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立宪党人的大棋局
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为宋教仁、陈其美策动的事件，其用意就是不希望未来的政治重心落入并不属于革命党的黎元洪手里。只是此举遭到黎元洪和武昌方面坚决反对，所以老实忠厚的黄兴也就不愿就职。
南京光复使武昌的地位确实有所下降，在武昌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也只好认同将未来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号召各省代表向南京集结，并于12月17日重新选举，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副之。然由于黎元洪根本不可能来南京就职，而黄兴又听说孙中山将归国，亦不肯就职，以为未来临时政府负责人不是袁世凯，就是孙中山，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原本紧锣密鼓的新政府筹备工作反而一度趋于停顿。
好在孙中山已经离国门越来越近了。12月15日，孙中山抵达新加坡，他在那里明白向各方面表示，将前往上海组织临时政府，并表示新政府将全力坚持北伐，唯一的妥协就是皇室完全退出中国政治及北京，作普通公民。清政府如果不能同意这一点，孙中山表示革命党即不惜流血牺牲直至攻下北京。同时还有一个消息说，假如孙中山被独立十四省举为大总统，那么欧洲银行团将会通过贷款协助中国建设。
按照革命党人最初构想，孙中山回国固然可以增加革命的声势，壮大革命的力量，但在已有的政治议程中，似乎并没有给孙中山预留太大空间，南北会谈并没有触及孙中山问题，既没有在设想的政治架构中为他预留位置，也没有考虑孙中山的政治构想，广东都督胡汉民以及陈炯明、朱执信等人，似乎希望孙中山留在广东。然而当孙中山12月21日抵达香港后，突然决定携胡汉民等人前往上海参与全国政治。孙中山的理由是，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我这样赖在大后方不走，他们会怎样想？我恃人心，敌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长，而用我所短？按照孙中山的解释，他之所以急着去上海去南京，就是要将自己的满腹经纶文韬武略贡献出来，我孙文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这就是一个大革命家的自信和自负。孙中山的到来，确实为南方革命党人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
12月25日九时许，孙中山一行乘坐轮船抵达上海，时值细雨如织，海口雾集，孙中山依然受到上海各界热烈欢迎。督军府派出兵轮出海迎接，黄宗仰以及伍廷芳、黄兴、陈其美、汪精卫等在静安寺哈同公园迎候。人们对孙中山普遍感到神秘，当然也有很多的期待，加上各种各样来自孙中山本人或其随员有意无意向外散布的一些消息，诸如孙中山自谓携兵舰四艘，且挟多金；孙中山自谓在美国募集了美金千万元，兵船十艘等。还有的说，孙中山已与世界各国建立了广泛的外交联系，新政府肯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这些传言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而孙中山又总是显得那么谦虚，当欢迎的人们找到他当面证实这些消息时，孙中山总是那么坚定不移地告诉各位：我孙文其实不名一钱，我所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而已。孙中山越是这样说，人们就越是倾向于相信那些传言，越是从好的方面去猜想这些伟大人物的谦虚和谦逊。
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迷惑了人们的视野，但在当时从革命党人方面说，还是起到了正面的积极作用。人们的窃窃私语，正证明了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正在增高，正在扩张。同盟会代表及光复各省军政首脑纷纷通电欢迎孙中山归来，以为孙中山曾以共和提倡宇内，现在只要登高一呼，乾坤回转，南北纠纷迎刃而解。
当孙中山抵达上海时，南北和谈其实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唐绍仪与伍廷芳的第二次谈判已于12月20日结束，双方已经达成继续停战的协议，伍廷芳要求唐绍仪必须在下一次谈判时首先宣布清廷承认共和的原则，唐绍仪也已经明白表示他个人赞成共和立宪，并表示将会把南方的意见尽快传给袁世凯内阁，由内阁转请朝廷尽早决定。袁世凯收到这些消息后，在朝廷内部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朝廷的侥幸与拖延确实使南方心里很不耐烦，直至孙中山抵达上海的25日，朝廷都没有就唐绍仪所说的国民大会这个话题作出指示，这不能不让南方革命党人觉得有点被愚弄的味道，迫使南方革命党人采取更为主动的措施往前走，或者以南方的往前走去促动清廷作出抉择。
孙中山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即12月26日就前往各界名流政要敬仰的惜阴堂拜会赵凤昌，征询赵凤昌对时局的看法，强调诸君子功定垂成，我孙文愿步诸君子之后继续努力，只是因海外消息梗滞，百不得一，亟须请德高望重的赵先生悉心指教。
