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学校是用来培养士人的机构，不过古代圣王设置学校的用意不止如此，还要让治理天下的手段都出自于学校，这样设置学校的意图才能得到完全实现。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指朝廷会议、发布政令、尊养老人、抚恤孤儿、计检战功，以及出兵征伐之时检阅将士、审理重要案件时召集吏民、举行重要祭祀之时祭奠始祖等等这些事情都要在壁雍举行，而是无论朝廷之上，还是民间之中，都要经过学问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大家都有诗书中所蕴含的那种宽厚的气象。天子认可的未必对，天子否定的未必错，因此天子也不敢以自己的态度来判断是非，而把判断是非的任务交给学校的公论。所以培养士人固然是学校的职责之一，但是学校并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士人而设置的。
三代以后，天下事的是非对错完全由朝廷来判断，天子揄扬过的，大家就全都认为是对的；天子贬抑过的，大家就全都指摘是错的。文书、限期、赋税、司法、军政等等，全都交给庸俗的胥吏去处理，在这种风气之外，偶尔有稍具才干的人出现，也会认为学校这种地方不算什么要紧的事情，其实他们所说的学校，不过是为了科举考试而喧嚣争竞，一心想争取功名富贵，所以他们才能利用朝廷掌握的权势和利益改变了学校的本来意义，而真正具有才能的学问的读书人，往往从民间自行崛起，与学校压根就没有什么关系。说到底，学校就连培养士人这一点作用也失掉了。
于是学校一变而为书院。可是，书院中人认为不对的，朝廷一定会认为是对的，并且加以表彰；书院中认为正确的，朝廷一定会认为是错的，并且加以摧辱。朝廷或者禁止所谓“伪学”，或者禁毁天下书院，都是用政治权力来与书院争胜。就连不肯出来做官的，朝廷也要施以刑罚，指责这些人“带领天下的士大夫背叛朝廷”。开始的时候，学校与朝廷没有关系，后来，朝廷跟学校事事相反。学校不但不能培养士人，反而成了迫害士人的场所，这样的话，朝廷还要沿袭前代的名目而设立学校干什么呢？
东汉的太学生三万人，敢于发表正直深刻的言论，即使是面对豪强，也从不隐瞒回避，朝廷的公卿大臣都畏惧他们的批评。宋代的太学生聚集到宫门之外，擂鼓上书，请求起用李纲。这两件事还算接近于三代的风气。如果当时在朝廷当政的那些人，认同太学生的是非判断，一定可以使盗贼奸邪们屈从于正气的权威，皇位得以安稳，国家能够保全。可是居然还有将太学生干预政事看成是衰世的表现，其实东汉之所以灭亡，正在于抓捕党人，而北宋之所以灭亡，则在于将陈东、欧阳澈编管，从而破坏了学校所致，怎么反而责怪学校中人呢！
三代以后，天下事的是非对错完全由朝廷来判断，天子揄扬过的，大家就全都认为是对的；天子贬抑过的，大家就全都指摘是错的。文书、限期、赋税、司法、军政等等，全都交给庸俗的胥吏去处理，在这种风气之外，偶尔有稍具才干的人出现，也会认为学校这种地方不算什么要紧的事情，其实他们所说的学校，不过是为了科举考试而喧嚣争竞，一心想争取功名富贵，所以他们才能利用朝廷掌握的权势和利益改变了学校的本来意义，而真正具有才能的学问的读书人，往往从民间自行崛起，与学校压根就没有什么关系。说到底，学校就连培养士人这一点作用也失掉了。
于是学校一变而为书院。可是，书院中人认为不对的，朝廷一定会认为是对的，并且加以表彰；书院中认为正确的，朝廷一定会认为是错的，并且加以摧辱。朝廷或者禁止所谓“伪学”，或者禁毁天下书院，都是用政治权力来与书院争胜。就连不肯出来做官的，朝廷也要施以刑罚，指责这些人“带领天下的士大夫背叛朝廷”。开始的时候，学校与朝廷没有关系，后来，朝廷跟学校事事相反。学校不但不能培养士人，反而成了迫害士人的场所，这样的话，朝廷还要沿袭前代的名目而设立学校干什么呢？
东汉的太学生三万人，敢于发表正直深刻的言论，即使是面对豪强，也从不隐瞒回避，朝廷的公卿大臣都畏惧他们的批评。宋代的太学生聚集到宫门之外，擂鼓上书，请求起用李纲。这两件事还算接近于三代的风气。如果当时在朝廷当政的那些人，认同太学生的是非判断，一定可以使盗贼奸邪们屈从于正气的权威，皇位得以安稳，国家能够保全。可是居然还有将太学生干预政事看成是衰世的表现，其实东汉之所以灭亡，正在于抓捕党人，而北宋之所以灭亡，则在于将陈东、欧阳澈编管，从而破坏了学校所致，怎么反而责怪学校中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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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1-06-11
