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法律本质上都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又为什么要强调其积极性

人民民主专政，对于人民实行民主，对于少部分破坏大部分人利益的实行专政，也可用于强调法律，法律的本质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如果有一天统治阶级没了，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向共产主义过度的一个阶段。

西塞罗的“自然法治原则”较人治政治是一个进步。因为人治的本性即使再明智也难免带有主观好恶和情感的偏差，而法律是正义和理智的天平。法律的一个突出价值在于用公正的成文程序来维持社会秩序。而人治等于将国家命运寄托在经常变幻的感情之上，而非严实可靠的理智之上。法律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固然是统治阶级工具。但法治将社会矛盾和斗争限制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对维系社会关系的稳定有积极意义。

因为“法律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这句话，虽然对，但是并不准确全面。法律的作用，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规范人们的行为，避免人与人之间的任意行为产生矛盾，冲突。
可以说，这两个作用，地位是相等的。不过马克思身处的时代，是资产阶级利用法律压迫工人最严重的时代，阶级矛盾最尖锐的时代。马克思身处那个时代，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他为了反资本主义，过于观注了第一个作用，而忽略了第二个作用。
而法律的第二个作用，正是其积极性所在！是不能，也不应该被忽略的。
所以，在现有马克思理论没有更改前，在表述法律本质时，必须同时要强调其积极性，作为其理论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