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左传》是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西汉初称《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或称《春秋古文》(《史记·吴世家》)。西流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刘歆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所以他就拿传文去解经,使之互相说明。在汉代,《春秋》与《左传》本来是各自单行的,晋代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把“经”(《春秋》)与“传”(《左传》)按纪年合并到一起成为一部书,而加以系统解释,这就是《春秋经传集解》。
关于《左传》的作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左丘明。唐代赵匡首先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他还提出《左传》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为刘歆所作的,不过这些怀疑之说都没有充分根据。
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代朱彝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代俞正燮又认为姓邱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巳类稿·左邱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丘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左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全书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弑、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太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通过对齐恒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亚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表现了保守的伦理观念,但总的说来,是非、爱憎观念和历史观还是比较进步的。例如书中既肯定霸主的历史功绩,又不避讳齐桓公好内多宠与公子重耳的贪图安逸。又如叙“晋灵君”(宣二年)、陈灵公“衷其祀服,以戏于朝”(宣九年)、齐庄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胜与邬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把统治者的暴虐荒淫、丑恶污秽揭露无遗。而忠良机智的晏婴、则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远见的子产等人,则被作为系国之安危的人物来加以肯定和赞扬。书中还贯穿着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元年)等,都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里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范宁《谷梁传序》),“《春秋》谨严,《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这正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之乱、宣公二年赵盾谏晋灵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难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象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左传》的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以晋楚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年)、秦晋肴之战(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肴之战(宣十二年)、齐晋邲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能把每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左传》叙述战争尤其讲究谋篇。短篇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先略叙鲁师得胜,而后详叙曹刿论其所以胜,由表及里,详略得宜。中篇如秦晋肴之战写蹇叔哭而送师,有先见之明,穆公哭而迎师,知错能改,一首一尾遥相呼应。长篇如晋楚城濮之战,标出“取威定霸”为纲,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最终以周王册命晋文定霸作结。这些都是鲜明的例证。作者还常常在激烈紧张的战争气氛中,插入生动有趣的细节,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献、下车免胄、执榼犒师等,显得优游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说:“夫记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传》。”
应对辞令也是《左传》中富有文学意味的一个部分。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榼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记述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刘知几《史通》说,《左传》“其言简而要,要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艺概·文概》)可见其语言精要已成为历代楷模。此外,作者运笔灵活多变,如“秦晋嬴之战”中写文嬴请释秦囚,先轸怒,“不顾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写楚子拊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如“晋楚肴之战”写晋师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晋丘脱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晋丘解嘲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亦以之为法。宋人对“《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陆游《杨梦锡集句杜诗序》)。
现存《左传》注本最早的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两部。清有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惠栋的《左传补注》、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近人有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历史著作和杰出的历史散文。儒家经典之一。书名本为《左氏春秋》,汉代称为《春秋左氏传》。作者相传是孔了同时人鲁国史官左丘明(公元前6世纪中期到5世纪),唐以后学者对此多有异议。《左传》结尾提到韩、魏、赵灭知伯的事,距孔子逝世70多年,所以后人认为《左传》成书应后于孔子。《左传》仿照《春秋》的体例,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社会事件和某些代表人物的活动,一般认为《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但《左传》记事并不完全与《春秋》相符,其取材范围和所描写的社会面比《春秋》广阔得多,应该说《左传》是一部自成体系、具有独立创见的史书,和专为解说《春秋》而作的《公羊传》、《谷梁传》不同。《左传》所反映的思想观点有许多是进步的、积极的,如曹刿论战(庄公十年),师旷论卫人逐其君(襄公十四年),然明论子产为政(襄公二十五年)、沉尹戌论抚民(昭公十九年)表现初期的民本思想;弦高犒师全郑(僖公三十三年)、申包胥乞师救楚(定公四年)、公山不狙责叔,孙辄劝吴伐鲁(哀公八年),幼童汪锜执干戈以卫社稷(哀公十一年)表现了爱国思想;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郑伯使祭足劳王(桓公五年)揭露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矛盾;晋灵君(宣公二年)刻画暴君凶残的形象;齐襄公和文姜私通(桓公十八年),抨击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等等。