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有谁对《史记》中的游侠精神进行过评价？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即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正是这样评价他那个时代的侠客们。自东周开始，天下大乱，列国纷起，对于人才的需要日益加强，养士成为了一个政治集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侠客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砝码在社会地位上得到极大的提高，而作为秩序和威严象征的周王室每况愈下，也在另一个方面让社会空气更加自由。有本领的侠客们可以根据双向选择的办法来决定效力的方式和投靠的主人，这使得侠客得到了尊重和自信，也让那个年代的江湖充满了个性的光辉。正如诸子百家争鸣的出现一样，那个时代侠客们代表的尊严和信心也是后世所仿效的典范。

最早的侠是出现在东周，近代谭嗣同在他的《仁学。自序》里提出：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另一派“格致”是他所说的“学”。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大多持这种看法。章大炎在《检论》中则认为凡是游离于蒿莱（顺民）和明堂（官吏）之间的人，都有为侠的可能，且儒家精神最高妙精深之处是和侠的精神相一致的，侠起于儒家八派之一的漆雕氏一派，而“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则发表了另一种看法：所谓任侠之士，大抵是出身于商贾。商贾而唯利是图的便成为市侩奸猾，商贾而富有正义感的便成为任侠。故在古时如聂政、朱亥，剧孟、郭解之流，都大大小小地经营着市井商业。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则认为养士之中培育了最多的侠，而养士的人则成为了最大卿相之侠，首推战国四公子。“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以上可见，无论侠客产生于什么环境，在当时的社会中侠是相对自由的，没有受到太多来自官府的压力和摧残，所以当时对侠客宽松的环境产生了具有侠的独特道义观念即兼爱和自由生长的良好土壤，培育一批让后人景仰的大侠。另一方面，侠客也不象后世那样与政府那么尖锐的对立，而是随时都有出将入相的可能，当时那种自由的入仕风气，侠的江湖几乎成了卿士的后备基地，侠的行为也带有很浓厚的和庙堂几乎分不开的政治化色彩，而不是纯粹义气化的江湖。

在战国，侠客的举动经常可以改变局部政治力量的对比，他们的勇力是养士者所借重的，“士为知己者死”是那个时代最高的行为准则，他们既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是勇力和信心去报答知己并博取荣名的勇士。“专诸刺王僚，彗星击月”，专诸豪气，鱼肠锋芒，为一代霸主吴王阖闾扫清了道路，学鱼的坚忍，面对王僚的冷静，一击必中舍生忘死的决心，令人读书至此常掩卷长叹。聂政杀侠累，不仅是一个刺杀复仇的过程，更是用生命去实践侠的精神的举动，“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 “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史记。刺客列传》）简短的语言，直白的语气，道出了一个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一个侠客最简单的信念，“父母在，不许友以死。”然后在众人中杀韩相侠累，为了保护自己的姐姐和严仲子，不惜“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这样一个勇士怎能不让人钦佩，更让人感叹的是他姐姐，“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柰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也许正是这样一个纷乱的年代产生了这样简单而真实的人，也让人之间的感情变的真实而简单，没有搀杂更多的利益和欺骗，一切都象侠客手中的剑，保护亲人和朋友，刺向危害亲人和朋友的人，没有口号没有标榜没有中伤，最直接也最有效。豫让不惜吞炭漆面，两刺赵襄子，“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於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这句话更成为以后士和侠客行为的经典准则；而赵襄子也可以放过豫让第一次，而杀他于第二次，并让他死前击衣完志，“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 “於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正是在一个人因为能力而被充分尊重的年代，才产生了这样的人物，自由的人格，独特的准则，基本的道义让一个个人物熠熠生辉，人的个性得到极大的发挥，也使得那个年代的精神永远让人怀念，中国人说起那个年代时候常怀着就是骄傲而光荣的感情，用的词也是那么质朴而深情--“古人之风”。

