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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成因及趋势分析
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和掌握其阶段特征、成因及趋势,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全面认识。
一、阶段特征、成因及趋势分析
第一阶段(鸦片战争爆发至洋务运动兴起):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半殖民地特征
1. 形式与关系:封建自然经济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前者对后者起防洪堤坝的作用,后者对前者有瓦解作用。
2. 成因:列强发动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3. 发展趋势及政治走向: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使得满清王朝日益腐败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不断加深。
第二阶段(洋务运动兴起至国民大革命失败):封建经济为主体,四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结构,呈现出愈来愈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
1. 形式与关系:封建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洋务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自然经济压制后三者,而后三者瓦解自然经济;洋务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瓦解自然经济、刺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洋务经济又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2. 成因:19世纪60年代,因洋务运动的开展而出现了洋务经济;稍后,在外商刺激和洋务运动透导下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外国列强、晚清王朝、北洋军阀无论怀着怎样的动机,它们都要保护自然经济。
3. 发展趋势及政治走向:封建自然经济逐渐走向瓦解,晚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统治走向历史尽头;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并逐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立和深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曲折前进,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运动遭受挫折;洋务经济走向衰落,地主自救道路破产。
第三阶段(土地革命战争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占支配地位、五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结构
1. 形式与关系:封建自然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自然经济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而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经济,同时其他四种经济形式都对其有瓦解作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既相互勾结又相互斗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夹缝中生存,但具有革命性与依赖性;新民主主义经济受中外反动经济的重大阻碍,但却是最革命、最进步的经济,它日益改变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
2. 成因:中共在苏区、敌后区、解放区采取措施,发展经济而出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始终控制着全国的政权,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又是它的经济基础。
3. 发展趋势及政治走向: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日益萎缩,旧民主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完全走向末路;封建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处于衰落、消亡的过程中,外国列强和国民党政权走向覆灭;新民主主义经济日益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
二、基本认识
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成因及趋势来看,民族独立是实现近代化的根本保证。我们可以有如下基本认识:
第一,中国从落后的封建社会到近代化,是与资本主义分不开的。因受外国入侵,中国近代化由此陷入困境。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促使中国封建自然经济解体,客观上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某些条件和可能,但它入侵的本来目的是要变中国为殖民地,是要阻止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实现工业化。所以,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
第二,民族独立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近代化从根本上是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近代中国有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物质救国等主张,都从发展资本主义入手实现近代化,结果行不通。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勾结,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因此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独立和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事实证明,近代中国不可能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只有首先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才能谈得上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
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和掌握其阶段特征、成因及趋势,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全面认识。
一、阶段特征、成因及趋势分析
第一阶段(鸦片战争爆发至洋务运动兴起):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半殖民地特征
1. 形式与关系:封建自然经济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前者对后者起防洪堤坝的作用,后者对前者有瓦解作用。
2. 成因:列强发动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3. 发展趋势及政治走向: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使得满清王朝日益腐败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不断加深。
第二阶段(洋务运动兴起至国民大革命失败):封建经济为主体,四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结构,呈现出愈来愈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
1. 形式与关系:封建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洋务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自然经济压制后三者,而后三者瓦解自然经济;洋务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瓦解自然经济、刺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洋务经济又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2. 成因:19世纪60年代,因洋务运动的开展而出现了洋务经济;稍后,在外商刺激和洋务运动透导下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外国列强、晚清王朝、北洋军阀无论怀着怎样的动机,它们都要保护自然经济。
3. 发展趋势及政治走向:封建自然经济逐渐走向瓦解,晚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统治走向历史尽头;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并逐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立和深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曲折前进,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运动遭受挫折;洋务经济走向衰落,地主自救道路破产。
第三阶段(土地革命战争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占支配地位、五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结构
1. 形式与关系:封建自然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自然经济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而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经济,同时其他四种经济形式都对其有瓦解作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既相互勾结又相互斗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夹缝中生存,但具有革命性与依赖性;新民主主义经济受中外反动经济的重大阻碍,但却是最革命、最进步的经济,它日益改变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
2. 成因:中共在苏区、敌后区、解放区采取措施,发展经济而出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始终控制着全国的政权,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又是它的经济基础。
3. 发展趋势及政治走向: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日益萎缩,旧民主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完全走向末路;封建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处于衰落、消亡的过程中,外国列强和国民党政权走向覆灭;新民主主义经济日益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
二、基本认识
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成因及趋势来看,民族独立是实现近代化的根本保证。我们可以有如下基本认识:
第一,中国从落后的封建社会到近代化,是与资本主义分不开的。因受外国入侵,中国近代化由此陷入困境。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促使中国封建自然经济解体,客观上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某些条件和可能,但它入侵的本来目的是要变中国为殖民地,是要阻止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实现工业化。所以,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
第二,民族独立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近代化从根本上是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近代中国有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物质救国等主张,都从发展资本主义入手实现近代化,结果行不通。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勾结,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因此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独立和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事实证明,近代中国不可能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只有首先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才能谈得上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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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05-11
近代中国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
阅读近中国近代史,人们总会产生困惑: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是否一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国?
