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快啊！！！
列夫·托尔斯泰逸事：“我害怕听到说不！”
1903年秋天，托尔斯泰的近友比留科夫想写他的传记，便书面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便是关于爱情。未来的传记作者想知道，《克莱采奏鸣曲》的作者爱过谁，是什么时候、怎样相爱的。下面是托尔斯泰的回答：
“关于我的爱情：最强烈的初恋是孩提时代对索涅奇卡?科洛申娜的爱。后来，大概是齐纳伊达?莫洛斯托娃。这种爱只是我的单相思，她未必知道这一点。后来是哥萨克镇上的女哥萨克—这在《哥萨克》中描写了的。再后来是上流社会交际中对谢尔巴托娃一乌瓦罗娃的倾心，她也未必知道什么。我总是很羞怯。后来是主要的、最认真的一次—这是阿尔谢尼耶娃?瓦列里娅……我几乎是未婚夫了(《家庭幸福》)，有一大沓我写给她的信。”
讲真话的老人匆匆写出来的恋爱对象名单是否完整了呢?没有。比如，名单中没有阿克西尼娅?巴济金娜，她是雅斯纳波良斯克的农民，30岁的托尔斯泰曾在日记里写到她：“她很漂亮……我爱上了她，这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没有别的念头。我感到痛苦。” 但是在恋爱名单中还有一个空白是更为重要的，还有一位女人没有提到过。托尔斯泰在给自己的表姨妈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写信谈到了她：“我这个没牙的老傻瓜爱上人了。”过了三星期还是给她写信说，“我……不知道可以这样相爱，这样幸福。”而在这之前他写过一封信，可能是最热烈的情书，“我变得无法忍受。三个星期中我每天都在说：现在我要把一切都讲出来，可还是带着那样的苦恼、悔恨、恐惧和心中的幸福离去。每天夜里，就像现在这样，我都逐一回忆过去，我感到痛苦并对自己说：为什么不说出来，假如要说，又怎么说，说什么，我随身带着这封信，如果我又不能或缺少勇气对您说出一切，就把它交给……我害怕听到说不，但是我预感到这一点，我会找到力量来承受的。”
他在信里是神气十足—说什么会找到力量，在日记里写的却是，是否朝额头开一枪。“我在恋爱，我曾经很不相信可以爱。我发疯了。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会开枪自杀的……她各方面都非常美。”他责备自己没有表白。“我真想现在就回去，当着众人面说出一切。上帝呀，帮帮我吧。”上帝没有帮忙。“我又带着苦恼、悔恨、心中的幸福走了出来。明天我一起来就去，要把一切都说出来，要么开枪自杀。”
他没有说—又没有说!—但是，所幸的是没有开枪自杀，而是写了一封语无伦次和充满激情的信，只是没有立即交出去，在口袋里放了两天。“我害怕听到说不。”假如她心上人的妹妹不会唱华尔兹结束部分的高音犷他也不会交出去，因为他在心里想：“她唱上去，我就交出去，她唱不上去—我就带回去。”
妹妹唱上去了，姐姐从伯爵那冰凉的手中拿过了已经有点破损的纸。“我抓过了信，急忙跑下楼，跑到我们女孩子共用的房间。”未来的经典作家只好等待，但是情况不明的痛苦延续的时间并不长：意中人扫一眼信，弄清意思，三分钟就够了，她马上就飞也似的回来了。“仿佛长了翅膀似的，我异常迅速地跑上楼梯，经过餐厅、客厅，跑进了母亲的房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靠墙站着，在房间的角落里等我。”
他此刻是什么感觉?“飞快轻盈的脚步声在地板上响了起来，还有他的幸福。他的生活，他自己……比他自己更好的、他寻觅和憧憬了这么久的东西，飞快地向他靠拢来。她不是在走，而是有某种看不见的力量载着她，朝他而来。”这是托尔斯泰自己的描述。“他只看见她那明澈真实的眼睛流露着爱情的喜悦带来的惊慌，这种喜悦也充溢了他的心头。这双明亮的眼睛越来越近了，它们射出的爱情的光芒照亮了他。她停在他旁边，碰到了他。她的手举了起来，落在他肩上。”
为什么这里不是“我”，而是“他”?因为这已经不是日记，也不是信件。这是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这里出场的不是列夫·托尔斯泰，而是康斯坦丁·列文。作者慷慨地把自己的名字(把它改成姓)，对真理的爱，当然还有自传分给了主人公。这可不是什么列文在解释他用粉笔写的每个词开头的字母，而是托尔斯泰本人在做这事：“没有任何可能让她明白这个复杂的句子;但他望了她一眼，用的是这样一种神情：他的生活就取决于她是否懂这些词。”恋爱中的她懂了。“我注视着她那又大又红的手并感到，我全部的精神力量和能力，我全部的注意都坚决地集中在这支粉笔上，集中在握这粉笔的手上。”这可不是什么列文为了纯洁良心，把详尽地描绘自己的单身生活的日记给她，这又是托尔斯泰本人做的事：“他知道，在他和她之间不可能，也不应有秘密，因为他认为应该这样。”也就是他认为，恋人应该知道一切，其中包括知道阿克西尼娅·巴济金娜的事(未来“秘密”的中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她很漂亮，……现在在古老的大森林里……黝黑的脖颈……我爱上了她，这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可以想像，18岁的姑娘在用自己的近视眼看到这话时会有什么感受)。”这当然不是康斯坦丁·列文，这是列夫·托尔斯泰：居然在结婚那天没有穿衬衫，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打好包了，因为新婚夫妇“今晚动身”，而星期天店铺不开门。“教堂里等着新郎，而他犹如被锁在笼里的困兽，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时张望一下走廊，惊慌地设想着，新娘会怎么想。新娘想的是：我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他跑了。”
“一个念头：他跑了”，这不是小说中的引文，这是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过了许多年后写的回忆录中的话。托尔斯泰在向传记作者比留科夫列举自己爱过的女人时，令人惊讶地正是忘了提及她。
不过，也没什么惊奇的：女人是女人，妻子是妻子。令人惊奇的是另一点。荒谬的，奇怪的，乍看是荒诞的“一个念头：他跑了”，竟是个预言性的念头。要知道他真的跑了!虽然不是当时，虽然过了48年，他已是个垂暮老人，可是他跑了，正是离开她跑了，夜里，偷偷地……
读着小说，能否想像到，艺术家描绘的与安娜和沃伦斯基的非法爱情相对立的、幸福得几乎是田园诗般的婚姻，会这样可怕地结束?能否想像到，吉蒂会像安娜那样想到了结自己的生命，只是不是卧轨而是投人池塘?