造成游侠这种特殊人群是那时期社会和文化所决定的，首先周王室的衰微带来的社会法制礼制崩溃，在不断的战乱中最值得信赖的最能保护自己的是个人最具有的能力，这种涵盖了信心勇气武力判断力的综合能力在那个年代备受推崇，这就为侠客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次，数百年逐鹿中原的权力战争，模糊了原来森严的等级界限，随着王室--诸侯--大夫这样的权力等级的被打破，崛起了一批新的政治力量并开始对原有的政治势力挑战，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他们迫切需要人才，于是侠客们有了走上权力舞台的机会，而正是这样一种双向选择让侠客有了更多的自由，这样有利于独立人格的形成，也使得侠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一套价值理论和行为规则。由于对人才的需求，也由于力量需要用于与争锋的敌人抗衡中，在那个时期正统容忍了这种异己，并在一定程度上扶助了其发展。所以只有在那个时期才能出现信陵君立马待侯生，折节下毛公薛公之事。“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原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巿，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巿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史记。魏公子列传》）也正是因为这种待士之道让魏无忌堪称战国四公子中最杰出的一个。那个时代，士子可以傲公卿，游侠可以蔑帝王，一切都凭借自己的能力，让人充满自信和朝气。其三，学术上处于百家争鸣时期，在思想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排他的中心，社会对新的思想有能力的个人是容纳并欣赏的，儒家有侠，墨家有侠，道家有侠，这使得侠客们在思想上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在一个方向受挫可以转向另一个，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法和创造力，所以我们看到的侠客们经常表现出那种最原始也最强力的生命力。其四，那个时期由于战乱而造成的闭塞，一个仗剑走天涯的侠客经常可以作为一个信息的传递者，一个混乱现状的终结者，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是一个救世主，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对侠客的希望。我们现在说每个男人都有一个侠客的梦想，说的是对自由的向往，对无拘无束的憧憬；而在那个时代有更多的现实的意义，代表了生存的保证，也代表了相对公平的生活环境，更是可以保障自己和亲人朋友的能力，正是缘于这种向往，也让古人对侠充满了推崇和梦想，所以才有了王夫之先生“上不能养民，而游侠养之也。”“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遂横于天下”的感慨，才在西汉初年形成了游侠在江湖中自由拓展，侠“武断于乡曲”和“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的局面，民众心中有大侠而无大官，以游侠为主形成的江湖社会。从以上可知，正是因为处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战乱最纷起，思想最动荡的时期，侠客凭借自己的能力造就一个不同于官府的江湖局面，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是非标准，侠客得到了普遍地尊重和信任，侠不仅仅是少数人的行为，而成为社会默认的一种被推崇的精神，所以我们才看到了韩信这段话，“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史记。淮阴侯列传》）这不再是一个臣子对君王的忠诚，更象是一个侠客对知己的承诺。韩信这种发自内心感叹正表明了在那个时代侠的精神融入了每个人的精神，在骨子里改变了中国延续下来的等级尊卑观念，所以可以说春秋战国是中国侠客发展的最高峰，其后历史在这里拐弯了。

侠客文化中留下了很多传统文化的影响，仁的精神，对爱的追求，对偏执于仇恨的鄙夷，这是每个执政官都要发誓仇恨迦太基的罗马文化所不具备的。中国义理文化而产生的“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态度与强者制胜的西方提倡复仇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科西嘉人在中世纪完全是一个为复仇而生的民族，这在中国是不可以想象的，“仁者爱人”才是中国侠客的至高境界。仁的精神让鉏麑宁可自杀也不刺杀赵盾，“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史记。晋世家》）而中国侠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隐”文化，聂政朱亥剧孟郭解之流，都大大小小地经营着市井商业，而且“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就是这种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隐文化的表现。“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馀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馀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困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史记。游侠列传》）然而这种隐文化发展到了宋明以后逐渐脱离了其本意，变成了一种待价而沽的取名方式，他们所想到的不是隐本身，而是隐可以提高他们的身价，为了日后的飞黄腾达作个铺垫，这是很明显的受到了两晋时期高第清流思想的影响。正如侠文化的整体异变那样，它的仁和隐都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变化，仁成为了放弃自己投身官府的托词，隐则变成了贩卖侠义的幌子，专制的文化空气让侠文化日趋萎缩，没有强健灵魂的江湖日益沉沦，到了后期江湖就成了一个与黑社会相近的词，这正是侠文化悲哀的一个缩影。

侠自从出现的那一天开始，就与政治有着扯不断的联系。专诸聂政的刺杀改变了整个政治势力版图，还有一个原可以产生更大效果的荆轲刺秦，战国四公子所养的士，朱家郭解所拥有的影响，都是极其强大的政治势力。可以说侠客并没有回避政治，而是在保持自己思想的同时，形成了一种与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借重的关系，还时不时的投身其中，可以说游侠的兴盛时期正是这种关系最完美的时期，然而一切在汉武帝时噶然而止了，为什么？首先，中国和西方不同，我们不是一个建立在城邦制上的国家，我们从很早开始就是一个统一的王权国家，政治传统也是一元的，没有如西方那样数千年的都处于诸国林立的状态，而不统一的政治状态才是侠客发挥其能力的最好环境，合则留不合则去，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能力去获得一个满意的生存空间，一方面人才的需求让各个政治集团必须认真面对游侠这个群体，另一方面，分裂的政权无法形成有效的强力来抑制游侠，而这些游侠生存必须的土壤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到来而瓦解，江湖侠客干预政治，帮助诸侯作乱造反，帮助豪强在乡里飞扬跋扈，这对于一个强力的统治者和他的统治阶层来说是不可以接受的。于是从汉开始，统一王朝时期游侠都没有好日子过，只有在三国两晋那样的大动乱年代，我们才又看见了侠客潇洒的背影，政治势力为了统一要依靠游侠，完成后除了少数游侠进入了权力层，其余的继续遭受着压迫和歧视。正由于这种政治环境，侠文化被扭曲而变形，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秩序建立者到为了压迫他们的社会道统而战斗的卫道士，先不论宋江之流如何，就算英雄如武松也因为看不到传统侠客的出路而感叹“天见可怜，待到招安那一日”，正是这种政治环境对侠文化造成了最直接的伤害，也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我们再也无法重现那个令我们击节叫好的豪侠年代的原因。在这种政治中，王权是至上的，不可能容忍一个不尊重王权而独立建立权威的群体的存在，因为这是对王权潜在有时是明显的威胁，正因为侠客的能力和信念，让他们在战乱时期备受推崇，和平时期却饱受折磨，侠不被历代朝廷和史家认为是社会上的“良民”，他们的地位如同波涛一样起伏不定，正是在这样的跌宕中，侠的精神被洗了又洗，迎合社会的生存了下来，它的菁华也就是那种古人之风则飘散到了历史的各个角落，偶尔在一个特定的年代又凝聚到一个人身上，在阴霾的历史天空划下一道夺目的光华。

