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官报时期。
明治维新后
党报时期——尊王派《太政官日志》VS佐幕派《中外新闻》
官报时期——“民办官助”，《横滨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新闻杂志》
《横滨每日新闻》：1870年创，日本第一家日报，标志着日本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纸的诞生。定期出版，西洋纸活铅字印刷，读者不限于高级官员，扩展到普通民众中。新闻与广告各占一半，有商业倾向。
商报时期——出现于党报与官报时期之间，以《东京假名书新闻》为最早典型报纸，煽情报纸《万朝报》《二六新报》
《朝日新闻》（98名）：创于1879年大阪，木村滕发起，村山龙平任社长。初为小报性质，政党报纸后期，为免受停刊厄运，立场中立，奉行“企业本位”和“报道第一主义”，努力采集独家新闻，并向国内外派驻记者。目前是日本的代表性报纸，在知识界和社会中上层影响较大。1919年起实行股分公司制，全国有四个总社，国外有四个总局，出有地方版。
《读卖新闻》（99新名）： 1874年创刊于东京，创办人子安峻、本野盛享、柴田昌吉，是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以市民和中小企业主为读者对象，大量刊登文学作品，有“文学报”的特质。1950年起实行股分公司制，国内设有四个分社，国外有三个总局，有早晚刊，在纽约发行卫星版。
《每日新闻》：日本全国性大报之一，1911年《大阪每日新闻》兼并《东京日日新闻》，并于1943年起使用《每日新闻》作为报名。原来主要读者是农民，现努力争取市民读者，但发展不利。1918年实行股分公司制，国内设有四个分社，国外设有两个总局，有早、晚刊。
《日本经济新闻》：日本最大的经济类报纸，1942年由关东地区多家经济类报纸合并而成，为股分公司制，在东京和大阪设有两个分社，纽约和伦敦设有两个总局，信息数据库闻名于日本。
《产经新闻》：日本最大的财经类报纸，1942年由关西地区的多家经济类报纸合并而成，全国性报纸，股分公司制。在东京和大阪设有两个分社，分早、晚刊出版。
《赤旗报》
《文艺春秋》
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日本报纸的雏形，当时人们把发生的重大事件，用文字和图画的形式刻在黏土上，做成瓦坯烧制后印在纸张，可以在街上边读边卖，因此被称作“读卖瓦版”。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使得日本信息沟通不流畅，大多数报纸只有高层名流有机会阅读，普通老百姓没办法看到。1868年，明治政府在京都创办了日本第一份官报《太政官日志》，以刊登天皇谕旨、军事情报、颁布政令为主要内容。同年柳河春三主办日本第一份非官方报纸《中外新闻》，除刊登国内消息外，还翻译外文报刊消息，反响较好。为加强对报纸控制，明治政府还于1869年制定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新闻法令《报纸印行条例》。1870年4月日本最早定期发行的日报《横滨每日新闻》创办，它的出现标志着日本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纸的诞生[7]。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对报纸的政策逐渐开明。
党报时期——尊王派《太政官日志》VS佐幕派《中外新闻》
官报时期——“民办官助”，《横滨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新闻杂志》
《横滨每日新闻》：1870年创，日本第一家日报，标志着日本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纸的诞生。定期出版，西洋纸活铅字印刷，读者不限于高级官员，扩展到普通民众中。新闻与广告各占一半，有商业倾向。
商报时期——出现于党报与官报时期之间，以《东京假名书新闻》为最早典型报纸，煽情报纸《万朝报》《二六新报》
《朝日新闻》（98名）：创于1879年大阪，木村滕发起，村山龙平任社长。初为小报性质，政党报纸后期，为免受停刊厄运，立场中立，奉行“企业本位”和“报道第一主义”，努力采集独家新闻，并向国内外派驻记者。目前是日本的代表性报纸，在知识界和社会中上层影响较大。1919年起实行股分公司制，全国有四个总社，国外有四个总局，出有地方版。
《读卖新闻》（99新名）： 1874年创刊于东京，创办人子安峻、本野盛享、柴田昌吉，是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以市民和中小企业主为读者对象，大量刊登文学作品，有“文学报”的特质。1950年起实行股分公司制，国内设有四个分社，国外有三个总局，有早晚刊，在纽约发行卫星版。
