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左传》是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西汉初称《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或称《春秋古文》(《史记·吴世家》)。西流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刘歆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所以他就拿传文去解经,使之互相说明。在汉代,《春秋》与《左传》本来是各自单行的,晋代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把“经”(《春秋》)与“传”(《左传》)按纪年合并到一起成为一部书,而加以系统解释,这就是《春秋经传集解》。
关于《左传》的作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左丘明。唐代赵匡首先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他还提出《左传》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为刘歆所作的,不过这些怀疑之说都没有充分根据。
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代朱彝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代俞正燮又认为姓邱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巳类稿·左邱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丘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左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全书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弑、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太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通过对齐恒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亚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表现了保守的伦理观念,但总的说来,是非、爱憎观念和历史观还是比较进步的。例如书中既肯定霸主的历史功绩,又不避讳齐桓公好内多宠与公子重耳的贪图安逸。又如叙“晋灵君”(宣二年)、陈灵公“衷其祀服,以戏于朝”(宣九年)、齐庄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胜与邬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把统治者的暴虐荒淫、丑恶污秽揭露无遗。而忠良机智的晏婴、则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远见的子产等人,则被作为系国之安危的人物来加以肯定和赞扬。书中还贯穿着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元年)等,都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里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范宁《谷梁传序》),“《春秋》谨严,《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这正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之乱、宣公二年赵盾谏晋灵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难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象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左传》的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以晋楚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年)、秦晋肴之战(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肴之战(宣十二年)、齐晋邲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能把每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左传》叙述战争尤其讲究谋篇。短篇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先略叙鲁师得胜,而后详叙曹刿论其所以胜,由表及里,详略得宜。中篇如秦晋肴之战写蹇叔哭而送师,有先见之明,穆公哭而迎师,知错能改,一首一尾遥相呼应。长篇如晋楚城濮之战,标出“取威定霸”为纲,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最终以周王册命晋文定霸作结。这些都是鲜明的例证。作者还常常在激烈紧张的战争气氛中,插入生动有趣的细节,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献、下车免胄、执榼犒师等,显得优游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说:“夫记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传》。”
应对辞令也是《左传》中富有文学意味的一个部分。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榼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记述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刘知几《史通》说,《左传》“其言简而要,要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艺概·文概》)可见其语言精要已成为历代楷模。此外,作者运笔灵活多变,如“秦晋嬴之战”中写文嬴请释秦囚,先轸怒,“不顾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写楚子拊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如“晋楚肴之战”写晋师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晋丘脱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晋丘解嘲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亦以之为法。宋人对“《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陆游《杨梦锡集句杜诗序》)。
现存《左传》注本最早的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两部。清有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惠栋的《左传补注》、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近人有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历史著作和杰出的历史散文。儒家经典之一。书名本为《左氏春秋》,汉代称为《春秋左氏传》。作者相传是孔了同时人鲁国史官左丘明(公元前6世纪中期到5世纪),唐以后学者对此多有异议。《左传》结尾提到韩、魏、赵灭知伯的事,距孔子逝世70多年,所以后人认为《左传》成书应后于孔子。《左传》仿照《春秋》的体例,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社会事件和某些代表人物的活动,一般认为《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但《左传》记事并不完全与《春秋》相符,其取材范围和所描写的社会面比《春秋》广阔得多,应该说《左传》是一部自成体系、具有独立创见的史书,和专为解说《春秋》而作的《公羊传》、《谷梁传》不同。《左传》所反映的思想观点有许多是进步的、积极的,如曹刿论战(庄公十年),师旷论卫人逐其君(襄公十四年),然明论子产为政(襄公二十五年)、沉尹戌论抚民(昭公十九年)表现初期的民本思想;弦高犒师全郑(僖公三十三年)、申包胥乞师救楚(定公四年)、公山不狙责叔,孙辄劝吴伐鲁(哀公八年),幼童汪锜执干戈以卫社稷(哀公十一年)表现了爱国思想;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郑伯使祭足劳王(桓公五年)揭露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矛盾;晋灵君(宣公二年)刻画暴君凶残的形象;齐襄公和文姜私通(桓公十八年),抨击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等等。书中对一些著名政治家,如郑子产、叔向、晏婴等热情赞颂,对劳动人民反抗斗争也作了记载,但认识上常常流露传统的天命观。《左传》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人物形象生动,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都极细腻,语言精炼流畅。描写复杂的战事尤为突出,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秦晋邲之战(僖公三十三年)、晋楚肴之战(宣公十二年)等都写得非常出色。