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陈 廷 敬
陈廷敬(1639年——1712年),字子端,号说岩,清代泽州(今山西晋城)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改为庶吉士。初名敬,因同科考取有同名者,故由朝廷给他加上“廷”字,改为廷敬。 陈廷敬生平好学,诗、文、乐极备。,他是《康熙字典》的总裁官,文渊阁大学士,光禄大夫.
陈廷敬(1639年——1712年),字子端,号说岩,清代泽州(今山西晋城)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改为庶吉士。初名敬,因同科考取有同名者,故由朝廷给他加上“廷”字,改为廷敬。 陈廷敬生平好学,诗、文、乐极备。,他是《康熙字典》的总裁官,文渊阁大学士,光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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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6-10-22
陈廷敬 伍次友 熊赐履 南怀仁
陈廷敬(1639年——1712年),字子端,号说岩,清代泽州(今山西晋城)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改为庶吉士。初名敬,因同科考取有同名者,故由朝廷给他加上“廷”字,改为廷敬。
陈廷敬生平好学,诗、文、乐极备。他与清初散文家汪琬以文体相切磋,与著名诗人王士祯以诗唱和,“皆能得其深处,而面目各不相假”。他写的《晋国》一诗:“晋国强天下,秦兵限域中。兵车千乘合,血气万方同。紫塞连天险,黄河划地雄。虎狼休纵逸,父老愿从戎。”以回顾晋国昔时的强盛和山川的险要,歌颂了晋地人民同仇敌忾、保卫家园的爱国精神。
由于陈廷敬很有才华,在任翰林院学士时,曾和掌院学士喇沙里、侍讲学士张英受到康熙皇帝的赞赏,表扬他们“每日进讲,启迪朕心,甚有裨益。”康熙曾特赐予他和喇沙里、张英三人貂皮各五十张,表里绸缎各二匹。
康熙二十三年(1648年)元月,陈廷敬被调任为吏部右侍郎,管理户部钱法。针对存在的问题,陈廷敬于八月上疏:“自古所铸钱币,时轻时重,过不上多长时间就又要重新改铸。现在,百姓最为不便的主要是钱价。过去,一两白银可兑铜钱一千,今则仅兑九百。造成师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私商熔化铜钱为铜,从中渔利。按说,销毁钱币,其罪至重,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长久不能禁止,就因为私商能从中获取厚利。因为一两银子可买铜七斤,如果将一两银子兑成铜钱,则得一千,将这一千铜钱熔化,就得铜八斤十二两,从中获一斤十二两铜价。这些不法商人以此为盈利的捷径,使得市场上铜钱日趋减少。顺治十年时,每个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后又增为一钱四分,原本是为阻止私铸,但结果呢?私铸依旧时常发生。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再增加钱币的重量,而应改重为轻。如果这样,那私铸之风就会不禁自绝。”同时他还指出:“由于近年来产铜之地收税过重,致使铜矿开采寥寥无几。应当减少师税收,让百姓也来开采。开采的人多了,铜的产量自然就会增加。随着铜的增加,铜钱价值也自然会日趋稳定。” 陈廷敬这一上疏,送至朝廷后,康熙很重视这个建议,很快就被采纳,并付诸实行。
同年九月,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当时清廷内不少官员贪污受贿,腐化之风十分严重。陈廷敬深切痛恨。他于二十四年正月向朝廷上疏:“贪廉这两方面,是做一个合格官员的关键。然而奢俭这两者,又是造成贪廉的根由。要使官员清廉,就先要使他们养成节俭的品质。古时候,从衣冠、车马到服饰器用,办理婚丧大事,都要‘贱不得俞贵,小不得加大’。现在由于奢侈之风未除,以至贫穷的人办事节俭反受讥笑,富有的人铺张而无人反对,使得大家竞相奢侈,成为一种风气。于是,贪污求利,触犯法律的事就跟着多起来,而且日趋严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好尚嗜欲之中于人心,犹水失堤防而莫知所止。”