书中对一些著名政治家,如郑子产、叔向、晏婴等热情赞颂,对劳动人民反抗斗争也作了记载,但认识上常常流露传统的天命观。《左传》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人物形象生动,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都极细腻,语言精炼流畅。描写复杂的战事尤为突出,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秦晋邲之战(僖公三十三年)、晋楚肴之战(宣公十二年)等都写得非常出色。描写外交辞令也精彩动人,如王孙满对楚子(宣公三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等都具有代表性。《左传》对后代散文发展影响很大,司马迁继承发展了其优秀传统。注本以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最早。此外,唐有孔颖达等《春秋左氏传正义》、清有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惠栋《左传补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代有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扬伯峻作《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编年体春秋史。原名《左氏春秋》,后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儒家经典之 一。关于作者,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均认为是左丘明。清代今文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辑而成。《左传》编年参照《春秋》,以鲁君世次编年记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7共255年的史事。书中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暴露了统治者的腐败和残酷,宣扬了民本思想和儒家的伦理,特别是表述了重视民的意志和民的力量的思想,同时,突出地揭示了当时有远见的政治改革家的实际的业绩,书中也宣扬了某些天命鬼神思想,以及封建的政治和伦理思想。《左传》的不少篇章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左传》长于记事,叙事完整,文笔严密,善于描述战争,曲折生动,有条不紊,不仅生动地再现出战争过程中的各种动态,还善于揭示战争的前因后果,揭示战争的经验教训。善于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的性格。人物语言性格化,善记行人辞令,引用大量的谚语、格言、童谣,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左传》的艺术成就标志着战国初年我国历史散文的重大发展。《左传》大都与《春秋》合刊,为十三经”之一。注本有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注解》、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人杨伯俊《春秋左传注》等。
左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文学名著。相传作者是春秋时鲁国的史官左丘明。原来独立成书,叫《左氏春秋》,后来被认为是解释孔子的《春秋》的,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晋代杜预分年放在《春秋》的后面,合为一书,加以注释,叫《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左传》记事起于公元前722年(与《春秋》相同),止于公元前454年(比《春秋》晚27年)。比较系统地详细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善于用精炼的语言描写复杂纷繁的事件,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尤其是战争和外交辞令,写得更为出色。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一回事啦
关于《左传》的作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左丘明。唐代赵匡首先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他还提出《左传》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为刘歆所作的,不过这些怀疑之说都没有充分根据。
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代朱彝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代俞正燮又认为姓邱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巳类稿·左邱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丘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左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全书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弑、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太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通过对齐恒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亚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表现了保守的伦理观念,但总的说来,是非、爱憎观念和历史观还是比较进步的。例如书中既肯定霸主的历史功绩,又不避讳齐桓公好内多宠与公子重耳的贪图安逸。又如叙“晋灵君”(宣二年)、陈灵公“衷其祀服,以戏于朝”(宣九年)、齐庄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胜与邬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把统治者的暴虐荒淫、丑恶污秽揭露无遗。而忠良机智的晏婴、则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远见的子产等人,则被作为系国之安危的人物来加以肯定和赞扬。书中还贯穿着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元年)等,都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里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范宁《谷梁传序》),“《春秋》谨严,《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这正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之乱、宣公二年赵盾谏晋灵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难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象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左传》的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以晋楚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年)、秦晋肴之战(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肴之战(宣十二年)、齐晋邲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能把每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左传》叙述战争尤其讲究谋篇。短篇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先略叙鲁师得胜,而后详叙曹刿论其所以胜,由表及里,详略得宜。中篇如秦晋肴之战写蹇叔哭而送师,有先见之明,穆公哭而迎师,知错能改,一首一尾遥相呼应。长篇如晋楚城濮之战,标出“取威定霸”为纲,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最终以周王册命晋文定霸作结。这些都是鲜明的例证。作者还常常在激烈紧张的战争气氛中,插入生动有趣的细节,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献、下车免胄、执榼犒师等,显得优游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说:“夫记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传》。”