描写外交辞令也精彩动人,如王孙满对楚子(宣公三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等都具有代表性。《左传》对后代散文发展影响很大,司马迁继承发展了其优秀传统。注本以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最早。此外,唐有孔颖达等《春秋左氏传正义》、清有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惠栋《左传补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代有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扬伯峻作《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编年体春秋史。原名《左氏春秋》,后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儒家经典之 一。关于作者,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均认为是左丘明。清代今文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辑而成。《左传》编年参照《春秋》,以鲁君世次编年记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7共255年的史事。书中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暴露了统治者的腐败和残酷,宣扬了民本思想和儒家的伦理,特别是表述了重视民的意志和民的力量的思想,同时,突出地揭示了当时有远见的政治改革家的实际的业绩,书中也宣扬了某些天命鬼神思想,以及封建的政治和伦理思想。《左传》的不少篇章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左传》长于记事,叙事完整,文笔严密,善于描述战争,曲折生动,有条不紊,不仅生动地再现出战争过程中的各种动态,还善于揭示战争的前因后果,揭示战争的经验教训。善于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的性格。人物语言性格化,善记行人辞令,引用大量的谚语、格言、童谣,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左传》的艺术成就标志着战国初年我国历史散文的重大发展。《左传》大都与《春秋》合刊,为十三经”之一。注本有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注解》、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人杨伯俊《春秋左传注》等。
左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文学名著。相传作者是春秋时鲁国的史官左丘明。原来独立成书,叫《左氏春秋》,后来被认为是解释孔子的《春秋》的,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晋代杜预分年放在《春秋》的后面,合为一书,加以注释,叫《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左传》记事起于公元前722年(与《春秋》相同),止于公元前454年(比《春秋》晚27年)。比较系统地详细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善于用精炼的语言描写复杂纷繁的事件,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尤其是战争和外交辞令,写得更为出色。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关于《左传》的作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左丘明。唐代赵匡首先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他还提出《左传》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为刘歆所作的,不过这些怀疑之说都没有充分根据。
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代朱彝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代俞正燮又认为姓邱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巳类稿·左邱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丘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左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全书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弑、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太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通过对齐恒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亚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表现了保守的伦理观念,但总的说来,是非、爱憎观念和历史观还是比较进步的。例如书中既肯定霸主的历史功绩,又不避讳齐桓公好内多宠与公子重耳的贪图安逸。又如叙“晋灵君”(宣二年)、陈灵公“衷其祀服,以戏于朝”(宣九年)、齐庄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胜与邬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把统治者的暴虐荒淫、丑恶污秽揭露无遗。而忠良机智的晏婴、则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远见的子产等人,则被作为系国之安危的人物来加以肯定和赞扬。书中还贯穿着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元年)等,都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里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范宁《谷梁传序》),“《春秋》谨严,《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这正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之乱、宣公二年赵盾谏晋灵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难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象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左传》的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以晋楚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年)、秦晋肴之战(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肴之战(宣十二年)、齐晋邲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能把每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左传》叙述战争尤其讲究谋篇。短篇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先略叙鲁师得胜,而后详叙曹刿论其所以胜,由表及里,详略得宜。中篇如秦晋肴之战写蹇叔哭而送师,有先见之明,穆公哭而迎师,知错能改,一首一尾遥相呼应。长篇如晋楚城濮之战,标出“取威定霸”为纲,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最终以周王册命晋文定霸作结。这些都是鲜明的例证。作者还常常在激烈紧张的战争气氛中,插入生动有趣的细节,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献、下车免胄、执榼犒师等,显得优游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说:“夫记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传》。”
应对辞令也是《左传》中富有文学意味的一个部分。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榼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记述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刘知几《史通》说,《左传》“其言简而要,要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艺概·文概》)可见其语言精要已成为历代楷模。此外,作者运笔灵活多变,如“秦晋嬴之战”中写文嬴请释秦囚,先轸怒,“不顾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写楚子拊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如“晋楚肴之战”写晋师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晋丘脱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晋丘解嘲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亦以之为法。宋人对“《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陆游《杨梦锡集句杜诗序》)。