《每日新闻》：日本全国性大报之一，1911年《大阪每日新闻》兼并《东京日日新闻》，并于1943年起使用《每日新闻》作为报名。原来主要读者是农民，现努力争取市民读者，但发展不利。1918年实行股分公司制，国内设有四个分社，国外设有两个总局，有早、晚刊。
《日本经济新闻》：日本最大的经济类报纸，1942年由关东地区多家经济类报纸合并而成，为股分公司制，在东京和大阪设有两个分社，纽约和伦敦设有两个总局，信息数据库闻名于日本。
《产经新闻》：日本最大的财经类报纸，1942年由关西地区的多家经济类报纸合并而成，全国性报纸，股分公司制。在东京和大阪设有两个分社，分早、晚刊出版。
《赤旗报》
《文艺春秋》
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日本报纸的雏形，当时人们把发生的重大事件，用文字和图画的形式刻在黏土上，做成瓦坯烧制后印在纸张，可以在街上边读边卖，因此被称作“读卖瓦版”。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使得日本信息沟通不流畅，大多数报纸只有高层名流有机会阅读，普通老百姓没办法看到。1868年，明治政府在京都创办了日本第一份官报《太政官日志》，以刊登天皇谕旨、军事情报、颁布政令为主要内容。同年柳河春三主办日本第一份非官方报纸《中外新闻》，除刊登国内消息外，还翻译外文报刊消息，反响较好。为加强对报纸控制，明治政府还于1869年制定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新闻法令《报纸印行条例》。1870年4月日本最早定期发行的日报《横滨每日新闻》创办，它的出现标志着日本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纸的诞生[7]。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对报纸的政策逐渐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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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11-08
不知道你想要知道什么，以下的不知道合不合适。。。。。
——从福泽谕吉到东条英机（三）
伊藤博文（1841—1909），长州藩出身的极具代表性的藩阀政治家。现代“大陆政策”制定者。
早年就学于“松下村塾”，与高三晋作、木户孝允一道参加“尊王攘夷”运动。1863年赴英国留学，回国后参加讨幕运动，对明治维新有贡献。1871年随外务卿岩仓具视使节团访问欧美，后反对西乡隆盛等人的“立刻征韩”论。不久，任参议兼工部卿，大久保利通死后，任内务卿，从此他成为日政坛的煊赫人物。1881年，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中，与岩仓具视一道，从政府中驱逐对立派大隈重信，成为政府最高领导人。1882年辅佐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吸收、完善了1878年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发布的《军人训诫》。《军人敕谕》以“圣谕”形式进一步向国民，特别是向官兵强制灌输“皇权军国、精忠效命、军纪即圣谕、战死光荣”和“忠节、礼仪、神武”思想和原则，确保军民成为帝国征略扩张的驯服工具。《军人敕谕》一直执行到20世纪二战结束、大日本帝国崩溃为止。
伊藤博文主张政权渐进改革，走普鲁士崛起道路。他掌权伊始即襄赞天皇颁布诏书：承诺成立国会、制宪，向普鲁士的维新变革学习。1882年他再次赴欧美考察，专门学习普鲁士宪法。回国后致力于确立明治宪法体制，创建华族制度、内阁制度，设立枢密院，主持制订《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和《皇室典范》两部大法。1889年两部基本法获得通过并颁布实施。它们从法律制度上确立了日本帝国的制度体系，一直到二战之后才被取消。但事实证明，它们只是被形式上取消了，其影响仍然盘踞在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中。
伊藤博文1885年任日本第一届总理大臣和枢密院议长。后曾三度组阁。明治维新后曾任日本首相及朝鲜殖民地总督，时间为1885—1888、1892—1896、1898年。1894—1895年指挥日清甲午战争及战后外交谈判事宜。《马关条约》后成立“宪政友会”，自任总裁。1898年9月曾来中国。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以元老身份指导战争。日俄战争后，1906—1909年任韩国统监，策划完全并吞朝鲜。自1884年至1907年由伯爵、侯爵递升为公爵。1909年赴中国东北视察并调整日俄关系，在中国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所暗杀。