只有这个 供参考
来自 大科学 团队
学校的地位
在《学校》中，黄宗羲指出，学校不仅仅是养士的教育机关，而且是国家议政的政治场所，“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天下是非的评判，国家政事的处理。不能只有皇帝一人说了算，而要听从学校的公议，学校是高于君主的决定政治是非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治理天下的设施都将出于学校。学校有议政辅政的作用，政府的各级官吏必须受学校的监督，而在校学生即未来的官吏，亦应在学校中得到实际的民主政治的训练。所以，学校除了通过传递学术文化以培养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之外，还应当培养天下人民的议政能力，以奠定民主政治制度之基础。
黄宗羲认为，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指出：“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封建君主统治之下，学校的议政辅政作用丧失净尽，“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连养士育才的基本作用也没有了。官学衰败，在于职能的丧失，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不在学校本身，而在于“朝廷与学校相反：不特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使学校有名无实。学校的实际衰亡，促进了具有评议时政的书院诞生，但一当书院与朝廷相抵牾，就出现所谓“伪学之禁，书院之毁”，乃至“收捕党人”。黄宗羲指出，东汉太学生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大人亦避其贬议裁量；宋代诸生在内忧外患之际，伏阙鼓，请起李纲，使奸邪盗贼之心震慑于正气之下。这些都是三代遗风的再现。如果当时朝廷以学校“所非是为非是”，则“君安而国可保”，然而朝廷惧怕公议，破坏学校，而且把亡国的责任归咎于学校，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阶级统治的表现。
改革学校制度
有鉴于学校的议政和养士的职能丧失，黄宗羲主张改革现行的学校制度。他认为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太学，还应该继续保存，但其议政和辅政的职能必须加强。加强的措施在于改革学官制度和教学方式。在学官方面，太学祭酒不应有朝廷任命词臣担任，而应当“推择当世大儒”，而且祭酒的权力与地位应与宰相平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月初一日、皇帝及宰相六卿大臣等官到太学，就弟子之列，听祭酒讲学和朝政的过失批评。至于天子的儿子，年届十五，就应与大臣子弟一同就业于太学，与太学的庶民子弟一道接受教育，以便“使知民之情伪，且使之稍习于劳苦”。只有这样，皇家子弟才能走出被宦官宫妾整日纠缠以致沉缅于酒色的深宫。黄宗羲主张，全国郡县都应当设立学校和学校教官。各级学校的教官亦不应由朝廷和政府任命，而应由诸生“公议”推选或罢免。“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谢事者，皆可当其任，不拘已仕未仕也”。