康熙帝接到陈廷敬的上疏,表示赞同,指出,今后“务须返朴还淳,格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务实,崇尚书俭至意”。
当时,由于农民赋役苛重,加之水旱灾荒不断,人民生活十分困难。陈廷敬及时向朝廷反映了一些地区遭灾后的真实情况,并提出豁免钱粮税收的一些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
为维护清廷的统治,陈廷敬又上疏说:“总督巡抚的职责在于考察和指导吏员,这样做才能使百姓长期安定下来,并不是让吏员只明察于理事,尽自己的职责就够了。孔子说过: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也。要使百姓不触犯条令,不如先行上之教。行上之教,就要首先师检查总督巡抚。这样巡抚可能会说:‘问题师是在于那些吏员。如果吏员清廉能干,不加派火耗税收,理事时就不会贪赃受贿,也不会搜括百姓,百姓也就不致于因触犯刑法而痛苦。’倘若官吏没有这样的能力,这就可以说是对上有罪。当然,也并不完全是官吏的罪过。上司清廉,则吏员自然不敢贪赃犯法,上司如贪赃不法,吏员虽然也想廉洁,然而却是不大容易办到的。凡是官吏加派火耗,贪赃受贿,搜刮百姓,他每天就忙碌于察言观色,逢迎上司,又哪里有工夫去行上之教呢?百姓看到吏员的所做所为,就会说:‘这样的人还能教导我吗?’管教不听,就用刑法。群吏这样做,是总督巡抚导致他们这样做的。所以,当今首要的是总督巡抚要人选合格。他们要不为利欲所动。自己身正,才能管好吏员,吏员也不必整日想着如何曲意逢迎、巴结上司,都留心为民办事。百姓就能够休养生息。”他还建议,应给督抚下一通令,凡保荐州府县官,必须考察他们有没有不法行为。对违犯者严加惩处,这就会起到以一儆百的作用。对于巡持总督的考察,则要看他是不是廉洁奉公,为群吏做出了榜样。
陈廷敬的上疏,被朝廷采纳了,并根据他所提内容,规定了若干条文,下谕实行。
过了一段时间,云南巡抚王继文以军饷为名,动支库银并私自贪污。陈廷敬以其溺职不忠,前后银数赢缩相悬,上疏弹劾。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他任工部尚书。同学士徐乾学奏进《鉴古辑览》,康熙认为这本辑览有参阅价值,决定留下来通读。他在工部尚书任内,还纂辑三朝《圣训》、《政治典训》、《方略》、《一统志》、《明史》等,陈廷敬并充总裁官。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调户部,又调吏部。第二年,他的亲戚因贪赃被劾罢,使他身受连累,对他打击较大。之后,他借口父年八十一岁,盼望相守为由,要求解任回乡。清廷答允陈廷敬的请求,免却了他在朝中的职务,但继续担任修书总裁官。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廷又起用陈廷敬为左都御史,直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皇帝下诏,命令张玉书、陈廷敬领导编纂一部大型字典。第二年,张玉书病逝,陈廷敬独任总裁官。这部大字典组织了三十多人的编辑班子,陈廷敬的儿子陈壮履也在其中。父子留名于一书,一时传为美谈。这部字典是在前人《字汇》和《正字通》的基础上增补充实而成的,共收四万七千多字,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收字最丰富的字典。后来定名为《康熙字典》。虽然字典问世时,陈廷敬已经去世,但他为编纂这部字典所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贡献,为后人所敬仰。