伊藤博文在任期间，重用其早年同学山县有朋。山县有朋以陆军大将、元帅身份为日本陆军头号人物，在中日甲午战争时，任第一军司令官和陆军大臣，实地指挥战争。伊藤、山县二人“配合默契”，到1895年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实现了日本第一阶段之大陆政策。
正是在伊藤博文任内，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伊藤完成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和降伏朝鲜、入侵大陆的第一阶段任务。
近代中日正式外交，始于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实际上，这一条约只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策划对朝鲜、“满洲”、台湾、中国大陆侵略的“第一步”。此后日本犯台、侵朝、并吞琉球事故不断。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已在意料之中。当中，日本曾有一段小小“挫折”。1884年12月，趁清军兵力空虚之机，日本驻朝军事当局支持、掩护、唆使朝鲜亲日派金玉均、朴泳孝发动“甲申政变”，但三日后，由于清军驰援赶到，政变遭到失败。日公使馆被烧毁，死伤数十人，金玉均、朴泳孝等亡命日本。1885年4月，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签订《天津条约》，约定双方撤军，日后出兵朝鲜须事先相互通报。据此，日本在朝鲜问题上才真正取得与清廷对等的、事实上是优越的地位，为日后战胜清廷创造了条件。
1894—1895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清廷腐败无能，指挥无方，先后遭牙山、丰岛、平壤陆战、黄海水战、九连城、威海卫—刘公岛海战、辽东半岛一连串陆战，最终以大连—旅顺日军屠城，清朝惨败告终。日军进入旅顺，见人则杀，妇孺不能免，被杀者2万余人，幸免者仅36人。连美国报纸也惊呼：“日本人今脱掉文明之假面具，显露野蛮之本体矣。”尸体随后焚烧了十余天，骨灰葬于今日旅顺之“万忠墓”。
大规模战事之后，伊藤亲任“和谈”全权代表（除伊藤之外，日方代表还有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陆奥宗光外相）与到达日本马关的清朝（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等人对谈。
谈判结果是清廷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全约11款，附《另约》3款、《议定专条》3款。最重要的内容有三：1．日本强占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辽东半岛后以3千万两白银“赎回”）；2．日本获在华领事裁判权和诸多特权；3．中国向日本支付2亿3千万两中国国库标准银即“库平银”，此项赔款含清廷赎回辽东半岛赎金3千万辆，但不含每年必须支付给日本的50万两驻威海卫军费。且不说众所周知的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掠夺所造成的历史恶果，这里，单说2亿3千万两白银赔款一项。1894年中国全年财政收入不足8千9百万两白银，即相当于清廷两年半国库收入，为此清廷不得不向列强大举借债。另外，2亿3千万两赔偿银折合当时日元3亿4千余万元，而日本每年国库收入仅为8千万元，即相当于日本4年零2个月的财政收入。日本得此“意外之财”举国惊喜，认为日本从此一跃而为富国。日本将所得赔款用于：1．陆海军备扩张1亿2千5百余万日元，使日军跻身列强，为即将到来的日本称雄于东亚和日俄战争准备了充分条件；2．进行币制改革，使日本货币由银本位改为金本位，财政上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清廷应日本强硬要求，把赔偿金由清朝库平银换算成英镑，由日本政府存款于伦敦英格兰银行，以便既有利于日本国内平抑物价，改善国民生活，更有利于大肆添购军舰、军品，并促进日本对外贸易；3．设立三项“基金”，促进国力增长。三项基金为：“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3千万日元，“灾害准备基金”1千万日元，“教育基金”1千万日元。三项基金以黄金形式存于日本银行或购买外国公债收取利息，首要目的服务于扩充军备，壮大军国实力。
从此，日本军国主义走上了一条欲罢不能的“不归路”，陷入战争“饥渴症”而不能自拔，终于在世界范围内与希特勒、墨索里尼沆瀣一气，与整个进步人类为敌。
总之，谈20世纪的日本军国主义，不可不谈伊藤博文。
工业时代确实以资源和市场为生存根本，然而虚拟资本时代就不尽然，而是更多依赖稳定优良的投资地......