至于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之师，都由学官来挑选。之所以由公议来推选学官，不单是为了保证师资质量，而关键于使刚直敢谏“名儒”主持学校议政辅政之事。每月初一、十五日，郡县的缙绅士子大会于学校，郡县官就列弟子之列，听学官讲学和评议；“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如果讲学之日，郡县官不到学校听讲和接受批评，学校有权惩罚他们。黄宗羲认识到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僻郡下县，名儒难得，在这种情况下，品学过人的郡县官在朔望学校大会之日，亦可南面讲学。郡县官暂时充当学官，必须有真才实学，必须尊重公议，“若郡县官少年无实学，妄自厌老儒而上之者，则士子而退之”。罢免其学官，赶下讲坛。由此可见，黄宗羲以学校公议来议政、辅政、督政的思想主张，旨在使政府控制在知识分子手中，以民权限制政权，以学术指导政治，它抉破了千古不变的“士制于官”、“学从于政”的封建主义教育制度和传统的束缚。把儒家所倡导的“士以天下为己任”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重民重教思想转换成以读书人为主体的激进民主政治思想。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和使“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的主张，充分肯定了自汉迄明的士林“清议”的政治作用，给学校赋予了明确的、独特的、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他主张把学校作为议政机关，要求师生关心国家大事，监督政府，指导舆论，反映了明清之际在知识分子中所表现出来的朴素的民主要求和不畏豪强反对统治的抗争精神。
黄宗羲在《学校》中阐述了以学校为议政机关，并通过教育手段改变社会风气，在全国上下实行民主政治的理想。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是在民间“遍设学校”，使百姓子弟都能上学，做到“郡邑无无师之士”。上至天子之子、六卿子弟，下至黎民百姓的子弟，都接受民主政治的教育和真才实学的训练。在他设计的由太学、郡县学、蒙学、书院构成的完整的学校体系中，各级各类学校的师生都应以关心国家大事为己任，教习诗书旨在经世致用，全国上下若养成“诗书宽大之气”，使“朝廷之上，闾阊之细，渐摩濡染”，公议朝政以至郡县官得失，则是非出于学校而不出于天子一人。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来自 大科学 团队
学校的地位
在《学校》中，黄宗羲指出，学校不仅仅是养士的教育机关，而且是国家议政的政治场所，“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天下是非的评判，国家政事的处理。不能只有皇帝一人说了算，而要听从学校的公议，学校是高于君主的决定政治是非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治理天下的设施都将出于学校。学校有议政辅政的作用，政府的各级官吏必须受学校的监督，而在校学生即未来的官吏，亦应在学校中得到实际的民主政治的训练。所以，学校除了通过传递学术文化以培养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之外，还应当培养天下人民的议政能力，以奠定民主政治制度之基础。
黄宗羲认为，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指出：“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封建君主统治之下，学校的议政辅政作用丧失净尽，“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连养士育才的基本作用也没有了。官学衰败，在于职能的丧失，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不在学校本身，而在于“朝廷与学校相反：不特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使学校有名无实。学校的实际衰亡，促进了具有评议时政的书院诞生，但一当书院与朝廷相抵牾，就出现所谓“伪学之禁，书院之毁”，乃至“收捕党人”。黄宗羲指出，东汉太学生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大人亦避其贬议裁量；宋代诸生在内忧外患之际，伏阙鼓，请起李纲，使奸邪盗贼之心震慑于正气之下。这些都是三代遗风的再现。如果当时朝廷以学校“所非是为非是”，则“君安而国可保”，然而朝廷惧怕公议，破坏学校，而且把亡国的责任归咎于学校，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阶级统治的表现。