现存《左传》注本最早的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两部。清有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惠栋的《左传补注》、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近人有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历史著作和杰出的历史散文。儒家经典之一。书名本为《左氏春秋》,汉代称为《春秋左氏传》。作者相传是孔了同时人鲁国史官左丘明(公元前6世纪中期到5世纪),唐以后学者对此多有异议。《左传》结尾提到韩、魏、赵灭知伯的事,距孔子逝世70多年,所以后人认为《左传》成书应后于孔子。《左传》仿照《春秋》的体例,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社会事件和某些代表人物的活动,一般认为《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但《左传》记事并不完全与《春秋》相符,其取材范围和所描写的社会面比《春秋》广阔得多,应该说《左传》是一部自成体系、具有独立创见的史书,和专为解说《春秋》而作的《公羊传》、《谷梁传》不同。《左传》所反映的思想观点有许多是进步的、积极的,如曹刿论战(庄公十年),师旷论卫人逐其君(襄公十四年),然明论子产为政(襄公二十五年)、沉尹戌论抚民(昭公十九年)表现初期的民本思想;弦高犒师全郑(僖公三十三年)、申包胥乞师救楚(定公四年)、公山不狙责叔,孙辄劝吴伐鲁(哀公八年),幼童汪锜执干戈以卫社稷(哀公十一年)表现了爱国思想;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郑伯使祭足劳王(桓公五年)揭露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矛盾;晋灵君(宣公二年)刻画暴君凶残的形象;齐襄公和文姜私通(桓公十八年),抨击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等等。书中对一些著名政治家,如郑子产、叔向、晏婴等热情赞颂,对劳动人民反抗斗争也作了记载,但认识上常常流露传统的天命观。《左传》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人物形象生动,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都极细腻,语言精炼流畅。描写复杂的战事尤为突出,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秦晋邲之战(僖公三十三年)、晋楚肴之战(宣公十二年)等都写得非常出色。描写外交辞令也精彩动人,如王孙满对楚子(宣公三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等都具有代表性。《左传》对后代散文发展影响很大,司马迁继承发展了其优秀传统。注本以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最早。此外,唐有孔颖达等《春秋左氏传正义》、清有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惠栋《左传补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代有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扬伯峻作《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编年体春秋史。原名《左氏春秋》,后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儒家经典之 一。关于作者,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均认为是左丘明。清代今文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辑而成。《左传》编年参照《春秋》,以鲁君世次编年记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7共255年的史事。书中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暴露了统治者的腐败和残酷,宣扬了民本思想和儒家的伦理,特别是表述了重视民的意志和民的力量的思想,同时,突出地揭示了当时有远见的政治改革家的实际的业绩,书中也宣扬了某些天命鬼神思想,以及封建的政治和伦理思想。《左传》的不少篇章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左传》长于记事,叙事完整,文笔严密,善于描述战争,曲折生动,有条不紊,不仅生动地再现出战争过程中的各种动态,还善于揭示战争的前因后果,揭示战争的经验教训。善于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的性格。人物语言性格化,善记行人辞令,引用大量的谚语、格言、童谣,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左传》的艺术成就标志着战国初年我国历史散文的重大发展。《左传》大都与《春秋》合刊,为十三经”之一。注本有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注解》、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人杨伯俊《春秋左传注》等。
左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文学名著。相传作者是春秋时鲁国的史官左丘明。原来独立成书,叫《左氏春秋》,后来被认为是解释孔子的《春秋》的,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晋代杜预分年放在《春秋》的后面,合为一书,加以注释,叫《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左传》记事起于公元前722年(与《春秋》相同),止于公元前454年(比《春秋》晚27年)。比较系统地详细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善于用精炼的语言描写复杂纷繁的事件,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尤其是战争和外交辞令,写得更为出色。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30
《左传》是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西汉初称《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或称《春秋古文》(《史记·吴世家》)。西流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刘歆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所以他就拿传文去解经,使之互相说明。在汉代,《春秋》与《左传》本来是各自单行的,晋代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把“经”(《春秋》)与“传”(《左传》)按纪年合并到一起成为一部书,而加以系统解释,这就是《春秋经传集解》。
关于《左传》的作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左丘明。唐代赵匡首先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他还提出《左传》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为刘歆所作的,不过这些怀疑之说都没有充分根据。
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代朱彝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代俞正燮又认为姓邱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巳类稿·左邱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丘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左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全书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弑、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太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通过对齐恒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亚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表现了保守的伦理观念,但总的说来,是非、爱憎观念和历史观还是比较进步的。例如书中既肯定霸主的历史功绩,又不避讳齐桓公好内多宠与公子重耳的贪图安逸。又如叙“晋灵君”(宣二年)、陈灵公“衷其祀服,以戏于朝”(宣九年)、齐庄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胜与邬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把统治者的暴虐荒淫、丑恶污秽揭露无遗。而忠良机智的晏婴、则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远见的子产等人,则被作为系国之安危的人物来加以肯定和赞扬。