陈廷敬一生著述很多,有《午亭文编》、《尊文阁集》、《河上集》、《杜律诗》、《老姥掌游记》、《三礼指要》、《说岩诗集》等。他的诗风格“清雅醇厚”,很得康熙皇帝的赞赏。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月,陈廷敬病危,康熙皇帝遣太医前往诊视。四月病卒,终年七十三岁,康熙率大臣侍卫奠洒,并令各部院满、汉大臣前往吊祭。康熙皇帝亲笔写了挽诗,赐祭葬典礼,十分隆重。谥曰文贞。
熊赐履,字青岳,又字敬修,号素九,别号愚斋,现孝感市闵集乡人,世籍南昌。明洪武中,有熊邦显者,以熊为楚姓,江汉郧鄂间乃祖宗故壤,遂占籍孝感,是为熊氏迁楚之始祖。孝感,本名孝昌,故学者亦有称赐履为“孝昌先生”者。
孝感熊氏,乃地方大户。赐履之父祚延,字祈公,明朝生员,后主连奇书院讲席。及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组织团练以资守御。崇祯十六年,农民军势力大炙,祚延死之。其事载于《湖广通志》和《大清一统志》。
熊赐履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十一月初五日,其父遇难,赐履刚满8岁,其母李如柏博通经史,坚贞不屈,使熊氏遗孤得以保全。《湖广通志》载:“熊祚延妻李氏,孝感人。少娴书史,即知以礼律身。及筓归熊,以孝敬闻。值流寇起,土豪藉雠生乱,熊阖门遇害。氏抱幼子,匿荆棘中,母族拥以去。豪亦素闻其贤,不复追。长子适诣蒙师,均免于难,即大学士赐履也。氏痛不欲生,念夫亡子幼,忍死存孤,木棉长藿,手自经营,尝并日以食。而课子最严,日就外傅,夜共一灯,懈即挞而数之。母织子读,声常达旦。
熊赐履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中进士,授庶吉士。顺治十六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康熙四年,补弘文院侍读。六年,熊赐履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重要的理学著作《闲道录》。是年,熊赐履进呈在清初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万言疏》。该疏对清朝时政、特别是四大辅臣推行的种种政策提出尖锐批评,明确提出:治乱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要求少年皇帝加强儒学修养,以程朱理学为清廷“敷政出治之本”。正是这道奏疏,使康熙皇帝对熊赐履刮目相看。七年,授秘书院侍读学士。八年,康熙帝清除鳌拜集团,此后,熊赐履政治地位迅速上升。九年,擢国史院学士。旋复内阁,另设翰林院,熊赐履为掌院学士。康熙十二年,清廷决定撤藩,熊赐履对此不以为然,告诫康熙帝:“国家方太平,以无事为福,道在休养绥定而已。今无故徙数十万安居乐业之众,移置穷荒不毛之墟,仓促逼迫,势逐刑驱,未有不生怼怨,众怒不可激。一夫称乱,所至瓦解,前事如此,可勿戒与”。
事实证明,熊赐履关于撤藩必反的估计是正确的。“三藩之乱”爆发后,熊赐履积极协助清廷平定叛乱,曾代拟《宣谕云贵等处官民敕》。
十四年,康熙帝以熊赐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升武英殿大学士。然而,次年熊赐履即以嚼签案罢归。
熊赐履之罢官,正值三藩之乱,时“楚氛未靖”。熊赐履乃迁居江宁城北之莲花桥,后又移居溪西之清凉台。此后十余年,熊赐履“疴卧荒江,罕与世接”,“十年来未尝离清凉一步”。寓居江宁期间,以其昔日为官清廉,家无积蓄,故熊赐履生活十分艰难,“和蕨羹,啖虾菜”,“寒素自持,与儒生等”。尝对徐乾学说:“仆近状无可为知己道者。昨年薄田无收,老弱数十口并枵腹僵卧,无以异于沟中瘠。目前青黄不接,数米而炊,杂以野菜,亦聊以免死。”然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熊赐履仍潜心于理学研究。自称:“仆在江宁八年矣。六代烟云,了无所得,惟收拾遗书数万卷,日夕翻阅不暇。又此间士习浮靡,春花秋月,常在歌船舞榭间,仆不能与之征逐,惟独坐江楼而已”《学统》、《下学堂札记》、《朴园迩语》等著作均在江宁完成,可以说,熊赐履的基本学术体系形成于江宁隐居时期。
