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0-10-08
同中书省差别大了，中书省有决断权，而内阁只有审阅，议事，的权利，没有决断权
第2个回答 2020-10-08
“明官制，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
上面这段文字取材于《明史.职官志一 》古人修史，惜墨如金。寥寥数语就写出了明代丞相制度的废除和内阁学士制度的建立。但是仅凭上面的文字，我们是很难了解明代关于内阁有关制度的演进过程的。那么明代又是如何从洪武之初的丞相制度，逐渐演进成为明清两代经久不衰的内阁学士参政制度的呢？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就让我们来从头说起吧。
朱元璋建立明朝初期，其官僚机构仍然采用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这个中书省组织庞大，品级高，职权重。下设左、右丞相，都是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等高级官员，能当上这样的官的人，都得是勋臣故旧。这个我们从最早的左右丞相是由徐达和李善长担任的都知道了。
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由左右丞相总理。中书省的权力还远不止此，就连地方上总掌军政刑狱的行中书省，也是直属中书省。中书省的职权是“综理机务”，所有给皇帝的奏报，都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令、旨，也都经中书省再下达。这样一个重要的部门，明太祖朱元璋对他的重视是可想而知的。
“国家之事，总之者中书，分理者六部，至为要职。卿等任居。宰辅，其振举大纲以率百僚，赞朕为治；中书，法度之本，百司之所禀承。凡朝廷命令政教，皆由斯出；冢宰之职，出纳王命，进退庶职，亦为重要”。
但是，这样一个几乎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机构，肯定会被希望大权独揽的朱元璋所忌讳的。而且这也是和从宋代开始丞相的权力越来越小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朱元璋就在立国稍稍稳定后就对中书省迫不及待的进行了严密防范。下面简单阐述一下朱元璋对中书省的几点主要防范。
1. 一是全面控制它的工作，在《高皇帝宝训》中，有对中书省一系列的敕谕，其内容涉及天象，议律，免地方秋粮，诛户部主事、知县，赏赐军上，整理甲胄，外交，劳苗人、西番指挥，袭封衍圣公，大祀礼，赈济孤老，访求士，召用官员等等，即包括了军、政、文、财、外交、刑律、人事各个方面。在《谕秦王府文武官》中，还特别指出“其中书省草茅行移是致错朕旨意，难为听命者，今后如施行”。
2. 从人员上加以裁削。当时任职中书省的徐达忙于征战，真正管事的是李善长。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令平章政事李伯升、李思齐，右丞王“食禄不署事”，把参知政事睢稼改为弘文馆学士，借故杀了左丞杨宪。四年(1371)，以左丞相李善长“其年既高，驱驰侍立，朕心不忍”为借口，下诏让他致仕，把这年仅58，劳绩显著，威望甚高的开国元勋轻轻易易地挤出了中书省九年(1376)，汰平章政事、参知政事，把冯冕改为刑部尚书，陈宁改为左御史大夫，右丞丁玉改为右御史大夫，而把左、右丞汪广洋、胡惟庸分别调为丞相。十二年(1379)，任左水的殷哲，不到一年便受命致仕。通过这一系列调整，中书省主要官员已抽空了。
3. 从官属上将其架空。把行省改为上承下宣的布政使司，以去掉中书省对地方的统属关系。在中央则从四方加以箝制，十年，“诏臣民言事者，实封直达御前”，成立通政司，使四方奏疏可不经中书省而上达;命李善长、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即借元勋重臣压制中书省。十一年，“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以切断中书省与六部各司联系。至此，中书省除了和皇帝联系外，已是完全孤立了。
朱元璋做完了这些，机构的问题解决了，统属的问题也解决了，剩下的就剩下了丞相本人的问题了。
而此时担任丞相的胡惟庸却仍然没有意识到危险，仍然在大权独揽，《明史》是这样记载他的。
“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