书中还贯穿着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元年)等,都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里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范宁《谷梁传序》),“《春秋》谨严,《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这正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之乱、宣公二年赵盾谏晋灵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难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象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左传》的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以晋楚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年)、秦晋肴之战(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肴之战(宣十二年)、齐晋邲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能把每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左传》叙述战争尤其讲究谋篇。短篇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先略叙鲁师得胜,而后详叙曹刿论其所以胜,由表及里,详略得宜。中篇如秦晋肴之战写蹇叔哭而送师,有先见之明,穆公哭而迎师,知错能改,一首一尾遥相呼应。长篇如晋楚城濮之战,标出“取威定霸”为纲,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最终以周王册命晋文定霸作结。这些都是鲜明的例证。作者还常常在激烈紧张的战争气氛中,插入生动有趣的细节,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献、下车免胄、执榼犒师等,显得优游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说:“夫记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传》。”
应对辞令也是《左传》中富有文学意味的一个部分。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榼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记述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刘知几《史通》说,《左传》“其言简而要,要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艺概·文概》)可见其语言精要已成为历代楷模。此外,作者运笔灵活多变,如“秦晋嬴之战”中写文嬴请释秦囚,先轸怒,“不顾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写楚子拊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如“晋楚肴之战”写晋师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晋丘脱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晋丘解嘲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亦以之为法。宋人对“《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陆游《杨梦锡集句杜诗序》)。
现存《左传》注本最早的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两部。清有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惠栋的《左传补注》、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近人有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历史著作和杰出的历史散文。儒家经典之一。书名本为《左氏春秋》,汉代称为《春秋左氏传》。作者相传是孔了同时人鲁国史官左丘明(公元前6世纪中期到5世纪),唐以后学者对此多有异议。《左传》结尾提到韩、魏、赵灭知伯的事,距孔子逝世70多年,所以后人认为《左传》成书应后于孔子。《左传》仿照《春秋》的体例,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社会事件和某些代表人物的活动,一般认为《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但《左传》记事并不完全与《春秋》相符,其取材范围和所描写的社会面比《春秋》广阔得多,应该说《左传》是一部自成体系、具有独立创见的史书,和专为解说《春秋》而作的《公羊传》、《谷梁传》不同。《左传》所反映的思想观点有许多是进步的、积极的,如曹刿论战(庄公十年),师旷论卫人逐其君(襄公十四年),然明论子产为政(襄公二十五年)、沉尹戌论抚民(昭公十九年)表现初期的民本思想;弦高犒师全郑(僖公三十三年)、申包胥乞师救楚(定公四年)、公山不狙责叔,孙辄劝吴伐鲁(哀公八年),幼童汪锜执干戈以卫社稷(哀公十一年)表现了爱国思想;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郑伯使祭足劳王(桓公五年)揭露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矛盾;晋灵君(宣公二年)刻画暴君凶残的形象;齐襄公和文姜私通(桓公十八年),抨击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等等。书中对一些著名政治家,如郑子产、叔向、晏婴等热情赞颂,对劳动人民反抗斗争也作了记载,但认识上常常流露传统的天命观。《左传》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人物形象生动,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都极细腻,语言精炼流畅。描写复杂的战事尤为突出,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秦晋邲之战(僖公三十三年)、晋楚肴之战(宣公十二年)等都写得非常出色。描写外交辞令也精彩动人,如王孙满对楚子(宣公三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等都具有代表性。《左传》对后代散文发展影响很大,司马迁继承发展了其优秀传统。注本以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最早。此外,唐有孔颖达等《春秋左氏传正义》、清有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惠栋《左传补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代有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扬伯峻作《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编年体春秋史。原名《左氏春秋》,后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儒家经典之 一。关于作者,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均认为是左丘明。清代今文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辑而成。《左传》编年参照《春秋》,以鲁君世次编年记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7共255年的史事。书中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暴露了统治者的腐败和残酷,宣扬了民本思想和儒家的伦理,特别是表述了重视民的意志和民的力量的思想,同时,突出地揭示了当时有远见的政治改革家的实际的业绩,书中也宣扬了某些天命鬼神思想,以及封建的政治和伦理思想。《左传》的不少篇章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左传》长于记事,叙事完整,文笔严密,善于描述战争,曲折生动,有条不紊,不仅生动地再现出战争过程中的各种动态,还善于揭示战争的前因后果,揭示战争的经验教训。善于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的性格。人物语言性格化,善记行人辞令,引用大量的谚语、格言、童谣,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左传》的艺术成就标志着战国初年我国历史散文的重大发展。《左传》大都与《春秋》合刊,为十三经”之一。注本有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注解》、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人杨伯俊《春秋左传注》等。