能想到的……读着小说—一定要仔细阅读—是能作这样的推测的。问题不在于嫉妒，它不时地既折磨吉蒂又折磨列文，而且已不年轻的列文比他年轻的妻子更有理由。他只见过安娜一次，他喜欢，他激动，他像男孩那样脸红，说话结巴，他使自己相信，他怜悯这个被上流社会排挤的有罪的女人，实际上，他赞赏她。“惊人的……”，“不平常的……，”
可怜的吉蒂!“你爱上了这个下流的女人，她迷住了你。”
迷住了……另一个虽然不是名门出身，但也是贵族血统的农民阿克西尼娅·巴济金娜，确实曾经迷住了高贵的安娜的塑造者。她很长时间使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女主人不得安宁。“每当想到她，我常常感到痛苦。”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里写道。
但问题不在嫉妒。问题也不在托尔斯泰并未因结婚而终止这种倾心，不是这颗炸弹把半个世纪建立起来的家庭炸成灰烬，而是另一颗炸弹，它在最幸福最安宁的家庭生活开始时就已经埋下了。
“他惊讶，这个富有诗意的美妙的吉蒂怎么会想到并记住去操心桌布、家具、来客用的床垫、托盘、厨师、午餐等等……”那么，潜心于探索永恒问题的人的妻子只好做什么呢?“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珍惜自己，不能也不想把自己的精力、时间化在家庭上。”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至今尚未完全发表的《我的生活》中说。这是她在暮年，部分是在托尔斯泰死后写的总结性著作，因此有一种哀伤的调子。“但作为一个艺术家和思想家，他是对的。”她全能理解，全能原谅，全能找到解释的理由，但这是在垂暮之日，事情已经像烟一般消逝，而在当时的日记里是怎么写的呢?她要照顾病中的孩子，要读丈夫即将发表的作品校样，托尔斯泰本人顾不上看，在耶稣受洗节前后的严寒中他忙着运水……“啊，他对我们，对家庭多么缺少善良!只有严厉和冷漠。而在传记里人家会写：他替院子里的人运水，却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谁都不会知道，他没有给孩子喝过一口水，没有代替妻子，哪怕是让她休息一下，32年中他没有与病孩一起呆过5分钟，哪怕是让我休息一会，睡一会，散一会步或者让我从劳累中喘口气。”
当然，托尔斯泰运水不是为了传记，而是为了“完善自己”。1895年1月的日子里他记述道：“真正的生活在于向前运动，完善自己以及通过完善别人来完善世界的生活。所有不是通向这一目标的，就不是生活。”他认为，帮助像头狼似的忙得团团转的妻子，无论如何也不是完善世界的生活，因此，最好还是套上滑板去运水，同时这也是给娇惯的莫斯科人上一堂热爱劳动和民主的课，以此完善他们。 当然，也可以完善妻子，但这很麻烦，必须深人她的问题、她的内心世界，真正介人实际生活，而不是停留在小说创作上。在创作小说上他十分乐意做这样的事，只要会安排材料。而他是善于这么做的：“他从周围撷取的只是于他的才能、于他的工作有用的东西，一切其他的东西他都置之度外。比如，他从我这儿索取的是抄写的劳动、我对他身体方面的关心、我的肉体，而所有我生活的精神方面，他根本不感兴趣，也不需要，因为他从不介人。”这是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婚后25年写下的话。是什么时候开始疏远的呢?不是曾经有过那样的爱情吗?“我非常爱他—我只拥有这种感情……我越是了解他，就越觉得他可爱。每天都想，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爱他。而且越来越爱他。除了他和他的利益，对我来说，别的什么也不存在。” 婚后15天，索涅奇卡·别尔斯，即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突然感到，他和我不知怎么地越来越各行其是。”这是女人的感觉。那么男人呢?“他是幸福的，但完全不是如期待的那样，每一步他都发现失望…… 列文，同时也是他的创造者，“每一步”感到失望的是什么?他在日记里抱怨年轻的妻子：“她的性格日益变坏，我在她身上看到的是喜欢唠叨和发出恶狠狠声音的波列卡和玛申卡。”原来是这么回事，他看到她跟所有的女人一样是普通的女人，这使他产生优郁的念头。“看着别人的夫妻生活，为小事操劳，吵架，嫉妒，他只是在心里轻蔑地嘲笑。在他未来的夫妻生活中不仅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甚至所有外表的形式，他觉得也应完全不同于别人的生活。突然取代这一点的是，他与妻子的生活不仅没有特别的地方，相反，一切也是由那些最微不足道的琐事构成，而这些琐事正是过去他极为蔑视的，现在却违背他的意愿具有不平常的、不可否认的重要性。” “可怕，痛苦，没有意义，”在夫妻生活的第一年，第一个孩子出生前一个半月时，他写道，“把自己的幸福与物质条件—妻子、儿子、健康、财富联系在一起是可怕的、痛苦的、没有意义的。”但暂时他还没有想到逃离这一切。没到时候。也没有彻底认识真理。而他年轻的妻子却理解他。后来，在40年共同生活后，她归结道：“应该为天才创造和平的、愉快的、舒适的环境。应该给天才吃、穿、洗，应该无数次地为他抄写作品，应该爱他，不要嫉妒，让他平静，应该赡养和教育天才生的孩子……”如果托尔斯泰潜心于探索真理，对在他身边生活的人的内心世界“不感兴趣，也不需要……因此从来也不深人其中”，那么，相反，她却想“整个儿认识他，理解他”。“为了进人他的心灵，我愿付出宝贵的一切……”这不是空话，18岁的伯爵夫人真的给予了宝贵的一切，而且也善于“进人”他的心灵，否则，难道他会给她—第一个—念所有他写的东西?“我常常跟他谈论长篇小说，他不知为什么(这使我感到骄傲)非常相信并听取我的意见。”为了使他听她的意见，甚至改动什么(这可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可是不承认任何权威的)，应该不只是“进人他的心灵”，而应该成为这个心灵的一部分，成为他的第二个“我”。她做到了，她的妹妹回忆道：“是因为年轻，还是因为性格，索尼娅……用丈夫的眼睛来看待一切。” 