了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资产阶级的确有发展甚至成功的机会,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他们最终没能把握住。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却能在相同的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这就能说明中共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最大程度上适应和迎合了当时中国的需要。
许多历史的发生由于其条件,过程的特殊性甚至是某些巧合性,往往容易使人对成功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对于这种怀疑我想用“存在即合理”来解释,历史的偶然只有得历史的必然??符合特殊条件的规律,的允许才可能发生。
历史的选择应是一种自发性选择,它不是几个伟人、几起事件所能左右的,从根本上说他都在遵循着经济原则,寻求最优结果。无论这样的选择最终会将民族带往何方,但在当时它都是最能解决社会迫切问题,满足社会强势需要的方案(我们要求制度具有灵活性就是反对将一定时期内的解决方案在长远的发展过程中固定僵化,因此“与时俱进”的理论虽然质朴简单,确是针对包括改造上层建筑等问题的最为明智的指导思想)。
制度理论包括蕴涵的政治原则,社会结构等等,就如一个社会游戏的规则,规则的名称并不是改革或革命所关心的,什么样的规则能更好的满足进行游戏(生产、生活)的需要才是人们做出选择的依据。工业化、民主法治、自由平等这些普遍原则并不是为资本主义所独有,只是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所体现,人们对西化的追求其实是对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追求。这种追求实际上是对本质的渴望,而人们却常将其理解为对内容的需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脱胎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理论,既能秉承他们的优秀思想,又能对缺点矛盾进行批判既而提出更加科学完善的构想。照一些学者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在于“目标美好、道路清晰、策略清楚”,具备这些特点的学说对于苦闷的中国人来说,向其靠拢实在是很正常的事。
以上种种只是对疑问的粗略思考,接下来我想通过对中国鸦片战争后的社会进程具体的进行一番梳理,以期从中看出近代历史的基本脉络和发展趋势。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国门洞开,近代史的序幕也开始缓缓拉开。此后的一百余年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变化的因素可以主要概括为民族危机、乡村危机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危机。面对发展存亡问题,各阶级依自身不同的成熟程度而先后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农民和地主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两大阶级,它们也几乎同时做出了行动。然而落后的生产状况和落后的阶级状况容易导致不成熟的政治行动。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农民阶级的表现先是近乎邪教的太平天国起义,而后是19世纪末盲目排外、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即便是放在完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他们都不能算是成功的达到改朝换代,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周期性农民大起义。更何况此时的中国已开始被无可抗拒地卷入资本主义占主导的新世界中,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使这些农民运动仿佛成为一种无以为继的历史的倒退。当然从积极的角度出发,他们反抗侵略、打击封建统治(这里是指对以后格局的影响)仍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在19世纪中叶也开始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但作为制度的组成部分,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制度本身才是最大的罪孽,因此洋务运动的结果也一如其重要的领导人李鸿章一样,仅仅成为大清一时的裱糊匠,勉强维持局面,但在愈演愈烈的欧风美雨面前最终难脱轰然倒塌的命运。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定,既是清政府彻底沦为列强工具的开始,也标志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的彻底征服。
制度可以被征服而民族却不能任人宰割,差不多与底层歇斯底里发作的同时,上层也首次意识到了救亡图存的紧迫性,“维新变法”迫不及待的展开了。然而这次运动就像一名早产儿,不存在成功的基础。
