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中论》是徐干的政论性著作，属于子书范畴。它的宗旨在于阐发义理，源于经典教诲，并致力于圣贤之道。因此，除《宋史》将其归入杂家外，其他史书普遍将之视为儒家文献。现存的《中论》分为上下两卷，共二十篇文章，上卷包含从《治学》到《爵禄》的十篇文章，下卷包含从《考伪》到《民数》的十篇文章。另外，《群书治要》收录了《中论》中的《复三年丧》和《制役》两篇逸文，现本《中论》多附录这些内容，表明现存的《中论》并非完整的原书。通过分析历代官私书目对《中论》的著录，可以推断该书在宋代已有残缺。
关于《中论》的作者徐干，他是魏晋时期的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曹丕曾称赞《中论》为“一家之言”，称其文辞典雅，足以流传后世（《与吴质书》）。
《中论》在历代书目中的著录情况如下：《隋书·经籍志》记载为六卷，《旧唐书·艺文志》、《新唐书·艺文志》和《崇文总目》也记录为六卷，而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则记载为二卷，《文献通考》和《四库全书总目》也作二卷。曾巩曾校勘《中论》，并在序言中提到：“最初在馆阁只见《中论》二十篇，后来阅读《贞观政要》，惊奇地发现唐太宗曾提到曾阅读干《中论·复三年丧》篇，而今本独缺。于是查阅《魏志》，发现文帝称干著《中论》二十余篇，这才知道馆阁所藏并非全书。”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也提到了《中论》的着录情况，称：“现在这个版本也仅二十篇，分为上下两卷。按《崇文总目》六卷，不知何人合并的。”李献民提到“别本有《复三年》、《制役》二篇”，可知子固时尚未遗失，只是未曾得见。
根据曾巩、晁公武的着录情况，可以推断直至宋仁宗景佑元年编撰《崇文总目》时，《中论》应该还有完本存世，但到了南宋时期，该书已成为残缺不全，并且出现了合上下两卷的本子，晁公武、陈振孙、马端临等人的着录所依据的就是这个版本。此外，在北宋时期，《中论》已有不同版本，曾巩明确表示所见的为二十篇，说明他所见的版本已经缺少了《复三年丧》和《制役》两篇，而李献民所提到的“别本”，则比曾巩所见的版本多出了《复三年丧》、《制役》两篇。到了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晁公武在编撰《郡斋读书志》时，所依据的是已经合并为上下两卷的本子，说明当时《中论》已经没有完本流传了。
《四库全书总目》在论述《中论》版本情况时提到：“此书隋、唐志皆作六卷，隋志又注云：‘梁目一卷。’《崇文总目》亦作六卷，而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并作二卷，与今本合，则宋人所并矣。书凡二十篇，……曾巩校书序云：‘始见馆阁《中论》二十篇，及观《贞观政要》，太宗称尝见干《中论·复三年丧》篇，今书独阙，又考之《魏志》，文帝称干著《中论》二十余篇，乃知馆阁本非全书。而晁公武又称李献民所见别本，实有《复三年丧》、《制役》二篇。李献民者，李淑之子，尝撰《邯郸书目》者也。是其书在宋仁宗时尚未尽残阙，巩特据馆阁不全本着之于录，相沿既久，所谓别本者不可复见，于是二篇遂佚不存。”综合前面引用的材料，可以知道《四库全书总目》的论述与实际情况相符。