后工业时代的日本在：
1、通过经济扩张增加影响力
2、恢复更多的国家权力
3、拓展投资地
三个主要方 ...
资源是实现经济扩张的一种途径，当然是可以通过虚拟经济来规避这个困境。
但是，经济扩张增加影响力的最终目的，其实是 形成或者强化 文明体系：经济影响力最终如果不能形成文明，则未来死定了。（即使形成了文明都未必能长存，更何况连文明都无法形成的结局更是死得快）
而日本只有文化没有文明，今天要重新构建一个新文明，基本上是痴人说梦。连美国挟超级大国之威力都无法构建一个全新的美国文明－－－至今还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分支而已。更何况日本这个杂交种文化：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杂交种。
文明的形成要有源生动力，然后从其它文明体系汲取部分营养。
经济扩张增加影响力，只是历史进化道路上的一个选项，行不成文明体系，要么加入未来的地球文明和外星人文明对抗，要么就随历史潮流销声匿迹。
明治维新的根本问题就是：换娘！...... 如果明治不这么愚蠢，选择完全倒向西方文明，而是在摆脱中华文明体系时，利用西方文明的优势，激励日本自身的文明构建，今天日本决不会惨成这样。
日本人夸明治如何聪明伟大，事实上他实在太蠢了：历史给了他难得的机遇形成自己的文明，他却懒惰的选择直接倒向西方文明，想都没有想过构建日本文明的问题。
举个例子，娘养大我，到了18岁，如果我自己独立生存独立拼搏，最终会形成“我”自己的特点：我娘是我娘，我是我，世人可以分得清清楚楚。但是如果我面对着独立生存的困难时，离开自己娘后，我另外又认一个娘：又傍着她有吃有喝。虽然看起来这个新的娘比以前的那个娘 给自己吃的喝的还多，可是如此一来，未来的我是谁？谁也不是！这就是今天的日本，这就是明治干下的蠢事，这就是日本今天分不清“东、西”的原因。
所以我说明治维新事实上把日本民族的命运带进了黄泉路：万劫不复了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军国主义
山县有朋（1838—1922年）军人、政客，日本出兵参加1900年侵华“八国联军”的决策人。出身于藩阀门下。曾就学于松下村塾。幕末动乱时期任“奇兵队”军监和总督，十分活跃。维新后随团视察欧洲，回国后任兵部少辅。1872年任陆军大辅，负责制定《征兵令》，筹建新军，后任陆军大臣和参议，致力建立新军制，指挥镇压士族叛乱和农民暴动。1878年设日军参谋本部，兼任参谋本部长。1882年策划发布《军人敕语》。1885年任伊藤博文第一次内阁内务大臣，以后曾两次组阁，并任枢密院议长和第二次伊藤内阁法务大臣。中日甲午战争时，任陆军大臣兼第一军司令官，亲自临场指挥战争。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时，日本参加八国联军，统由山县有朋决策。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以总参谋长和元老身份指导战争。他以陆军大将、元帅身份成为陆军、“军部”、乃至日本政治的中心人物。作为元老，他把自己一派官僚、军官安插在政权各个机关，扩大势力。特别在伊藤博文死后，掌握了极大的权力。
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时，正值山县有朋任内阁首相和掌控“军部”时期。他所制定的侵华计划具有决定性意义。
1889年中国山东发生义和团起义，势力蔓延至北京、天津等地，冲击外国使领馆。英、法、美、德、俄等国使团要求清廷镇压义和团。义和团事件原本与日本驻华使领馆、侨民无关。但据日本史书记载，1900年7月3日迂腐的清朝皇帝光绪竟以个人名义致电日本天皇，请求日本调停与列强争端。电文中称：“彼虎视眈眈者，其注意岂独在中国哉。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亟需暂置小嫌，共维全局。”其实，日本早已决心跻身西方列强，巴不得有个借口，与列强联手打击软弱之中国，从中大捞一把。在接到清帝电文之前即已答应英国要求，决定派出一个师团，参与八国联军。日本接到清廷电报后答曰：“自上月以来，各国派大军前往天津，日本亦不得不派遣兵员前往该地。”