左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文学名著。相传作者是春秋时鲁国的史官左丘明。原来独立成书,叫《左氏春秋》,后来被认为是解释孔子的《春秋》的,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晋代杜预分年放在《春秋》的后面,合为一书,加以注释,叫《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左传》记事起于公元前722年(与《春秋》相同),止于公元前454年(比《春秋》晚27年)。比较系统地详细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善于用精炼的语言描写复杂纷繁的事件,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尤其是战争和外交辞令,写得更为出色。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一回事啦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关于《左传》的作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左丘明。唐代赵匡首先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他还提出《左传》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为刘歆所作的,不过这些怀疑之说都没有充分根据。
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代朱彝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代俞正燮又认为姓邱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巳类稿·左邱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丘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左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全书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弑、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太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通过对齐恒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亚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表现了保守的伦理观念,但总的说来,是非、爱憎观念和历史观还是比较进步的。例如书中既肯定霸主的历史功绩,又不避讳齐桓公好内多宠与公子重耳的贪图安逸。又如叙“晋灵君”(宣二年)、陈灵公“衷其祀服,以戏于朝”(宣九年)、齐庄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胜与邬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把统治者的暴虐荒淫、丑恶污秽揭露无遗。而忠良机智的晏婴、则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远见的子产等人,则被作为系国之安危的人物来加以肯定和赞扬。书中还贯穿着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元年)等,都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里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范宁《谷梁传序》),“《春秋》谨严,《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这正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之乱、宣公二年赵盾谏晋灵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难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象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左传》的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以晋楚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年)、秦晋肴之战(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肴之战(宣十二年)、齐晋邲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能把每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左传》叙述战争尤其讲究谋篇。短篇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先略叙鲁师得胜,而后详叙曹刿论其所以胜,由表及里,详略得宜。中篇如秦晋肴之战写蹇叔哭而送师,有先见之明,穆公哭而迎师,知错能改,一首一尾遥相呼应。长篇如晋楚城濮之战,标出“取威定霸”为纲,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最终以周王册命晋文定霸作结。这些都是鲜明的例证。作者还常常在激烈紧张的战争气氛中,插入生动有趣的细节,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献、下车免胄、执榼犒师等,显得优游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说:“夫记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传》。”
应对辞令也是《左传》中富有文学意味的一个部分。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榼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记述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刘知几《史通》说,《左传》“其言简而要,要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艺概·文概》)可见其语言精要已成为历代楷模。此外,作者运笔灵活多变,如“秦晋嬴之战”中写文嬴请释秦囚,先轸怒,“不顾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写楚子拊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如“晋楚肴之战”写晋师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晋丘脱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晋丘解嘲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亦以之为法。宋人对“《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陆游《杨梦锡集句杜诗序》)。
现存《左传》注本最早的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两部。清有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惠栋的《左传补注》、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近人有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历史著作和杰出的历史散文。儒家经典之一。书名本为《左氏春秋》,汉代称为《春秋左氏传》。作者相传是孔了同时人鲁国史官左丘明(公元前6世纪中期到5世纪),唐以后学者对此多有异议。《左传》结尾提到韩、魏、赵灭知伯的事,距孔子逝世70多年,所以后人认为《左传》成书应后于孔子。《左传》仿照《春秋》的体例,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社会事件和某些代表人物的活动,一般认为《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但《左传》记事并不完全与《春秋》相符,其取材范围和所描写的社会面比《春秋》广阔得多,应该说《左传》是一部自成体系、具有独立创见的史书,和专为解说《春秋》而作的《公羊传》、《谷梁传》不同。《左传》所反映的思想观点有许多是进步的、积极的,如曹刿论战(庄公十年),师旷论卫人逐其君(襄公十四年),然明论子产为政(襄公二十五年)、沉尹戌论抚民(昭公十九年)表现初期的民本思想;弦高犒师全郑(僖公三十三年)、申包胥乞师救楚(定公四年)、公山不狙责叔,孙辄劝吴伐鲁(哀公八年),幼童汪锜执干戈以卫社稷(哀公十一年)表现了爱国思想;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郑伯使祭足劳王(桓公五年)揭露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矛盾;晋灵君(宣公二年)刻画暴君凶残的形象;齐襄公和文姜私通(桓公十八年),抨击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等等。书中对一些著名政治家,如郑子产、叔向、晏婴等热情赞颂,对劳动人民反抗斗争也作了记载,但认识上常常流露传统的天命观。《左传》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人物形象生动,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都极细腻,语言精炼流畅。描写复杂的战事尤为突出,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秦晋邲之战(僖公三十三年)、晋楚肴之战(宣公十二年)等都写得非常出色。描写外交辞令也精彩动人,如王孙满对楚子(宣公三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等都具有代表性。《左传》对后代散文发展影响很大,司马迁继承发展了其优秀传统。注本以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最早。