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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歌》中所唱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此英特纳雄耐尔非共产主义，而是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法语），“国际主义就一定要实现”不过是全球化的诉求而已。因为当时的工人运动家们相信，只有淡化民族特色、强化阶级特色，即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运动才有胜利的可能。工人阶级才是真正全球化的主人。因为资本的全球化是为了私人的，是为了资本家个人的，而工人阶级的全球化则是全体人民自己起来作主人。所以，这两个全球化是有本质不同的。
百多年过去了，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今高唱“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不是工人，而是资本。作者过激了吧？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谁都知道，如果没有资本全球化，也就不会有工人阶级的全球化。所以，事实上是不会有人以为在没有资本化的条件下，就可以直接实现工人阶级全球化的。只不过，工人阶级要求的是，在资本全球化的时候，要按照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而资本家的全球化则是要求资本的利益而已。往昔的“工人没有祖国”变成了“资本没有祖国”。抵御着“英特纳雄耐尔”的是我们这个昔日的“地域性共产主义”国家，而抵御的借口则是“中国特色”。这个句子肯定是完全错误的。作者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时候，显示出有一定的理论功底，但是在论述中国具体问题时，却总是带有不科学的片面性。从此文也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的教条主义分子是什么样子。虽然我不能说本文作者如何，但是这种对中国的论断确实不符合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解。强调“中国特色”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要使中国融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不能操之过急，但也不能以“中国特色”为借口来抵制、拖延这种融入。何以见得“中国特色”就是抵制开放和融入世界格局呢？当然，要防止这种倾向是对的，但不能把中国特色问题说成是这种性质，那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特色的。其实，开放与中国特色是一对孪生兄弟，哪一方面都不可或缺。从哲学上说，中国特色就是本地性、实践性和主体性，也就是工人阶级性。只有工人阶级自己掌握资本，才能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合理成分学到手，不然就成为资本的中国化，而不是资本的中国工人阶级化。实际上即使我们象“明治锥新”时的日本那样以“全盘西化”为口号，也不见得就能建成一个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中国特色”是操作层面、战术层面应该考虑的问题。而“全球化”则是方向层面、战略层面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将“中国特色”误以为是方向、战略层面的问题，这个错误认识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作者不能用错误或者防止错误的论断来否定主体性问题，只要把“中国特色”看作是资本化的中国人民化、工人阶级化和中华民族化，就完全可以承认“中国特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而仅仅在经济制度上开始融入世界，而在政治与文化观念方面顽固地坚持“中国特色”的迷信，这话太过简单了，我不否认现实中存在作者指出的这些问题，但是这不等于有足够高的历史自觉性的人们也会这样认识。实际上，首先是作者本人就应该在“战略层面上”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带动其他人认识。致使“以法治国”始终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我们的政治制度也谈不上文明，不对，我们的制度就是文明的，虽然有很多缺点，但不能否定。难道美国的政治就是很文明？那么它发动那么多侵略战争，又是哪门子“文明”？看美国，不但要看其国内，更要看其国外。而且，即使是国内，美国也有很多很多的不文明。作者很可能是没有去过美国的人，才会这样简单下结论。其骨子里仍是农业社会的专制与野蛮，农业社会也有高度文明一面，不要这么简单讽刺和否定。这样不仅严重损害了我们的经济利益，也使台湾民众对和平统一心存疑虑。因此，从我们的利益出发，我们现在应该高唱“英特纳雄耐尔”，而不应以“中国特色”来螳臂当车。把中国特色说成是“螳臂当车”，肯定是偏激之语，这不好，这种态度不适合用于严肃的理论问题探讨中，也不能从这种偏激的言语中得到对社会和理论的真正认识。
马克思那个时代高唱“英特纳雄耐尔”的人与今日象笔者这样因主张“西化”与“全球化”而高唱“英特纳雄耐尔”的人各自的动机略有不同。笔者在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怀疑当时高唱此调的人是否有种自虐的心态，即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主张资本主义尽快在全球范围发展，让资本主义充分展现它的贪婪与罪恶，从而激起更多的人民痛恨与反抗这种制度？我认为作者这个设想没什么根据。笔者此种猜测并非毫无根据。在二战之前纳粹思潮兴起之际，分属第二国际的德、奥等国的社民党与第三国际的共产党对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社民党主张积极反对，而共产党则受斯大林的影响，主张听之任之。因为他们认为，纳粹思潮的兴起会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就在法西斯德国即将入侵苏联之前，斯大林还奇怪地认为，国际共运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希特勒而是社会民主主义。他的逻辑似乎是，希特勒代表着垄断的资本主义，因而会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而社会民主主义则会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这有一定道理，不过这不等于共产党人就都会是这种认识。比如中国共产党人就不这样认识。而且，社会民主主义延长资本主义寿命，也可以说是向着另一种社会发展的前奏。
