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时宋朝与辽国的政局如何?

　　“澶渊之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众多历史人物粉墨登场，如“左右天子为大忠”的宰相寇准，“老将知兵”的外戚名将驾前东面排阵使李继隆，“澶渊之功数第三”的枢密使王继英等大人物，以及出使契丹的张皓，率部射杀契丹大将萧挞览的周文质，宋真宗的贴身扈从侍卫王应昌等小人物。澶渊之盟对整个北宋朝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一方面，这是一个在宋军占有优势的局面下签订的屈辱性条约；另一方面，这个屈辱性的条约却给宋辽边境带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甚至有人认为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蒋复璁语）。
　　要讲澶渊之盟，就要从寇准说起。宋真宗一即位，就开始重用寇准，先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后历任河阳、同州、凤翔知州，再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咸平六年（1003年），宋真宗将盐铁、度支、户部合为一使，寇准迁兵部，为三司使。一年后，名臣毕士安任宰相，同时推荐寇准任相。于是，宋真宗诏寇准为集贤殿大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名列毕士安之后。这是寇准第一次入相，上任没几天，就发生了辽军大举侵宋事件。
　　此时，辽国国主为辽圣宗耶律隆绪，但由母亲萧太后摄政。萧太后就是前面提过的萧燕燕，她胆识过人，兼通韬略，在她的治理下，辽国国力日益强盛。实力强了，野心也就大了。对于辽军的步步进逼，宋军则完全采取守势。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国萧太后和辽圣宗再度率领大军南下攻宋。辽军声势浩大，号称二十万，经保、定二州，直扑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这样，不光河北的大片领土陷入辽军之手，仅隔一河的都城开封也暴露在辽军铁骑的威胁之下。
　　宋军告急的文书一日之内五至，京师大震，宋朝廷上下慌乱不已。唯独刚刚走马上任的宰相寇准平静如常，还将告急的文书都扣下来，不让宋真宗知道。宋真宗听到风声后质问寇准，寇准便将一堆急报都拿出来。宋真宗一见这么多急报，立即慌了手脚，忙问该怎么办。寇准不紧不慢地说：“陛下是想尽快解决此事呢，还是想慢慢来？”宋真宗当然是想尽快解决。寇准趁势说说：“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宋真宗自然不相信。寇准则趁机提出要宋真宗率军亲征。
　　自古以来，皇帝御驾亲征非同小可，但到宋朝却有所不同。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当上皇帝后犹自南征北讨，可以说是以武为生。其后是宋太宗赵光义，宋太宗小兄长十二岁，早在宋朝立国前，就已经是一员猛将，一手策划了陈桥兵变。当上皇帝后，宋太宗雄风不减，亲自率军讨平了北汉，虽然在与辽国的对垒中屡次大败，自己都挨了辽人两箭，但毕竟也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帝王，有别于一般的皇帝。真正有本质变化的是从宋真宗开始，一直到北宋灭亡，皇帝们都是长于深宫妇人和宦官之手，从来没有见习过兵仗，对打仗有着本能的畏惧。
　　而鉴于宋太宗之前有高梁河惨败的教训，宋真宗一直都有畏辽如虎的心理，现在突然听到宰相寇准提出要御驾亲征，立即面带难色，站起来就要回内宫。寇准连忙上前拦住，力劝宋真宗不要动摇。宋真宗性格软弱，勉强同意第二天朝议亲征一事。
　　第二天，朝堂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不少大臣不但不主张真宗亲征，甚至还力劝真宗做迁都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另一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这两人的职务都是副宰相级别，堂堂中枢重臣，竟然公然主张不战而逃，由此可见宋朝朝野上下对辽国的畏惧心理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寇准大怒，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杀也。”声色俱厉地要求将主张迁都的人斩首，逃跑派的气焰才一时被遏制。
　　此时，寇准再一次提出要宋真宗领兵亲征，说：“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寇准的意见得到了宰相毕士安和武将高琼等人的支持。宋真宗内心实在很不情愿，但此时形势逼人，朝堂上主张亲征的一派占了上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宋真宗勉强同意亲征，但却迟迟不肯动身。
　　临出发前，寇准奏请参知政事王钦若出镇河北大名。王钦若此人富有心机，多智谋，擅权变，寇准生怕他留在京师会再想出什么主意阻挠宋真宗亲征，因此抢先下手，搬去了一块绊脚石，朝廷中的主迁派失去了核心人物，但却由此与王钦若结下了深仇大恨。
　　景德元年（1004年）十二月，宋真宗以雍王赵元份（宋太宗第四子，宋真宗弟）为东京留守，率军御驾亲征。然而，满朝文武对此战都没有信心，甚至表示支持寇准的宰相毕士安也借口有病在身，不肯随驾北征。
