和“深远”更有气势,而隐士们(包括隐于朝、市的“隐士”)“百年心事归平淡”,只在“平淡”上着眼,“平远”更近于“平淡”。他们还要“化刚劲为柔和,变雄浑为潇洒”,连“刚劲”和“雄浑”都要反对,因为这和“平远”、“平淡”不合,平远给人以“冲融”、“冲淡”的感觉,不会给人的精神带来任何压迫和刺激。一般说来,“平远”的用墨较淡,只画中景和远景,鲜画近景,淡而远,平而和,在平和、淡远中把人的情绪思维也引向“远”和“淡”的境界,这更符合隐逸之士的精神状态,也是山水画在艺术上更成熟的境界。
最后还要谈一个问题。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当然,隐逸不宜提倡,年轻人隐逸不仅不宜提倡,还应加以反对。但隐逸者所创造出灿烂丰富的文化却不容否定。而且,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鄙之徒。《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天下事,能努力的,当然应该努力,但有时是努力而无济于事的。苏东坡《大臣论》有云:“天下之势,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不亡其身,则亡其君。”结论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如武则天、慈禧,只一妇人,然天下势在其手,千军万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况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呢?当然强者可以反抗,虽失败也不要紧。弱者呢?只好退隐,总比同流合污要好。
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
第3个回答 2019-11-12
古代的隐士都有过人之处,超凡的心态,普通老百姓是不行的,中国一部分道家典籍和诗词还是这些隐士留下来的。比如鬼谷子,陈传老祖。可见古代华夏大地卧虎藏龙,中国古代华夏还是很很神秘的。虽然没有所谓超自然的力量,但是隐士奇人还是很多的,反正是给人感觉越往古代越神秘。
第4个回答 2013-08-02
有一部分确实是隐士,他们想过无拘无束的生活。但是大部分的隐士都是走终南捷径的(这是因为在古代,名士是重名节的,如果你是隐士,你就有很高的评价,而且人主也会亲自求你。典型人物就是谢安这个受后世崇拜的偶像,他就是隐士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