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太平天国和洪秀全

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围绕土地这一自然经济核心生产资料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与中国社会选择的共同结果，是必然性的历史通过偶然性事件的发生。两个阶级在土地问题上的矛盾不可调和以致诉诸暴力解决是历史的必然性，而这种暴力解决以太平天国运动的形式规模性地爆发则是历史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的发生，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农民运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完整性、统一性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对于革命形式的需求。尽管太平天国运动在制定革命纲领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成熟程度，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场由贫农和贫苦中农掌握领导权的旧式农民革命。尽管它由于不同以往的时代背景（列强侵略中国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加速激化、清政府统治危机的加剧和基督教的受迫性传入）而具有和以往农民革命所不同的外观形式；但是这种新的外观并不能改变农民革命的性质，太平天国运动仍然是对绵延千年的小农理想集中的暴力诉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等级，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和建设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近似现代的社会民主，其后期提出的《资政新篇》的施政纲领，虽然在形式上具备了发展早期资本主义的外壳，但却由于其内容和要求与小农理想的格格不入而未见实施。持太平天国运动与以往农民起义截然不同之论者，往往强调其圣库制度、宗教创新和以反孔为代表的偶像破坏行动，而以上三者都无法摆脱浓厚的小农色彩和宗法观念。尽管在运动前期确实实行过超越历史阶段的带有公有制性质的圣库制度，但虚无的上帝所有制无法掩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农色彩，它表达的是小农理想中对分配方式的诉求；而其中所包含的公有制性质也因为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模糊飘渺；这种圣库制度的实行始终取决于军事行动的现实性选择（通天下皆一式，总要用之有节，以备兵荒--《天朝田亩制度》）。尽管作为革命工具的拜上帝教宣扬上帝是独一真神和上帝面前人人皆平等，做了包含近似民主性质的社会平等的许诺，并且进行了一系列对原有偶像的破坏运动，似乎提供了一种社会民主的可能路径，但是其信仰并非真信仰，其宗教并非新宗教。信仰也仅仅是革命的一种思想工具，而且在运动中除了发挥过积极作用也发挥过消极作用（生产虔诚这种商品的能力,相比其他而言尤其依赖于个人的意识形态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因而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他配置到虔诚上的时间边际效用高,为此他会配置较多的时间来消费虔诚。---林毅夫《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第381页；这是前期情况，及至后期，当初种种许诺未见兑现，意识形态资本缩水，生产宗教虔诚的成本增加，反而给运动带来了消极影响。）。拜上帝教教义虽然宣称上帝是独一真神和在上帝面前人人皆平等，但是仍然套用家庭和宗法观念进行了新瓶装旧酒的改造：上帝是慈悲而严厉的天父，仍然有家庭，诸王乃是上帝诸子；人人皆平等也仍然是兄弟姊妹间的平等，而非作为独立个体的人的平等，这种平等是以诸王的不可动摇的神权权威为基础的。种种颠覆原有偶像的行动，除了要巩固上帝独一真神的地位，也疑有洪秀全科第不中而泄愤的成分。所以说，拜上帝教并非新种宗教，并非真的消除社会等级，而是重树偶像，重构一种与之要打破的等级制度同质的社会等级；因而并不能提供一种社会民主的实现路径。考察了太平天国运动从何而来，就不难判断它将向何处去。层层剥开这场运动的新外壳，可以预见它并非真的走向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而是依循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粘性，通过暴力破坏而走向一个政教合一、君权神授的封建王朝。所以不能孤立地过分夸大太平天国的作用,但太平天国毕竟是推动诸力中较大的一股。需要指出的是，太平天国运动这种推力的实现是基于其小农经济的基础，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基于革命史范式的评价，多认为太平天国是既反封建又反侵略的。客观来看，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是落实在反清上的，即在《天讨胡虏檄》中宣扬的排满的种族主义，纵然反清思想包藏着当时社会现实的阶级对抗内涵，但站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们并不能看到他们要推翻的压迫根本上不在于非汉民族的统治，加之运动并没有摧垮原有的土地关系，所以反封建是不切机理和不够彻底的。同样太平天国的反侵略也是不够彻底的，这里仅举三例来说明。一是世界观念，太平天国的玉玺上刻着万方来朝的字样，可见其世界观念与清朝皇帝相去不远。二是主权观念，太平天国曾坐视外国舰艇巡航长江，可见其主权观念并不清晰。三是中外民族矛盾观念。对待小刀会刘丽川在上海起义的态度，由于并非宗教同志，而不理会刘丽川的主动联络，坐视清军和外国军队对其的围攻。虽然在反封建反侵略方面具有不彻底性，但太平天国仍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诸多合力中较大的一股，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运动通过暴力方式扰乱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这种扰乱是统治者无法平复的，它间接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削弱，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战争促进了客农垦种土地的种种可能和永佃制度的大量形成，使得面临资本主义经济浸润刺激的江南地区自耕农大量增加，从而促进了生产和消费的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尽管微弱）也促进了这一地区后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其反清思想是对近代思想的显著冲击，直接影响了自称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其《天朝田亩制度》为近代思想史提供了一种农民大同的模式；其兴衰教训也为后来的中国政治进程提供了先鉴。洪秀全其人，出身于广州附近贫穷农村一个贫苦中农家庭（两兄助父事耕，独就学而后辍），读过四书五经，向科举讨过生活，在十几年科试过程中，历经落第，甚至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后，仍然参加科举，不中之后一度疯癫，恢复之后继续参考。可见他虽身近广州，但对外国侵略和民众反洋斗争并不敏感；虽尝科举艰辛，但对博取清朝所授功名仍然热衷；本质上他仍然是一个不得志的旧式文人。他创立拜上帝教，是否意在建立革命运动的工具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接触到基督教纯属偶然，从接触到创立拜上帝教也间隔颇长；而确立神权权威不乏运气成分，这里举一例说明，据《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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