现在这一切渐渐远去了。确切些说，是他远去，首先是他背离了自己——过去的自己——接着是离开自己的第二个“我”，走向抽象的思想的空间……“把自己的幸福与物质条件—妻子、孩子、健康、财富联系起来是没有意义的。” 他是没有联系起来：所有家庭的操劳早已由她肩负起来了，他是自由的，几乎是自由的，但是他渴望完全的自由，却还有妨碍。“按老习惯我带着自己的兴趣、想法忙着孩子、书籍、随便什么事—我看见的是惊奇的、严峻的、反对的目光，他仿佛想说：‘你忙着自己的傻事还指望着来干预我?’” 老妇人害怕这种反对。“这种反对比所有的殴打、话语、沉默、冷漠、严峻、不爱更使人感到痛苦。”她忿忿地补充说，“他不会爱，从年轻时起就不习惯。”但是，在庆祝托尔斯泰八十寿辰时，作为漫长而严肃的思考的结果，她写道，“谁也不了解他，也不理解他，我比别人更好地了解他性格和智慧的本质。但是无论写什么，人家总不相信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个具有非凡智慧和才能的人，是个富有想像和感情的、异常敏感的人，但他是个没有心眼的真正善良的人。他的善良是原则性的，不是直接的。” 托尔斯泰不会爱的想法贯穿了她的全部日记(他的日记也是：“要说这是什么—是爱的愿望，而不是爱。”—他在追求索涅尼卡·别尔斯时写道)，但这丝毫也不否定他过去的、21岁时所作的表白—《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结尾：“我全心全意所爱的、努力表现其全部美的中篇小说的主人公，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美的—这是真的。” 这里不是爱的愿望，这里是真正的爱情。为了他所理解的真理，为了他所认识的真理，列夫·托尔斯泰准备牺牲一切，抛弃一切，随便去什么地方……他抛弃了，出走了……
当然，托尔斯泰不是为了传记，而是为了“完善自己”。1895年1月的日子里他记述道：“真正的生活在于向前运动，完善自己以及通过完善别人来完善世界的生活。所有不是通向这一目标的，就不是生活。”他认为，帮助像头狼似的忙得团团转的妻子，无论如何也不是完善世界的生活，因此，最好还是套上滑板去运水，同时这也是给娇惯的莫斯科人上一堂热爱劳动和民主的课，以此完善他们。
当然，也可以完善妻子，但这很麻烦，必须深人她的问题、她的内心世界，真正介人实际生活，而不是停留在小说创作上。在创作小说上他十分乐意做这样的事，只要会安排材料。而他是善于这么做的：“他从周围撷取的只是于他的才能、于他的工作有用的东西，一切其他的东西他都置之度外。比如，他从我这儿索取的是抄写的劳动、我对他身体方面的关心、我的肉体，而所有我生活的精神方面，他根本不感兴趣，也不需要，因为他从不介人。”这是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婚后25年写下的话。是什么时候开始疏远的呢?不是曾经有过那样的爱情吗?“我非常爱他—我只拥有这种感情……我越是了解他，就越觉得他可爱。每天都想，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爱他。而且越来越爱他。除了他和他的利益，对我来说，别的什么也不存在。”
婚后15天，索涅奇卡·别尔斯，即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突然感到，他和我不知怎么地越来越各行其是。”这是女人的感觉。那么男人呢?“他是幸福的，但完全不是如期待的那样，每一步他都发现失望……
列文，同时也是他的创造者，“每一步”感到失望的是什么?他在日记里抱怨年轻的妻子：“她的性格日益变坏，我在她身上看到的是喜欢唠叨和发出恶狠狠声音的波列卡和玛申卡。”原来是这么回事，他看到她跟所有的女人一样是普通的女人，这使他产生优郁的念头。“看着别人的夫妻生活，为小事操劳，吵架，嫉妒，他只是在心里轻蔑地嘲笑。在他未来的夫妻生活中不仅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甚至所有外表的形式，他觉得也应完全不同于别人的生活。突然取代这一点的是，他与妻子的生活不仅没有特别的地方，相反，一切也是由那些最微不足道的琐事构成，而这些琐事正是过去他极为蔑视的，现在却违背他的意愿具有不平常的、不可否认的重要性。”
“可怕，痛苦，没有意义，”在夫妻生活的第一年，第一个孩子出生前一个半月时，他写道，“把自己的幸福与物质条件—妻子、儿子、健康、财富联系在一起是可怕的、痛苦的、没有意义的。”但暂时他还没有想到逃离这一切。没到时候。也没有彻底认识真理。而他年轻的妻子却理解他。后来，在40年共同生活后，她归结道：“应该为天才创造和平的、愉快的、舒适的环境。应该给天才吃、穿、洗，应该无数次地为他抄写作品，应该爱他，不要嫉妒，让他平静，应该赡养和教育天才生的孩子……”如果托尔斯泰潜心于探索真理，对在他身边生活的人的内心世界“不感兴趣，也不需要……因此从来也不深人其中”，那么，相反，她却想“整个儿认识他，理解他”。“为了进人他的心灵，我愿付出宝贵的一切……”这不是空话，18岁的伯爵夫人真的给予了宝贵的一切，而且也善于“进人”他的心灵，否则，难道他会给她—第一个—念所有他写的东西?“我常常跟他谈论长篇小说，他不知为什么(这使我感到骄傲)非常相信并听取我的意见。”为了使他听她的意见，甚至改动什么(这可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可是不承认任何权威的)，应该不只是“进人他的心灵”，而应该成为这个心灵的一部分，成为他的第二个“我”。她做到了，她的妹妹回忆道：“是因为年轻，还是因为性格，索尼娅……用丈夫的眼睛来看待一切。”
现在这一切渐渐远去了。确切些说，是他远去，首先是他背离了自己——过去的自己——接着是离开自己的第二个“我”，走向抽象的思想的空间……“把自己的幸福与物质条件—妻子、孩子、健康、财富联系起来是没有意义的。”
他是没有联系起来：所有家庭的操劳早已由她肩负起来了，他是自由的，几乎是自由的，但是他渴望完全的自由，却还有妨碍。“按老习惯我带着自己的兴趣、想法忙着孩子、书籍、随便什么事—我看见的是惊奇的、严峻的、反对的目光，他仿佛想说：‘你忙着自己的傻事还指望着来干预我?’”
