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宋朝的真宗(赵恒)、仁宗(赵祯)统治时期起，行政机构越来越庞大，财政负担急剧增加，“冗官”、“冗兵”、“冗费”，合称“三冗”，泛滥成灾，阶级矛盾也随之尖锐起来。从宋太宗(原名赵光义，后改为赵炅)时期起，就出现了机构重复，官员数额迅速增加的情况，到真宗时，这种现象就更加泛滥，官僚机构叠床架屋，通过科举考试录取的官员越来越多，这就使官僚队伍迅速膨胀，许多无真才实学的纨衤夸子弟。甚至刚出生不久的幼儿都被列入官僚队伍的名单。为了安排这些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朝廷对各级政府机构采取“有定官，无限员”的办法，尽量扩大各级政府机构的容量。仁宗时，这种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更加恶性发展。由于官僚人数恶性膨胀，官僚机构臃肿不堪，因而衙门作风盛行，官员奢侈腐化，办事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冗官”之灾日益严重。宋开国之初，禁军、厢军总额约22万，到真宗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增至66。6万多人；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为91万人。到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增加到126万人。宋代的兵役制度，始终以募兵为主。立国初期，禁军所招募来的职业兵，都经过严格挑选，素质较好，在统一战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仁宗以后，由于战争频繁，军队员额猛增，招募兵员的数量逐年扩大，导致了滥募滥招成风，兵员质量急剧下降。宋王朝的募兵制，实际上是终身养兵制。农民一旦招募入伍，便终身为兵，军中老弱士兵比比皆是。由于宋军的素质如此，在与辽、金、西夏等军队作战时，往往不战自败。宋王朝的“冗官”、“冗兵”之灾，给国家财政带来极大影响，又酿成了“冗费”之灾。宋王朝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享受着优厚的薪俸待遇。两府大臣宰相和枢密使，每月俸钱高达三百千，足够购买上等良田100多亩，还有其他附加的一些费用，在一般情况下，一名禁军年需五十千，一名厢兵年开支三十千。军队数量的激增自然带来了养兵费用的激增。“三冗”泛滥成灾，使宋王朝形成两大弊病，一是生产萎缩，国家财政空虚，“积贫”总是极为严重；二是军事制度败坏，国防力量薄弱，对辽、西夏的侵扰无能为力，“积弱”问题相当突出。于是，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诸如，王伦起义、陕西饥民起义、湖南瑶民起义、河北的王则起义等。宋王朝在内乱不止的同时，边境地区又接连受到外患的困扰：仁宗(赵祯)、神宗(赵顼)时宋与西夏重启战端，辽国又趁机要挟。宋朝养兵百万，使田无可耕之民，国储不足，赤字增加，竭民赋租，但在强敌临境时，国家却无可战之军，不得不岁输金帛，苟且偷安，最后只好用金币去买边境地区暂时的安宁。宋王朝的“冗兵”所造成的积贫积弱的情况，在我国国防史上实属少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