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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并与两积的形成又有什么关系?
"三冗"导致了"两积"。
"三冗"与"两积"指冗官、冗兵、冗费，以及由此带来的积贫积弱，是构成北宋中期社会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北宋政府采用增加办事环节、增加官位的方法以图权力制衡。这样的结果是地方上十羊九牧，增大了国家行政成本。人增加了，费用也就增加了。并且唐代府兵制在宋代不再实行，改为招募。这样扩充了兵源，但也相应增加了成本。这也就造成了贫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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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针对"三冗"与"两积"的改革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上书朝廷，主张改革政治。两年后，范仲淹在应天府掌教书院时，又有《上相府书》，提出同样的建议，但未被采纳。庆历年间，宋仁宗迫于形势，责成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改革的意见。
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了一封《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指出当时的情况是内忧外困，不能不加以改革，并提出十项改革主张，包括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四个方面内容，而以整顿吏治为中心，以裁减冗官、选拔“贤能”为整顿吏治的手段。
他认为有了“贤能”的官吏，就能够搞好政治，使百姓“各获安宁，不召祸乱”，缓和社会矛盾。同年，仁宗颁布了几道诏令，推行了范仲淹等人的主张，即所谓“庆历新政”。但变法主张触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一开始便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仅仅一年左右，范仲淹等人就相继被迫离职，变法随之流产。
1067年，宋神宗即位，决心变法。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被召到开封，主持变法工作。熙宁二年（1069）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变法派形成了吕惠卿、章惇、蔡确等为变法派中坚力量的体系。赵顼和王安石的新政策在熙宁二年以后陆续实行。
熙宁二年春，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订变法。概括而言，新法内容大体可分为两方面，即“富国”和“强兵”。富国方面，采取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强兵方面，用置将法，保甲法。
另外，王安石还编纂了《三经新义》，颁布天下。通过对儒家《诗》、《书》、《周礼》的重新注释，为变法创造理论依据。但由于保守势力过于强大，王安石两次推行新法，均以失败而告终 。哲宗元祐年间，英宗皇后高氏彻底废除了新法，宋朝又恢复了原先的统治方式。至此，北宋开始走向衰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三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北宋
三冗间接的导致了两积，三冗的存在导致民间的生产力低下，而政府的开支过大，三冗导致两积越来越严重。
三冗局面出现的原因很多，但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为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而采取诸多措施导致的恶果。
为了保证中央的绝对权力，就要对地方的权力进行削夺，为了避免直接削夺带来的矛盾，北宋政府采取了增加办事环节、增加官僚职位的方法以实现权力制衡。
这样的结果是地方上十羊九牧，增大了国家行政成本。人增加了，费用也就增加了。导致百姓积贫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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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导致的宋朝腐败：
宋官僚机构中的怪事之一是本官常常不管本职事务，究其原因，封府才是实际职务，前两项为空头衔，而这样的高官充斥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
臃肿是溃烂的开始，宋朝官场十分腐败，效率很低。照理说宋朝涌现的人才数量不少但其效能不是被埋没，便是在官僚机构中被销蚀。由于吏治腐败和人才政策的失误，使宋王朝积贫积弱，显示出封建王朝末路的本色。
冗兵：
宋太祖时候军队12万人，太宗时增加6万人，为18万，真宗执政部队激增到40万人，到宋仁宗时候翻倍达到80万军队，应该说军队膨胀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国家的负担也是成几何倍数增长。唐代每届取进士三四十人，宋朝动辄四五百人。
公元991年，朝廷取士总计竟达一万七千三百人。宋朝对宗室、亲信弟子特为优宠，随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岁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阶，并领取俸禄。