改革学校制度
有鉴于学校的议政和养士的职能丧失，黄宗羲主张改革现行的学校制度。他认为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太学，还应该继续保存，但其议政和辅政的职能必须加强。加强的措施在于改革学官制度和教学方式。在学官方面，太学祭酒不应有朝廷任命词臣担任，而应当“推择当世大儒”，而且祭酒的权力与地位应与宰相平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月初一日、皇帝及宰相六卿大臣等官到太学，就弟子之列，听祭酒讲学和朝政的过失批评。至于天子的儿子，年届十五，就应与大臣子弟一同就业于太学，与太学的庶民子弟一道接受教育，以便“使知民之情伪，且使之稍习于劳苦”。只有这样，皇家子弟才能走出被宦官宫妾整日纠缠以致沉缅于酒色的深宫。黄宗羲主张，全国郡县都应当设立学校和学校教官。各级学校的教官亦不应由朝廷和政府任命，而应由诸生“公议”推选或罢免。“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谢事者，皆可当其任，不拘已仕未仕也”。
至于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之师，都由学官来挑选。之所以由公议来推选学官，不单是为了保证师资质量，而关键于使刚直敢谏“名儒”主持学校议政辅政之事。每月初一、十五日，郡县的缙绅士子大会于学校，郡县官就列弟子之列，听学官讲学和评议；“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如果讲学之日，郡县官不到学校听讲和接受批评，学校有权惩罚他们。黄宗羲认识到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僻郡下县，名儒难得，在这种情况下，品学过人的郡县官在朔望学校大会之日，亦可南面讲学。郡县官暂时充当学官，必须有真才实学，必须尊重公议，“若郡县官少年无实学，妄自厌老儒而上之者，则士子而退之”。罢免其学官，赶下讲坛。由此可见，黄宗羲以学校公议来议政、辅政、督政的思想主张，旨在使政府控制在知识分子手中，以民权限制政权，以学术指导政治，它抉破了千古不变的“士制于官”、“学从于政”的封建主义教育制度和传统的束缚。把儒家所倡导的“士以天下为己任”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重民重教思想转换成以读书人为主体的激进民主政治思想。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和使“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的主张，充分肯定了自汉迄明的士林“清议”的政治作用，给学校赋予了明确的、独特的、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他主张把学校作为议政机关，要求师生关心国家大事，监督政府，指导舆论，反映了明清之际在知识分子中所表现出来的朴素的民主要求和不畏豪强反对统治的抗争精神。
黄宗羲在《学校》中阐述了以学校为议政机关，并通过教育手段改变社会风气，在全国上下实行民主政治的理想。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是在民间“遍设学校”，使百姓子弟都能上学，做到“郡邑无无师之士”。上至天子之子、六卿子弟，下至黎民百姓的子弟，都接受民主政治的教育和真才实学的训练。在他设计的由太学、郡县学、蒙学、书院构成的完整的学校体系中，各级各类学校的师生都应以关心国家大事为己任，教习诗书旨在经世致用，全国上下若养成“诗书宽大之气”，使“朝廷之上，闾阊之细，渐摩濡染”，公议朝政以至郡县官得失，则是非出于学校而不出于天子一人。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13-03-29