康熙二十七年,清廷以礼部尚书起熊赐履于家,旋因母丧,南归。二十九年复授礼部尚书,三十年入都,三十一年调吏部尚书,三十八年授东阁大学士,充《平定朔漠方略》和《明史》总裁官。四十二年(1703年)四月,刚满68岁不久的熊赐履以“年迫古稀”乞休,康熙帝令以原官解任,仍食俸留京师以备顾问。四十五年回到江宁。四十八年八月卒,谥“文端”。
南怀仁原名菲迪南特·阜泌斯脱,比利时人。1657年,受欧洲天主教耶稣会的派遣,来中国传教,1688年死于北京。生前是清朝政府的工部右侍郎、二品大员。死后埋葬在北京阜城门外车公庄附近的外国传教士基地。康熙皇帝曾亲自为他撰写祭文和碑文,赐他谥号为“勤敏”,并派国舅佟国纲等大臣至墓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南怀仁精通天文地理,到中国传教后的第二年,就被推荐到宫中,协助当时的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工作。他们使用西方先进的方法勘测天文,计算准确,说服力强,深得顺治皇帝的赏识。但是,科学和迷信、先进和落后毕竟是不能相容的。西方传教士在勘测天文时所采取的科学方法,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朝廷中有很多人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1664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疏弹劾汤若望和南怀仁,说他们“历法荒谬”、“邪说惑众”、“僭谋造反”。当时正值顺治、康熙两朝交替之际,执政的是鳌拜一伙野蛮、愚昧的议政王。他们对天文、算学一窍不通,无从判断科学上的是与非,但他们抓住所谓“惑众”、“造反”等字句,汤若望、南怀仁就不能不交上厄运了:结果前者被判死刑,后者被驱逐出宫。此后,北京忽然发生了百年末遇的大地震。愚蠢的鳖拜以为这是由于他惩处了汤若望、南怀仁而触怒上天,便匆忙下令将他们赦免。汤若望获释不久就与世长辞,南怀仁尽管重获自由,但却不能重返钦天监工作,只好回到教堂去传教。
南怀仁虽然被逐出宫,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当他得知康熙帝已经亲政,而杨光先预测的康熙八年将出现两个春分和两个秋分的明显错误时,便上疏康熙帝,以求一辩。这一年康熙16岁,亲政已两年,但实权仍被鳖拜掌握,这对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皇帝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他迫切想把权力夺回到自己手里。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陈廷敬(1639年——1712年),字子端,号说岩,清代泽州(今山西晋城)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改为庶吉士。初名敬,因同科考取有同名者,故由朝廷给他加上“廷”字,改为廷敬。
陈廷敬生平好学,诗、文、乐极备。他与清初散文家汪琬以文体相切磋,与著名诗人王士祯以诗唱和,“皆能得其深处,而面目各不相假”。他写的《晋国》一诗:“晋国强天下,秦兵限域中。兵车千乘合,血气万方同。紫塞连天险,黄河划地雄。虎狼休纵逸,父老愿从戎。”以回顾晋国昔时的强盛和山川的险要,歌颂了晋地人民同仇敌忾、保卫家园的爱国精神。
由于陈廷敬很有才华,在任翰林院学士时,曾和掌院学士喇沙里、侍讲学士张英受到康熙皇帝的赞赏,表扬他们“每日进讲,启迪朕心,甚有裨益。”康熙曾特赐予他和喇沙里、张英三人貂皮各五十张,表里绸缎各二匹。