《中论》有一篇原序，但未标明作者姓名，作者可能是徐干同时代的人。《中论·序》的结尾提到：“余数侍坐，观君之言长怖，笃意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则？自顾才志不如之远矣耳。然宗之仰之，以为师表。自君之亡，有子贡山梁之行，故追述其事。”这段文字表明，序的作者曾与徐干有交往，对徐干的道德和文学非常尊敬，《中论》一书也非常推崇。徐干去世后，为了表达对亡者的思念以及担心《中论》一书就此失传，特意作了此序。因此，可以断定该序作者是徐干同时代人。由于《中论·序》与《中论》注解出自同一人之手，也就是说，这个与徐干同时代之人不仅为《中论》作序，而且注解也是出自他的手笔。姚振绪《〈隋书·经籍志〉考证》提到：“案《中论》旧序末云：‘故追述其事，粗举其显露易知之数，沈冥幽微、深奥广远者，遗之精通君子，将自赞明之也。’此数语，则为注其书者之所作，可知也。”虽然有说法认为这个为《中论》作序和注解的人是“任嘏”，但由于缺乏文献证据，这个说法无法确定。
《中论》的版本在《四库全书》中记载为二卷（通行本），作者为汉徐干。徐干字伟长，建安时期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他的事迹在《魏志·王粲传》中有附见，因此历史上常将其视为魏人。然而，徐干去世后三年，魏才受禅，所以不能立即将魏视为帝王之统。陈寿撰写《三国志》时，将起源归于曹操，称其为太祖，因此将徐干等僚属都归入《魏志》，这并非实际情况。《中论》在隋、唐两朝的志书中都作六卷，《隋志》还注称梁目为 一卷，《崇文总目》也作六卷。该书的宗旨是阐发义理，源于经典教诲，并致力于圣贤之道，因此前代史书都将其列为儒家。曾巩在《校书序》中提到，最初在馆阁只见《中论》二十篇，后来阅读《贞观政要》，惊奇地发现唐太宗曾提到曾阅读干《中论·复三年丧》篇，而今本独缺。于是查阅《魏志》，发现文帝称干著《中论》二十余篇，这才知道馆阁所藏并非全书。而晁公武又称李献民所见别本，实有《复三年丧》、《制役》二篇。李献民者，李淑之子，尝撰《邯郸书目》者也。是其书在宋仁宗时尚未尽残阙，巩特据馆阁不全本着之于录，相沿既久，所谓别本者不可复见，于是二篇遂佚不存。又书前有原序一篇，不题名字，陈振孙以为干同时人所作。今验其文，颇类汉人体格，知振孙所言为不诬。惟《魏志》称干卒于建安二十二年，而序乃作于二十三年二月，与史颇异。传写必有一讹，今亦莫考其孰是矣。
关于《中论》的作者徐干，他是魏晋时期的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曹丕曾称赞《中论》为“一家之言”，称其文辞典雅，足以流传后世（《与吴质书》）。
《中论》在历代书目中的著录情况如下：《隋书·经籍志》记载为六卷，《旧唐书·艺文志》、《新唐书·艺文志》和《崇文总目》也记录为六卷，而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则记载为二卷，《文献通考》和《四库全书总目》也作二卷。曾巩曾校勘《中论》，并在序言中提到：“最初在馆阁只见《中论》二十篇，后来阅读《贞观政要》，惊奇地发现唐太宗曾提到曾阅读干《中论·复三年丧》篇，而今本独缺。于是查阅《魏志》，发现文帝称干著《中论》二十余篇，这才知道馆阁所藏并非全书。”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也提到了《中论》的着录情况，称：“现在这个版本也仅二十篇，分为上下两卷。按《崇文总目》六卷，不知何人合并的。”李献民提到“别本有《复三年》、《制役》二篇”，可知子固时尚未遗失，只是未曾得见。
根据曾巩、晁公武的着录情况，可以推断直至宋仁宗景佑元年编撰《崇文总目》时，《中论》应该还有完本存世，但到了南宋时期，该书已成为残缺不全，并且出现了合上下两卷的本子，晁公武、陈振孙、马端临等人的着录所依据的就是这个版本。此外，在北宋时期，《中论》已有不同版本，曾巩明确表示所见的为二十篇，说明他所见的版本已经缺少了《复三年丧》和《制役》两篇，而李献民所提到的“别本”，则比曾巩所见的版本多出了《复三年丧》、《制役》两篇。到了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晁公武在编撰《郡斋读书志》时，所依据的是已经合并为上下两卷的本子，说明当时《中论》已经没有完本流传了。