对于孙中山的求教，赵凤昌想必也非常受用，他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详细解读武昌起义之后中国政治发展演变的大势及存在的问题，并明确建议孙中山建府开基，用新政权去压旧政权，寻找南北关系的新突破。此后，孙中山多次前往惜阴堂求教，与赵凤昌及南北政界要员协商统一建国诸要政，特别是怎样罗网英才，兼纳众流，怎样筹款，化解财政上的困境等，赵凤昌都有很好的建议，熊希龄、庄蕴宽、汤寿潜、张謇等，都是赵凤昌向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推荐的，而孙、黄、宋也就其他一些人选先期征询赵凤昌的意见，赵凤昌从袁世凯的重要帮手一变而成为南方革命党仰仗的重要靠山。这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此后南北关系的突破，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请教赵凤昌是事实，赵凤昌真诚提供帮助也是事实，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大家其实不明了赵凤昌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连赵凤昌的儿子赵尊岳其实也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以为是赵凤昌利用革命党人去倒袁。这个看法显然还有重新探讨的空间。
其实，立宪党领袖人物赵凤昌一直在帮助袁世凯，帮助南北和谈。但由于清廷内部强硬派迟迟不愿让步，南北和谈根本无法达成。现在赵凤昌要出一个高招或狠招，就是要用南京临时政府打破清廷制造的僵局，赵凤昌不仅没有背叛疏远袁世凯，而是在用孙中山为袁世凯化解危机化解困境。道理非常简单，就在赵凤昌向孙中山做出这样建议的时候，唐绍仪发给袁世凯的电报，要求清廷承认共和，要求以国民大会去公决未来国体和政体的建议犹如泥牛入海，朝廷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都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个僵局在已有的南北和谈框架内很难打破，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障碍是，如果没有南京临时政府的过渡，而通过南北和谈直接将清廷移交给袁世凯，那么袁世凯势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尴尬的人物，成为乘人之危火中取栗的奸臣权臣，这既是袁世凯所不乐于为，当然他的这批朋友也不会让他这样做。这毕竟会有道德上的亏欠，非智者所为。而现在如果用孙中山，用南京临时政府予以过渡，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天成。
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为宋教仁、陈其美策动的事件，其用意就是不希望未来的政治重心落入并不属于革命党的黎元洪手里。只是此举遭到黎元洪和武昌方面坚决反对，所以老实忠厚的黄兴也就不愿就职。
南京光复使武昌的地位确实有所下降，在武昌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也只好认同将未来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号召各省代表向南京集结，并于12月17日重新选举，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副之。然由于黎元洪根本不可能来南京就职，而黄兴又听说孙中山将归国，亦不肯就职，以为未来临时政府负责人不是袁世凯，就是孙中山，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原本紧锣密鼓的新政府筹备工作反而一度趋于停顿。
好在孙中山已经离国门越来越近了。12月15日，孙中山抵达新加坡，他在那里明白向各方面表示，将前往上海组织临时政府，并表示新政府将全力坚持北伐，唯一的妥协就是皇室完全退出中国政治及北京，作普通公民。清政府如果不能同意这一点，孙中山表示革命党即不惜流血牺牲直至攻下北京。同时还有一个消息说，假如孙中山被独立十四省举为大总统，那么欧洲银行团将会通过贷款协助中国建设。
按照革命党人最初构想，孙中山回国固然可以增加革命的声势，壮大革命的力量，但在已有的政治议程中，似乎并没有给孙中山预留太大空间，南北会谈并没有触及孙中山问题，既没有在设想的政治架构中为他预留位置，也没有考虑孙中山的政治构想，广东都督胡汉民以及陈炯明、朱执信等人，似乎希望孙中山留在广东。然而当孙中山12月21日抵达香港后，突然决定携胡汉民等人前往上海参与全国政治。孙中山的理由是，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我这样赖在大后方不走，他们会怎样想？我恃人心，敌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长，而用我所短？按照孙中山的解释，他之所以急着去上海去南京，就是要将自己的满腹经纶文韬武略贡献出来，我孙文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这就是一个大革命家的自信和自负。孙中山的到来，确实为南方革命党人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
12月25日九时许，孙中山一行乘坐轮船抵达上海，时值细雨如织，海口雾集，孙中山依然受到上海各界热烈欢迎。督军府派出兵轮出海迎接，黄宗仰以及伍廷芳、黄兴、陈其美、汪精卫等在静安寺哈同公园迎候。人们对孙中山普遍感到神秘，当然也有很多的期待，加上各种各样来自孙中山本人或其随员有意无意向外散布的一些消息，诸如孙中山自谓携兵舰四艘，且挟多金；孙中山自谓在美国募集了美金千万元，兵船十艘等。还有的说，孙中山已与世界各国建立了广泛的外交联系，新政府肯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这些传言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而孙中山又总是显得那么谦虚，当欢迎的人们找到他当面证实这些消息时，孙中山总是那么坚定不移地告诉各位：我孙文其实不名一钱，我所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而已。孙中山越是这样说，人们就越是倾向于相信那些传言，越是从好的方面去猜想这些伟大人物的谦虚和谦逊。