老妇人害怕这种反对。“这种反对比所有的殴打、话语、沉默、冷漠、严峻、不爱更使人感到痛苦。”她忿忿地补充说，“他不会爱，从年轻时起就不习惯。”但是，在庆祝托尔斯泰八十寿辰时，作为漫长而严肃的思考的结果，她写道，“谁也不了解他，也不理解他，我比别人更好地了解他性格和智慧的本质。但是无论写什么，人家总不相信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个具有非凡智慧和才能的人，是个富有想像和感情的、异常敏感的人，但他是个没有心眼的真正善良的人。他的善良是原则性的，不是直接的。”
托尔斯泰不会爱的想法贯穿了她的全部日记(他的日记也是：“要说这是什么—是爱的愿望，而不是爱。”—他在追求索涅尼卡·别尔斯时写道)，但这丝毫也不否定他过去的、21岁时所作的表白—《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结尾：“我全心全意所爱的、努力表现其全部美的中篇小说的主人公，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美的—这是真的。”
这里不是爱的愿望，这里是真正的爱情。为了他所理解的真理，为了他所认识的真理，列夫·托尔斯泰准备牺牲一切，抛弃一切，随便去什么地方……他抛弃了，出走了……
“至今我还看到，他顺着白桦树林阴道远去，”女儿塔季扬娜回忆道，“我看见母亲坐在屋旁树下，她的脸痛苦得变了样。她睁大眼睛，忧郁、死板的目光望着自己面前。她该要分娩了，已经感到最初的躁动了。半夜里我哥哥伊利亚来，小心地把她带到床上。到早晨就生下了妹妹亚历山德拉。”
这是托尔斯泰第一次出走，后来他回来了。但过去的态度没有回来，甚至抄手稿—她忘我地抄了一生—也遭到了拒绝。“现在他把一切都给了女儿们，对我则小心翼翼地隐瞒着。他不断折磨我……这是难以忍受的、痛苦的。常常有这种情况：在这种没有关心的生活中我产生了疯狂的绝望，我想自杀，想逃到什么地方去，想爱上什么人。”
所有这一切不是空话。她试图自杀(投人池塘，但被救起了)，企图出走(没有放她走……)……如果不是爱上，也是迷恋、忘情、潜心于新的精神世界—这便是音乐世界，就还会重蹈覆辙。这个世界的主宰是谢尔盖·塔涅耶夫，他是作曲家、钢琴家。“我记得，听着塔涅耶夫美妙深沉的演奏，我感到内心的激动。痛苦、心中的烦恼消逝了，平静的欢乐充满了我的心。演奏停止了，我的心又充满痛苦、绝望、不想活的想法。”她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听他演奏。
当然，妻子这种“奇怪的内心的激动”躲不过具有非凡洞察力的丈夫的眼睛。许多年前，他在一封开玩笑的信中把自己的妻子描绘成瓷娃娃。“列瓦，”她问，“为什么我变成了瓷娃娃?”列夫不知所措，他不知道回答什么，便没有做声。她说，“我是瓷娃娃，这没关系吧?”“我不想使她伤心，”列夫撒谎说，“没关系。”信是开玩笑，但年轻的索菲娅·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绝没有开玩笑，她在日记里写道：‘妆口果我不占有他，如果我是瓷娃娃，如果我只是妻子，而不是一个人，那么我不想，也不能这样生活。”
就这样，瓷娃娃发生了“奇怪的内心的激动”。她的行动、微笑不是为了他威严的夫君，而是为另一个男人，夫君能容忍这样的事吗?“你与塔涅耶夫的接近是令人厌恶的，我不能平静地承受它。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与你生活，我是在缩短和损害自己的生命……剩下只有一条路—分手。对此我坚定地下了决心。”
托尔斯泰没有把这封信交给妻子，而将它放在扶手椅的包面下，夜里在蜡烛光下又写了另一封信，也没有发出。信中又提到出走的事—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经常谈到这一点。因此，1910年深秋发生的事丝毫没有使89他的亲人感到吃惊。
另一件事却让人吃惊。当有电报告知丈夫在阿斯塔波沃车站病倒、发烧达40度时，抑郁、痛苦、几昼夜都未进食的老妇人瞬间突然振作起来。家里自然一片惊慌，全都不知所措，只有“我的母亲”，女儿塔季亚娜回忆说，“心急慌忙地考虑着一切，操心着一切。她带去一切父亲可能需要的东西，她什么也没忘记。”
丈夫没有叫她去，但是半个世纪来，关心他，为他操劳已成为她习惯的本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她去他那里。“她带去了一切可能需要的东西，什么也没忘’，—甚至他心爱的枕头。看见枕头，垂危的老人很激动，他知道，谁是世上惟一能想到这种小事的人。
人们安慰他，枕头是女儿带来的，他们没有告诉他，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就在隔壁房间。半个世纪来他是第一次生病，病得这么重，而她不在身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健康恶化令我痛苦……非常痛苦。看见他受折磨、虚弱、心力交瘁，我很难过。我把他的头捧在手里或是握住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温柔而小心地吻他，他却无动于衷地望着。他出什么事了?他在想什么?”