维新派的主张摇摆于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妥协也没能取得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依靠力量无从谈起,仅是寄希望于毫无实权的封建偶像??皇帝身上,这种想法正如运动本身的理想一样虚妄。这样的救亡,难免夭折,结果只是证明希望封建政权本身通过改革顺应潮流向资产阶级政权转化是不现实的,根本在于中国欠缺维新改良、君主立宪的土壤,这种缺乏不是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所能灌溉滋养的。 这里因着维新派就顺便提到立宪派,他们代表的是上层资产阶级,并且是刚由或正由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那部分上层资产阶级,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一身二任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他们特别害怕“秩序一破,不可回复”,从眼前利益来说,他们一般是不太欢迎以武装暴动形式发动的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的。这个问题在下文中还会有详细论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同于典型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是资本家,而只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经济取向的革命者,其政党也不过是有些松散的同志联盟。革命凭借几分幸运的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在武昌取得成功,接着清政府统治便在全国范围内土崩瓦解,顺利程度甚至远超出了革命者的期望。这种现象既可以说明人们对于腐朽统治的反抗情绪压抑良久,一触即发,也可以看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使是表面的貌似平静,只要不至于危及生存他们也不愿加以破坏,从而损害眼前利益;而一旦有成功的希望,也能热情的支持以期获取更大的利益,毕竟只有资产阶级政权才能最大保障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利益。
革命的结果是不尽如人意的,风暴过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仍旧是中国发展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辛亥革命只是砍倒了一棵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合抱的大树,它们的枝叶在革命后仍纠缠散落在中国大地上,它们的根仍深埋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各路封建军阀就是代表),虽然少了参天大树的遮蔽,但是新生命依然难以尽情成长。 “实业救国”“政党内阁”是民初的两大政治思潮,但是两者却都难以完全付诸现实,更别说产生什么良好的效果;对外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驱除鞑虏不过是排满而已。原先人们以为革命一旦胜利那么各项如关乎民族、民权甚至民生问题的工作都能顺利进行可大家发现事实上周围仍是一片黑暗,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出路。
但是一个全国性政权的瓦解毕竟还是能给不同的政治力量以更为自由的试验实践的空间,让他们证明自己的道路能否带领中国走向成功。
首先要介绍的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它们产生于半殖半封的社会,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形态,由于没有私人资本发展作为基础,近代中国的国家资本始终在限制、利用、打击、吞并私人资本,通过将社会生产力控制在手中以达到维护他们封建半封建统治地位的目的。,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形式的国家资本其形成有主要来自依靠发行公债和银行垫款的政府财政拨款,而这些负担最终都会通过税收和通货膨胀转嫁到人民身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发展到了畸形膨胀的地步,他的结果是使普通的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其次是位于中上层的民族资本主义,它的基础是地主、官僚、旧式商人和一些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人始终希望通过统治阶级自身的改革使政权资产阶级化,支持民族资本的发展。他们在土地制度上主张不触动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维护他们所由出生和依赖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对外态度上,虽反对帝国主义却并不坚决,因为天然的“软骨性”和先天不足,在资本积累和开拓市场方面都必须依赖外国资本曲折地突破封建制度、军阀统治和自然经济的制约。这样的态度既难以在政治赢得广泛的支持,在经济上也会使国内市场狭小,两极分化严重,影响力量的壮大。
接下来看看以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农民阶级为基础的,实际上是由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它们的主张常被概括为“三民主义”,即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发展又节制私人资本,平均地权。可以看出这种模式是以上几种中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由于还存在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切实际的空想因素(如平均地权时要“涨价归公”“照价购买”,节制资本时要利用“发达国家资本”,要“不失国家主权”的借用外资,这些主张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不现实的或者至少说是缺乏可操作性的),使它难有推广实行的机会。
以上三种模式基本上是除马克思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之外最为主要的发展模式,可以看出它们都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那么让我们最后再看看马克思主义能否很好的改造中国呢?