一切的发展究其根源都是经济的发展,侠文化的变迁也没有脱离这个规律,从商周开始的奴隶制经济体制到了战国开始向封建经济发展,这一变化并不是以一个截然的界限划分,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侠文化在这一历史变革中受到了深远的冲击。在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小国寡民的经济生产形式促进了多种思想的产生，也使得政治空气相对民主，类似于希腊半岛上的多个城邦，这样对侠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阐明。从另一方面说，生产力的不发达，对自然的无能为力，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导致了人们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忧患意识，让人们渴望一个可以为他们带来保护和富足的人，而依靠能力维持自身周边秩序的游侠成为了人们一个最好的选择，“武断于乡曲”正是处于那个年代的事情。在游侠的保护下，他周围的人可以在生产生活中得到一份依附于他的安全，有时可以在竞争中处于优势。而游侠们仗义疏财扶危济困也使得他周围的人免遭饥谨和乱世的兵灾，所以当时的人们也乐于依附于游侠，游侠也乐于增加自己的威望和势力，这种双方的自愿也才有了“不知有大官而知有大侠”的局面。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日益提高，人对自然的征服也趋于完善，朝不保夕的恐惧和不安不再是主要内容，对于游侠的依赖已经不是其心理支柱而成为一种生活上的负担，特别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大批的人聚集在一起，在朝廷的法令和默认的规则下生活，游侠对于他们已经是可有可无，加之长年累月的负面宣传，游侠逐渐成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不是生活中切实的一部分，在人们心目中形象由光明磊落到了神秘莫测，大多数人对游侠态度已经是敬而远之。这样侠客就在人们心中逐步的失去了领地，侠文化的传播也就举步为艰了。到了宋明以后时代，侠被传说的神乎其神，这也正反映了人们对侠的无知，完全叶公好龙式的故事只能证明了侠文化的衰败和无奈。随着经济发展，侠一步步的从生活中消退，“每个男孩都有一个侠客的梦想”，正是我们对侠文化逝去的一种感叹。

地域对文化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燕赵人物大多慷慨悲歌，江南水乡则盛产文人名士，而在汉唐以后的多次人口大迁移则对侠文化的变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是由北往南，离开了朔风如刀的燕代之地来到了水暖花开的江南，每个人每群人都会对自身展开新的思考，反思的结果常意味着对一些问题的否定。中国人口南迁的几个重要阶段是在汉唐末年的激烈内战时人们被迫的迁移和五胡乱华及金元南侵时期的朝廷整体搬家，而在这种环境下迁移来江南的人对武力有着本能的厌恶和发自内心的恐惧，对那种“勇侠轻非”的侠客精神必定不会抱有好感，世代流传下来，对侠的否定已经根深蒂固，历史的创痛让他们对侠怀着拒绝的态度。东晋南宋的志士常感叹江南民风靡弱不足用，也正是缘于人们精神上对武力的怀疑和物质上对现状的满足。而且在大运河开通后，江南成为天下财富的源泉和最富庶的地方，它所具有的精神对外界起着强大的辐射作用，对侠的不信任也就慢慢流传开来。侠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中找不到合适的生存土壤，常常只能在泥土中跌的面目全非，侠的影子也就在人们的视线里隐去了。“赵客缦胡缨，吴钩霜月明。……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李白的《侠客行》之后的千年中再也没有这样激赏侠客的文字了。

侠文化从中国人生活中的消退不是由一种单纯原因造成的，而是由多种原因所造成合力共同完成的，有深层如文化性质上的冲突，有直接如政治压力的迫害，有表象如人心的复杂，有反复如战争的推波助澜。无论从哪个单独的角度都无法审视到全局的变化，但忽略任何一个细节也常让历史留下遗憾。历史的推进不会体恤个体的兴衰和浮沉，侠文化对于历史也许不过是一颗流星，但历史浓墨重彩的一页依然值得我们去珍惜与回味，认真的研究它会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分了解，用自己的思想去诠释他，将自己投身其中，也许能激起我们血脉里那上古流传下来的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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