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鲁迅是复杂的，以致每个人的眼里都有不同的鲁迅。在左派眼里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在右派眼里他一位具有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立场的启蒙者。近十几年来他被各种主义阐释出来的版本不下几十种。鲁迅的复杂在给后人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一个难题：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贯穿于他迅一生的精神实质是什么？这是弄清鲁迅是否被利用的首要问题。
自从40年代以来，鲁研界就缺乏一种独立的人格。少数能够凭着良知，超脱时代历史的局限去研究鲁迅的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边缘的位置。这么多年来主流鲁迅研究虽然在宣传鲁迅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在研究鲁迅本体方面是没什么实质成就的，相反对文革以前 “歪曲”“神化”鲁迅的潮流还要负上部分责任。直到新时期思想界有了一定自由倾向，一部分继承了鲁迅独立思考精神的人文知识分子才得到了有限度的话语权，近年来鲁迅研究所取得成绩无不与这些人文知识分子有关。但事实上他们的话语权是受限制的，他们的还原鲁迅之路显然是不畅通的，鲁研界仍然有很多不能涉足的禁区。可以说他们的力量相对于庞大的主流研究体系是很薄弱的。例如，在提到毛泽东与鲁迅的问题上，少数人文学者是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论述的，结果是遭来一大片的非议和围攻。在如何看待伟大人物的问题上，缺乏独立的态度是很难有全面公正的看法的，对毛泽东这样一个伟大人物也是如此。在毛泽东是否利用鲁迅的问题上，主流鲁研界的很多观点是我不能赞同的。例如认为毛泽东无论在主观上客观上都没有利用鲁迅；真正被利用的不是鲁迅，而是毛泽本人，造反派利用了毛泽东的权威。这些对毛泽东过分辩护与掩饰的观点，是有违于事实的。我个人认为，不能把利用鲁迅的罪责全都放在造反派身上，毛泽东也应该负其中的一部分责任。我认为鲁迅的被变相“利用”的开端，不是文革，而是延安时代。毛泽东所提倡的那个“鲁迅”跟真实的鲁迅是不能重合的。正如林贤治所说：“鲁迅思想中许多重要的成分，实质性的东西，却被忽略了，甚至被轻易地给否定掉了②。”毛泽东所剥除的鲁迅思想成分并不多，但却是鲁迅思想的精华与本质部分，失却了这些成分，鲁迅就会成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这为以后的文革造反派肆无忌惮地“歪曲”鲁迅，把鲁迅打造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斗争工具埋下了隐患。
独立思考，这种最能够代表鲁迅一生的思维方式，是一切鲁迅思想的继承者应该继承与发扬的。一个鲁迅研究者只有拥有了独立的思维，才能够发出真正有价值的声音，对待毛泽东与鲁迅的问题更应该如此。
但鲁迅更清醒的地方，表现在比别人想得更深更远。他把思维伸向革命成功后，革命家变成政治家，思想变成体制之后。他说：“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鲁迅早已看破了政治与革命这层微妙的关系，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独立批判精神使他能够摆脱政治集团与体制权力眼光的束缚，真正从民本主义出发。他对权力和权力者的批判，是不论革命前革命后，不论新社会旧社会的。相对于鲁迅的真批判，在左翼极其流行的表面在颂扬革命，其实是变相的“歌功颂德”的批判是伪批判。鲁迅在批判伪革命文学的同时，又意识到在革命成功后，以独立的姿态凭着良知说话的文人，仍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他说：“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鲁迅所揭示的不仅是当时的事实，他揭示的是中国几千年的一条不变的历史规律。这条规律喜欢读史的人是明了的。
自从40年代以来，鲁研界就缺乏一种独立的人格。少数能够凭着良知，超脱时代历史的局限去研究鲁迅的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边缘的位置。这么多年来主流鲁迅研究虽然在宣传鲁迅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在研究鲁迅本体方面是没什么实质成就的，相反对文革以前 “歪曲”“神化”鲁迅的潮流还要负上部分责任。直到新时期思想界有了一定自由倾向，一部分继承了鲁迅独立思考精神的人文知识分子才得到了有限度的话语权，近年来鲁迅研究所取得成绩无不与这些人文知识分子有关。但事实上他们的话语权是受限制的，他们的还原鲁迅之路显然是不畅通的，鲁研界仍然有很多不能涉足的禁区。可以说他们的力量相对于庞大的主流研究体系是很薄弱的。例如，在提到毛泽东与鲁迅的问题上，少数人文学者是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论述的，结果是遭来一大片的非议和围攻。在如何看待伟大人物的问题上，缺乏独立的态度是很难有全面公正的看法的，对毛泽东这样一个伟大人物也是如此。在毛泽东是否利用鲁迅的问题上，主流鲁研界的很多观点是我不能赞同的。例如认为毛泽东无论在主观上客观上都没有利用鲁迅；真正被利用的不是鲁迅，而是毛泽本人，造反派利用了毛泽东的权威。这些对毛泽东过分辩护与掩饰的观点，是有违于事实的。我个人认为，不能把利用鲁迅的罪责全都放在造反派身上，毛泽东也应该负其中的一部分责任。我认为鲁迅的被变相“利用”的开端，不是文革，而是延安时代。毛泽东所提倡的那个“鲁迅”跟真实的鲁迅是不能重合的。正如林贤治所说：“鲁迅思想中许多重要的成分，实质性的东西，却被忽略了，甚至被轻易地给否定掉了②。”毛泽东所剥除的鲁迅思想成分并不多，但却是鲁迅思想的精华与本质部分，失却了这些成分，鲁迅就会成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这为以后的文革造反派肆无忌惮地“歪曲”鲁迅，把鲁迅打造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斗争工具埋下了隐患。
独立思考，这种最能够代表鲁迅一生的思维方式，是一切鲁迅思想的继承者应该继承与发扬的。一个鲁迅研究者只有拥有了独立的思维，才能够发出真正有价值的声音，对待毛泽东与鲁迅的问题更应该如此。
但鲁迅更清醒的地方，表现在比别人想得更深更远。他把思维伸向革命成功后，革命家变成政治家，思想变成体制之后。他说：“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鲁迅早已看破了政治与革命这层微妙的关系，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独立批判精神使他能够摆脱政治集团与体制权力眼光的束缚，真正从民本主义出发。他对权力和权力者的批判，是不论革命前革命后，不论新社会旧社会的。相对于鲁迅的真批判，在左翼极其流行的表面在颂扬革命，其实是变相的“歌功颂德”的批判是伪批判。鲁迅在批判伪革命文学的同时，又意识到在革命成功后，以独立的姿态凭着良知说话的文人，仍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他说：“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鲁迅所揭示的不仅是当时的事实，他揭示的是中国几千年的一条不变的历史规律。这条规律喜欢读史的人是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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