1914??1918年正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中国人民热切地渴望全面学习西方的时候。可是一战爆发了,它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生产力缺乏,民生困窘,原先在中国人心目中近乎完美的资本主义制度顿时失去了原来耀眼的光辉,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质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须性。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社会主义“一种似乎更为科学的政治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并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彷徨的不断探索着的中国人当然有理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验。
在思考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两个近几年很有影响的学派:“新启蒙”与“新儒家”,其中的“新儒家”试图通过中西社会文化本质差异性来分析近代历史的发展,这种研究纲领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因此我也试着先从文化层面上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兼容性。
我始终认为革命党人的“民智未开则以革命开之”这句话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他们显然过分相信革命的作用了。革命的确迫在眉睫,但是观念作为一种心理承袭,其养成是几十年的耳濡目染,几十代的薪火相传,希望一夕之间,天翻地覆是不现实的,对于传统只有最大程度的接近它,然后才谈的上慢慢的改造它,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尤其需要如此。
西方强调个人本位,自由意志,这显然与传统文化有很大抵触的,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却有天然的一致性,类同的道德价值取向、积极进去精神、哲学基础、社会理想都使它最容易为中国人民和社会发展所认可和接受:一,集体主义观念提倡的是社会本位主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二,相似的社会理想,对未来目标有一定的趋同性,天下大同与共产主义不但形似而且神似。按需分配,消灭剥削与农民起义时提出的“等贵贱,军贫富”口号也有相似之处,可以说光是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农村的号召力便是其他学说主张难以望其项背的,因为农民阶级恰恰是历种主张运动所从来没有真正重视和发动过的----这种现象竟然发生在一个农村人口占压倒性比例的国家实在是一件另人难以想象的事。
当然除却文化上的相融性,在现实方面马克思主义也体现出了巨大的对具体国情的针对性。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彻底“砸烂这个旧世界”的精神始终贯穿于三个理论组成部分。封建压迫,列强侵略,面对奄奄一息的中国,任何看似四平八稳的药方都不能起死回生,只有痛下虎狼之药,以死求生才有一线生机。义无返顾地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势力连根拔起,这种推倒一切的勇气和力量是其它阶级观念所不具备的。其次,任何阶级都要求有理论为本阶级服务,马克思主义正是日渐壮大成熟的无产阶级期盼以久的代言人,正遭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双重压迫的工人阶级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而无产的特性又使得他们的革命性最为坚定。这里不能不提到五四运动,正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开始真正登上政治舞台了。
一一回顾历史是为了说明近代中国人民一直在探索着,选择怎样的道路不是人们的主观意愿所能决定的,它是不能脱离客观形势的全局、矛盾的焦点和当时把历史推向前进的关键所在的。我最后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不断经受挫折后所做出的深思熟虑的选择。
??????后记:这篇文章的写作历经数星期,其间充满了痛苦,对于近代史中的种种问题愈是深入思考了解便愈陷入自我怀疑的境地,有时会像发现新大陆一般的有了新的思路,但很快又会被自己所推翻,始终都难以自圆其说。我常常觉得自己的思维是否从最初入手之时即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而之后的种种论述始终都是以此为基础进行阐发,这种想法往往使我大为恐惧,直到文章划上句号,疑问犹盘旋于脑中。从来认为如此未必便是对的,我感到自己的观点仍没有跃出以前的思维模式,其中细微处有自己的理解但大处并无新意且有失片面。另外,关于维新变法,三民主义以及无产阶级等问题的讨论由于知识储备的欠缺都显得十分肤浅。
阅读近中国近代史,人们总会产生困惑: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是否一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国?
了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资产阶级的确有发展甚至成功的机会,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他们最终没能把握住。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却能在相同的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这就能说明中共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最大程度上适应和迎合了当时中国的需要。
许多历史的发生由于其条件,过程的特殊性甚至是某些巧合性,往往容易使人对成功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对于这种怀疑我想用“存在即合理”来解释,历史的偶然只有得历史的必然??符合特殊条件的规律,的允许才可能发生。
历史的选择应是一种自发性选择,它不是几个伟人、几起事件所能左右的,从根本上说他都在遵循着经济原则,寻求最优结果。无论这样的选择最终会将民族带往何方,但在当时它都是最能解决社会迫切问题,满足社会强势需要的方案(我们要求制度具有灵活性就是反对将一定时期内的解决方案在长远的发展过程中固定僵化,因此“与时俱进”的理论虽然质朴简单,确是针对包括改造上层建筑等问题的最为明智的指导思想)。
制度理论包括蕴涵的政治原则,社会结构等等,就如一个社会游戏的规则,规则的名称并不是改革或革命所关心的,什么样的规则能更好的满足进行游戏(生产、生活)的需要才是人们做出选择的依据。工业化、民主法治、自由平等这些普遍原则并不是为资本主义所独有,只是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所体现,人们对西化的追求其实是对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追求。这种追求实际上是对本质的渴望,而人们却常将其理解为对内容的需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脱胎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理论,既能秉承他们的优秀思想,又能对缺点矛盾进行批判既而提出更加科学完善的构想。照一些学者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在于“目标美好、道路清晰、策略清楚”,具备这些特点的学说对于苦闷的中国人来说,向其靠拢实在是很正常的事。
