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两个都对 王安石变法内容是正确的 但是太激进 不适合当时的政治环境 司马光反对这种冒进 也是正确的 所以他们说的都对 只是各自的立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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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9-01-04
两人的政治观点都有历史局限性,王安石激进改革,但识人不明,加重了百姓负担,司马光保守但政治成熟
第2个回答 2019-01-04
两个人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一个是新兴利益集团,一个是既有利益集团。
变法是利益再分配,是两个利益集团的斗争过程。
如果说对错,要看从谁的利益出发。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变法是利益再分配,是两个利益集团的斗争过程。
如果说对错,要看从谁的利益出发。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3个回答 2019-01-04
个人看法是:
王安石的想法是好的,但可操作性较差,加之用人不当,乃为政者大忌;
司马光反对变法有理,但整个反对派走“文死谏”的套路,难逃文人党争之弊。
一个天真,一个圆熟;一个想开拓,一个想守成。
都是君子,两败俱伤。
先看看王安石变法的措施、利弊和实际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下文引用之语,部分整理自贵校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在《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中的口述,特此向先生致敬。
1. 青苗法:
在每年青黄不接时发给农民青苗钱,等秋后粮食下来后偿还本金和二分利息,因为百姓向地主借钱的利息是三分。很像现在的小额信贷,本意很好,一举多得:帮助小农延续生产;防止高利贷和兼并;最重要的是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王安石在任地方官期间,曾在辖区内推行过青苗法(具体是在哪里推行的记不得了,有心的知友请告诉我答案~),成效卓著,所以他一意孤行地认为此法可行。然而天下官吏不是都像你王荆公一样耿直、清廉又能力出众啊好咩 ╮(╯_╰)╭
蓝后就出现了这样的困局:
地方官员有指标,青苗钱放下去必须收回本金和利息,对于贫民来说,还上本钱就已经很不容易,加上利息更难。青苗钱经常收不回,有的还不上有的故意不还,结果法不责众。
( 农民不是无产阶级,也从来不是一个整体。农民是一个个个体,没有阶级意识,所以力量反而非常大。国家和农民发生关系,往往国家是弱势方。比如我天朝的订单农业和拆迁征地,合同在农民那里一钱不值,农民经常为了一点小利违约。)
( 国家一定不能与单个农民打交道,只能与农民领袖打交道,尊重底层的逻辑和社会结构。)
青苗钱最后往往贷给富家大户,因为他们能还上,地方官不得已逼迫他们借贷,但他们根本不需要,真正需要的农户反而得不到。
再者农民怕官,怕借了还不起吃官司,还不如借亲戚钱,甚至有些已经贷款的农民又向富家大户借高利贷。
司马光对青苗法的反驳:“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就是反对政府多切蛋糕。
神马?你说做大蛋糕?在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很难通过做大蛋糕来扩大财富总和。且司马光背后的意思是,无论生产总值如何,都存在官与民的利益分配问题。分配过于不均,就可能引起社会动荡。
2. 保甲法
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这事儿要反驳也很容易。王船山说,如果真有盗贼来了,农民手里的兵器不好,武艺也不好,真的能去打架吗?如果不去,又要坐牢,被官吏勒索。这事儿做的不好耽误农事,做的好,百姓太厉害,可能变成盗贼。
私以为,宋代的社会风尚已重文轻武,地方武官又几乎没什么权力,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指望这样一班官民搞保甲法,真是有点强人所难了。
3. 均输法
就是桑弘羊的大宗商品国家经营旧法,即学术界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
苏轼说商人的事情很难做,官员根本做不好。再加上官员从中渔利,肯定会赔。那以前桑弘羊怎么做好了呢?