现在，在弥留之际，他跟平常一样，想的是真理。他最后说的话就是这一点：“我爱真理……非常……爱真理。”
这是真的：他在世上最爱的是真理。
而她在世上最爱的是他
1903年秋天，托尔斯泰的近友比留科夫想写他的传记，便书面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便是关于爱情。未来的传记作者想知道，《克莱采奏鸣曲》的作者爱过谁，是什么时候、怎样相爱的。下面是托尔斯泰的回答：
“关于我的爱情：最强烈的初恋是孩提时代对索涅奇卡?科洛申娜的爱。后来，大概是齐纳伊达?莫洛斯托娃。这种爱只是我的单相思，她未必知道这一点。后来是哥萨克镇上的女哥萨克—这在《哥萨克》中描写了的。再后来是上流社会交际中对谢尔巴托娃一乌瓦罗娃的倾心，她也未必知道什么。我总是很羞怯。后来是主要的、最认真的一次—这是阿尔谢尼耶娃?瓦列里娅……我几乎是未婚夫了(《家庭幸福》)，有一大沓我写给她的信。”
讲真话的老人匆匆写出来的恋爱对象名单是否完整了呢?没有。比如，名单中没有阿克西尼娅?巴济金娜，她是雅斯纳波良斯克的农民，30岁的托尔斯泰曾在日记里写到她：“她很漂亮……我爱上了她，这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没有别的念头。我感到痛苦。” 但是在恋爱名单中还有一个空白是更为重要的，还有一位女人没有提到过。托尔斯泰在给自己的表姨妈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写信谈到了她：“我这个没牙的老傻瓜爱上人了。”过了三星期还是给她写信说，“我……不知道可以这样相爱，这样幸福。”而在这之前他写过一封信，可能是最热烈的情书，“我变得无法忍受。三个星期中我每天都在说：现在我要把一切都讲出来，可还是带着那样的苦恼、悔恨、恐惧和心中的幸福离去。每天夜里，就像现在这样，我都逐一回忆过去，我感到痛苦并对自己说：为什么不说出来，假如要说，又怎么说，说什么，我随身带着这封信，如果我又不能或缺少勇气对您说出一切，就把它交给……我害怕听到说不，但是我预感到这一点，我会找到力量来承受的。”
他在信里是神气十足—说什么会找到力量，在日记里写的却是，是否朝额头开一枪。“我在恋爱，我曾经很不相信可以爱。我发疯了。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会开枪自杀的……她各方面都非常美。”他责备自己没有表白。“我真想现在就回去，当着众人面说出一切。上帝呀，帮帮我吧。”上帝没有帮忙。“我又带着苦恼、悔恨、心中的幸福走了出来。明天我一起来就去，要把一切都说出来，要么开枪自杀。”
他没有说—又没有说!—但是，所幸的是没有开枪自杀，而是写了一封语无伦次和充满激情的信，只是没有立即交出去，在口袋里放了两天。“我害怕听到说不。”假如她心上人的妹妹不会唱华尔兹结束部分的高音犷他也不会交出去，因为他在心里想：“她唱上去，我就交出去，她唱不上去—我就带回去。”
妹妹唱上去了，姐姐从伯爵那冰凉的手中拿过了已经有点破损的纸。“我抓过了信，急忙跑下楼，跑到我们女孩子共用的房间。”未来的经典作家只好等待，但是情况不明的痛苦延续的时间并不长：意中人扫一眼信，弄清意思，三分钟就够了，她马上就飞也似的回来了。“仿佛长了翅膀似的，我异常迅速地跑上楼梯，经过餐厅、客厅，跑进了母亲的房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靠墙站着，在房间的角落里等我。”
他此刻是什么感觉?“飞快轻盈的脚步声在地板上响了起来，还有他的幸福。他的生活，他自己……比他自己更好的、他寻觅和憧憬了这么久的东西，飞快地向他靠拢来。她不是在走，而是有某种看不见的力量载着她，朝他而来。”这是托尔斯泰自己的描述。“他只看见她那明澈真实的眼睛流露着爱情的喜悦带来的惊慌，这种喜悦也充溢了他的心头。这双明亮的眼睛越来越近了，它们射出的爱情的光芒照亮了他。她停在他旁边，碰到了他。她的手举了起来，落在他肩上。”
为什么这里不是“我”，而是“他”?因为这已经不是日记，也不是信件。这是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这里出场的不是列夫·托尔斯泰，而是康斯坦丁·列文。作者慷慨地把自己的名字(把它改成姓)，对真理的爱，当然还有自传分给了主人公。这可不是什么列文在解释他用粉笔写的每个词开头的字母，而是托尔斯泰本人在做这事：“没有任何可能让她明白这个复杂的句子;但他望了她一眼，用的是这样一种神情：他的生活就取决于她是否懂这些词。”恋爱中的她懂了。“我注视着她那又大又红的手并感到，我全部的精神力量和能力，我全部的注意都坚决地集中在这支粉笔上，集中在握这粉笔的手上。”这可不是什么列文为了纯洁良心，把详尽地描绘自己的单身生活的日记给她，这又是托尔斯泰本人做的事：“他知道，在他和她之间不可能，也不应有秘密，因为他认为应该这样。”也就是他认为，恋人应该知道一切，其中包括知道阿克西尼娅·巴济金娜的事(未来“秘密”的中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她很漂亮，……现在在古老的大森林里……黝黑的脖颈……我爱上了她，这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可以想像，18岁的姑娘在用自己的近视眼看到这话时会有什么感受)。”这当然不是康斯坦丁·列文，这是列夫·托尔斯泰：居然在结婚那天没有穿衬衫，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打好包了，因为新婚夫妇“今晚动身”，而星期天店铺不开门。“教堂里等着新郎，而他犹如被锁在笼里的困兽，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时张望一下走廊，惊慌地设想着，新娘会怎么想。新娘想的是：我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他跑了。”
“一个念头：他跑了”，这不是小说中的引文，这是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过了许多年后写的回忆录中的话。托尔斯泰在向传记作者比留科夫列举自己爱过的女人时，令人惊讶地正是忘了提及她。
不过，也没什么惊奇的：女人是女人，妻子是妻子。令人惊奇的是另一点。荒谬的，奇怪的，乍看是荒诞的“一个念头：他跑了”，竟是个预言性的念头。要知道他真的跑了!虽然不是当时，虽然过了48年，他已是个垂暮老人，可是他跑了，正是离开她跑了，夜里，偷偷地……
读着小说，能否想像到，艺术家描绘的与安娜和沃伦斯基的非法爱情相对立的、幸福得几乎是田园诗般的婚姻，会这样可怕地结束?能否想像到，吉蒂会像安娜那样想到了结自己的生命，只是不是卧轨而是投人池塘?
