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
第1个回答 2021-10-15
“将从中御”，将兵权高度集权于皇帝个人手中，限制甚至剥夺将帅对所部军队应有的指挥权，这是宋代军政运行机制中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其语本出自先秦的著名兵书《军志》:“将从中御，兵无选锋，必败。”
进一步了解其意，需要了解宋代的军事制度。宋朝为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建立了枢密院、三衙（也称“三司”）统兵体制，把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遇有战事，由皇帝任命率臣领兵出征，从而实现了调兵权与统兵权的分离。也就是说,最高军事指挥权,只掌握在皇帝本人手中.
进一步了解其意，需要了解宋代的军事制度。宋朝为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建立了枢密院、三衙（也称“三司”）统兵体制，把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遇有战事，由皇帝任命率臣领兵出征，从而实现了调兵权与统兵权的分离。也就是说,最高军事指挥权,只掌握在皇帝本人手中.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8-12-18
将从中御
宋朝消极地接受唐末和五代军事政变的教训，着意提倡重文轻武，以文制武，对将帅的防范和清忌，成了恪守不渝的赵宋家规，不敢委以全权，授以重兵，而是通过各种制度和办法，削弱将帅的指挥权限，这当然也是宋朝积弱的重要原因。
按宋时的通信条件，与前方遥隔千里的皇帝和宰执大臣，要干预将帅的军事指挥，甚至指挥将帅作战，自然是荒唐的事。然而宋朝皇帝和宰执大臣，却往往违背古代的军事常识，实行“将从中御”(《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
宋太祖是宋朝各代皇帝中唯一的天才军事家。他命将出师，只在临行前作简要的指示和告诫，故王禹僻称他“所用之将专而不疑”(《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实行将从中御，即以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方略和谋划，错误地箝制和剥夺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乃始于宋太宗。宋太宗自诩“少习弓马，屡与贼交锋，贼应弦而踣者甚众”(《长编》卷29端拱元年二月庚子)。他在青年时代可能是个武艺精通的勇士，至于其用兵行师的才略，却实在不高明。尽管对辽战争接二连三地失败，宋太宗仍以军事天才自命，直到在位晚年，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朕每出兵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丁宁谕之，不听者多至败事。”一批文臣立即奉承说：“陛下料敌制胜，天之所授，固非臣下所测度也。将帅倘能上遵成算，则何往而不克矣。”(《宋会要》兵14之13)然而诿过于将臣，终究不能证实皇帝的圣算真是如何高妙莫测，因为在事实上，“将兵之人”恰好是“上遵成算”，才“多至败事”。
宋太宗运筹于深宫之中，而致败于千里之外，即使在当时已非秘密，故甚至连一些不知兵的文臣也提出非议。除张洎反对“将中从御”外，田锡说：“况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与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他建议让将帅“因机设变，观衅制宜”，即拥有机动的指挥权(《咸平集》卷1《上太宗答诏论边事》)。王禹僻也认为，“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是一大失策(《历代名臣奏议》卷322)。王安石与宋神宗讨论前代用兵，说：“太宗为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此，即惟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他对当时“上下极为灭裂”的状况，深表感慨(《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一月戊午)。
阵无非是军队的战斗队列，作战之时，当然需要根据敌情、地形等等实际情况布阵。故岳飞对宗泽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卷365《岳飞传》)实为宋代的兵家格言。然而在宋太宗和宋真宗时，不顾实际情况，预先设计阵图之风，却盛极一时。
宋太宗预授将帅的锦囊妙计，往往就是阵图。“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武夷新集》卷10李继隆墓志铭)，不容有任何变通的余地。太平兴国四年(979)的满城之战，宋太宗派一批将领带兵八万，迎击辽军，预先“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宋史》卷271 《赵延进传》)。
将领崔翰等依图布阵，赵延进发现“我师星布，其势悬绝”，主张改变阵形，“合而击之”。崔翰等依然不敢“擅改诏旨”，后因赵延进，李继隆等人表示愿承担罪责，才“分为二阵”，一举破敌(《长编》卷20十月庚午)。应当指出，赵延进是宋太宗的连襟，故他敢于独当其责，而有恃无恐。由于预授阵图有害而无利，文臣田锡提出异议，他对宋太宗说：“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之以阵图，不须授之以方略。”(《咸平集》卷1《上太宗答诏论边事》)朱台符也对宋真宗说：“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致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长编》卷44咸平二年闰三月庚寅)但是，军事的失利，正确的反对意见，并未使宋太宗和宋真宗改弦易辙。宋太宗曾亲自告诫傅潜说：“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长编》卷40至道二年九月己卯)在雍熙三年(986)