私以为还是社会发展状态的问题。汉代商人地位还木有辣么低,汉武帝直接就启用桑弘羊做财政部长了,宋代士农工商的概念已深入人心,王荆公你有本事招几个富商大贾来做官啊 (→_→) 苏轼说得对啊,人家桑弘羊十三岁心算无人能敌,你们这群做官的文科生呢,会买菜吗~(~o ̄▽ ̄)~o 。。。
而且宋代商业极其繁荣,发展成熟,体量比西汉初年大太多太多太多了,在信息传递不发达的时代,国家要插手分一杯羹确实难啊。
已经这么长了,就不说募役法、保马法等等了吧~其实就是懒。。。
总体来说,王安石派认为制度好,结果就会好,所以专门抨击体制问题的亲们应该供奉他为鼻祖啊鼻祖啊~
用小船老师的话说就是:
王安石的问题不在于不能执行政策,而在于执行政策太努力。王安石是谁支持变法就提拔谁,很不幸这些人后来都被列入宋史奸臣传。他们中有人真正支持新法,但更多的人只是想升官。这些官员不能真正体察民情,不能认识到一个地方固有的社会结构,顺应它,然后才能慢慢改变这个地方的风气,而不是硬来扰民。但凡改革,一上来不应该严格执行上级政策,而应当不扰民不过分。
司马光,他真正反对的,也未必是变革本身,而是大跃进。他的认知是“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有治人、无治法”,如果一个国家的绝大部分官吏都不能理解一项政策,还怎么好好去执行它?当然用阶级分析法可以推得变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利益,所以他们群起而攻之,但真实情况恐怕并非如此。难道王安石就不是地主阶级?支持变法的神宗就不是天下最大最壕的地主了?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都是为国为民,结果政见不合,天天撕逼。
反对派的吕晦上过一疏叫《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纯属人身攻击。以司马光的为人,不大可能赞同这样的做法。然而司马光小公举显然赞成与王安石辩论到底——
他的《与吕晦叔简》说道:“比日以来,物论颇讥晦叔慎嘿太过,若此际复不廷争,事蹉跌,则入彼朋矣。” 亲啊,大家都在嚷嚷,你不替我们说话,你就是和王安石穿一条裤子!你自己看着办吧!哼唧!
这个时代的文人,已经不争不行了,口诛笔伐,不打个头破血流夷三族灭九族,简直对不起芝士分子的名头。司马光当然也未能免俗。
(注意吕晦叔名文著字晦叔,与吕晦是两个人,前者太沉默后者太激进,也是有趣)
中国文人党争确属一件无聊至极的大事。其实刚开始改革派和反对派的界限并非一刀切,比如苏轼支持青苗法但反对其它措施。然后呢,两边都说子瞻是个君子啊,两边都不待见他。于是大家迅速地该站队就站队了。
如果王安石性格不那么霸道,反对派不那么以势压人,或者神宗气场足够强大镇得住这帮臣子以及活得够长(参见我霸气侧漏的汉武帝),可能变法在争论磨合中还是会慢慢演进,向良性进步的方向发展。但也仅仅是可能而已。
王安石的想法是好的,但可操作性较差,加之用人不当,乃为政者大忌;
司马光反对变法有理,但整个反对派走“文死谏”的套路,难逃文人党争之弊。
一个天真,一个圆熟;一个想开拓,一个想守成。
都是君子,两败俱伤。
先看看王安石变法的措施、利弊和实际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下文引用之语,部分整理自贵校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在《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中的口述,特此向先生致敬。
1. 青苗法:
在每年青黄不接时发给农民青苗钱,等秋后粮食下来后偿还本金和二分利息,因为百姓向地主借钱的利息是三分。很像现在的小额信贷,本意很好,一举多得:帮助小农延续生产;防止高利贷和兼并;最重要的是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王安石在任地方官期间,曾在辖区内推行过青苗法(具体是在哪里推行的记不得了,有心的知友请告诉我答案~),成效卓著,所以他一意孤行地认为此法可行。然而天下官吏不是都像你王荆公一样耿直、清廉又能力出众啊好咩 ╮(╯_╰)╭
蓝后就出现了这样的困局:
地方官员有指标,青苗钱放下去必须收回本金和利息,对于贫民来说,还上本钱就已经很不容易,加上利息更难。青苗钱经常收不回,有的还不上有的故意不还,结果法不责众。
( 农民不是无产阶级,也从来不是一个整体。农民是一个个个体,没有阶级意识,所以力量反而非常大。国家和农民发生关系,往往国家是弱势方。比如我天朝的订单农业和拆迁征地,合同在农民那里一钱不值,农民经常为了一点小利违约。)
( 国家一定不能与单个农民打交道,只能与农民领袖打交道,尊重底层的逻辑和社会结构。)
青苗钱最后往往贷给富家大户,因为他们能还上,地方官不得已逼迫他们借贷,但他们根本不需要,真正需要的农户反而得不到。
再者农民怕官,怕借了还不起吃官司,还不如借亲戚钱,甚至有些已经贷款的农民又向富家大户借高利贷。
司马光对青苗法的反驳:“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就是反对政府多切蛋糕。
神马?你说做大蛋糕?在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很难通过做大蛋糕来扩大财富总和。且司马光背后的意思是,无论生产总值如何,都存在官与民的利益分配问题。分配过于不均,就可能引起社会动荡。
2. 保甲法
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这事儿要反驳也很容易。王船山说,如果真有盗贼来了,农民手里的兵器不好,武艺也不好,真的能去打架吗?如果不去,又要坐牢,被官吏勒索。这事儿做的不好耽误农事,做的好,百姓太厉害,可能变成盗贼。
私以为,宋代的社会风尚已重文轻武,地方武官又几乎没什么权力,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指望这样一班官民搞保甲法,真是有点强人所难了。
3. 均输法
就是桑弘羊的大宗商品国家经营旧法,即学术界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
苏轼说商人的事情很难做,官员根本做不好。再加上官员从中渔利,肯定会赔。那以前桑弘羊怎么做好了呢?