能想到的……读着小说—一定要仔细阅读—是能作这样的推测的。问题不在于嫉妒，它不时地既折磨吉蒂又折磨列文，而且已不年轻的列文比他年轻的妻子更有理由。他只见过安娜一次，他喜欢，他激动，他像男孩那样脸红，说话结巴，他使自己相信，他怜悯这个被上流社会排挤的有罪的女人，实际上，他赞赏她。“惊人的……”，“不平常的……，”
可怜的吉蒂!“你爱上了这个下流的女人，她迷住了你。”
迷住了……另一个虽然不是名门出身，但也是贵族血统的农民阿克西尼娅·巴济金娜，确实曾经迷住了高贵的安娜的塑造者。她很长时间使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女主人不得安宁。“每当想到她，我常常感到痛苦。”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里写道。
但问题不在嫉妒。问题也不在托尔斯泰并未因结婚而终止这种倾心，不是这颗炸弹把半个世纪建立起来的家庭炸成灰烬，而是另一颗炸弹，它在最幸福最安宁的家庭生活开始时就已经埋下了。
“他惊讶，这个富有诗意的美妙的吉蒂怎么会想到并记住去操心桌布、家具、来客用的床垫、托盘、厨师、午餐等等……”那么，潜心于探索永恒问题的人的妻子只好做什么呢?“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珍惜自己，不能也不想把自己的精力、时间化在家庭上。”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至今尚未完全发表的《我的生活》中说。这是她在暮年，部分是在托尔斯泰死后写的总结性著作，因此有一种哀伤的调子。“但作为一个艺术家和思想家，他是对的。”她全能理解，全能原谅，全能找到解释的理由，但这是在垂暮之日，事情已经像烟一般消逝，而在当时的日记里是怎么写的呢?她要照顾病中的孩子，要读丈夫即将发表的作品校样，托尔斯泰本人顾不上看，在耶稣受洗节前后的严寒中他忙着运水……“啊，他对我们，对家庭多么缺少善良!只有严厉和冷漠。而在传记里人家会写：他替院子里的人运水，却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谁都不会知道，他没有给孩子喝过一口水，没有代替妻子，哪怕是让她休息一下，32年中他没有与病孩一起呆过5分钟，哪怕是让我休息一会，睡一会，散一会步或者让我从劳累中喘口气。”
当然，托尔斯泰运水不是为了传记，而是为了“完善自己”。1895年1月的日子里他记述道：“真正的生活在于向前运动，完善自己以及通过完善别人来完善世界的生活。所有不是通向这一目标的，就不是生活。”他认为，帮助像头狼似的忙得团团转的妻子，无论如何也不是完善世界的生活，因此，最好还是套上滑板去运水，同时这也是给娇惯的莫斯科人上一堂热爱劳动和民主的课，以此完善他们。 当然，也可以完善妻子，但这很麻烦，必须深人她的问题、她的内心世界，真正介人实际生活，而不是停留在小说创作上。在创作小说上他十分乐意做这样的事，只要会安排材料。而他是善于这么做的：“他从周围撷取的只是于他的才能、于他的工作有用的东西，一切其他的东西他都置之度外。比如，他从我这儿索取的是抄写的劳动、我对他身体方面的关心、我的肉体，而所有我生活的精神方面，他根本不感兴趣，也不需要，因为他从不介人。”这是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婚后25年写下的话。是什么时候开始疏远的呢?不是曾经有过那样的爱情吗?“我非常爱他—我只拥有这种感情……我越是了解他，就越觉得他可爱。每天都想，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爱他。而且越来越爱他。除了他和他的利益，对我来说，别的什么也不存在。” 婚后15天，索涅奇卡·别尔斯，即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突然感到，他和我不知怎么地越来越各行其是。”这是女人的感觉。那么男人呢?“他是幸福的，但完全不是如期待的那样，每一步他都发现失望…… 列文，同时也是他的创造者，“每一步”感到失望的是什么?他在日记里抱怨年轻的妻子：“她的性格日益变坏，我在她身上看到的是喜欢唠叨和发出恶狠狠声音的波列卡和玛申卡。”原来是这么回事，他看到她跟所有的女人一样是普通的女人，这使他产生优郁的念头。“看着别人的夫妻生活，为小事操劳，吵架，嫉妒，他只是在心里轻蔑地嘲笑。在他未来的夫妻生活中不仅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甚至所有外表的形式，他觉得也应完全不同于别人的生活。突然取代这一点的是，他与妻子的生活不仅没有特别的地方，相反，一切也是由那些最微不足道的琐事构成，而这些琐事正是过去他极为蔑视的，现在却违背他的意愿具有不平常的、不可否认的重要性。” “可怕，痛苦，没有意义，”在夫妻生活的第一年，第一个孩子出生前一个半月时，他写道，“把自己的幸福与物质条件—妻子、儿子、健康、财富联系在一起是可怕的、痛苦的、没有意义的。”但暂时他还没有想到逃离这一切。没到时候。也没有彻底认识真理。而他年轻的妻子却理解他。后来，在40年共同生活后，她归结道：“应该为天才创造和平的、愉快的、舒适的环境。应该给天才吃、穿、洗，应该无数次地为他抄写作品，应该爱他，不要嫉妒，让他平静，应该赡养和教育天才生的孩子……”如果托尔斯泰潜心于探索真理，对在他身边生活的人的内心世界“不感兴趣，也不需要……因此从来也不深人其中”，那么，相反，她却想“整个儿认识他，理解他”。“为了进人他的心灵，我愿付出宝贵的一切……”这不是空话，18岁的伯爵夫人真的给予了宝贵的一切，而且也善于“进人”他的心灵，否则，难道他会给她—第一个—念所有他写的东西?“我常常跟他谈论长篇小说，他不知为什么(这使我感到骄傲)非常相信并听取我的意见。”为了使他听她的意见，甚至改动什么(这可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可是不承认任何权威的)，应该不只是“进人他的心灵”，而应该成为这个心灵的一部分，成为他的第二个“我”。她做到了，她的妹妹回忆道：“是因为年轻，还是因为性格，索尼娅……用丈夫的眼睛来看待一切。” 