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强化的专制社会,文人出路狭窄,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极为密切,宋代文人大都也就只能在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位置上确定自我的角色。从历史上看,自中唐以来,就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国家的兴亡,中国文化传统的命脉,都系于儒学所要求的伦理纲常的盛衰;而道德的重建与道统的延续,关键在一个“内转”,也就是说,儒家那套伦理纲常、行为规范仅仅形之于外在的礼教仪节已经不够了,应当把它作为一种内在心灵中对道德的自觉。这种认识在宋代特殊的环境中得到发展和实践。宋代理学,无论是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还是陆九渊,大体都是走的这一路向。他们重新建立的儒家意识形态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从外在方面说,是将宇宙的起源、结构及其天然合理性与道德秩序、伦理纲常、社会结构对应起来形成一个解释体系(像《太极图》的解说、《易》的阐释、《历》的编纂都属于这一类);从内在方面说,是将“天理”与人心互相对应,凸显人心对秩序、规范的自觉,从而为儒家道德伦常找到宇宙论与心性论的依据,把外在伦理规范对人的行为、思想的整顿约束变为内在心性自觉的谐调和修养,这样就完成了儒学的“内转”。虽然理学在宋代并未成为官方学说,有时甚至因为特殊的原因受到政府的抑制,但它的强大的势头,清楚地表现了宋代士大夫的思想趋向,并造成广泛的影响。在“内转”思想氛围中,文人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至多也就是像苏东坡那样,借几分滑稽、几分旷达,来逃脱来自社会也来自自身的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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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9-07-31
宋代文人宋疆域东北以今海河、河北霸州、山西雁门关为界;西北以陕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为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为界。宋神宗时通过熙河开边收复河湟,宋徽宗时期于青海北部置陇右都护府,并重金赎回幽云七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