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一）文学媒介的特点
文学媒介具有物质性、中介性、涉义性、情境性等特点.
首先,最基本特点是它的物质性。
语音来源于人控制下的气流与声带之间的震动，所以，语音的物质载体看似声带这个具体的部位，其实却是整个身体，因为人体内的气流运动是由肺部承担的，而肺部的呼吸又处于神经系统的支配之下。因此，作为文学媒介的语音事实上是一种身体语言，身体的物质性是极其明显的。文字发明之后，文学获得了书这种新媒介。书作为无比优越的文学载体是语音符号被视觉符号文字替代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从竹木帛纸的持续变革到手工抄写印刷复制的不断推进，书报杂志作为一个大家族中的各色成员陆续粉墨登场了。因此，书面文学时代的文学媒介是纸这种物质。从广播开始的终端接受机器包括广播（收音机）、银幕（电影机）和电视机以及电脑这四种媒介，其物质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它们和电磁波等因素密切相关，其共同点是用来完成声像的远程传播。相对而言，电影略有不同，它主要借助电影机把影片放映在屏幕上，不牵涉更加复杂的远程传播技术。总而言之，不管是哪种文学媒介，它们都以其物质性存在为基础，然后在借助相应的技术把文学形象展现在观众（听众）面前。
其次，文学媒介作为一种媒介必然具有中介性的特点。
中介性是在媒介的物质性基础上生成的，它体现的是一种面向他人的自荐倾向和交流意识。比如语言这种近乎本能而且极其便捷的符号就是人们在相处之中彼此交流的产物和方式。从这个角度说，语言有一种鲜明的外在指涉性。一般情况下，人们并不跟自己说话。自言自语在一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由精神焦虑所导致的轻微人格分裂行为。所以，从总体而言，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因而就成了与他人沟通的一种中介。同理，书写出来是让别人看的，这是它的物质性本身所包含的一种内在诉求。事实上，媒介的中介性往往具有一种顺应人性的倾向。比如，中国古书大多是竖排本，如今则以横排为主，这和人的眼睛分布和视力优势是谐调的。因此，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特意为人制造出来的，这也是它赢得人们喜欢的一个客观原因。所以，作为人的延伸，媒介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人们需要媒介，媒介迎合人性，因为除了语言之外的媒介都是人为了自身生活得更加便利和舒适而创造出来的，因而，具有人性化倾向的媒介与具有依赖性的人逐渐达成了双向和谐。至于文学，与生活的便利无关，它关系着一个人精神生活的质量，精神生活的充实、宁静和满足给人带来的是一种身心和谐的舒适感。所以，文学媒介沟通的是人的心灵，而不是浮泛于生活表层的冗余信息。
第三，文学媒介具有明显的涉义性。
正是涉义性的特点表明文学及其载体媒介是一个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媒介已不仅仅是文学的承载者还是文学的建构者，它已经渗入文学的肌体之中，成了表达文学意蕴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媒介的涉义性问题似乎随着现代媒介的发展而显得愈益突出，事实上，它的出现由来已久。如果追究一下汉语中的语气词，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来源于语音媒介时代那些不直接表明意思的语气，是不曾借助语言明示的辅助含义，因而，语气词其实是对人们在交流过程中伴随情态的抽象和概括。在影视文学中，作为基本组合方式的蒙太奇最能体现媒介的涉义性。镜头与镜头之间诸如隐喻和对比之类的不同关系都是在原有镜头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新含义。而影视的含义往往是在这种组合中形成的，而不是由单个镜头体现的。如果说中介性体现的倾向是文学作品与人的双向交流，那么，涉义性则是发生在文学作品内部的双向融合活动，融合的双方分别的是作为目的的文学作品和作为载体的媒介。文学作品借助媒介表达，而媒介又被文学作品所渗透，这正是造成文学媒介具有涉义性的根本原因。
最后文学媒介还具有情境性。
文学媒介的情境性指的是文学媒介所表达的情感和意义会随着社会文化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并非一贯具有确定性，有时包含着不确定成分。这种不确定成分在媒介生态的社会状况中会呈现出多种可能，尤其是在接受者层次驳杂、观念各异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会更加突出。以人类最初的语音媒介为例，善于从民歌中吸收养分的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竹枝词》中写下了“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样的诗句。其中的“晴”正是“情”的谐音字，一语双关，刘禹锡正是借助语音媒介构成的这种话语情境巧妙地表现了一位女子对情郎那种既含蓄又执著的爱慕之情。如果脱离了汉语文化的具体情境，这种语音媒介表达的情意便无法为他人感受，因此，文学媒介的情境性其实是它对读者发生作用的依托。也就是说，文学媒介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情境或文化情境而单独起作用。虽然情境性不是文学媒介的恒常表现和主要特色，但却是文学媒介所负载的文学能否实现审美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文学媒介的作用