山县于1900年8月20日写了《关于北清事变善后意见书》，以指导日本外交。《意见书》对日俄两国势力争夺有如下战略考虑：“世之论经营北方者，欲乘此北清事变之机，将朝鲜全部划归我国势力范围；或以约许不妨碍俄国经营满洲，使我国经营朝鲜”，“此次事变，在彼（俄国）确为无上之良机”，然而，山县认为，根据甲午战争后确立的“满韩交换”原则立刻处理朝鲜问题恐非时机，理由是，“即令彼有意以经营满洲交换处理朝鲜，而北清战乱未已，满洲之处理尚非可议之时，彼既不能约定与处理朝鲜相交换，我方于理亦苦于无可强加之辞”，结论是，“莫如此时线性经营南方，并伺机与俄交涉，以达经营北方之目的”，“去朝鲜何必今日不可？谚云：追两兔者，一兔不得。方今各国逐鹿支那，光追南方一兔，捕获之后，再追北方一兔，犹未为晚也”。山县当时确立的“大陆政策”是“北守南进”。“中国……国家生气久已耗尽，自身无恢复之力”，日本“自当谋求将来遇有瓜分之机，不致误算”，“方案宜扩张势力范围，并要求在该地取得屯住军队、铺设铁路，裁决矿山等特权”，“计议此次善后时，亦应求贯彻此目的，于福建之外，应更将这划归我势力范围，”“果尔，则将来可与台湾相对，成犄角之势，平时可为我在中国内地工业贸易之根据地，一旦有事则可扼东亚之咽喉，以制敌方之侵犯”，“在划定此种势力范围时……其界限应达到降息，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亦只宜依它日至形势而定”。两天之后，即8月22日，日军部训令“台湾总督”儿玉原太郎伺机占领厦门。8月24日、27日相继有日舰开赴厦门，日军登陆福建。日军的迅速行动引起英美德疑虑，深恐日本坐大，侵害它们的在华利益。英国表现最为积极。于是，山县有朋一派只好从厦门撤退，另寻时机。1903年1月，山县派直系军人官僚、首相桂太郎重提1898年以来的旧要求，与清廷交涉给予日本修建中国南部铁路权、购买大冶铁矿，其意图还是当初山县“北守南进”计划的继续。这一计划是，“由台湾而福建而江西以及浙江、湖北”。但是转年，即1904年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日本忙于同沙俄帝国战争，争夺朝鲜、中国东北，“南进”计划暂时被搁置。此后，由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开启的日本进占中国之山东、东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伊藤——山县军国主义鸿图大略”，终于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一步步“得逞”。
东条英机（1884—1948年），日本甲级战犯，陆军大将、陆海军大臣、太平洋战时内阁首相。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任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七?七事变”前夕任关东军参谋长。1938年任陆军次官。同年转任航空总监。1940—1941年任陆军相（陆军大臣），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并准备对美英战争。1941年10月组阁，兼陆相、内相。1941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又兼军需相和参谋总长。日本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于1944年7月下台。日本投降后自杀未遂，不久被捕。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东条英机飞黄腾达的升迁历程，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核心载体——日本军人的“灵魂”——“军部”迅速崛起，并凌驾于政府和整个社会之上的短暂过程。1898年5 月，第三次伊藤内阁因“地税增征案”在议会中失败而辞职时，伊藤推荐宪政党党魁大隈重信、板原退助等人组阁。接受组阁敕命的大隈重信推荐各省（部）大臣时，曾向天皇禀报：“唯陆海军难于荐举。”按当时法律看，陆海相还不是军人武官专任制，按说完全可以从文官中选任，但实际根本不可能。