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教育制度宋时期的地方官学

在宋朝时期，教育制度主要体现在地方官学体系中。地方行政区划分为路、州（府、军、监）、县三级，官学则分为州（府、军、监）学和县学两部分。起初，设立官学的条件较为严格，需要学者人数达到200人以上才能设置县学，但到了徽宗崇宁元年，这一限制被撤销，所有州县都设立了学校。学生名额虽无明确规定，但崇宁三年有明确的名额分配，大县50人，中县40人，小县30人。

官学的教官称教授，州学有2人，县学1人。教授人选最初由本路使者选派或聘请地方知名学者，后来改由中书门下选差，强化了朝廷对教育的掌控。州府学官的数量在神宗元丰元年有所减少，主要集中在大郡，军监则未完全设置。哲宗元祐元年，进一步规定齐、庐、宿、常等州增设教授，促使各郡也设置了教官。

教学内容方面，宋代地方官学注重经术与义训的教育，负责学生的课试和行为纠正，与汉唐地方儒学相似。在管理上，宋代设置了提举学事司来主管地方教育，官员会定期巡访州县，评估教师和学生的表现。此外，实施了“三舍法”，类似于太学的晋升制度，通过考核选拔优秀生员。学田的划拨也确保了教育经费的稳定，如仁宗时期赐予兖州学田，神宗时期则规定州给田赡养士人。

地方官员对教育的重视体现在兴办学校上，如范仲淹在苏州自家宅基地建州学，显示了宋代地方教育的繁荣。同时，少数民族地区也请求建立番学，显示出教育的广泛传播。甚至有邻国的士人也开始到中国地方官学求学，这标志着宋朝教育的开放和影响力扩大。

宋继五代十国，面临频繁的农民起义和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的武力胁逼，现实严峻地提出如何维护、延续封建统治的问题，因而在学术领域内一度呈现出相对的活跃局面，先后形成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派、以陈亮、叶适为首的事功学派、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以陆九渊为首的心学派。各个学派在政治上一致要求加强中央集权，而在治术上则有分歧。这一特点，明显地反映在各学派的教育思想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