现在这一切渐渐远去了。确切些说，是他远去，首先是他背离了自己——过去的自己——接着是离开自己的第二个“我”，走向抽象的思想的空间……“把自己的幸福与物质条件—妻子、孩子、健康、财富联系起来是没有意义的。” 他是没有联系起来：所有家庭的操劳早已由她肩负起来了，他是自由的，几乎是自由的，但是他渴望完全的自由，却还有妨碍。“按老习惯我带着自己的兴趣、想法忙着孩子、书籍、随便什么事—我看见的是惊奇的、严峻的、反对的目光，他仿佛想说：‘你忙着自己的傻事还指望着来干预我?’” 老妇人害怕这种反对。“这种反对比所有的殴打、话语、沉默、冷漠、严峻、不爱更使人感到痛苦。”她忿忿地补充说，“他不会爱，从年轻时起就不习惯。”但是，在庆祝托尔斯泰八十寿辰时，作为漫长而严肃的思考的结果，她写道，“谁也不了解他，也不理解他，我比别人更好地了解他性格和智慧的本质。但是无论写什么，人家总不相信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个具有非凡智慧和才能的人，是个富有想像和感情的、异常敏感的人，但他是个没有心眼的真正善良的人。他的善良是原则性的，不是直接的。” 托尔斯泰不会爱的想法贯穿了她的全部日记(他的日记也是：“要说这是什么—是爱的愿望，而不是爱。”—他在追求索涅尼卡·别尔斯时写道)，但这丝毫也不否定他过去的、21岁时所作的表白—《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结尾：“我全心全意所爱的、努力表现其全部美的中篇小说的主人公，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美的—这是真的。” 这里不是爱的愿望，这里是真正的爱情。为了他所理解的真理，为了他所认识的真理，列夫·托尔斯泰准备牺牲一切，抛弃一切，随便去什么地方……他抛弃了，出走了……
当然，托尔斯泰不是为了传记，而是为了“完善自己”。1895年1月的日子里他记述道：“真正的生活在于向前运动，完善自己以及通过完善别人来完善世界的生活。所有不是通向这一目标的，就不是生活。”他认为，帮助像头狼似的忙得团团转的妻子，无论如何也不是完善世界的生活，因此，最好还是套上滑板去运水，同时这也是给娇惯的莫斯科人上一堂热爱劳动和民主的课，以此完善他们。
当然，也可以完善妻子，但这很麻烦，必须深人她的问题、她的内心世界，真正介人实际生活，而不是停留在小说创作上。在创作小说上他十分乐意做这样的事，只要会安排材料。而他是善于这么做的：“他从周围撷取的只是于他的才能、于他的工作有用的东西，一切其他的东西他都置之度外。比如，他从我这儿索取的是抄写的劳动、我对他身体方面的关心、我的肉体，而所有我生活的精神方面，他根本不感兴趣，也不需要，因为他从不介人。”这是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婚后25年写下的话。是什么时候开始疏远的呢?不是曾经有过那样的爱情吗?“我非常爱他—我只拥有这种感情……我越是了解他，就越觉得他可爱。每天都想，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爱他。而且越来越爱他。除了他和他的利益，对我来说，别的什么也不存在。”
婚后15天，索涅奇卡·别尔斯，即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突然感到，他和我不知怎么地越来越各行其是。”这是女人的感觉。那么男人呢?“他是幸福的，但完全不是如期待的那样，每一步他都发现失望……
列文，同时也是他的创造者，“每一步”感到失望的是什么?他在日记里抱怨年轻的妻子：“她的性格日益变坏，我在她身上看到的是喜欢唠叨和发出恶狠狠声音的波列卡和玛申卡。”原来是这么回事，他看到她跟所有的女人一样是普通的女人，这使他产生优郁的念头。“看着别人的夫妻生活，为小事操劳，吵架，嫉妒，他只是在心里轻蔑地嘲笑。在他未来的夫妻生活中不仅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甚至所有外表的形式，他觉得也应完全不同于别人的生活。突然取代这一点的是，他与妻子的生活不仅没有特别的地方，相反，一切也是由那些最微不足道的琐事构成，而这些琐事正是过去他极为蔑视的，现在却违背他的意愿具有不平常的、不可否认的重要性。”
“可怕，痛苦，没有意义，”在夫妻生活的第一年，第一个孩子出生前一个半月时，他写道，“把自己的幸福与物质条件—妻子、儿子、健康、财富联系在一起是可怕的、痛苦的、没有意义的。”但暂时他还没有想到逃离这一切。没到时候。也没有彻底认识真理。而他年轻的妻子却理解他。后来，在40年共同生活后，她归结道：“应该为天才创造和平的、愉快的、舒适的环境。应该给天才吃、穿、洗，应该无数次地为他抄写作品，应该爱他，不要嫉妒，让他平静，应该赡养和教育天才生的孩子……”如果托尔斯泰潜心于探索真理，对在他身边生活的人的内心世界“不感兴趣，也不需要……因此从来也不深人其中”，那么，相反，她却想“整个儿认识他，理解他”。“为了进人他的心灵，我愿付出宝贵的一切……”这不是空话，18岁的伯爵夫人真的给予了宝贵的一切，而且也善于“进人”他的心灵，否则，难道他会给她—第一个—念所有他写的东西?“我常常跟他谈论长篇小说，他不知为什么(这使我感到骄傲)非常相信并听取我的意见。”为了使他听她的意见，甚至改动什么(这可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可是不承认任何权威的)，应该不只是“进人他的心灵”，而应该成为这个心灵的一部分，成为他的第二个“我”。她做到了，她的妹妹回忆道：“是因为年轻，还是因为性格，索尼娅……用丈夫的眼睛来看待一切。”
现在这一切渐渐远去了。确切些说，是他远去，首先是他背离了自己——过去的自己——接着是离开自己的第二个“我”，走向抽象的思想的空间……“把自己的幸福与物质条件—妻子、孩子、健康、财富联系起来是没有意义的。”
他是没有联系起来：所有家庭的操劳早已由她肩负起来了，他是自由的，几乎是自由的，但是他渴望完全的自由，却还有妨碍。“按老习惯我带着自己的兴趣、想法忙着孩子、书籍、随便什么事—我看见的是惊奇的、严峻的、反对的目光，他仿佛想说：‘你忙着自己的傻事还指望着来干预我?’”