百多年过去了，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今高唱“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不是工人，而是资本。作者过激了吧？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谁都知道，如果没有资本全球化，也就不会有工人阶级的全球化。所以，事实上是不会有人以为在没有资本化的条件下，就可以直接实现工人阶级全球化的。只不过，工人阶级要求的是，在资本全球化的时候，要按照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而资本家的全球化则是要求资本的利益而已。往昔的“工人没有祖国”变成了“资本没有祖国”。抵御着“英特纳雄耐尔”的是我们这个昔日的“地域性共产主义”国家，而抵御的借口则是“中国特色”。这个句子肯定是完全错误的。作者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时候，显示出有一定的理论功底，但是在论述中国具体问题时，却总是带有不科学的片面性。从此文也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的教条主义分子是什么样子。虽然我不能说本文作者如何，但是这种对中国的论断确实不符合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解。强调“中国特色”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要使中国融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不能操之过急，但也不能以“中国特色”为借口来抵制、拖延这种融入。何以见得“中国特色”就是抵制开放和融入世界格局呢？当然，要防止这种倾向是对的，但不能把中国特色问题说成是这种性质，那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特色的。其实，开放与中国特色是一对孪生兄弟，哪一方面都不可或缺。从哲学上说，中国特色就是本地性、实践性和主体性，也就是工人阶级性。只有工人阶级自己掌握资本，才能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合理成分学到手，不然就成为资本的中国化，而不是资本的中国工人阶级化。实际上即使我们象“明治锥新”时的日本那样以“全盘西化”为口号，也不见得就能建成一个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中国特色”是操作层面、战术层面应该考虑的问题。而“全球化”则是方向层面、战略层面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将“中国特色”误以为是方向、战略层面的问题，这个错误认识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作者不能用错误或者防止错误的论断来否定主体性问题，只要把“中国特色”看作是资本化的中国人民化、工人阶级化和中华民族化，就完全可以承认“中国特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而仅仅在经济制度上开始融入世界，而在政治与文化观念方面顽固地坚持“中国特色”的迷信，这话太过简单了，我不否认现实中存在作者指出的这些问题，但是这不等于有足够高的历史自觉性的人们也会这样认识。实际上，首先是作者本人就应该在“战略层面上”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带动其他人认识。致使“以法治国”始终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我们的政治制度也谈不上文明，不对，我们的制度就是文明的，虽然有很多缺点，但不能否定。难道美国的政治就是很文明？那么它发动那么多侵略战争，又是哪门子“文明”？看美国，不但要看其国内，更要看其国外。而且，即使是国内，美国也有很多很多的不文明。作者很可能是没有去过美国的人，才会这样简单下结论。其骨子里仍是农业社会的专制与野蛮，农业社会也有高度文明一面，不要这么简单讽刺和否定。这样不仅严重损害了我们的经济利益，也使台湾民众对和平统一心存疑虑。因此，从我们的利益出发，我们现在应该高唱“英特纳雄耐尔”，而不应以“中国特色”来螳臂当车。把中国特色说成是“螳臂当车”，肯定是偏激之语，这不好，这种态度不适合用于严肃的理论问题探讨中，也不能从这种偏激的言语中得到对社会和理论的真正认识。
马克思那个时代高唱“英特纳雄耐尔”的人与今日象笔者这样因主张“西化”与“全球化”而高唱“英特纳雄耐尔”的人各自的动机略有不同。笔者在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怀疑当时高唱此调的人是否有种自虐的心态，即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主张资本主义尽快在全球范围发展，让资本主义充分展现它的贪婪与罪恶，从而激起更多的人民痛恨与反抗这种制度？我认为作者这个设想没什么根据。笔者此种猜测并非毫无根据。在二战之前纳粹思潮兴起之际，分属第二国际的德、奥等国的社民党与第三国际的共产党对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社民党主张积极反对，而共产党则受斯大林的影响，主张听之任之。因为他们认为，纳粹思潮的兴起会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就在法西斯德国即将入侵苏联之前，斯大林还奇怪地认为，国际共运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希特勒而是社会民主主义。他的逻辑似乎是，希特勒代表着垄断的资本主义，因而会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而社会民主主义则会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这有一定道理，不过这不等于共产党人就都会是这种认识。比如中国共产党人就不这样认识。而且，社会民主主义延长资本主义寿命，也可以说是向着另一种社会发展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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