天皇只好敕命前内阁陆军相、军人桂太郎和海军相西乡从道留任。但是，桂太郎和西乡不是简单就任的，是在大隈首相答应他们坚持的“扩充军备方案”之后才肯入阁的。由于大隈—板原内阁中的陆军相、海军相是天皇直接任命，而不是由首相提名推荐的，所以军人陆相、海相根本就无意协助首相，而是伺机要打倒他。这就决定了“隈板内阁”必然是短命的，6月份成立，10月份倒台。接着，山县有朋大将、陆军元帅出面组阁。为了防止向后出现“政党内阁”或者不服从“军部”的政党内阁，1900年5月山县有朋主持制定陆、海军省官制，明文规定其大臣和次官只能由现役将官担任，从而确立了军人“专政”、文官地位“等而下之”的政治体制。这一制度使总理大臣从此难以指挥、控制军国要务，——除非他本人就像山县有朋那样身为实权派现役军人。陆、海军大臣实际是由“军部”送入内阁的代言人，“军部”成为政治生活中心。军费成为国家财政支出的首项，一般年份占支出的30—50%，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年份高达65—82%。
东条英机为日本军国主义典型继承者。20世纪40年代之前，他虽然只是日本关东军的一名“宪兵司令”、“参谋长”，但是因关东军在日本军国之中占有特殊的重要性，他得以一路爬升，1940年由关东军参谋长擢升为日本陆军大臣，并觊觎首相权位。
早在1931年“九?一八”之际，日本驻中国东北的部队就已拥有凌驾于政府内阁的特权了。关东军的前身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留驻南满铁路和辽东半岛租借地（关东州）的守备队。1919年“关东都督府”改组为“关东厅”，掌握军队规模为一个师团，分别是铁路守备队、旅顺重炮大队和东条任职司令官的宪兵队。关东军司令部成为对外侵略的核心。它独断独行，制造炸死张作霖和“九?一八”事件，推进“满洲国”建国。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移至长春，其司令兼任驻“满洲国”大使和关东厅长官。1937年关东军兵力增至5个师团，是发动“卢沟桥”战争的主力。同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城，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大肆烧杀抢掠，屠杀30万人，被杀者主要是战俘、妇女和儿童。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关东军兵力达70万。
1940年7月近卫文麿内阁成立前夕，近卫与内定将担任陆军相的东条英机等三人，确定新内阁的国策：（一）加强战争经济体制。（二）加强日德意轴心体制。（三）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与此同时，充实“对苏战争必胜的军备”。（四）采取积极措施占领英、法、荷、葡之殖民地，建立“东亚新秩序”。（五）排除美国的“实力干涉”。（六）彻底封锁中国，征服中国。（七）提高国体精神，“建立集结全体国民的新政治体制”。最后一项所谓“新政治体制”，实际是解散一切政党和团体，内阁成了“军部”政权。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对苏“闪电战”，日本受到极大鼓舞，野心极度膨胀。9月6日，内阁和军部首脑在“御前会议”决定：“到10月上旬，如果达不到贯彻我方要求的目的，便立即对美英荷开战”。10月份日美谈判仍无达成协议的希望，陆相东条英机首先发难，强烈主张对美开战，因此与首相近卫发生分歧，近卫首相被迫下台。10月18日，天皇任命东条英机为首相。在东条的鼓噪下，天皇于11月30日召见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询问对日美战争英机有无胜利信心，二人“以相当的确信来回答”有必胜把握。至此，天皇命令东条“按预定计划进行”。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在东条政权的统治下，整个日本成为一架战争机器。东条英机指挥日军对中国领土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1943年，日军转入守势。1944年7月日军大败于塞班岛，陆海军7万余人被全歼，日本本土陷入轰炸圈内。同一时期，日军在缅甸英帕尔战役中伤亡7.2万人。战局处于走投无路的困境。此时，日本保皇派“重臣集团”加强了对东条政权的批判。但东条并不屈服，一心把强大的权力集中在个人手里，驱使宪兵镇压反东条活动。他决心把战争进行到底，实行退守本土，拼死“本土作战”、“彻底抵抗”。但重臣集团首先以追究海军相失掉马利亚纳群岛责任为由，迫使海军相下台，从而削掉东条“手臂”。1944年7月，东条内阁无奈之下终于辞职垮台。