朱元璋岂是一个眼里揉沙子的人，那结果胡惟庸的下场就很悲催了。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谋反罪杀胡惟庸，当时受株连的达到了3万余人。这就是明初三大案之一的“胡惟庸案”。
朱元璋清除完丞相之后，立刻就专门下了诏书，撤销了中书省，同时把六部的官秩职权提高，将大都督府散为五军都督府，均直属于皇帝，这样就从制度上终止了已存在了1500多年的丞相制度，实现了朱元璋独揽最高军政大权的愿望。
“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奏，处以重刑”。
朱元璋不但自己不设立丞相一职，而且还在《皇明祖训》的首章中，告诫自己的子孙做皇帝时，也不许立丞相。同时将“不设丞相”的祖训立为家法。
“后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
朱元璋的这个做法，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整个明朝，没有再出现过一个丞相，权臣篡位的事也没有出现。但是，撤除丞相这个方法，也不能说就是一个好方法。因为取消了相权，皇权就没有了制约，没有法定的丞相，这就有利于宦官的擅权乱政。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政，实际和这个制度有着莫大的关系。
丞相没有了，但是工作一样也没少。没高兴几天的朱元璋马上就又苦恼了，原因是政务太多了。
据给事中张元辅统计，从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至二十一日，仅仅8天时间，内外诸奏事札达1660件，共3391事
朱元璋算是勤政的了，即使是“昧爽临朝，日晏忘餐”，但还是招架不了，他不得不承认，“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密勿论思，不可无人”。
无奈之下的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1380)九月设置“四辅官”，以四时为称，称之为“春夏秋冬”。以王本、杜佑为春官，杜敩、赵民望、吴源为夏官，秋、冬官缺，命王本等兼任。这些人的任务是覆核司法、人事等工作，与皇帝“讲论治道”，个别参与研究皇帝提出的一些问题。
四辅官的品级不低，《明史.职官志一》记载他们同时兼着太子宾客，位列公侯都督之下，六部尚书之上。要知道明初的爵禄秩位，公侯都督可都是超品。官不小，责任自然也就很大。在《高皇帝宝训.谕王本等职四辅官》中，他们的职责是这样的。
“均调四时，德合人天，辅朕以掌氏命”，“心常格神，行常履道，佐理赞化，以安生民”。
朱元璋虽然给了他们较高的政治地位，但是朱元璋并不完全信任他们。为了确保他们不能威胁皇权，所以朱元璋就只选用那些“善属文，勤慎好学”，或者“起田家，淳朴无它长”的老儒。这些人的缺点也就显而易见了。下面简单列几点，以作证明。
1. 缺乏政治经验
2. 精力不足而处事腐不决
3. 要以四时均职，一月内分司上中下三旬，所以工作缺乏连续性、致性，起不到任何“佐理”的作用。
所以不久王本等4人便相继致仕，然后换了前期因事被免了职的安然代替他们。这个要比这几个人强的多了。《明史》也夸奖他“久历中外，练达庶务”而。但是任职不久，安然就去世了。
后来继任“四辅官”的，有的被罢职了，有的被贬为知府了，而曾经位列四辅之首的王本最后却以罪行含糊不清的“犯极刑”、“坐罪诛”。至此，四辅官“遂废不复置”。
关于四辅官的废置时间，史书上的记载不统一。《明史》、《明纪》、《明通鉴》、《明史稿》都是记载四辅官废置时间是洪武十五年七月，但是《明太祖实录》却在十四年九月就没有了四辅官的记载了。总之一句话，就是这四辅官的设置时间很短，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是它却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朱元璋也得需要辅臣佐政。
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先后下令，命司法部门改判案件及各部门之奏章，均由翰林院“会议”、“考驳”，认为“平允”才奏闻，“署其衔曰: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某，列名书之”。