　　宋军正式开拔后，辽军日益迫近的消息如雪片般从前方飞来。宋军更是听说辽国萧太后不顾年过半百，戎装上阵，亲自擂鼓助威，辽军士气极旺。宋大军刚动，便开始军心动摇，跟随宋真宗亲征大臣中又有人趁机提出应该迁都金陵。宋真宗优柔寡断，本来就勉强出征，现在更是犹豫，想打退堂鼓，于是召寇准商议。寇准坚决反对，说：“现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急，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进则士气备增，退则万众瓦解。到时辽军必然趁势来攻，恐怕到不了金陵，陛下就成了辽军的俘虏。”握有兵权的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支持寇准的意见。宋真宗不得已，加上有其父宋太宗亲征失踪的前车之鉴，只好不再提撤退之事，继续北行。
　　北宋时，黄河还未改道，流经澶州，河道将澶州城一分为二为南城和北城。宋真宗的车驾到达澶州时，辽大军已经抵达北城附近，宋真宗遥遥望见黄河对岸烟尘滚滚，显见战事激烈异常，心中胆怯，不敢过河，只愿意驻扎在安全系数较高的南城。寇准认为澶州北城将士正在浴血奋战，皇帝亲临，会极大地鼓舞士气，于是力请宋真宗渡河，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
　　寇准所提出的“取威决胜”相当有道理，宋真宗却很不情愿，只是公然拒绝宰相的提议无异于表明自己怕死，只好默不作声。寇准看见皇帝这副样子，自然明白过来，于是跑出去找武将高琼，说：“太尉深受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报答吗？”高琼也是个血性汉子，当即慷慨地回答说：“我身为军人，愿意以死殉国。”
　　于是寇准与高琼商议一番，一起去见宋真宗。宋真宗才刚刚缓了口气，一见寇准又来了，立即头都大了。他已经料到寇准要继续游说他渡河，是以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处于弱势。果然，寇准张口就说：“陛下如果认为我刚才必须要渡河的话不足凭信，可以问问高琼。”宋真宗还来不及回答，高琼便说：“寇相公的话不无道理。陛下千万不要考虑迁都江南，随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他们不会抛弃家中老小随陛下只身逃往江南的。”
　　接着，高琼便上前请宋真宗立即动身渡河。宋真宗进退两难，干脆不表态。枢密院事冯拯在一旁斥责高琼对宋真宗鲁莽无礼。高琼愤怒地驳斥道：“你冯拯只因为会写文章，官做到两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挑衅，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
　　冯拯无话可说，宋真宗则继续一言不发。高琼当机立断，命令兵士把宋真宗的车驾转向北城行进。到了黄河渡河口浮桥处，宋真宗又停下来。高琼用铁锤击驾宋真宗御车的辇夫的背，迫宋真宗渡过了黄河。
　　尽管车驾中的宋真宗本人心惊胆寒，然而，当大宋皇帝的黄龙旗在澶州北城楼上一出现，城下宋军与百姓立即齐呼万岁，欢声雷动，声闻数十里。宋军因而气势倍增。当时辽军围攻澶州，辽国萧太后亲自上阵擂鼓助威，辽军无不激动振奋，奋发向前，宋军看见辽军的声势，不战而寒。可以说，宋真宗亲临北城，从根本上扭转了宋军的士气。
　　宋真宗到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视后，仍坚持回到南城行宫。但宰相寇准就此留在北城，负责指挥作战。宋真宗回到南城后，尽管有黄河天险，但还是不放心，数次派人前往北城探视寇准的举动。而寇准竟然与知制诰杨亿在北城城楼上喝酒下棋，泰然自若，十分镇定。寇准如此表现，显然是胸有成竹，宋真宗总算放了心，不再恐慌。
　　就在这个时候，留守东京的雍王赵元份突然暴病而亡，宋真宗于是借此机会回驾京师，将前线抗辽的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寇准。
　　〔赵元份娶崇仪使李汉斌之女，婚后关系平常。李氏“悍妒惨酷”，宫中女婢小不如意，必加鞭杖，或致死。而皇帝给赵元份妻妾的赏赐，李氏以正妻身份独占。不仅如此，王府大小事务都是由李氏做主。赵元份生病卧床，王府上下竟然无人过问。宋真宗亲临探视，发现没有一个人在赵元份床边伺候，不得不派自己的宫人为赵元份煮汤熬药。尽管李氏如此恶劣，宋真宗愤怒至极，也没有处置她，这自然是因为赵元份极力维护李氏的缘故。而赵元份对一个悍妇如此容忍，也可谓是怪事一件。赵元份死后，李氏毫不悲伤，形容十分可疑。宋真宗下令撤消她的封号，逐其出王府。赵元份的孙子赵宗实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就在宋真宗离开澶州后不久，宋将张环用威力惊人的床子弩射杀了辽军先锋萧挞览（擒获名将杨业之人），极大地动摇了辽军军心。
　　〔床子弩即为弩炮。一架弩炮往往联装两张弓或三张弓，利用多弓的合力发射箭矢，劲力远胜于单弓。使用床弩的士兵称为“床子弩手”。张弩时，床子弩手用粗壮的绳索把弩弦扣连在绞车上，摇转绞车，张开弩弦，安好巨箭。放射时，要由床子弩手用大锤猛击扳机，把箭射向远方。北宋的《武经总要》载有多种多弓床弩，其中最为强劲的三弓床弩又称“八牛弩”，需百余人绞轴张弦，箭矢“木干铁翎”世称“一枪三剑箭”，大概状如标枪，三片铁翎就像三把剑一样。床弩也可发射“踏橛箭”，成排成行地钉在城墙上。攻城兵士藉以攀缘而上。宋太祖开宝年间，魏丕曾对床弩作了改进，射程又大为提高。《宋史·魏丕传》记：“旧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宋代一步合1.536米，千步有1536米，这是古代射远武器所达到的射程最高纪录之一。〕