——从福泽谕吉到东条英机（三）
伊藤博文（1841—1909），长州藩出身的极具代表性的藩阀政治家。现代“大陆政策”制定者。
早年就学于“松下村塾”，与高三晋作、木户孝允一道参加“尊王攘夷”运动。1863年赴英国留学，回国后参加讨幕运动，对明治维新有贡献。1871年随外务卿岩仓具视使节团访问欧美，后反对西乡隆盛等人的“立刻征韩”论。不久，任参议兼工部卿，大久保利通死后，任内务卿，从此他成为日政坛的煊赫人物。1881年，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中，与岩仓具视一道，从政府中驱逐对立派大隈重信，成为政府最高领导人。1882年辅佐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吸收、完善了1878年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发布的《军人训诫》。《军人敕谕》以“圣谕”形式进一步向国民，特别是向官兵强制灌输“皇权军国、精忠效命、军纪即圣谕、战死光荣”和“忠节、礼仪、神武”思想和原则，确保军民成为帝国征略扩张的驯服工具。《军人敕谕》一直执行到20世纪二战结束、大日本帝国崩溃为止。
伊藤博文主张政权渐进改革，走普鲁士崛起道路。他掌权伊始即襄赞天皇颁布诏书：承诺成立国会、制宪，向普鲁士的维新变革学习。1882年他再次赴欧美考察，专门学习普鲁士宪法。回国后致力于确立明治宪法体制，创建华族制度、内阁制度，设立枢密院，主持制订《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和《皇室典范》两部大法。1889年两部基本法获得通过并颁布实施。它们从法律制度上确立了日本帝国的制度体系，一直到二战之后才被取消。但事实证明，它们只是被形式上取消了，其影响仍然盘踞在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中。
伊藤博文1885年任日本第一届总理大臣和枢密院议长。后曾三度组阁。明治维新后曾任日本首相及朝鲜殖民地总督，时间为1885—1888、1892—1896、1898年。1894—1895年指挥日清甲午战争及战后外交谈判事宜。《马关条约》后成立“宪政友会”，自任总裁。1898年9月曾来中国。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以元老身份指导战争。日俄战争后，1906—1909年任韩国统监，策划完全并吞朝鲜。自1884年至1907年由伯爵、侯爵递升为公爵。1909年赴中国东北视察并调整日俄关系，在中国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所暗杀。
伊藤博文在任期间，重用其早年同学山县有朋。山县有朋以陆军大将、元帅身份为日本陆军头号人物，在中日甲午战争时，任第一军司令官和陆军大臣，实地指挥战争。伊藤、山县二人“配合默契”，到1895年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实现了日本第一阶段之大陆政策。
正是在伊藤博文任内，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伊藤完成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和降伏朝鲜、入侵大陆的第一阶段任务。
