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元代有科举制。
元代科举实行时间短,规模较小,不是元代选官的主要制度。其文化根源是:宋代以后科举文化流弊众多;蒙古统治者主要采用由吏入官的选官之法;蒙元最高统治者不重视科举;元朝政权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蒙古民族崇尚实用主义;元代疆域辽阔,统治者不可能将在汉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科举制运用于所有的被征服民族和地区。其中,元仁宗废止了诗赋取士之法,而定为以经义取士,这一规定文化影响至为深远。
在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集团中，官、吏区别很大。“领持大概者，官也。”“办集一切者，吏也。”与有职有权的官相比，吏只是供人役使的具体办事人员，又终身无品秩之望，被社会人士，尤其被读书人所不耻。然而元代却打破了官吏界限，吏的社会地位不仅大大提高，而且吏员可以出职任官，并成为一条最主要的人仕道路。
元代吏员名目繁多，据《元史·百官志》载，约有三十余种，分作案牍吏员、翻译吏员、传达吏员和承担其他责职的吏员等。吏员总数多达两万余人。元代吏员定有系统出职任官制度，而且任官品级优厚，吏员出职最高者可达正六品或从六品，可见吏员出职已成为通达官职的一条捷径。什么人可以充任吏员呢?元代建立了周密的吏员选用办法，在此办法中，将读书人列为吏员来源之一，定有“由儒补吏”之法，把学校教育与补充吏员挂钩。“由儒补吏”首先表现在“岁贡儒吏”上，上贡的儒士由儒学教授于“系籍儒生内”考选。其标准除须“洞达经史”外，还须“通晓吏制”，儒吏兼通是为“岁贡儒吏”的基本要求。“由儒补吏”其次表现在“诸生充吏”的措施上。给各类学校的生员以由吏人官的机会。“由儒补吏”还表现在“教官任吏”的办法中。元代教官由朝廷或地方政府任命，但其地位和前途远不及吏职，因此元代于大德九年(1305年)规定，教育可补六部令史或其他吏职，“教官任吏”成为教官奔竞官位的阶梯。
(三)科举制
诚如前述，元代选士制度是以怯薛入仕和吏员出职为主要途径，科举制经过长期行废后虽然也开设了几十年，但在人才选取方面作用有限。然而，作为元代选士三途之一的科举毕竟继承唐、宋衣钵，并在元代这一特殊背景下有所发展，体现出元代科举制的特点，这是不能忽视的。
1．“戊戌选试”和科举制的停废
元代科举制度正式颁行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离世祖建立元朝已有四十多年。可以说元初科举处于长期停废状态。但是早在窝阔台灭金之后，蒙古贵族集团在占领了淮北广大地区之时，就曾有过科举取士的做法。窝阔台九年(1237年)八月，在耶律楚材等人建议下，诏命断事官蒙格德依，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以论、经义、辞赋三科考试，凡专治一科不失文意就可中选，儒人被俘为奴者亦可就试。共录取四千零三十人。是为“戊戌选试”。此后四十年未再开科，虽然朝廷围绕科举行废问题曾反复展开讨论，但最终未能实行。
元仁宗即位后，奉行以儒治国方针，提出“求贤取士，何法为上”的问题。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颁布行科举诏，延佑；占二年(1315年)正式恢复科举取士。规定每三年开科考试一次。第一场考试经问五条；第二场考试策一道，以时务出题；第三场试策一道，就经史事务内出题。经问从《四书》中出题并以朱熹集注为准。考试中选者，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得中进士，委派官职，蒙古、色目人比汉人、南人从优。
惠宗至元元年(1335年)科举曾又中断，六年复设，程式稍变。由于皇庆二年所订科举制度异常详细，因而对明清取士办法颇有影响，多以此为修订条例的蓝本。
综观元代科举取士，在政治上发挥作用有限。但从其特点和意义来看，却不容忽视。第一，元代科举制度异常详细。如皇庆二年颁布的科举条例，成为后来明、清科举的蓝本，在科举历史发展中很有价值。第二，元代科举制度带有鲜明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特点，但它的举行本身就是采行汉法的一大进步。第三，在科举制度的发展中，元代的做法最终结束了以辞赋取士，而确立了以经义取士的新阶段。第四，元代科举开始规定以程朱理学作为科举取士的程式，这对程朱理学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影响深远。
(四)元代选士制度对教育的影响
综上所述，元代选士制度，为了达到维护民族统治利益的目的，形成了怯薛入仕、吏员出职和科举取士的入仕三途的选士结构。作为养士机构的学校教育，势必受到选士制度的影响。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促使元代教育衰落。元代学校教育虽然形成了一套教育体系，但其学校兴衰却起伏不定。究其原因与科举之止废、吏途大开有很大关系。学生入学仅仅为了学习吏业踏入吏途的需要。“科场既罢，士各散去，经师老宿，槁死山林。第二，官吏文化、政治素质下降。第三，科举中试额少，士人读书受教积极性受挫。第四，元代科举规定以程朱理学作为科举取士的程式，致使程朱理学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明、清两朝亦受其影响，从而促使封建学校教育更加脱离现实，研究义理，长于思辨，成为一时学风。