应对辞令也是《左传》中富有文学意味的一个部分。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榼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记述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刘知几《史通》说,《左传》“其言简而要,要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艺概·文概》)可见其语言精要已成为历代楷模。此外,作者运笔灵活多变,如“秦晋嬴之战”中写文嬴请释秦囚,先轸怒,“不顾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写楚子拊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如“晋楚肴之战”写晋师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晋丘脱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晋丘解嘲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亦以之为法。宋人对“《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陆游《杨梦锡集句杜诗序》)。
现存《左传》注本最早的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两部。清有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惠栋的《左传补注》、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近人有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历史著作和杰出的历史散文。儒家经典之一。书名本为《左氏春秋》,汉代称为《春秋左氏传》。作者相传是孔了同时人鲁国史官左丘明(公元前6世纪中期到5世纪),唐以后学者对此多有异议。《左传》结尾提到韩、魏、赵灭知伯的事,距孔子逝世70多年,所以后人认为《左传》成书应后于孔子。《左传》仿照《春秋》的体例,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社会事件和某些代表人物的活动,一般认为《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但《左传》记事并不完全与《春秋》相符,其取材范围和所描写的社会面比《春秋》广阔得多,应该说《左传》是一部自成体系、具有独立创见的史书,和专为解说《春秋》而作的《公羊传》、《谷梁传》不同。《左传》所反映的思想观点有许多是进步的、积极的,如曹刿论战(庄公十年),师旷论卫人逐其君(襄公十四年),然明论子产为政(襄公二十五年)、沉尹戌论抚民(昭公十九年)表现初期的民本思想;弦高犒师全郑(僖公三十三年)、申包胥乞师救楚(定公四年)、公山不狙责叔,孙辄劝吴伐鲁(哀公八年),幼童汪锜执干戈以卫社稷(哀公十一年)表现了爱国思想;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郑伯使祭足劳王(桓公五年)揭露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矛盾;晋灵君(宣公二年)刻画暴君凶残的形象;齐襄公和文姜私通(桓公十八年),抨击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等等。书中对一些著名政治家,如郑子产、叔向、晏婴等热情赞颂,对劳动人民反抗斗争也作了记载,但认识上常常流露传统的天命观。《左传》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人物形象生动,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都极细腻,语言精炼流畅。描写复杂的战事尤为突出,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秦晋邲之战(僖公三十三年)、晋楚肴之战(宣公十二年)等都写得非常出色。描写外交辞令也精彩动人,如王孙满对楚子(宣公三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等都具有代表性。《左传》对后代散文发展影响很大,司马迁继承发展了其优秀传统。注本以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最早。此外,唐有孔颖达等《春秋左氏传正义》、清有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惠栋《左传补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代有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扬伯峻作《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编年体春秋史。原名《左氏春秋》,后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儒家经典之 一。关于作者,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均认为是左丘明。清代今文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辑而成。《左传》编年参照《春秋》,以鲁君世次编年记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7共255年的史事。书中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暴露了统治者的腐败和残酷,宣扬了民本思想和儒家的伦理,特别是表述了重视民的意志和民的力量的思想,同时,突出地揭示了当时有远见的政治改革家的实际的业绩,书中也宣扬了某些天命鬼神思想,以及封建的政治和伦理思想。《左传》的不少篇章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左传》长于记事,叙事完整,文笔严密,善于描述战争,曲折生动,有条不紊,不仅生动地再现出战争过程中的各种动态,还善于揭示战争的前因后果,揭示战争的经验教训。善于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的性格。人物语言性格化,善记行人辞令,引用大量的谚语、格言、童谣,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左传》的艺术成就标志着战国初年我国历史散文的重大发展。《左传》大都与《春秋》合刊,为十三经”之一。注本有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注解》、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人杨伯俊《春秋左传注》等。
左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文学名著。相传作者是春秋时鲁国的史官左丘明。原来独立成书,叫《左氏春秋》,后来被认为是解释孔子的《春秋》的,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晋代杜预分年放在《春秋》的后面,合为一书,加以注释,叫《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左传》记事起于公元前722年(与《春秋》相同),止于公元前454年(比《春秋》晚27年)。比较系统地详细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善于用精炼的语言描写复杂纷繁的事件,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尤其是战争和外交辞令,写得更为出色。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一回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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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06-15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7-06-15
是的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原名《左氏春秋》,汉人也有称《春秋古文》、《左氏传》的。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所作。是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春秋三传”之一。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原名《左氏春秋》,汉人也有称《春秋古文》、《左氏传》的。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所作。是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春秋三传”之一。
第3个回答 2007-06-15
en
第4个回答 2007-06-15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