老妇人害怕这种反对。“这种反对比所有的殴打、话语、沉默、冷漠、严峻、不爱更使人感到痛苦。”她忿忿地补充说，“他不会爱，从年轻时起就不习惯。”但是，在庆祝托尔斯泰八十寿辰时，作为漫长而严肃的思考的结果，她写道，“谁也不了解他，也不理解他，我比别人更好地了解他性格和智慧的本质。但是无论写什么，人家总不相信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个具有非凡智慧和才能的人，是个富有想像和感情的、异常敏感的人，但他是个没有心眼的真正善良的人。他的善良是原则性的，不是直接的。”
托尔斯泰不会爱的想法贯穿了她的全部日记(他的日记也是：“要说这是什么—是爱的愿望，而不是爱。”—他在追求索涅尼卡·别尔斯时写道)，但这丝毫也不否定他过去的、21岁时所作的表白—《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结尾：“我全心全意所爱的、努力表现其全部美的中篇小说的主人公，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美的—这是真的。”
这里不是爱的愿望，这里是真正的爱情。为了他所理解的真理，为了他所认识的真理，列夫·托尔斯泰准备牺牲一切，抛弃一切，随便去什么地方……他抛弃了，出走了……
“至今我还看到，他顺着白桦树林阴道远去，”女儿塔季扬娜回忆道，“我看见母亲坐在屋旁树下，她的脸痛苦得变了样。她睁大眼睛，忧郁、死板的目光望着自己面前。她该要分娩了，已经感到最初的躁动了。半夜里我哥哥伊利亚来，小心地把她带到床上。到早晨就生下了妹妹亚历山德拉。”
这是托尔斯泰第一次出走，后来他回来了。但过去的态度没有回来，甚至抄手稿—她忘我地抄了一生—也遭到了拒绝。“现在他把一切都给了女儿们，对我则小心翼翼地隐瞒着。他不断折磨我……这是难以忍受的、痛苦的。常常有这种情况：在这种没有关心的生活中我产生了疯狂的绝望，我想自杀，想逃到什么地方去，想爱上什么人。”
所有这一切不是空话。她试图自杀(投人池塘，但被救起了)，企图出走(没有放她走……)……如果不是爱上，也是迷恋、忘情、潜心于新的精神世界—这便是音乐世界，就还会重蹈覆辙。这个世界的主宰是谢尔盖·塔涅耶夫，他是作曲家、钢琴家。“我记得，听着塔涅耶夫美妙深沉的演奏，我感到内心的激动。痛苦、心中的烦恼消逝了，平静的欢乐充满了我的心。演奏停止了，我的心又充满痛苦、绝望、不想活的想法。”她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听他演奏。
当然，妻子这种“奇怪的内心的激动”躲不过具有非凡洞察力的丈夫的眼睛。许多年前，他在一封开玩笑的信中把自己的妻子描绘成瓷娃娃。“列瓦，”她问，“为什么我变成了瓷娃娃?”列夫不知所措，他不知道回答什么，便没有做声。她说，“我是瓷娃娃，这没关系吧?”“我不想使她伤心，”列夫撒谎说，“没关系。”信是开玩笑，但年轻的索菲娅·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绝没有开玩笑，她在日记里写道：‘妆口果我不占有他，如果我是瓷娃娃，如果我只是妻子，而不是一个人，那么我不想，也不能这样生活。”
就这样，瓷娃娃发生了“奇怪的内心的激动”。她的行动、微笑不是为了他威严的夫君，而是为另一个男人，夫君能容忍这样的事吗?“你与塔涅耶夫的接近是令人厌恶的，我不能平静地承受它。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与你生活，我是在缩短和损害自己的生命……剩下只有一条路—分手。对此我坚定地下了决心。”
托尔斯泰没有把这封信交给妻子，而将它放在扶手椅的包面下，夜里在蜡烛光下又写了另一封信，也没有发出。信中又提到出走的事—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经常谈到这一点。因此，1910年深秋发生的事丝毫没有使89他的亲人感到吃惊。
另一件事却让人吃惊。当有电报告知丈夫在阿斯塔波沃车站病倒、发烧达40度时，抑郁、痛苦、几昼夜都未进食的老妇人瞬间突然振作起来。家里自然一片惊慌，全都不知所措，只有“我的母亲”，女儿塔季亚娜回忆说，“心急慌忙地考虑着一切，操心着一切。她带去一切父亲可能需要的东西，她什么也没忘记。”
丈夫没有叫她去，但是半个世纪来，关心他，为他操劳已成为她习惯的本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她去他那里。“她带去了一切可能需要的东西，什么也没忘’，—甚至他心爱的枕头。看见枕头，垂危的老人很激动，他知道，谁是世上惟一能想到这种小事的人。
人们安慰他，枕头是女儿带来的，他们没有告诉他，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就在隔壁房间。半个世纪来他是第一次生病，病得这么重，而她不在身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健康恶化令我痛苦……非常痛苦。看见他受折磨、虚弱、心力交瘁，我很难过。我把他的头捧在手里或是握住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温柔而小心地吻他，他却无动于衷地望着。他出什么事了?他在想什么?”
现在，在弥留之际，他跟平常一样，想的是真理。他最后说的话就是这一点：“我爱真理……非常……爱真理。”
这是真的：他在世上最爱的是真理。
而她在世上最爱的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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