康熙二十三年(1648年)元月,陈廷敬被调任为吏部右侍郎,管理户部钱法。针对存在的问题,陈廷敬于八月上疏:“自古所铸钱币,时轻时重,过不上多长时间就又要重新改铸。现在,百姓最为不便的主要是钱价。过去,一两白银可兑铜钱一千,今则仅兑九百。造成师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私商熔化铜钱为铜,从中渔利。按说,销毁钱币,其罪至重,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长久不能禁止,就因为私商能从中获取厚利。因为一两银子可买铜七斤,如果将一两银子兑成铜钱,则得一千,将这一千铜钱熔化,就得铜八斤十二两,从中获一斤十二两铜价。这些不法商人以此为盈利的捷径,使得市场上铜钱日趋减少。顺治十年时,每个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后又增为一钱四分,原本是为阻止私铸,但结果呢?私铸依旧时常发生。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再增加钱币的重量,而应改重为轻。如果这样,那私铸之风就会不禁自绝。”同时他还指出:“由于近年来产铜之地收税过重,致使铜矿开采寥寥无几。应当减少师税收,让百姓也来开采。开采的人多了,铜的产量自然就会增加。随着铜的增加,铜钱价值也自然会日趋稳定。” 陈廷敬这一上疏,送至朝廷后,康熙很重视这个建议,很快就被采纳,并付诸实行。
同年九月,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当时清廷内不少官员贪污受贿,腐化之风十分严重。陈廷敬深切痛恨。他于二十四年正月向朝廷上疏:“贪廉这两方面,是做一个合格官员的关键。然而奢俭这两者,又是造成贪廉的根由。要使官员清廉,就先要使他们养成节俭的品质。古时候,从衣冠、车马到服饰器用,办理婚丧大事,都要‘贱不得俞贵,小不得加大’。现在由于奢侈之风未除,以至贫穷的人办事节俭反受讥笑,富有的人铺张而无人反对,使得大家竞相奢侈,成为一种风气。于是,贪污求利,触犯法律的事就跟着多起来,而且日趋严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好尚嗜欲之中于人心,犹水失堤防而莫知所止。”
康熙帝接到陈廷敬的上疏,表示赞同,指出,今后“务须返朴还淳,格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务实,崇尚书俭至意”。
当时,由于农民赋役苛重,加之水旱灾荒不断,人民生活十分困难。陈廷敬及时向朝廷反映了一些地区遭灾后的真实情况,并提出豁免钱粮税收的一些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
为维护清廷的统治,陈廷敬又上疏说:“总督巡抚的职责在于考察和指导吏员,这样做才能使百姓长期安定下来,并不是让吏员只明察于理事,尽自己的职责就够了。孔子说过: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也。要使百姓不触犯条令,不如先行上之教。行上之教,就要首先师检查总督巡抚。这样巡抚可能会说:‘问题师是在于那些吏员。如果吏员清廉能干,不加派火耗税收,理事时就不会贪赃受贿,也不会搜括百姓,百姓也就不致于因触犯刑法而痛苦。’倘若官吏没有这样的能力,这就可以说是对上有罪。当然,也并不完全是官吏的罪过。上司清廉,则吏员自然不敢贪赃犯法,上司如贪赃不法,吏员虽然也想廉洁,然而却是不大容易办到的。凡是官吏加派火耗,贪赃受贿,搜刮百姓,他每天就忙碌于察言观色,逢迎上司,又哪里有工夫去行上之教呢?百姓看到吏员的所做所为,就会说:‘这样的人还能教导我吗?’管教不听,就用刑法。群吏这样做,是总督巡抚导致他们这样做的。所以,当今首要的是总督巡抚要人选合格。他们要不为利欲所动。自己身正,才能管好吏员,吏员也不必整日想着如何曲意逢迎、巴结上司,都留心为民办事。百姓就能够休养生息。”他还建议,应给督抚下一通令,凡保荐州府县官,必须考察他们有没有不法行为。对违犯者严加惩处,这就会起到以一儆百的作用。对于巡持总督的考察,则要看他是不是廉洁奉公,为群吏做出了榜样。
陈廷敬的上疏,被朝廷采纳了,并根据他所提内容,规定了若干条文,下谕实行。
