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汉族，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世称“范文正公”。生于武宁军（治所徐州）（一说河北真定府）。祖籍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先人迁居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人。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1052 年（皇祐四年）五月二十日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伊川万安山，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有《范文正公全集》传世，通行有清康熙岁寒堂刻版本，附《年谱》及《言行拾遗事录》等。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附近)，作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西溪镇濒临黄海之滨，镇上虽也可偶见牡丹，其荒远情景毕竟与内地不同。乍听风浪的呼啸及野鹤的长唳，范仲淹不免略觉惆怅。而仓官既属于闲差，他便暂以疏懒饮宴采自我解嘲：“卑牺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于牟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里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当地多年失修的海堤，已经坍圮不堪，不仅盐场亭灶失去屏障，而且广阔的农田民宅，也屡受海涛威胁。遇上大海潮汐，甚至水淹泰州城下，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官府盐产与租赋，都蒙受损失。为此，他上书给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张纶慨然表示赞同，并奏准朝廷，调范仲淹作兴化县令（今江苏省兴化市），全面负责治堰。
天圣二年(1024年)秋，兴化县令范仲淹率领来自四个州的数万民夫，奔赴海滨。但治堰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夹雪的暴风，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一部分官员，认为这是天意，堤不可成，主张取缔原议，彻底停工。事情报到京师，朝臣也踌躇不定。而范仲淹则临危不惧，坚守护堰之役。大风卷着浪涛冲到他腿上，兵民们纷纷惊避，官吏也惊慌失措，范仲淹却没有动，他有意看看身旁的同年好友滕宗谅，宗谅正从容不迫地评论着一段屹立的堤堰。大家发现他两人泰然自若，情绪也安稳下来。 经过范仲淹等人的努力坚持，捍海治堰又全面复工。不久，绵延数百里的悠远长堤，便凝然横亘在黄海滩头。盐场和农田的生产，从此有了保障。往年受灾流亡的数干民户，又扶老携幼，返回家园。人们感激兴化县令范仲淹的功绩，都把海堰叫作“范公堤”。兴化县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范。 至今兴化仍有范公祠遗址，为父老怀念。
从元昊叛宋起，宋军的边防开支便突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竦、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四谏”官一声奏言，撤掉了略无军功的夏竦，以杜衍和富弼为军事长官。“四谏”官又一声奏言，彻底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四谏”们第三声奏论，则驱逐了副宰相王举 范公堤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出色班底，石介喜出望外。他写诗赞颂说：举擢俊良，扫除娇魅！提升众贤，就象拔茅一样，大批群起，驱逐奸邪，就象切掉鸡爪一般，永难长续。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汇报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看他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邠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范仲淹特别善于识人，当狄青还是个下级军官时，范仲淹就对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说：“将不知 范仲淹书法(9张)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从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后以武官任枢密使，成为一代名将。张载少年时，喜欢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二十一岁时谒见范仲淹，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作为将领实在屈才，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后来张载遍观释老，无所得反而求六经，后成为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关学的创始人，一代大儒。富弼少年时，好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说：“王佐才也。”并把他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看，晏殊把女儿嫁给富弼，后宋仁宗复制科，范仲淹告诉富弼说：“子当以是进。”举茂材异等，从此进入官场，后成为一代名相。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附近)，作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西溪镇濒临黄海之滨，镇上虽也可偶见牡丹，其荒远情景毕竟与内地不同。乍听风浪的呼啸及野鹤的长唳，范仲淹不免略觉惆怅。而仓官既属于闲差，他便暂以疏懒饮宴采自我解嘲：“卑牺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于牟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里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当地多年失修的海堤，已经坍圮不堪，不仅盐场亭灶失去屏障，而且广阔的农田民宅，也屡受海涛威胁。遇上大海潮汐，甚至水淹泰州城下，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官府盐产与租赋，都蒙受损失。为此，他上书给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张纶慨然表示赞同，并奏准朝廷，调范仲淹作兴化县令（今江苏省兴化市），全面负责治堰。
天圣二年(1024年)秋，兴化县令范仲淹率领来自四个州的数万民夫，奔赴海滨。但治堰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夹雪的暴风，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一部分官员，认为这是天意，堤不可成，主张取缔原议，彻底停工。事情报到京师，朝臣也踌躇不定。而范仲淹则临危不惧，坚守护堰之役。大风卷着浪涛冲到他腿上，兵民们纷纷惊避，官吏也惊慌失措，范仲淹却没有动，他有意看看身旁的同年好友滕宗谅，宗谅正从容不迫地评论着一段屹立的堤堰。大家发现他两人泰然自若，情绪也安稳下来。 经过范仲淹等人的努力坚持，捍海治堰又全面复工。不久，绵延数百里的悠远长堤，便凝然横亘在黄海滩头。盐场和农田的生产，从此有了保障。往年受灾流亡的数干民户，又扶老携幼，返回家园。人们感激兴化县令范仲淹的功绩，都把海堰叫作“范公堤”。兴化县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范。 至今兴化仍有范公祠遗址，为父老怀念。
从元昊叛宋起，宋军的边防开支便突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竦、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四谏”官一声奏言，撤掉了略无军功的夏竦，以杜衍和富弼为军事长官。“四谏”官又一声奏言，彻底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四谏”们第三声奏论，则驱逐了副宰相王举 范公堤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出色班底，石介喜出望外。他写诗赞颂说：举擢俊良，扫除娇魅！提升众贤，就象拔茅一样，大批群起，驱逐奸邪，就象切掉鸡爪一般，永难长续。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汇报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看他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邠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范仲淹特别善于识人，当狄青还是个下级军官时，范仲淹就对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说：“将不知 范仲淹书法(9张)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从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后以武官任枢密使，成为一代名将。张载少年时，喜欢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二十一岁时谒见范仲淹，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作为将领实在屈才，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后来张载遍观释老，无所得反而求六经，后成为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关学的创始人，一代大儒。富弼少年时，好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说：“王佐才也。”并把他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看，晏殊把女儿嫁给富弼，后宋仁宗复制科，范仲淹告诉富弼说：“子当以是进。”举茂材异等，从此进入官场，后成为一代名相。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3-03-10
庆历新政。身居高位，为伸报国之志，殒身不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