北伐大败之余，宋太宗还召见一批将领，其中包括败将潘美，“出御制平戎万全阵图”，“亲授以进退攻击之略”(《长编》卷28雍熙四年五月庚寅)。一些庸将也欢迎皇帝预授策略和阵图，正如王安石所说，如王超、傅潜之流，并不害怕“败衄”，他们只求不承担覆军和丧师的罪责即可。王超曾向宋真宗进献“二图，其一置资粮在军中，布兵周防，贼无以钞略，其一遇贼即变而为方阵，阵形之外，分列游兵，持劲弩，贼至则易聚而并力”(《长编》卷50咸平四年闰十二月甲午)。宋真宗亲征时，还“内出阵图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乙亥)。宋仁宗时对西夏作战，仍以“内臣监兵”，“以阵图授诸将”(《宋史》卷311《晏殊传》)。王德用对皇帝说：“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诚愿不以阵图赐诸将，使得应变出奇，自立异效。”(《宋史》卷278《王德用传》)被宋仁宗所采纳，赐阵图的风气才有所改变。
然而不赐阵图，并不意味着将从中御的取消。自宋太宗以后的各代皇帝，都是些长期优养深宫，懵然不知兵的人物，也时常实行程度不同的“将从中御”。宋神宗“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长编》卷353元丰八年三月戊戌)，结果却招致灵州和永乐两次大败。宋哲宗时，吕陶说：“暴师千里之外，而日有禀听于朝廷，敌人在境，而一兵不敢辄发，则乘机决胜，安所望乎?”(《历代名臣奏议》卷 221)这也反映了宋神宗和宋哲宗时，朝廷不适当地干预前方军事的部分情况。当然也有委以全权的事例，如宋徽宗宠用宦官童贯，听任他主持对西夏，对辽和对金的军事，胡作非为，招致了北宋的覆亡。
南宋初，宋高宗也通过由宰执大臣草拟，自己亲笔书写的手诏，指挥前线军事。如刘锜步兵在顺昌府遭受兀术主力骑兵围攻，处于若要弃城退遁，必被迫歼的险境，秦桧为宋高宗起草的御札，却令他“择利班师”(《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卯)。岳飞就是因十二道金字牌递到的手诏，而被迫班师的。宋孝宗即位之初，轻率地下令西线的吴璘撤兵，“于是弃德顺军，仓卒引退，金乘其后，正兵三万，得还者仅七千人，偏裨将佐所存无几”，川陕的宋军精锐主力遭受歼灭性的打击，宋孝宗本人也追悔莫及(《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
北宋的将从中御，主要体现了皇权对将权的防范和筘制；而南宋大约有一半时间是由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和贾似道四个权臣掌政，故又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相权对将权的贬抑和束缚。南末后期，贾似道忌恨勇将高达，他宁肯听任襄阳和樊城的失陷，而不愿派高达率兵救援。由于贾似道专断军国大计，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在中国封建时代，因宫廷和庙堂的错误决策，而招致军事失败的事例，自然不限于赵宋一代；但赵宋在这方面又显然达到了十分突出、十分严重的地步，成为宋朝积弱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象宋太宗那样，简直把前方将帅变成了由他牵线的木偶，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宋朝消极地接受唐末和五代军事政变的教训，着意提倡重文轻武，以文制武，对将帅的防范和清忌，成了恪守不渝的赵宋家规，不敢委以全权，授以重兵，而是通过各种制度和办法，削弱将帅的指挥权限，这当然也是宋朝积弱的重要原因。
按宋时的通信条件，与前方遥隔千里的皇帝和宰执大臣，要干预将帅的军事指挥，甚至指挥将帅作战，自然是荒唐的事。然而宋朝皇帝和宰执大臣，却往往违背古代的军事常识，实行“将从中御”(《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
宋太祖是宋朝各代皇帝中唯一的天才军事家。他命将出师，只在临行前作简要的指示和告诫，故王禹僻称他“所用之将专而不疑”(《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实行将从中御，即以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方略和谋划，错误地箝制和剥夺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乃始于宋太宗。宋太宗自诩“少习弓马，屡与贼交锋，贼应弦而踣者甚众”(《长编》卷29端拱元年二月庚子)。他在青年时代可能是个武艺精通的勇士，至于其用兵行师的才略，却实在不高明。尽管对辽战争接二连三地失败，宋太宗仍以军事天才自命，直到在位晚年，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朕每出兵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丁宁谕之，不听者多至败事。”一批文臣立即奉承说：“陛下料敌制胜，天之所授，固非臣下所测度也。将帅倘能上遵成算，则何往而不克矣。”(《宋会要》兵14之13)然而诿过于将臣，终究不能证实皇帝的圣算真是如何高妙莫测，因为在事实上，“将兵之人”恰好是“上遵成算”，才“多至败事”。