过了一段时间,云南巡抚王继文以军饷为名,动支库银并私自贪污。陈廷敬以其溺职不忠,前后银数赢缩相悬,上疏弹劾。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他任工部尚书。同学士徐乾学奏进《鉴古辑览》,康熙认为这本辑览有参阅价值,决定留下来通读。他在工部尚书任内,还纂辑三朝《圣训》、《政治典训》、《方略》、《一统志》、《明史》等,陈廷敬并充总裁官。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调户部,又调吏部。第二年,他的亲戚因贪赃被劾罢,使他身受连累,对他打击较大。之后,他借口父年八十一岁,盼望相守为由,要求解任回乡。清廷答允陈廷敬的请求,免却了他在朝中的职务,但继续担任修书总裁官。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廷又起用陈廷敬为左都御史,直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皇帝下诏,命令张玉书、陈廷敬领导编纂一部大型字典。第二年,张玉书病逝,陈廷敬独任总裁官。这部大字典组织了三十多人的编辑班子,陈廷敬的儿子陈壮履也在其中。父子留名于一书,一时传为美谈。这部字典是在前人《字汇》和《正字通》的基础上增补充实而成的,共收四万七千多字,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收字最丰富的字典。后来定名为《康熙字典》。虽然字典问世时,陈廷敬已经去世,但他为编纂这部字典所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贡献,为后人所敬仰。
陈廷敬一生著述很多,有《午亭文编》、《尊文阁集》、《河上集》、《杜律诗》、《老姥掌游记》、《三礼指要》、《说岩诗集》等。他的诗风格“清雅醇厚”,很得康熙皇帝的赞赏。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月,陈廷敬病危,康熙皇帝遣太医前往诊视。四月病卒,终年七十三岁,康熙率大臣侍卫奠洒,并令各部院满、汉大臣前往吊祭。康熙皇帝亲笔写了挽诗,赐祭葬典礼,十分隆重。谥曰文贞。
熊赐履,字青岳,又字敬修,号素九,别号愚斋,现孝感市闵集乡人,世籍南昌。明洪武中,有熊邦显者,以熊为楚姓,江汉郧鄂间乃祖宗故壤,遂占籍孝感,是为熊氏迁楚之始祖。孝感,本名孝昌,故学者亦有称赐履为“孝昌先生”者。
孝感熊氏,乃地方大户。赐履之父祚延,字祈公,明朝生员,后主连奇书院讲席。及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组织团练以资守御。崇祯十六年,农民军势力大炙,祚延死之。其事载于《湖广通志》和《大清一统志》。
熊赐履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十一月初五日,其父遇难,赐履刚满8岁,其母李如柏博通经史,坚贞不屈,使熊氏遗孤得以保全。《湖广通志》载:“熊祚延妻李氏,孝感人。少娴书史,即知以礼律身。及筓归熊,以孝敬闻。值流寇起,土豪藉雠生乱,熊阖门遇害。氏抱幼子,匿荆棘中,母族拥以去。豪亦素闻其贤,不复追。长子适诣蒙师,均免于难,即大学士赐履也。氏痛不欲生,念夫亡子幼,忍死存孤,木棉长藿,手自经营,尝并日以食。而课子最严,日就外傅,夜共一灯,懈即挞而数之。母织子读,声常达旦。
熊赐履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中进士,授庶吉士。顺治十六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康熙四年,补弘文院侍读。六年,熊赐履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重要的理学著作《闲道录》。是年,熊赐履进呈在清初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万言疏》。该疏对清朝时政、特别是四大辅臣推行的种种政策提出尖锐批评,明确提出:治乱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要求少年皇帝加强儒学修养,以程朱理学为清廷“敷政出治之本”。正是这道奏疏,使康熙皇帝对熊赐履刮目相看。七年,授秘书院侍读学士。八年,康熙帝清除鳌拜集团,此后,熊赐履政治地位迅速上升。九年,擢国史院学士。旋复内阁,另设翰林院,熊赐履为掌院学士。康熙十二年,清廷决定撤藩,熊赐履对此不以为然,告诫康熙帝:“国家方太平,以无事为福,道在休养绥定而已。今无故徙数十万安居乐业之众,移置穷荒不毛之墟,仓促逼迫,势逐刑驱,未有不生怼怨,众怒不可激。一夫称乱,所至瓦解,前事如此,可勿戒与”。