第一,文学媒介是文学创作的物质化。
作家创造的文学意象世界如果没有具有感性外观的物质形式来呈现，文学便无法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媒介便没有文学。因此，文学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把情趣意象语言化的过程。在书面文学时代，还需要把语言转化为文字，朱光潜把这个步骤称为“记载”，认为它不具备创造性，因而不属于艺术活动。其实这是不准确的，作为文学作品物化的最后一个环节，遣词造句的重要性和难度是古人都已经意识到的。
第二,文学媒介是文学本文的传输渠道。
是媒介——一本书、一部收音机、一台电视机、一个电脑等等——把文学作品与人联结在了一起。因而，这些书、收音机、电视机和电脑之类的东西就构成了文学作品向人运动的传输渠道。从接受的角度来看，媒介显然是人们接受文学的第一个环节。对于书来说，读者首先接触的是书的封面设计纸张印刷诸如此类的具体问题，然后才是对书的内容进行阅读。如果一本书封面平庸、纸张粗糙、印刷低劣，当然会影响到读者的接受，因而也就会影响其自身意义的生成。
第三,文学媒介即信息。
媒介以其特殊的手段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体现了科技的巨大威力。这种物理距离的缩短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心理距离的接近，它只是为人们心理距离的接近提供了无限可能。至于人与人之间能否接近，以及接近到什么程度，归根到底还要借助于文学的魅力。
第四,文学媒介推动文学观念和形式的发展。
作为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文学媒介为文学形式的不断更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它毕竟还是为文学服务的，尽管这种服务越来越不纯粹，而且在它所能提供服务的整体功能中所占的比重有可能越来越小。
文学媒介具有物质性、中介性、涉义性、情境性等特点.
首先,最基本特点是它的物质性。
语音来源于人控制下的气流与声带之间的震动，所以，语音的物质载体看似声带这个具体的部位，其实却是整个身体，因为人体内的气流运动是由肺部承担的，而肺部的呼吸又处于神经系统的支配之下。因此，作为文学媒介的语音事实上是一种身体语言，身体的物质性是极其明显的。文字发明之后，文学获得了书这种新媒介。书作为无比优越的文学载体是语音符号被视觉符号文字替代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从竹木帛纸的持续变革到手工抄写印刷复制的不断推进，书报杂志作为一个大家族中的各色成员陆续粉墨登场了。因此，书面文学时代的文学媒介是纸这种物质。从广播开始的终端接受机器包括广播（收音机）、银幕（电影机）和电视机以及电脑这四种媒介，其物质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它们和电磁波等因素密切相关，其共同点是用来完成声像的远程传播。相对而言，电影略有不同，它主要借助电影机把影片放映在屏幕上，不牵涉更加复杂的远程传播技术。总而言之，不管是哪种文学媒介，它们都以其物质性存在为基础，然后在借助相应的技术把文学形象展现在观众（听众）面前。
其次，文学媒介作为一种媒介必然具有中介性的特点。
中介性是在媒介的物质性基础上生成的，它体现的是一种面向他人的自荐倾向和交流意识。比如语言这种近乎本能而且极其便捷的符号就是人们在相处之中彼此交流的产物和方式。从这个角度说，语言有一种鲜明的外在指涉性。一般情况下，人们并不跟自己说话。自言自语在一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由精神焦虑所导致的轻微人格分裂行为。所以，从总体而言，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因而就成了与他人沟通的一种中介。同理，书写出来是让别人看的，这是它的物质性本身所包含的一种内在诉求。事实上，媒介的中介性往往具有一种顺应人性的倾向。比如，中国古书大多是竖排本，如今则以横排为主，这和人的眼睛分布和视力优势是谐调的。因此，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特意为人制造出来的，这也是它赢得人们喜欢的一个客观原因。所以，作为人的延伸，媒介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人们需要媒介，媒介迎合人性，因为除了语言之外的媒介都是人为了自身生活得更加便利和舒适而创造出来的，因而，具有人性化倾向的媒介与具有依赖性的人逐渐达成了双向和谐。至于文学，与生活的便利无关，它关系着一个人精神生活的质量，精神生活的充实、宁静和满足给人带来的是一种身心和谐的舒适感。所以，文学媒介沟通的是人的心灵，而不是浮泛于生活表层的冗余信息。
