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最早源于战国 萌与西汉,兴与魏晋,到了唐朝渐渐衰败,唐末彻底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23-06-14
士族阶级产生于**东汉末年**,在**曹魏九品中正制**下,士族制度正式形成,而在南渡的东晋政权中,士族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巩固。至**隋唐两代**,士族制度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公平的科举制度。在隋唐科举制度下,士族阶级逐渐消亡,最终在政治、法律制度上被彻底消灭。
第2个回答 2013-09-22
1、萌芽(东汉)政治: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门阀乱经济: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2、形成(曹魏、西晋)士族制度的形成,是指统治阶级颁行各项法令,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曹魏政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3、巩固(西晋)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生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4、鼎盛(东晋)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那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这一时期土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田庄,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擅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士族把持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5、渐衰(南朝)东晋后期到南朝时期士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加之士族是近亲联姻,身体素质极差,因此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以后,一些庶族出身的将领脱颖而出,显示出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声望与权力迅速上升,南朝宋、齐、梁、陈开国诸帝均为庶族将领。南朝帝王虽无法改变高级士族垄断高官的局面,但却引用庶族官吏委以品位不高却握有实权的职务,在实际执政中分享了士族的特权。这一时期士族制度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二是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原因之三是士族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受到打击、削弱。上述三种原因相互作用,极大削弱了士族制度的阶级、经济基础。到了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社会阶级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寒族地主乘机以军功崛起,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统帅军队,以武功称帝,如刘裕、萧道成等,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时虽据高位,却已无实权,走向必然的灭亡。后经候景之乱、隋灭陈等变化,门阀等级制已奄奄一息,庶族地主跃居政治舞台的主要地位。至隋唐两代,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终于使产生于魏,盛行于晋的门阀士族制度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最终消亡。5、消亡(唐末)隋唐时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二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三是农民战争进一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从此,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3个回答 2013-09-22
先秦时已有所谓的巨室,也就是公卿之家,《孟子·离娄上》:“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周王室的世卿巨室大多是周初随周武王或周公东征的贵胄,王室世袭,子孙继承余荫,世世接替,“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势”[1]。
汉代
世族阶级的形成,最早可追溯至汉代。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无论是朝廷的征辟,或是郡国的察举,大多以赡富经学者为上选;但由于经学教授不易,经学大师常将其独特见解传与子弟,经由历代传授,累世经学往往造成累世公卿,世族的雏形已逐渐浮现。
门阀观念于东汉时期萌芽,公家以经学取士,学者皆以经学传授子孙,以便入朝为官,随着经学这门学问代代相传,也逐渐形成了名门望族,如汝南袁氏的袁绍袁术兄弟,两人祖先四代中,竟有六人位居三公职位。
东汉末期,战争不断,许多豪强、士绅家族,也逐渐崛起,成为地方上重要的势力,也是门阀的来源之一。
董卓之乱后,拥兵自重的州郡脱离朝廷中央独立,士族豪强亦纷纷聚众起事自保,形成地方上的割据势力,甚至自命为“诸侯”。
三国
董卓乱后,地方割据。虽然曹操因自己出身宦官家族,与唯才是举的政略需要,曾试图大大削弱门第的影响力,不以人才的出身决定其职务;但曹操之子曹丕继位后,接受了九品中正制的提议,反而大大加强了士族对于官职的垄断。而东吴之所以能够与曹魏长期抗衡,亦与获得江东地区的世族的合作有关。相反蜀汉政权由于长期得不到巴蜀地区士族的支持,后期出现人才匮乏,成为三国中最早灭亡的国家。
汉末以来的社会动荡,使人才流徙,无法进行察举,所以曹丕采用陈群等的建议,创制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以选拔官吏,扩大政权基础。其办法是,在朝廷选择贤能与有识鉴的官员,担任其本及州、郡的中正官,由中正官负责查访散居各地的同籍贯的人事。
中正官是依据是人的谱牒家世、德性、才能评定人才优劣,定为九品,据以作任官的标准。九品中政治初行时,尚能秉持曹操用人“唯才是举”的原则,不分门第高卑。但逐渐因中正官多由高门子弟担任,他们在评选时不免偏私,所以制度到后来,中正官被门阀把持,只推选门阀子弟,加速世族阶级发展,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遂形成严格的姓氏等级制度,许多名家大族因而产生。
晋朝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田余庆论述:所谓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2]
两晋政权与门阀的结合 司马懿家族乃世族,故常维护世族之利益。门第愈高,官职愈高。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后,东晋司马氏定鼎金陵,在江南立国时,有赖于世族门阀之支持,更受朝廷之重视。
汉代
世族阶级的形成,最早可追溯至汉代。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无论是朝廷的征辟,或是郡国的察举,大多以赡富经学者为上选;但由于经学教授不易,经学大师常将其独特见解传与子弟,经由历代传授,累世经学往往造成累世公卿,世族的雏形已逐渐浮现。
门阀观念于东汉时期萌芽,公家以经学取士,学者皆以经学传授子孙,以便入朝为官,随着经学这门学问代代相传,也逐渐形成了名门望族,如汝南袁氏的袁绍袁术兄弟,两人祖先四代中,竟有六人位居三公职位。
东汉末期,战争不断,许多豪强、士绅家族,也逐渐崛起,成为地方上重要的势力,也是门阀的来源之一。
董卓之乱后,拥兵自重的州郡脱离朝廷中央独立,士族豪强亦纷纷聚众起事自保,形成地方上的割据势力,甚至自命为“诸侯”。
三国
董卓乱后,地方割据。虽然曹操因自己出身宦官家族,与唯才是举的政略需要,曾试图大大削弱门第的影响力,不以人才的出身决定其职务;但曹操之子曹丕继位后,接受了九品中正制的提议,反而大大加强了士族对于官职的垄断。而东吴之所以能够与曹魏长期抗衡,亦与获得江东地区的世族的合作有关。相反蜀汉政权由于长期得不到巴蜀地区士族的支持,后期出现人才匮乏,成为三国中最早灭亡的国家。
汉末以来的社会动荡,使人才流徙,无法进行察举,所以曹丕采用陈群等的建议,创制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以选拔官吏,扩大政权基础。其办法是,在朝廷选择贤能与有识鉴的官员,担任其本及州、郡的中正官,由中正官负责查访散居各地的同籍贯的人事。
中正官是依据是人的谱牒家世、德性、才能评定人才优劣,定为九品,据以作任官的标准。九品中政治初行时,尚能秉持曹操用人“唯才是举”的原则,不分门第高卑。但逐渐因中正官多由高门子弟担任,他们在评选时不免偏私,所以制度到后来,中正官被门阀把持,只推选门阀子弟,加速世族阶级发展,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遂形成严格的姓氏等级制度,许多名家大族因而产生。
晋朝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田余庆论述:所谓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2]
两晋政权与门阀的结合 司马懿家族乃世族,故常维护世族之利益。门第愈高,官职愈高。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后,东晋司马氏定鼎金陵,在江南立国时,有赖于世族门阀之支持,更受朝廷之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