私以为还是社会发展状态的问题。汉代商人地位还木有辣么低,汉武帝直接就启用桑弘羊做财政部长了,宋代士农工商的概念已深入人心,王荆公你有本事招几个富商大贾来做官啊 (→_→) 苏轼说得对啊,人家桑弘羊十三岁心算无人能敌,你们这群做官的文科生呢,会买菜吗~(~o ̄▽ ̄)~o 。。。
而且宋代商业极其繁荣,发展成熟,体量比西汉初年大太多太多太多了,在信息传递不发达的时代,国家要插手分一杯羹确实难啊。
已经这么长了,就不说募役法、保马法等等了吧~其实就是懒。。。
总体来说,王安石派认为制度好,结果就会好,所以专门抨击体制问题的亲们应该供奉他为鼻祖啊鼻祖啊~
用小船老师的话说就是:
王安石的问题不在于不能执行政策,而在于执行政策太努力。王安石是谁支持变法就提拔谁,很不幸这些人后来都被列入宋史奸臣传。他们中有人真正支持新法,但更多的人只是想升官。这些官员不能真正体察民情,不能认识到一个地方固有的社会结构,顺应它,然后才能慢慢改变这个地方的风气,而不是硬来扰民。但凡改革,一上来不应该严格执行上级政策,而应当不扰民不过分。
司马光,他真正反对的,也未必是变革本身,而是大跃进。他的认知是“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有治人、无治法”,如果一个国家的绝大部分官吏都不能理解一项政策,还怎么好好去执行它?当然用阶级分析法可以推得变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利益,所以他们群起而攻之,但真实情况恐怕并非如此。难道王安石就不是地主阶级?支持变法的神宗就不是天下最大最壕的地主了?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都是为国为民,结果政见不合,天天撕逼。
反对派的吕晦上过一疏叫《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纯属人身攻击。以司马光的为人,不大可能赞同这样的做法。然而司马光小公举显然赞成与王安石辩论到底——
他的《与吕晦叔简》说道:“比日以来,物论颇讥晦叔慎嘿太过,若此际复不廷争,事蹉跌,则入彼朋矣。” 亲啊,大家都在嚷嚷,你不替我们说话,你就是和王安石穿一条裤子!你自己看着办吧!哼唧!
这个时代的文人,已经不争不行了,口诛笔伐,不打个头破血流夷三族灭九族,简直对不起芝士分子的名头。司马光当然也未能免俗。
(注意吕晦叔名文著字晦叔,与吕晦是两个人,前者太沉默后者太激进,也是有趣)
中国文人党争确属一件无聊至极的大事。其实刚开始改革派和反对派的界限并非一刀切,比如苏轼支持青苗法但反对其它措施。然后呢,两边都说子瞻是个君子啊,两边都不待见他。于是大家迅速地该站队就站队了。
如果王安石性格不那么霸道,反对派不那么以势压人,或者神宗气场足够强大镇得住这帮臣子以及活得够长(参见我霸气侧漏的汉武帝),可能变法在争论磨合中还是会慢慢演进,向良性进步的方向发展。但也仅仅是可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