此外,唐有孔颖达等《春秋左氏传正义》、清有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惠栋《左传补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代有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扬伯峻作《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编年体春秋史。原名《左氏春秋》,后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儒家经典之 一。关于作者,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均认为是左丘明。清代今文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辑而成。《左传》编年参照《春秋》,以鲁君世次编年记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7共255年的史事。书中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暴露了统治者的腐败和残酷,宣扬了民本思想和儒家的伦理,特别是表述了重视民的意志和民的力量的思想,同时,突出地揭示了当时有远见的政治改革家的实际的业绩,书中也宣扬了某些天命鬼神思想,以及封建的政治和伦理思想。《左传》的不少篇章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左传》长于记事,叙事完整,文笔严密,善于描述战争,曲折生动,有条不紊,不仅生动地再现出战争过程中的各种动态,还善于揭示战争的前因后果,揭示战争的经验教训。善于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的性格。人物语言性格化,善记行人辞令,引用大量的谚语、格言、童谣,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左传》的艺术成就标志着战国初年我国历史散文的重大发展。《左传》大都与《春秋》合刊,为十三经”之一。注本有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注解》、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人杨伯俊《春秋左传注》等。
左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文学名著。相传作者是春秋时鲁国的史官左丘明。原来独立成书,叫《左氏春秋》,后来被认为是解释孔子的《春秋》的,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晋代杜预分年放在《春秋》的后面,合为一书,加以注释,叫《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左传》记事起于公元前722年(与《春秋》相同),止于公元前454年(比《春秋》晚27年)。比较系统地详细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善于用精炼的语言描写复杂纷繁的事件,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尤其是战争和外交辞令,写得更为出色。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一回事啦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7-07-17
春秋左氏传
简介
《左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考证
《左传》的作者,至今都是未解之谜。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为断言它是西汉末刘歆伪造。但在刘歆以前《左传》已被许多人抄撮或征引过,故康氏之说也难成立。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所作。据杨伯峻考证,大约作于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间。
评价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帐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由于《左传》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体例
按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记录了当事各方面的历史。共18万字。
1.隐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
2.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
3.庄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
4.闵公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
5.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
6.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
7.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
8.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
9.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
10.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
11.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
12.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前468年)
13.书末附悼公4年及智伯灭亡
注释
《左传》的主要注释本有:
《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
《春秋左传诂》,清洪亮吉撰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清刘文淇等撰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撰
简介
《左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考证
《左传》的作者,至今都是未解之谜。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为断言它是西汉末刘歆伪造。但在刘歆以前《左传》已被许多人抄撮或征引过,故康氏之说也难成立。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所作。据杨伯峻考证,大约作于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间。
评价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帐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由于《左传》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体例
按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记录了当事各方面的历史。共18万字。
1.隐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
2.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
3.庄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
4.闵公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
5.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
6.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
7.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
8.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
9.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
10.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
11.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
12.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前468年)
13.书末附悼公4年及智伯灭亡
注释
《左传》的主要注释本有:
《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
《春秋左传诂》,清洪亮吉撰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清刘文淇等撰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撰
第3个回答 2007-07-17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看样子只是叫法不一样而已
看样子只是叫法不一样而已
参考资料:
第4个回答 2007-07-17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