事实证明,熊赐履关于撤藩必反的估计是正确的。“三藩之乱”爆发后,熊赐履积极协助清廷平定叛乱,曾代拟《宣谕云贵等处官民敕》。
十四年,康熙帝以熊赐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升武英殿大学士。然而,次年熊赐履即以嚼签案罢归。
熊赐履之罢官,正值三藩之乱,时“楚氛未靖”。熊赐履乃迁居江宁城北之莲花桥,后又移居溪西之清凉台。此后十余年,熊赐履“疴卧荒江,罕与世接”,“十年来未尝离清凉一步”。寓居江宁期间,以其昔日为官清廉,家无积蓄,故熊赐履生活十分艰难,“和蕨羹,啖虾菜”,“寒素自持,与儒生等”。尝对徐乾学说:“仆近状无可为知己道者。昨年薄田无收,老弱数十口并枵腹僵卧,无以异于沟中瘠。目前青黄不接,数米而炊,杂以野菜,亦聊以免死。”然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熊赐履仍潜心于理学研究。自称:“仆在江宁八年矣。六代烟云,了无所得,惟收拾遗书数万卷,日夕翻阅不暇。又此间士习浮靡,春花秋月,常在歌船舞榭间,仆不能与之征逐,惟独坐江楼而已”《学统》、《下学堂札记》、《朴园迩语》等著作均在江宁完成,可以说,熊赐履的基本学术体系形成于江宁隐居时期。
康熙二十七年,清廷以礼部尚书起熊赐履于家,旋因母丧,南归。二十九年复授礼部尚书,三十年入都,三十一年调吏部尚书,三十八年授东阁大学士,充《平定朔漠方略》和《明史》总裁官。四十二年(1703年)四月,刚满68岁不久的熊赐履以“年迫古稀”乞休,康熙帝令以原官解任,仍食俸留京师以备顾问。四十五年回到江宁。四十八年八月卒,谥“文端”。
南怀仁原名菲迪南特·阜泌斯脱,比利时人。1657年,受欧洲天主教耶稣会的派遣,来中国传教,1688年死于北京。生前是清朝政府的工部右侍郎、二品大员。死后埋葬在北京阜城门外车公庄附近的外国传教士基地。康熙皇帝曾亲自为他撰写祭文和碑文,赐他谥号为“勤敏”,并派国舅佟国纲等大臣至墓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南怀仁精通天文地理,到中国传教后的第二年,就被推荐到宫中,协助当时的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工作。他们使用西方先进的方法勘测天文,计算准确,说服力强,深得顺治皇帝的赏识。但是,科学和迷信、先进和落后毕竟是不能相容的。西方传教士在勘测天文时所采取的科学方法,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朝廷中有很多人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1664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疏弹劾汤若望和南怀仁,说他们“历法荒谬”、“邪说惑众”、“僭谋造反”。当时正值顺治、康熙两朝交替之际,执政的是鳌拜一伙野蛮、愚昧的议政王。他们对天文、算学一窍不通,无从判断科学上的是与非,但他们抓住所谓“惑众”、“造反”等字句,汤若望、南怀仁就不能不交上厄运了:结果前者被判死刑,后者被驱逐出宫。此后,北京忽然发生了百年末遇的大地震。愚蠢的鳖拜以为这是由于他惩处了汤若望、南怀仁而触怒上天,便匆忙下令将他们赦免。汤若望获释不久就与世长辞,南怀仁尽管重获自由,但却不能重返钦天监工作,只好回到教堂去传教。
南怀仁虽然被逐出宫,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当他得知康熙帝已经亲政,而杨光先预测的康熙八年将出现两个春分和两个秋分的明显错误时,便上疏康熙帝,以求一辩。这一年康熙16岁,亲政已两年,但实权仍被鳖拜掌握,这对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皇帝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他迫切想把权力夺回到自己手里。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