四辅官制失败后，朱元璋又将辅政的权力交给了翰林院的翰林学士，这种做法就是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所讲的将“生杀大权主于词臣”，“是为余年来政本之一大改革”。
洪武十五年(1382)十一月，朱元璋设置了殿阁大学士的职位，但设置的目的最初并不是为了辅政所考虑。这个观点从《华盖殿大学士刘仲质诰文》中，就能看的很明白。
“朕阅宋书，见尚文之美，今特效宋制，以诸殿阁之名，礼今之儒，必欲近侍之有补，民同乐，文并欧、苏”。
从上述文字就不难看出，朱元璋设置的这个“殿阁大学士”，起初不过是为了提高文字水平。所以他所选用殿阁学士的也都是博学鸿儒。下面举几个例子。
1. 翰林典籍刘仲质，校正过《春秋本末》，《明史》称他“博通经史，文体典确”。
2. 翰林检讨吴伯宗，有文才，“帝制十题命赋，援笔立就”。
3. 吴沉是典籍曾受命编《精诚录》并撰序。
4. 宋讷是翰林学，因受命撰《宣庙圣碑》称旨而入阁。
可以看出，这些人都是“以文字翰墨为勋绩”的文学侍从之臣。除了他们，同时还征召了“明经老成”的鲍恂、余诠、张长年为文华殿大学士。
这时的殿阁学士品秩都不高，只有正五品。所起的作用，“不过侍左右，备顾问而已”。具体任务只是核阅公文，协助文墨工作，由于朱元璋太过勤政，所以他们基本上没有机会参与政事。
“未有大学士而预机务者也”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
而且到了洪武十六年(1383)正月，宋讷就被调任国子监祭酒，吴伯宗降检讨，刘仲质贬为御史，吴沉降侍书。全思诚新征到不久便因老致仕。十七年(1384)十二月，以待诏朱善为文渊阁大学士，不久亦去世朱善以后未见再任他人，由此可见当时内阁形同虚设。
所以后世的王世贞指出:（此时的）“大学士非内阁”，“原无内阁也”。只是由于殿阁大学士“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丞相之名”。
这就可以看出，这些人之所以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学士，是因为他们常伴皇帝左右，但是他们并没有辅政的职能，和丞相是有区别的。而且而当别的官员被调来担任这工作时，也是被称为“入阁”。因此这个时期尽管有殿阁之臣，但是“内阁”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官署名称。
内阁真正成为官署，“阁臣”真正成为皇帝的参谋，行使丞相权力，是在明成祖朱棣在位的时候。朱棣以藩王身份夺得帝位后，面对复杂的政局，迅速选拔了职位卑微，但年轻、精干，忠于自己的官员解缙、黄淮、杨十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7人“并直文渊阁”，“开内阁于东阁门内”。这是内阁作为一个办公机构正式登上明代的政治舞台，这7个人也是历史上最先以“入阁”的形式，参与国家大事的。
八月壬子，侍读解缙、编修黄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
朱棣把各种机要事务、奏章文书，全都集中到内阁拟办。把他们一再提升为侍读、侍讲等职，让他们“朝夕左右”，参与有关征战、防边、立储、用人、征调、蠲免赋役等军国大政的商讨，“机密重务悉预闻”，开了殿阁之臣参预军国大事的先例。甚至“帝就寝，犹赐坐榻前语”。先后赐给他们金织罗衣、五品服。皇后亦在柔仪殿接见、慰劳7人之命妇，赐给五品冠服。永乐二年(1404)，又让他们兼职辅导太子。立春日，赐给他们每人一袭金织文绮衣，“与尚书埒”，并肯定他们“勤劳助益，不在尚书下”，鼓励他们“尽心职任，做到“君臣各尽其道”。对他们的“从容献纳”，亦“尝虚己以听”。
永乐五年(1407)，朱棣知照吏部“(胡)广等侍朕日久，继今考满，勿改外任”。从此阁臣不外调便成了惯例，而阁臣设置也成了常制，人员也相对稳定。朱棣时期的内阁学士权位之重，远不是洪武时期能比的，我们简单的拿永乐时期几个重要阁臣举几个例子。
1. 永乐七年(1409)以后，明成祖朱棣北征、北巡，这时殿阁之臣是5个人，仍命杨荣、胡广、金幼孜扈从北上参与运筹幄，而让杨士奇、黄淮辅太子监国。这些事实，都足以说明成祖确是把他们作为“耳目心腹”倚任。
2. 先后进升杨荣、胡广、金幼孜等人为翰林学士、文渊阁大学或左春坊大学土。而且胡广去世时，谥号是文穆，开了文臣得溢号的先例。
3. 朱棣在榆木川去世时，也是由“(杨)荣讣京师，(金)幼孜护梓宫归”。而太子则“命(杨)荣与蹇义(吏部尚书)、杨士奇议诸所宜行者”。