以上种种只是对疑问的粗略思考,接下来我想通过对中国鸦片战争后的社会进程具体的进行一番梳理,以期从中看出近代历史的基本脉络和发展趋势。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国门洞开,近代史的序幕也开始缓缓拉开。此后的一百余年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变化的因素可以主要概括为民族危机、乡村危机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危机。面对发展存亡问题,各阶级依自身不同的成熟程度而先后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农民和地主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两大阶级,它们也几乎同时做出了行动。然而落后的生产状况和落后的阶级状况容易导致不成熟的政治行动。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农民阶级的表现先是近乎邪教的太平天国起义,而后是19世纪末盲目排外、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即便是放在完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他们都不能算是成功的达到改朝换代,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周期性农民大起义。更何况此时的中国已开始被无可抗拒地卷入资本主义占主导的新世界中,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使这些农民运动仿佛成为一种无以为继的历史的倒退。当然从积极的角度出发,他们反抗侵略、打击封建统治(这里是指对以后格局的影响)仍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在19世纪中叶也开始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但作为制度的组成部分,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制度本身才是最大的罪孽,因此洋务运动的结果也一如其重要的领导人李鸿章一样,仅仅成为大清一时的裱糊匠,勉强维持局面,但在愈演愈烈的欧风美雨面前最终难脱轰然倒塌的命运。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定,既是清政府彻底沦为列强工具的开始,也标志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的彻底征服。
制度可以被征服而民族却不能任人宰割,差不多与底层歇斯底里发作的同时,上层也首次意识到了救亡图存的紧迫性,“维新变法”迫不及待的展开了。然而这次运动就像一名早产儿,不存在成功的基础。
维新派的主张摇摆于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妥协也没能取得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依靠力量无从谈起,仅是寄希望于毫无实权的封建偶像??皇帝身上,这种想法正如运动本身的理想一样虚妄。这样的救亡,难免夭折,结果只是证明希望封建政权本身通过改革顺应潮流向资产阶级政权转化是不现实的,根本在于中国欠缺维新改良、君主立宪的土壤,这种缺乏不是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所能灌溉滋养的。 这里因着维新派就顺便提到立宪派,他们代表的是上层资产阶级,并且是刚由或正由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那部分上层资产阶级,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一身二任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他们特别害怕“秩序一破,不可回复”,从眼前利益来说,他们一般是不太欢迎以武装暴动形式发动的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的。这个问题在下文中还会有详细论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同于典型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是资本家,而只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经济取向的革命者,其政党也不过是有些松散的同志联盟。革命凭借几分幸运的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在武昌取得成功,接着清政府统治便在全国范围内土崩瓦解,顺利程度甚至远超出了革命者的期望。这种现象既可以说明人们对于腐朽统治的反抗情绪压抑良久,一触即发,也可以看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使是表面的貌似平静,只要不至于危及生存他们也不愿加以破坏,从而损害眼前利益;而一旦有成功的希望,也能热情的支持以期获取更大的利益,毕竟只有资产阶级政权才能最大保障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利益。
革命的结果是不尽如人意的,风暴过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仍旧是中国发展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辛亥革命只是砍倒了一棵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合抱的大树,它们的枝叶在革命后仍纠缠散落在中国大地上,它们的根仍深埋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各路封建军阀就是代表),虽然少了参天大树的遮蔽,但是新生命依然难以尽情成长。 “实业救国”“政党内阁”是民初的两大政治思潮,但是两者却都难以完全付诸现实,更别说产生什么良好的效果;对外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驱除鞑虏不过是排满而已。原先人们以为革命一旦胜利那么各项如关乎民族、民权甚至民生问题的工作都能顺利进行可大家发现事实上周围仍是一片黑暗,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出路。
但是一个全国性政权的瓦解毕竟还是能给不同的政治力量以更为自由的试验实践的空间,让他们证明自己的道路能否带领中国走向成功。
首先要介绍的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它们产生于半殖半封的社会,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形态,由于没有私人资本发展作为基础,近代中国的国家资本始终在限制、利用、打击、吞并私人资本,通过将社会生产力控制在手中以达到维护他们封建半封建统治地位的目的。,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形式的国家资本其形成有主要来自依靠发行公债和银行垫款的政府财政拨款,而这些负担最终都会通过税收和通货膨胀转嫁到人民身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发展到了畸形膨胀的地步,他的结果是使普通的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其次是位于中上层的民族资本主义,它的基础是地主、官僚、旧式商人和一些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人始终希望通过统治阶级自身的改革使政权资产阶级化,支持民族资本的发展。他们在土地制度上主张不触动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维护他们所由出生和依赖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对外态度上,虽反对帝国主义却并不坚决,因为天然的“软骨性”和先天不足,在资本积累和开拓市场方面都必须依赖外国资本曲折地突破封建制度、军阀统治和自然经济的制约。这样的态度既难以在政治赢得广泛的支持,在经济上也会使国内市场狭小,两极分化严重,影响力量的壮大。
接下来看看以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农民阶级为基础的,实际上是由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它们的主张常被概括为“三民主义”,即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发展又节制私人资本,平均地权。可以看出这种模式是以上几种中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由于还存在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切实际的空想因素(如平均地权时要“涨价归公”“照价购买”,节制资本时要利用“发达国家资本”,要“不失国家主权”的借用外资,这些主张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不现实的或者至少说是缺乏可操作性的),使它难有推广实行的机会。
以上三种模式基本上是除马克思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之外最为主要的发展模式,可以看出它们都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那么让我们最后再看看马克思主义能否很好的改造中国呢?