《四库全书总目》在论述《中论》版本情况时提到：“此书隋、唐志皆作六卷，隋志又注云：‘梁目一卷。’《崇文总目》亦作六卷，而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并作二卷，与今本合，则宋人所并矣。书凡二十篇，……曾巩校书序云：‘始见馆阁《中论》二十篇，及观《贞观政要》，太宗称尝见干《中论·复三年丧》篇，今书独阙，又考之《魏志》，文帝称干著《中论》二十余篇，乃知馆阁本非全书。而晁公武又称李献民所见别本，实有《复三年丧》、《制役》二篇。李献民者，李淑之子，尝撰《邯郸书目》者也。是其书在宋仁宗时尚未尽残阙，巩特据馆阁不全本着之于录，相沿既久，所谓别本者不可复见，于是二篇遂佚不存。”综合前面引用的材料，可以知道《四库全书总目》的论述与实际情况相符。
《中论》有一篇原序，但未标明作者姓名，作者可能是徐干同时代的人。《中论·序》的结尾提到：“余数侍坐，观君之言长怖，笃意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则？自顾才志不如之远矣耳。然宗之仰之，以为师表。自君之亡，有子贡山梁之行，故追述其事。”这段文字表明，序的作者曾与徐干有交往，对徐干的道德和文学非常尊敬，《中论》一书也非常推崇。徐干去世后，为了表达对亡者的思念以及担心《中论》一书就此失传，特意作了此序。因此，可以断定该序作者是徐干同时代人。由于《中论·序》与《中论》注解出自同一人之手，也就是说，这个与徐干同时代之人不仅为《中论》作序，而且注解也是出自他的手笔。姚振绪《〈隋书·经籍志〉考证》提到：“案《中论》旧序末云：‘故追述其事，粗举其显露易知之数，沈冥幽微、深奥广远者，遗之精通君子，将自赞明之也。’此数语，则为注其书者之所作，可知也。”虽然有说法认为这个为《中论》作序和注解的人是“任嘏”，但由于缺乏文献证据，这个说法无法确定。
《中论》的版本在《四库全书》中记载为二卷（通行本），作者为汉徐干。徐干字伟长，建安时期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他的事迹在《魏志·王粲传》中有附见，因此历史上常将其视为魏人。然而，徐干去世后三年，魏才受禅，所以不能立即将魏视为帝王之统。陈寿撰写《三国志》时，将起源归于曹操，称其为太祖，因此将徐干等僚属都归入《魏志》，这并非实际情况。《中论》在隋、唐两朝的志书中都作六卷，《隋志》还注称梁目为 一卷，《崇文总目》也作六卷。该书的宗旨是阐发义理，源于经典教诲，并致力于圣贤之道，因此前代史书都将其列为儒家。曾巩在《校书序》中提到，最初在馆阁只见《中论》二十篇，后来阅读《贞观政要》，惊奇地发现唐太宗曾提到曾阅读干《中论·复三年丧》篇，而今本独缺。于是查阅《魏志》，发现文帝称干著《中论》二十余篇，这才知道馆阁所藏并非全书。而晁公武又称李献民所见别本，实有《复三年丧》、《制役》二篇。李献民者，李淑之子，尝撰《邯郸书目》者也。是其书在宋仁宗时尚未尽残阙，巩特据馆阁不全本着之于录，相沿既久，所谓别本者不可复见，于是二篇遂佚不存。又书前有原序一篇，不题名字，陈振孙以为干同时人所作。今验其文，颇类汉人体格，知振孙所言为不诬。惟《魏志》称干卒于建安二十二年，而序乃作于二十三年二月，与史颇异。传写必有一讹，今亦莫考其孰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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