　　此时辽军孤军深入中原腹地已久，供给线长，粮草因而不继，加上辽军先锋萧挞览被射死对士气影响极大，于是萧太后暂缓攻城。
　　而宋军方面，由于宋真宗御驾亲征，士气高涨，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军民，多达几十万人。局势明显对宋军有利，宋真宗却没有抗敌的决心。早在他离开京师的时候，就暗中派出了使臣曹利用往辽军大营与萧太后议和。只是因为当时战事激烈，曹利用一直未能到达辽营。而当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垒之时，曹利用一直谋求往返于两军之间。
　　萧太后见辽军处境不利，担心腹背受敌，便开始谋求议和，派宋降将王继忠（望都之战中被辽军俘虏后投降辽军）与曹利用联系。
　　寇准坚决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宋军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延昭（杨业子，著名的杨六郎的原型）也坚决主战，上疏提出乘辽兵北撤，扼其退路而袭击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宋真宗倾心于议和，致使宋臣中的妥协派气焰极为嚣张。这些人联合起来，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准在这帮人的毁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
　　宋辽两国的和谈就此开始。辽军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朝“归还”后周世宗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宋方的条件则要软弱得多。只要辽国退兵，宋朝愿意以金帛代地，每年给辽国一定数量的银、绢作为补偿，但不答应领土要求。
　　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萧太后十分懂得见好就收，最终按宋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就是每年给辽国银绢的数量。曹利用就此请示宋真宗，宋真宗说：“必不得已，一百万也可。”意思是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辽国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
　　当时宋朝极其富有，其一年的铸钱量最高达五百万贯，而明朝总共二十七十六的历史，总铸钱量也仅一千万贯，由此可见宋商业之繁荣、经济之发达。宋真宗时，宋朝廷的年岁收入折算为银绢，大概为七千万两／匹。因此，宋真宗认为可以承担“岁币”之数百万，以此来换取和平。
　　曹利用承旨后，刚从宋真宗的行宫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寇准拦住。寇准问明情况后，警告曹利用说：“虽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银绢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你一回来我就要砍你的头！”曹利用后来成为风光一时的权臣，跟另一权臣丁谓联合起来，与寇准一派大搞党争，不过当时还未见显赫，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吏，被寇准一吓，立即悚然而惊，喏喏应命而去。
　　经过谈判，曹利用果然以三十万银绢谈成。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澶州西有湖名澶渊，澶州也称澶渊郡）。
　　澶渊之盟规定：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好笑的是，和议达成后，宋真宗询问结果，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宋真宗误以为给了辽国三百万，大吃一惊，说：“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认为谈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又说：“三百万就三百万吧。”后来，宋真宗弄清了只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合计数才三十万，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大大低于早先的估计，不禁大喜过望，重重奖赏了曹利用，甚至写诗与群臣唱和，以此来庆祝。
　　澶渊之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澶渊之盟以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此后一百二十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但在中国历史上，这却是个有争议的命题。对于宋朝而言，澶渊之盟显然是个屈辱性的条约，既承认辽国政权的存在，又开“岁币”之滥觞，导致此后两宋之积弱，使宋朝繁荣的局面江河日下。

参考资料：http://wuway.blog.hexun.com/5128049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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