宗室之外，其它旁支、异姓、门客，都可以得荫补官，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官僚队伍。唐太宗时曾将中央政府官员从两千多减至六百三十四人，宋仁宗时代中央内外属官已超过一万七千人，而北宋所辖疆域仅为唐疆域的二分之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三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积贫积弱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冗兵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有宋一代，为避免重蹈唐代灭亡的复辙，在官和兵两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收权和分权的工作。在官吏制度上，为防止出现朋党之争的重演，在官衙设置上强调使各机构互相不通气，互相制约，在中央政府中，分割了宰相的权力，宰相只负责中书省(所谓‘中书主民’)，另设枢密使(枢密院长官)主管兵权(只有奉旨发兵的权力,无权实际统率军队)，而主财的三司也不需要向宰相负责,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宰相之下还有实为副宰相的‘参知政事’，进一步对相权形成制约，在地方官的任命上，任命必须出于朝廷为其一，多用文官为其二，几乎重要的州府都有皇帝直接派出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的通判为其三，使地方官的任何离心行为都需要冒比唐代大得多的风险。而且，官，职分离，有官不一定有权，官职在多数情况下只代表俸禄的多少，而权力往往以临时任命的方式授予必须的官吏。最后，地方财政由中央直接派遣的转运使主管，从人，财两方面遏制了地方的尾大不掉，同时也必然造成了大量的冗员，同时，由于三年一升迁制度的普遍实行，使‘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的冗员数量无限扩大，这一切，造成三冗之首。
自‘杯酒释兵权’以来，有宋一代对兵权的集中十分重视(同样也是吸取唐代的经验)不仅禁军受皇帝直接指挥，精兵往往收归中央，在地方上，也多以文官制约武官，所有涉及兵权的官员，轮换频繁，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训练松懈，战斗力低下，不凑巧的是，夏辽等国则在同一时期相当强大，为解决此问题，宋所采取的政策是增兵，但实际战斗力却没有什么提高，于是再战败，于是再增兵，形成恶性循环。宋代初期采取的是募兵制，即百姓出钱，政府招兵(这实际上是当时条件下为提高战斗力，使军队职业化，训练系统化的一个必然，可惜的是，在不合理的兵制下，这些兵往往全无战斗力而成为地痞流氓逍遥自在所在)，以后因太大的经济负担，不得已又部分采取了征兵制，使百姓在交过钱后仍需当兵，从而激化了矛盾，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有宋一代最强的兵，实际只出现于北宋灭亡，中央政府失控的年代(如‘岳家军’,便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些问题。
此两冗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支出，加上战场上一连串的失败，形成冗费(第三冗)和积贫积弱的两若后果。
其实，在此三冗两积之外，另一个带来变法压力的是宋代的土地制度，宋代初期一百年，对土地兼并持支持态度，土地易主之频繁，为前所未有，此政策一方面刺激了一定程度上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剧了农村的两极分化，土地越来越集中于特权阶层手中，而这一阶层，凭借法律所规定的赋税优惠，或是凭借与地方官吏的勾结，往往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从而客观上形成了地方财主与中央财政的矛盾。
最后一个大的变法动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压力)是来自地方官僚集团，在高层官员频繁的调动中，或为私或为公，他们总要依赖较为熟悉地方情况的基层官僚组织或是，大地主，这种地头蛇的势力，使有宋一代许多的乍看不错的政策都成为了一场对百姓的灾难，一旦变法措施有任何可趁之机，他们都不会放过，虽然宋代的监察，审计制度变化多端，但始终不足以触动这些人的利益，也许，这是集权专制社会的不治之症。
不管怎么说，三冗两积的现实已经成为君臣的共识，变法的努力也就成为必然。
原因：冗官（你要给官工资吧，大把钱）
冗兵（军粮，工钱都是钱，大把给）
后果：冗费（钱花光了，没钱了，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出现财政危机）
原因：冗费
后果：积贫（没钱就贫穷了嘛，收入还没花出去的多）
原因：冗兵（兵多了，钱不够给，战斗力低，只有人不用训练，战斗力低，吸取教训，不让武官练兵，战斗力低）
冗费（没钱养兵）
后果：积弱（战斗力一弱，自然国家实力就弱了）
其实三冗和两积都互相成因果联系，比如国家弱了，打不过人家了，就要给人家钱，所以积弱又成为冗费的一个原因了，可以说整个就是一个大的恶性循环。
现在我给你主要资料：
1、冗官，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集中皇权。比如，宰相职位一般有很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北宋机构臃肿；采用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当官；北宋大兴科举，科举应试人数增加，取士人数也增加。
2、冗兵，为了防范军阀割据，农民起义，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稳定社会秩序，宋代不断扩充军队的数量，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军费开支几乎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十之八九，造成冗兵问题。
3、冗费，冗官、冗兵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
1、积贫，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导致积贫局面的形成。
2、积弱，北宋吸取中唐以后武将拥兵、藩镇割据的教训，大力削弱武将的兵权，领兵作战的将领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利，带来的后果是指挥效率和军队战斗力降低，导致宋军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连年战败，形成积弱的局面。
土地兼并是将国家的土地兼并过去，或者把无主地小农地拿走变成富豪的地，这样国家就收不到这些地的税收了，那么自然就没钱了，接着就积贫了
这些钱本来可以训练士兵的，或者做军粮的，但是没了，自然兵就弱了，那就积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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