上面所述的这一切，就说明了永乐时期的“阁臣”，已经实际上代替了丞相这一职务。而“内阁”这一明朝才开始的设置的机构，也已经代替了丞相的职能，从此后活跃在明清之际的政治舞台上了。
上面这段文字取材于《明史.职官志一 》古人修史，惜墨如金。寥寥数语就写出了明代丞相制度的废除和内阁学士制度的建立。但是仅凭上面的文字，我们是很难了解明代关于内阁有关制度的演进过程的。那么明代又是如何从洪武之初的丞相制度，逐渐演进成为明清两代经久不衰的内阁学士参政制度的呢？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就让我们来从头说起吧。
朱元璋建立明朝初期，其官僚机构仍然采用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这个中书省组织庞大，品级高，职权重。下设左、右丞相，都是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等高级官员，能当上这样的官的人，都得是勋臣故旧。这个我们从最早的左右丞相是由徐达和李善长担任的都知道了。
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由左右丞相总理。中书省的权力还远不止此，就连地方上总掌军政刑狱的行中书省，也是直属中书省。中书省的职权是“综理机务”，所有给皇帝的奏报，都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令、旨，也都经中书省再下达。这样一个重要的部门，明太祖朱元璋对他的重视是可想而知的。
“国家之事，总之者中书，分理者六部，至为要职。卿等任居。宰辅，其振举大纲以率百僚，赞朕为治；中书，法度之本，百司之所禀承。凡朝廷命令政教，皆由斯出；冢宰之职，出纳王命，进退庶职，亦为重要”。
但是，这样一个几乎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机构，肯定会被希望大权独揽的朱元璋所忌讳的。而且这也是和从宋代开始丞相的权力越来越小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朱元璋就在立国稍稍稳定后就对中书省迫不及待的进行了严密防范。下面简单阐述一下朱元璋对中书省的几点主要防范。
1. 一是全面控制它的工作，在《高皇帝宝训》中，有对中书省一系列的敕谕，其内容涉及天象，议律，免地方秋粮，诛户部主事、知县，赏赐军上，整理甲胄，外交，劳苗人、西番指挥，袭封衍圣公，大祀礼，赈济孤老，访求士，召用官员等等，即包括了军、政、文、财、外交、刑律、人事各个方面。在《谕秦王府文武官》中，还特别指出“其中书省草茅行移是致错朕旨意，难为听命者，今后如施行”。
2. 从人员上加以裁削。当时任职中书省的徐达忙于征战，真正管事的是李善长。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令平章政事李伯升、李思齐，右丞王“食禄不署事”，把参知政事睢稼改为弘文馆学士，借故杀了左丞杨宪。四年(1371)，以左丞相李善长“其年既高，驱驰侍立，朕心不忍”为借口，下诏让他致仕，把这年仅58，劳绩显著，威望甚高的开国元勋轻轻易易地挤出了中书省九年(1376)，汰平章政事、参知政事，把冯冕改为刑部尚书，陈宁改为左御史大夫，右丞丁玉改为右御史大夫，而把左、右丞汪广洋、胡惟庸分别调为丞相。十二年(1379)，任左水的殷哲，不到一年便受命致仕。通过这一系列调整，中书省主要官员已抽空了。
3. 从官属上将其架空。把行省改为上承下宣的布政使司，以去掉中书省对地方的统属关系。在中央则从四方加以箝制，十年，“诏臣民言事者，实封直达御前”，成立通政司，使四方奏疏可不经中书省而上达;命李善长、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即借元勋重臣压制中书省。十一年，“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以切断中书省与六部各司联系。至此，中书省除了和皇帝联系外，已是完全孤立了。
朱元璋做完了这些，机构的问题解决了，统属的问题也解决了，剩下的就剩下了丞相本人的问题了。
而此时担任丞相的胡惟庸却仍然没有意识到危险，仍然在大权独揽，《明史》是这样记载他的。
“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
朱元璋岂是一个眼里揉沙子的人，那结果胡惟庸的下场就很悲催了。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谋反罪杀胡惟庸，当时受株连的达到了3万余人。这就是明初三大案之一的“胡惟庸案”。
