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跟司马光谁的政治观对？

两人的政治观点都有历史局限性,王安石激进改革，但识人不明，加重了百姓负担，司马光保守但政治成熟

两个人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一个是新兴利益集团，一个是既有利益集团。
变法是利益再分配，是两个利益集团的斗争过程。
如果说对错，要看从谁的利益出发。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个人看法是：
王安石的想法是好的，但可操作性较差，加之用人不当，乃为政者大忌；
司马光反对变法有理，但整个反对派走“文死谏”的套路，难逃文人党争之弊。

一个天真，一个圆熟；一个想开拓，一个想守成。
都是君子，两败俱伤。

先看看王安石变法的措施、利弊和实际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下文引用之语，部分整理自贵校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在《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中的口述，特此向先生致敬。

1. 青苗法：
在每年青黄不接时发给农民青苗钱，等秋后粮食下来后偿还本金和二分利息，因为百姓向地主借钱的利息是三分。很像现在的小额信贷，本意很好，一举多得：帮助小农延续生产；防止高利贷和兼并；最重要的是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王安石在任地方官期间，曾在辖区内推行过青苗法（具体是在哪里推行的记不得了，有心的知友请告诉我答案~），成效卓著，所以他一意孤行地认为此法可行。然而天下官吏不是都像你王荆公一样耿直、清廉又能力出众啊好咩 ╮(╯_╰)╭
蓝后就出现了这样的困局：

地方官员有指标，青苗钱放下去必须收回本金和利息，对于贫民来说，还上本钱就已经很不容易，加上利息更难。青苗钱经常收不回，有的还不上有的故意不还，结果法不责众。
（ 农民不是无产阶级，也从来不是一个整体。农民是一个个个体，没有阶级意识，所以力量反而非常大。国家和农民发生关系，往往国家是弱势方。比如我天朝的订单农业和拆迁征地，合同在农民那里一钱不值，农民经常为了一点小利违约。）
（ 国家一定不能与单个农民打交道，只能与农民领袖打交道，尊重底层的逻辑和社会结构。）
青苗钱最后往往贷给富家大户，因为他们能还上，地方官不得已逼迫他们借贷，但他们根本不需要，真正需要的农户反而得不到。
再者农民怕官，怕借了还不起吃官司，还不如借亲戚钱，甚至有些已经贷款的农民又向富家大户借高利贷。
司马光对青苗法的反驳：“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就是反对政府多切蛋糕。
神马？你说做大蛋糕？在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很难通过做大蛋糕来扩大财富总和。且司马光背后的意思是，无论生产总值如何，都存在官与民的利益分配问题。分配过于不均，就可能引起社会动荡。

2. 保甲法
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这事儿要反驳也很容易。王船山说，如果真有盗贼来了，农民手里的兵器不好，武艺也不好，真的能去打架吗？如果不去，又要坐牢，被官吏勒索。这事儿做的不好耽误农事，做的好，百姓太厉害，可能变成盗贼。

私以为，宋代的社会风尚已重文轻武，地方武官又几乎没什么权力，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指望这样一班官民搞保甲法，真是有点强人所难了。

3. 均输法
就是桑弘羊的大宗商品国家经营旧法，即学术界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
苏轼说商人的事情很难做，官员根本做不好。再加上官员从中渔利，肯定会赔。那以前桑弘羊怎么做好了呢？
私以为还是社会发展状态的问题。汉代商人地位还木有辣么低，汉武帝直接就启用桑弘羊做财政部长了，宋代士农工商的概念已深入人心，王荆公你有本事招几个富商大贾来做官啊 (→_→)　苏轼说得对啊，人家桑弘羊十三岁心算无人能敌，你们这群做官的文科生呢，会买菜吗~(～o￣▽￣)～o 。。。
而且宋代商业极其繁荣，发展成熟，体量比西汉初年大太多太多太多了，在信息传递不发达的时代，国家要插手分一杯羹确实难啊。

已经这么长了，就不说募役法、保马法等等了吧~其实就是懒。。。

总体来说，王安石派认为制度好，结果就会好，所以专门抨击体制问题的亲们应该供奉他为鼻祖啊鼻祖啊~

用小船老师的话说就是：
王安石的问题不在于不能执行政策，而在于执行政策太努力。王安石是谁支持变法就提拔谁，很不幸这些人后来都被列入宋史奸臣传。他们中有人真正支持新法，但更多的人只是想升官。这些官员不能真正体察民情，不能认识到一个地方固有的社会结构，顺应它，然后才能慢慢改变这个地方的风气，而不是硬来扰民。但凡改革，一上来不应该严格执行上级政策，而应当不扰民不过分。
司马光，他真正反对的，也未必是变革本身，而是大跃进。他的认知是“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有治人、无治法”，如果一个国家的绝大部分官吏都不能理解一项政策，还怎么好好去执行它？当然用阶级分析法可以推得变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利益，所以他们群起而攻之，但真实情况恐怕并非如此。难道王安石就不是地主阶级？支持变法的神宗就不是天下最大最壕的地主了？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都是为国为民，结果政见不合，天天撕逼。

反对派的吕晦上过一疏叫《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纯属人身攻击。以司马光的为人，不大可能赞同这样的做法。然而司马光小公举显然赞成与王安石辩论到底——
他的《与吕晦叔简》说道：“比日以来，物论颇讥晦叔慎嘿太过，若此际复不廷争，事蹉跌，则入彼朋矣。” 亲啊，大家都在嚷嚷，你不替我们说话，你就是和王安石穿一条裤子！你自己看着办吧！哼唧！
这个时代的文人，已经不争不行了，口诛笔伐，不打个头破血流夷三族灭九族，简直对不起芝士分子的名头。司马光当然也未能免俗。
（注意吕晦叔名文著字晦叔，与吕晦是两个人，前者太沉默后者太激进，也是有趣）

中国文人党争确属一件无聊至极的大事。其实刚开始改革派和反对派的界限并非一刀切，比如苏轼支持青苗法但反对其它措施。然后呢，两边都说子瞻是个君子啊，两边都不待见他。于是大家迅速地该站队就站队了。

如果王安石性格不那么霸道，反对派不那么以势压人，或者神宗气场足够强大镇得住这帮臣子以及活得够长（参见我霸气侧漏的汉武帝），可能变法在争论磨合中还是会慢慢演进，向良性进步的方向发展。但也仅仅是可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