第三，文学媒介具有明显的涉义性。
正是涉义性的特点表明文学及其载体媒介是一个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媒介已不仅仅是文学的承载者还是文学的建构者，它已经渗入文学的肌体之中，成了表达文学意蕴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媒介的涉义性问题似乎随着现代媒介的发展而显得愈益突出，事实上，它的出现由来已久。如果追究一下汉语中的语气词，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来源于语音媒介时代那些不直接表明意思的语气，是不曾借助语言明示的辅助含义，因而，语气词其实是对人们在交流过程中伴随情态的抽象和概括。在影视文学中，作为基本组合方式的蒙太奇最能体现媒介的涉义性。镜头与镜头之间诸如隐喻和对比之类的不同关系都是在原有镜头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新含义。而影视的含义往往是在这种组合中形成的，而不是由单个镜头体现的。如果说中介性体现的倾向是文学作品与人的双向交流，那么，涉义性则是发生在文学作品内部的双向融合活动，融合的双方分别的是作为目的的文学作品和作为载体的媒介。文学作品借助媒介表达，而媒介又被文学作品所渗透，这正是造成文学媒介具有涉义性的根本原因。
最后文学媒介还具有情境性。
文学媒介的情境性指的是文学媒介所表达的情感和意义会随着社会文化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并非一贯具有确定性，有时包含着不确定成分。这种不确定成分在媒介生态的社会状况中会呈现出多种可能，尤其是在接受者层次驳杂、观念各异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会更加突出。以人类最初的语音媒介为例，善于从民歌中吸收养分的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竹枝词》中写下了“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样的诗句。其中的“晴”正是“情”的谐音字，一语双关，刘禹锡正是借助语音媒介构成的这种话语情境巧妙地表现了一位女子对情郎那种既含蓄又执著的爱慕之情。如果脱离了汉语文化的具体情境，这种语音媒介表达的情意便无法为他人感受，因此，文学媒介的情境性其实是它对读者发生作用的依托。也就是说，文学媒介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情境或文化情境而单独起作用。虽然情境性不是文学媒介的恒常表现和主要特色，但却是文学媒介所负载的文学能否实现审美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文学媒介的作用
第一,文学媒介是文学创作的物质化。
作家创造的文学意象世界如果没有具有感性外观的物质形式来呈现，文学便无法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媒介便没有文学。因此，文学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把情趣意象语言化的过程。在书面文学时代，还需要把语言转化为文字，朱光潜把这个步骤称为“记载”，认为它不具备创造性，因而不属于艺术活动。其实这是不准确的，作为文学作品物化的最后一个环节，遣词造句的重要性和难度是古人都已经意识到的。
第二,文学媒介是文学本文的传输渠道。
是媒介——一本书、一部收音机、一台电视机、一个电脑等等——把文学作品与人联结在了一起。因而，这些书、收音机、电视机和电脑之类的东西就构成了文学作品向人运动的传输渠道。从接受的角度来看，媒介显然是人们接受文学的第一个环节。对于书来说，读者首先接触的是书的封面设计纸张印刷诸如此类的具体问题，然后才是对书的内容进行阅读。如果一本书封面平庸、纸张粗糙、印刷低劣，当然会影响到读者的接受，因而也就会影响其自身意义的生成。
第三,文学媒介即信息。
媒介以其特殊的手段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体现了科技的巨大威力。这种物理距离的缩短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心理距离的接近，它只是为人们心理距离的接近提供了无限可能。至于人与人之间能否接近，以及接近到什么程度，归根到底还要借助于文学的魅力。
第四,文学媒介推动文学观念和形式的发展。
作为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文学媒介为文学形式的不断更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它毕竟还是为文学服务的，尽管这种服务越来越不纯粹，而且在它所能提供服务的整体功能中所占的比重有可能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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