元代科举实行时间短,规模较小,不是元代选官的主要制度。其文化根源是:宋代以后科举文化流弊众多;蒙古统治者主要采用由吏入官的选官之法;蒙元最高统治者不重视科举;元朝政权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蒙古民族崇尚实用主义;元代疆域辽阔,统治者不可能将在汉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科举制运用于所有的被征服民族和地区。其中,元仁宗废止了诗赋取士之法,而定为以经义取士,这一规定文化影响至为深远。
在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集团中，官、吏区别很大。“领持大概者，官也。”“办集一切者，吏也。”与有职有权的官相比，吏只是供人役使的具体办事人员，又终身无品秩之望，被社会人士，尤其被读书人所不耻。然而元代却打破了官吏界限，吏的社会地位不仅大大提高，而且吏员可以出职任官，并成为一条最主要的人仕道路。
元代吏员名目繁多，据《元史·百官志》载，约有三十余种，分作案牍吏员、翻译吏员、传达吏员和承担其他责职的吏员等。吏员总数多达两万余人。元代吏员定有系统出职任官制度，而且任官品级优厚，吏员出职最高者可达正六品或从六品，可见吏员出职已成为通达官职的一条捷径。什么人可以充任吏员呢?元代建立了周密的吏员选用办法，在此办法中，将读书人列为吏员来源之一，定有“由儒补吏”之法，把学校教育与补充吏员挂钩。“由儒补吏”首先表现在“岁贡儒吏”上，上贡的儒士由儒学教授于“系籍儒生内”考选。其标准除须“洞达经史”外，还须“通晓吏制”，儒吏兼通是为“岁贡儒吏”的基本要求。“由儒补吏”其次表现在“诸生充吏”的措施上。给各类学校的生员以由吏人官的机会。“由儒补吏”还表现在“教官任吏”的办法中。元代教官由朝廷或地方政府任命，但其地位和前途远不及吏职，因此元代于大德九年(1305年)规定，教育可补六部令史或其他吏职，“教官任吏”成为教官奔竞官位的阶梯。
(三)科举制
诚如前述，元代选士制度是以怯薛入仕和吏员出职为主要途径，科举制经过长期行废后虽然也开设了几十年，但在人才选取方面作用有限。然而，作为元代选士三途之一的科举毕竟继承唐、宋衣钵，并在元代这一特殊背景下有所发展，体现出元代科举制的特点，这是不能忽视的。
1．“戊戌选试”和科举制的停废
元代科举制度正式颁行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离世祖建立元朝已有四十多年。可以说元初科举处于长期停废状态。但是早在窝阔台灭金之后，蒙古贵族集团在占领了淮北广大地区之时，就曾有过科举取士的做法。窝阔台九年(1237年)八月，在耶律楚材等人建议下，诏命断事官蒙格德依，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以论、经义、辞赋三科考试，凡专治一科不失文意就可中选，儒人被俘为奴者亦可就试。共录取四千零三十人。是为“戊戌选试”。此后四十年未再开科，虽然朝廷围绕科举行废问题曾反复展开讨论，但最终未能实行。
元仁宗即位后，奉行以儒治国方针，提出“求贤取士，何法为上”的问题。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颁布行科举诏，延佑；占二年(1315年)正式恢复科举取士。规定每三年开科考试一次。第一场考试经问五条；第二场考试策一道，以时务出题；第三场试策一道，就经史事务内出题。经问从《四书》中出题并以朱熹集注为准。考试中选者，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得中进士，委派官职，蒙古、色目人比汉人、南人从优。
惠宗至元元年(1335年)科举曾又中断，六年复设，程式稍变。由于皇庆二年所订科举制度异常详细，因而对明清取士办法颇有影响，多以此为修订条例的蓝本。
综观元代科举取士，在政治上发挥作用有限。但从其特点和意义来看，却不容忽视。第一，元代科举制度异常详细。如皇庆二年颁布的科举条例，成为后来明、清科举的蓝本，在科举历史发展中很有价值。第二，元代科举制度带有鲜明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特点，但它的举行本身就是采行汉法的一大进步。第三，在科举制度的发展中，元代的做法最终结束了以辞赋取士，而确立了以经义取士的新阶段。第四，元代科举开始规定以程朱理学作为科举取士的程式，这对程朱理学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影响深远。
(四)元代选士制度对教育的影响
综上所述，元代选士制度，为了达到维护民族统治利益的目的，形成了怯薛入仕、吏员出职和科举取士的入仕三途的选士结构。作为养士机构的学校教育，势必受到选士制度的影响。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促使元代教育衰落。元代学校教育虽然形成了一套教育体系，但其学校兴衰却起伏不定。究其原因与科举之止废、吏途大开有很大关系。学生入学仅仅为了学习吏业踏入吏途的需要。“科场既罢，士各散去，经师老宿，槁死山林。第二，官吏文化、政治素质下降。第三，科举中试额少，士人读书受教积极性受挫。第四，元代科举规定以程朱理学作为科举取士的程式，致使程朱理学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明、清两朝亦受其影响，从而促使封建学校教育更加脱离现实，研究义理，长于思辨，成为一时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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