1914??1918年正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中国人民热切地渴望全面学习西方的时候。可是一战爆发了,它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生产力缺乏,民生困窘,原先在中国人心目中近乎完美的资本主义制度顿时失去了原来耀眼的光辉,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质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须性。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社会主义“一种似乎更为科学的政治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并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彷徨的不断探索着的中国人当然有理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验。
在思考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两个近几年很有影响的学派:“新启蒙”与“新儒家”,其中的“新儒家”试图通过中西社会文化本质差异性来分析近代历史的发展,这种研究纲领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因此我也试着先从文化层面上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兼容性。
我始终认为革命党人的“民智未开则以革命开之”这句话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他们显然过分相信革命的作用了。革命的确迫在眉睫,但是观念作为一种心理承袭,其养成是几十年的耳濡目染,几十代的薪火相传,希望一夕之间,天翻地覆是不现实的,对于传统只有最大程度的接近它,然后才谈的上慢慢的改造它,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尤其需要如此。
西方强调个人本位,自由意志,这显然与传统文化有很大抵触的,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却有天然的一致性,类同的道德价值取向、积极进去精神、哲学基础、社会理想都使它最容易为中国人民和社会发展所认可和接受:一,集体主义观念提倡的是社会本位主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二,相似的社会理想,对未来目标有一定的趋同性,天下大同与共产主义不但形似而且神似。按需分配,消灭剥削与农民起义时提出的“等贵贱,军贫富”口号也有相似之处,可以说光是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农村的号召力便是其他学说主张难以望其项背的,因为农民阶级恰恰是历种主张运动所从来没有真正重视和发动过的----这种现象竟然发生在一个农村人口占压倒性比例的国家实在是一件另人难以想象的事。
当然除却文化上的相融性,在现实方面马克思主义也体现出了巨大的对具体国情的针对性。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彻底“砸烂这个旧世界”的精神始终贯穿于三个理论组成部分。封建压迫,列强侵略,面对奄奄一息的中国,任何看似四平八稳的药方都不能起死回生,只有痛下虎狼之药,以死求生才有一线生机。义无返顾地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势力连根拔起,这种推倒一切的勇气和力量是其它阶级观念所不具备的。其次,任何阶级都要求有理论为本阶级服务,马克思主义正是日渐壮大成熟的无产阶级期盼以久的代言人,正遭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双重压迫的工人阶级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而无产的特性又使得他们的革命性最为坚定。这里不能不提到五四运动,正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开始真正登上政治舞台了。
一一回顾历史是为了说明近代中国人民一直在探索着,选择怎样的道路不是人们的主观意愿所能决定的,它是不能脱离客观形势的全局、矛盾的焦点和当时把历史推向前进的关键所在的。我最后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不断经受挫折后所做出的深思熟虑的选择。
??????后记:这篇文章的写作历经数星期,其间充满了痛苦,对于近代史中的种种问题愈是深入思考了解便愈陷入自我怀疑的境地,有时会像发现新大陆一般的有了新的思路,但很快又会被自己所推翻,始终都难以自圆其说。我常常觉得自己的思维是否从最初入手之时即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而之后的种种论述始终都是以此为基础进行阐发,这种想法往往使我大为恐惧,直到文章划上句号,疑问犹盘旋于脑中。从来认为如此未必便是对的,我感到自己的观点仍没有跃出以前的思维模式,其中细微处有自己的理解但大处并无新意且有失片面。另外,关于维新变法,三民主义以及无产阶级等问题的讨论由于知识储备的欠缺都显得十分肤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