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迷惑了人们的视野，但在当时从革命党人方面说，还是起到了正面的积极作用。人们的窃窃私语，正证明了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正在增高，正在扩张。同盟会代表及光复各省军政首脑纷纷通电欢迎孙中山归来，以为孙中山曾以共和提倡宇内，现在只要登高一呼，乾坤回转，南北纠纷迎刃而解。
当孙中山抵达上海时，南北和谈其实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唐绍仪与伍廷芳的第二次谈判已于12月20日结束，双方已经达成继续停战的协议，伍廷芳要求唐绍仪必须在下一次谈判时首先宣布清廷承认共和的原则，唐绍仪也已经明白表示他个人赞成共和立宪，并表示将会把南方的意见尽快传给袁世凯内阁，由内阁转请朝廷尽早决定。袁世凯收到这些消息后，在朝廷内部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朝廷的侥幸与拖延确实使南方心里很不耐烦，直至孙中山抵达上海的25日，朝廷都没有就唐绍仪所说的国民大会这个话题作出指示，这不能不让南方革命党人觉得有点被愚弄的味道，迫使南方革命党人采取更为主动的措施往前走，或者以南方的往前走去促动清廷作出抉择。
孙中山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即12月26日就前往各界名流政要敬仰的惜阴堂拜会赵凤昌，征询赵凤昌对时局的看法，强调诸君子功定垂成，我孙文愿步诸君子之后继续努力，只是因海外消息梗滞，百不得一，亟须请德高望重的赵先生悉心指教。
对于孙中山的求教，赵凤昌想必也非常受用，他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详细解读武昌起义之后中国政治发展演变的大势及存在的问题，并明确建议孙中山建府开基，用新政权去压旧政权，寻找南北关系的新突破。此后，孙中山多次前往惜阴堂求教，与赵凤昌及南北政界要员协商统一建国诸要政，特别是怎样罗网英才，兼纳众流，怎样筹款，化解财政上的困境等，赵凤昌都有很好的建议，熊希龄、庄蕴宽、汤寿潜、张謇等，都是赵凤昌向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推荐的，而孙、黄、宋也就其他一些人选先期征询赵凤昌的意见，赵凤昌从袁世凯的重要帮手一变而成为南方革命党仰仗的重要靠山。这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此后南北关系的突破，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请教赵凤昌是事实，赵凤昌真诚提供帮助也是事实，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大家其实不明了赵凤昌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连赵凤昌的儿子赵尊岳其实也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以为是赵凤昌利用革命党人去倒袁。这个看法显然还有重新探讨的空间。
其实，立宪党领袖人物赵凤昌一直在帮助袁世凯，帮助南北和谈。但由于清廷内部强硬派迟迟不愿让步，南北和谈根本无法达成。现在赵凤昌要出一个高招或狠招，就是要用南京临时政府打破清廷制造的僵局，赵凤昌不仅没有背叛疏远袁世凯，而是在用孙中山为袁世凯化解危机化解困境。道理非常简单，就在赵凤昌向孙中山做出这样建议的时候，唐绍仪发给袁世凯的电报，要求清廷承认共和，要求以国民大会去公决未来国体和政体的建议犹如泥牛入海，朝廷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都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个僵局在已有的南北和谈框架内很难打破，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障碍是，如果没有南京临时政府的过渡，而通过南北和谈直接将清廷移交给袁世凯，那么袁世凯势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尴尬的人物，成为乘人之危火中取栗的奸臣权臣，这既是袁世凯所不乐于为，当然他的这批朋友也不会让他这样做。这毕竟会有道德上的亏欠，非智者所为。而现在如果用孙中山，用南京临时政府予以过渡，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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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5-13
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的临时性内阁，成立於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结束於同年3月12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创立民国，中原十二省纷纷宣布独立。12月，十七省的代表齐聚上海，推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孙文组织内阁，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不过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不是内阁制，而是总统制，因此并未设内阁总理，内阁参谋总长由黄兴兼任，负责一切军事事务。
南京临时政府实质上是一个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的临时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实质上是一个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的临时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