宋太宗运筹于深宫之中，而致败于千里之外，即使在当时已非秘密，故甚至连一些不知兵的文臣也提出非议。除张洎反对“将中从御”外，田锡说：“况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与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他建议让将帅“因机设变，观衅制宜”，即拥有机动的指挥权(《咸平集》卷1《上太宗答诏论边事》)。王禹僻也认为，“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是一大失策(《历代名臣奏议》卷322)。王安石与宋神宗讨论前代用兵，说：“太宗为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此，即惟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他对当时“上下极为灭裂”的状况，深表感慨(《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一月戊午)。
阵无非是军队的战斗队列，作战之时，当然需要根据敌情、地形等等实际情况布阵。故岳飞对宗泽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卷365《岳飞传》)实为宋代的兵家格言。然而在宋太宗和宋真宗时，不顾实际情况，预先设计阵图之风，却盛极一时。
宋太宗预授将帅的锦囊妙计，往往就是阵图。“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武夷新集》卷10李继隆墓志铭)，不容有任何变通的余地。太平兴国四年(979)的满城之战，宋太宗派一批将领带兵八万，迎击辽军，预先“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宋史》卷271 《赵延进传》)。
将领崔翰等依图布阵，赵延进发现“我师星布，其势悬绝”，主张改变阵形，“合而击之”。崔翰等依然不敢“擅改诏旨”，后因赵延进，李继隆等人表示愿承担罪责，才“分为二阵”，一举破敌(《长编》卷20十月庚午)。应当指出，赵延进是宋太宗的连襟，故他敢于独当其责，而有恃无恐。由于预授阵图有害而无利，文臣田锡提出异议，他对宋太宗说：“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之以阵图，不须授之以方略。”(《咸平集》卷1《上太宗答诏论边事》)朱台符也对宋真宗说：“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致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长编》卷44咸平二年闰三月庚寅)但是，军事的失利，正确的反对意见，并未使宋太宗和宋真宗改弦易辙。宋太宗曾亲自告诫傅潜说：“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长编》卷40至道二年九月己卯)在雍熙三年(986)
北伐大败之余，宋太宗还召见一批将领，其中包括败将潘美，“出御制平戎万全阵图”，“亲授以进退攻击之略”(《长编》卷28雍熙四年五月庚寅)。一些庸将也欢迎皇帝预授策略和阵图，正如王安石所说，如王超、傅潜之流，并不害怕“败衄”，他们只求不承担覆军和丧师的罪责即可。王超曾向宋真宗进献“二图，其一置资粮在军中，布兵周防，贼无以钞略，其一遇贼即变而为方阵，阵形之外，分列游兵，持劲弩，贼至则易聚而并力”(《长编》卷50咸平四年闰十二月甲午)。宋真宗亲征时，还“内出阵图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乙亥)。宋仁宗时对西夏作战，仍以“内臣监兵”，“以阵图授诸将”(《宋史》卷311《晏殊传》)。王德用对皇帝说：“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诚愿不以阵图赐诸将，使得应变出奇，自立异效。”(《宋史》卷278《王德用传》)被宋仁宗所采纳，赐阵图的风气才有所改变。
然而不赐阵图，并不意味着将从中御的取消。自宋太宗以后的各代皇帝，都是些长期优养深宫，懵然不知兵的人物，也时常实行程度不同的“将从中御”。宋神宗“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长编》卷353元丰八年三月戊戌)，结果却招致灵州和永乐两次大败。宋哲宗时，吕陶说：“暴师千里之外，而日有禀听于朝廷，敌人在境，而一兵不敢辄发，则乘机决胜，安所望乎?”(《历代名臣奏议》卷 221)这也反映了宋神宗和宋哲宗时，朝廷不适当地干预前方军事的部分情况。当然也有委以全权的事例，如宋徽宗宠用宦官童贯，听任他主持对西夏，对辽和对金的军事，胡作非为，招致了北宋的覆亡。
南宋初，宋高宗也通过由宰执大臣草拟，自己亲笔书写的手诏，指挥前线军事。如刘锜步兵在顺昌府遭受兀术主力骑兵围攻，处于若要弃城退遁，必被迫歼的险境，秦桧为宋高宗起草的御札，却令他“择利班师”(《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卯)。岳飞就是因十二道金字牌递到的手诏，而被迫班师的。宋孝宗即位之初，轻率地下令西线的吴璘撤兵，“于是弃德顺军，仓卒引退，金乘其后，正兵三万，得还者仅七千人，偏裨将佐所存无几”，川陕的宋军精锐主力遭受歼灭性的打击，宋孝宗本人也追悔莫及(《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
北宋的将从中御，主要体现了皇权对将权的防范和筘制；而南宋大约有一半时间是由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和贾似道四个权臣掌政，故又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相权对将权的贬抑和束缚。南末后期，贾似道忌恨勇将高达，他宁肯听任襄阳和樊城的失陷，而不愿派高达率兵救援。由于贾似道专断军国大计，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在中国封建时代，因宫廷和庙堂的错误决策，而招致军事失败的事例，自然不限于赵宋一代；但赵宋在这方面又显然达到了十分突出、十分严重的地步，成为宋朝积弱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象宋太宗那样，简直把前方将帅变成了由他牵线的木偶，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