朱元璋清除完丞相之后，立刻就专门下了诏书，撤销了中书省，同时把六部的官秩职权提高，将大都督府散为五军都督府，均直属于皇帝，这样就从制度上终止了已存在了1500多年的丞相制度，实现了朱元璋独揽最高军政大权的愿望。
“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奏，处以重刑”。
朱元璋不但自己不设立丞相一职，而且还在《皇明祖训》的首章中，告诫自己的子孙做皇帝时，也不许立丞相。同时将“不设丞相”的祖训立为家法。
“后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
朱元璋的这个做法，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整个明朝，没有再出现过一个丞相，权臣篡位的事也没有出现。但是，撤除丞相这个方法，也不能说就是一个好方法。因为取消了相权，皇权就没有了制约，没有法定的丞相，这就有利于宦官的擅权乱政。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政，实际和这个制度有着莫大的关系。
丞相没有了，但是工作一样也没少。没高兴几天的朱元璋马上就又苦恼了，原因是政务太多了。
据给事中张元辅统计，从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至二十一日，仅仅8天时间，内外诸奏事札达1660件，共3391事
朱元璋算是勤政的了，即使是“昧爽临朝，日晏忘餐”，但还是招架不了，他不得不承认，“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密勿论思，不可无人”。
无奈之下的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1380)九月设置“四辅官”，以四时为称，称之为“春夏秋冬”。以王本、杜佑为春官，杜敩、赵民望、吴源为夏官，秋、冬官缺，命王本等兼任。这些人的任务是覆核司法、人事等工作，与皇帝“讲论治道”，个别参与研究皇帝提出的一些问题。
四辅官的品级不低，《明史.职官志一》记载他们同时兼着太子宾客，位列公侯都督之下，六部尚书之上。要知道明初的爵禄秩位，公侯都督可都是超品。官不小，责任自然也就很大。在《高皇帝宝训.谕王本等职四辅官》中，他们的职责是这样的。
“均调四时，德合人天，辅朕以掌氏命”，“心常格神，行常履道，佐理赞化，以安生民”。
朱元璋虽然给了他们较高的政治地位，但是朱元璋并不完全信任他们。为了确保他们不能威胁皇权，所以朱元璋就只选用那些“善属文，勤慎好学”，或者“起田家，淳朴无它长”的老儒。这些人的缺点也就显而易见了。下面简单列几点，以作证明。
1. 缺乏政治经验
2. 精力不足而处事腐不决
3. 要以四时均职，一月内分司上中下三旬，所以工作缺乏连续性、致性，起不到任何“佐理”的作用。
所以不久王本等4人便相继致仕，然后换了前期因事被免了职的安然代替他们。这个要比这几个人强的多了。《明史》也夸奖他“久历中外，练达庶务”而。但是任职不久，安然就去世了。
后来继任“四辅官”的，有的被罢职了，有的被贬为知府了，而曾经位列四辅之首的王本最后却以罪行含糊不清的“犯极刑”、“坐罪诛”。至此，四辅官“遂废不复置”。
关于四辅官的废置时间，史书上的记载不统一。《明史》、《明纪》、《明通鉴》、《明史稿》都是记载四辅官废置时间是洪武十五年七月，但是《明太祖实录》却在十四年九月就没有了四辅官的记载了。总之一句话，就是这四辅官的设置时间很短，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是它却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朱元璋也得需要辅臣佐政。
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先后下令，命司法部门改判案件及各部门之奏章，均由翰林院“会议”、“考驳”，认为“平允”才奏闻，“署其衔曰: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某，列名书之”。
四辅官制失败后，朱元璋又将辅政的权力交给了翰林院的翰林学士，这种做法就是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所讲的将“生杀大权主于词臣”，“是为余年来政本之一大改革”。