学校是用来培养士人的机构，不过古代圣王设置学校的用意不止如此，还要让治理天下的手段都出自于学校，这样设置学校的意图才能得到完全实现。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指朝廷会议、发布政令、尊养老人、抚恤孤儿、计检战功，以及出兵征伐之时检阅将士、审理重要案件时召集吏民、举行重要祭祀之时祭奠始祖等等这些事情都要在壁雍举行，而是无论朝廷之上，还是民间之中，都要经过学问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大家都有诗书中所蕴含的那种宽厚的气象。天子认可的未必对，天子否定的未必错，因此天子也不敢以自己的态度来判断是非，而把判断是非的任务交给学校的公论。所以培养士人固然是学校的职责之一，但是学校并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士人而设置的。
三代以后，天下事的是非对错完全由朝廷来判断，天子揄扬过的，大家就全都认为是对的；天子贬抑过的，大家就全都指摘是错的。文书、限期、赋税、司法、军政等等，全都交给庸俗的胥吏去处理，在这种风气之外，偶尔有稍具才干的人出现，也会认为学校这种地方不算什么要紧的事情，其实他们所说的学校，不过是为了科举考试而喧嚣争竞，一心想争取功名富贵，所以他们才能利用朝廷掌握的权势和利益改变了学校的本来意义，而真正具有才能的学问的读书人，往往从民间自行崛起，与学校压根就没有什么关系。说到底，学校就连培养士人这一点作用也失掉了。
于是学校一变而为书院。可是，书院中人认为不对的，朝廷一定会认为是对的，并且加以表彰；书院中认为正确的，朝廷一定会认为是错的，并且加以摧辱。朝廷或者禁止所谓“伪学”，或者禁毁天下书院，都是用政治权力来与书院争胜。就连不肯出来做官的，朝廷也要施以刑罚，指责这些人“带领天下的士大夫背叛朝廷”。开始的时候，学校与朝廷没有关系，后来，朝廷跟学校事事相反。学校不但不能培养士人，反而成了迫害士人的场所，这样的话，朝廷还要沿袭前代的名目而设立学校干什么呢？
东汉的太学生三万人，敢于发表正直深刻的言论，即使是面对豪强，也从不隐瞒回避，朝廷的公卿大臣都畏惧他们的批评。宋代的太学生聚集到宫门之外，擂鼓上书，请求起用李纲。这两件事还算接近于三代的风气。如果当时在朝廷当政的那些人，认同太学生的是非判断，一定可以使盗贼奸邪们屈从于正气的权威，皇位得以安稳，国家能够保全。可是居然还有将太学生干预政事看成是衰世的表现，其实东汉之所以灭亡，正在于抓捕党人，而北宋之所以灭亡，则在于将陈东、欧阳澈编管，从而破坏了学校所致，怎么反而责怪学校中人呢！
三代以后，天下事的是非对错完全由朝廷来判断，天子揄扬过的，大家就全都认为是对的；天子贬抑过的，大家就全都指摘是错的。文书、限期、赋税、司法、军政等等，全都交给庸俗的胥吏去处理，在这种风气之外，偶尔有稍具才干的人出现，也会认为学校这种地方不算什么要紧的事情，其实他们所说的学校，不过是为了科举考试而喧嚣争竞，一心想争取功名富贵，所以他们才能利用朝廷掌握的权势和利益改变了学校的本来意义，而真正具有才能的学问的读书人，往往从民间自行崛起，与学校压根就没有什么关系。说到底，学校就连培养士人这一点作用也失掉了。
于是学校一变而为书院。可是，书院中人认为不对的，朝廷一定会认为是对的，并且加以表彰；书院中认为正确的，朝廷一定会认为是错的，并且加以摧辱。朝廷或者禁止所谓“伪学”，或者禁毁天下书院，都是用政治权力来与书院争胜。就连不肯出来做官的，朝廷也要施以刑罚，指责这些人“带领天下的士大夫背叛朝廷”。开始的时候，学校与朝廷没有关系，后来，朝廷跟学校事事相反。学校不但不能培养士人，反而成了迫害士人的场所，这样的话，朝廷还要沿袭前代的名目而设立学校干什么呢？
东汉的太学生三万人，敢于发表正直深刻的言论，即使是面对豪强，也从不隐瞒回避，朝廷的公卿大臣都畏惧他们的批评。宋代的太学生聚集到宫门之外，擂鼓上书，请求起用李纲。这两件事还算接近于三代的风气。如果当时在朝廷当政的那些人，认同太学生的是非判断，一定可以使盗贼奸邪们屈从于正气的权威，皇位得以安稳，国家能够保全。可是居然还有将太学生干预政事看成是衰世的表现，其实东汉之所以灭亡，正在于抓捕党人，而北宋之所以灭亡，则在于将陈东、欧阳澈编管，从而破坏了学校所致，怎么反而责怪学校中人呢！
第3个回答 2021-01-20
学校属于教育机构。 学校是教育者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的教育活动的组织机构。学校教育指受教育者在各类学校内所接受的各种教育活动，是教育制度重要组成部分
第4个回答 2021-01-19
学校属于教育机构。 学校是教育者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的教育活动的组织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