洪武十五年(1382)十一月，朱元璋设置了殿阁大学士的职位，但设置的目的最初并不是为了辅政所考虑。这个观点从《华盖殿大学士刘仲质诰文》中，就能看的很明白。
“朕阅宋书，见尚文之美，今特效宋制，以诸殿阁之名，礼今之儒，必欲近侍之有补，民同乐，文并欧、苏”。
从上述文字就不难看出，朱元璋设置的这个“殿阁大学士”，起初不过是为了提高文字水平。所以他所选用殿阁学士的也都是博学鸿儒。下面举几个例子。
1. 翰林典籍刘仲质，校正过《春秋本末》，《明史》称他“博通经史，文体典确”。
2. 翰林检讨吴伯宗，有文才，“帝制十题命赋，援笔立就”。
3. 吴沉是典籍曾受命编《精诚录》并撰序。
4. 宋讷是翰林学，因受命撰《宣庙圣碑》称旨而入阁。
可以看出，这些人都是“以文字翰墨为勋绩”的文学侍从之臣。除了他们，同时还征召了“明经老成”的鲍恂、余诠、张长年为文华殿大学士。
这时的殿阁学士品秩都不高，只有正五品。所起的作用，“不过侍左右，备顾问而已”。具体任务只是核阅公文，协助文墨工作，由于朱元璋太过勤政，所以他们基本上没有机会参与政事。
“未有大学士而预机务者也”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
而且到了洪武十六年(1383)正月，宋讷就被调任国子监祭酒，吴伯宗降检讨，刘仲质贬为御史，吴沉降侍书。全思诚新征到不久便因老致仕。十七年(1384)十二月，以待诏朱善为文渊阁大学士，不久亦去世朱善以后未见再任他人，由此可见当时内阁形同虚设。
所以后世的王世贞指出:（此时的）“大学士非内阁”，“原无内阁也”。只是由于殿阁大学士“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丞相之名”。
这就可以看出，这些人之所以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学士，是因为他们常伴皇帝左右，但是他们并没有辅政的职能，和丞相是有区别的。而且而当别的官员被调来担任这工作时，也是被称为“入阁”。因此这个时期尽管有殿阁之臣，但是“内阁”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官署名称。
内阁真正成为官署，“阁臣”真正成为皇帝的参谋，行使丞相权力，是在明成祖朱棣在位的时候。朱棣以藩王身份夺得帝位后，面对复杂的政局，迅速选拔了职位卑微，但年轻、精干，忠于自己的官员解缙、黄淮、杨十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7人“并直文渊阁”，“开内阁于东阁门内”。这是内阁作为一个办公机构正式登上明代的政治舞台，这7个人也是历史上最先以“入阁”的形式，参与国家大事的。
八月壬子，侍读解缙、编修黄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
朱棣把各种机要事务、奏章文书，全都集中到内阁拟办。把他们一再提升为侍读、侍讲等职，让他们“朝夕左右”，参与有关征战、防边、立储、用人、征调、蠲免赋役等军国大政的商讨，“机密重务悉预闻”，开了殿阁之臣参预军国大事的先例。甚至“帝就寝，犹赐坐榻前语”。先后赐给他们金织罗衣、五品服。皇后亦在柔仪殿接见、慰劳7人之命妇，赐给五品冠服。永乐二年(1404)，又让他们兼职辅导太子。立春日，赐给他们每人一袭金织文绮衣，“与尚书埒”，并肯定他们“勤劳助益，不在尚书下”，鼓励他们“尽心职任，做到“君臣各尽其道”。对他们的“从容献纳”，亦“尝虚己以听”。
永乐五年(1407)，朱棣知照吏部“(胡)广等侍朕日久，继今考满，勿改外任”。从此阁臣不外调便成了惯例，而阁臣设置也成了常制，人员也相对稳定。朱棣时期的内阁学士权位之重，远不是洪武时期能比的，我们简单的拿永乐时期几个重要阁臣举几个例子。
1. 永乐七年(1409)以后，明成祖朱棣北征、北巡，这时殿阁之臣是5个人，仍命杨荣、胡广、金幼孜扈从北上参与运筹幄，而让杨士奇、黄淮辅太子监国。这些事实，都足以说明成祖确是把他们作为“耳目心腹”倚任。
2. 先后进升杨荣、胡广、金幼孜等人为翰林学士、文渊阁大学或左春坊大学土。而且胡广去世时，谥号是文穆，开了文臣得溢号的先例。
3. 朱棣在榆木川去世时，也是由“(杨)荣讣京师，(金)幼孜护梓宫归”。而太子则“命(杨)荣与蹇义(吏部尚书)、杨士奇议诸所宜行者”。
上面所述的这一切，就说明了永乐时期的“阁臣”，已经实际上代替了丞相这一职务。而“内阁”这一明朝才开始的设置的机构，也已经代替了丞相的职能，从此后活跃在明清之际的政治舞台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