近代中日正式外交，始于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实际上，这一条约只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策划对朝鲜、“满洲”、台湾、中国大陆侵略的“第一步”。此后日本犯台、侵朝、并吞琉球事故不断。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已在意料之中。当中，日本曾有一段小小“挫折”。1884年12月，趁清军兵力空虚之机，日本驻朝军事当局支持、掩护、唆使朝鲜亲日派金玉均、朴泳孝发动“甲申政变”，但三日后，由于清军驰援赶到，政变遭到失败。日公使馆被烧毁，死伤数十人，金玉均、朴泳孝等亡命日本。1885年4月，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签订《天津条约》，约定双方撤军，日后出兵朝鲜须事先相互通报。据此，日本在朝鲜问题上才真正取得与清廷对等的、事实上是优越的地位，为日后战胜清廷创造了条件。
1894—1895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清廷腐败无能，指挥无方，先后遭牙山、丰岛、平壤陆战、黄海水战、九连城、威海卫—刘公岛海战、辽东半岛一连串陆战，最终以大连—旅顺日军屠城，清朝惨败告终。日军进入旅顺，见人则杀，妇孺不能免，被杀者2万余人，幸免者仅36人。连美国报纸也惊呼：“日本人今脱掉文明之假面具，显露野蛮之本体矣。”尸体随后焚烧了十余天，骨灰葬于今日旅顺之“万忠墓”。
大规模战事之后，伊藤亲任“和谈”全权代表（除伊藤之外，日方代表还有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陆奥宗光外相）与到达日本马关的清朝（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等人对谈。
谈判结果是清廷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全约11款，附《另约》3款、《议定专条》3款。最重要的内容有三：1．日本强占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辽东半岛后以3千万两白银“赎回”）；2．日本获在华领事裁判权和诸多特权；3．中国向日本支付2亿3千万两中国国库标准银即“库平银”，此项赔款含清廷赎回辽东半岛赎金3千万辆，但不含每年必须支付给日本的50万两驻威海卫军费。且不说众所周知的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掠夺所造成的历史恶果，这里，单说2亿3千万两白银赔款一项。1894年中国全年财政收入不足8千9百万两白银，即相当于清廷两年半国库收入，为此清廷不得不向列强大举借债。另外，2亿3千万两赔偿银折合当时日元3亿4千余万元，而日本每年国库收入仅为8千万元，即相当于日本4年零2个月的财政收入。日本得此“意外之财”举国惊喜，认为日本从此一跃而为富国。日本将所得赔款用于：1．陆海军备扩张1亿2千5百余万日元，使日军跻身列强，为即将到来的日本称雄于东亚和日俄战争准备了充分条件；2．进行币制改革，使日本货币由银本位改为金本位，财政上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清廷应日本强硬要求，把赔偿金由清朝库平银换算成英镑，由日本政府存款于伦敦英格兰银行，以便既有利于日本国内平抑物价，改善国民生活，更有利于大肆添购军舰、军品，并促进日本对外贸易；3．设立三项“基金”，促进国力增长。三项基金为：“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3千万日元，“灾害准备基金”1千万日元，“教育基金”1千万日元。三项基金以黄金形式存于日本银行或购买外国公债收取利息，首要目的服务于扩充军备，壮大军国实力。
从此，日本军国主义走上了一条欲罢不能的“不归路”，陷入战争“饥渴症”而不能自拔，终于在世界范围内与希特勒、墨索里尼沆瀣一气，与整个进步人类为敌。
总之，谈20世纪的日本军国主义，不可不谈伊藤博文。
工业时代确实以资源和市场为生存根本，然而虚拟资本时代就不尽然，而是更多依赖稳定优良的投资地......
后工业时代的日本在：
1、通过经济扩张增加影响力
2、恢复更多的国家权力
3、拓展投资地
三个主要方 ...
资源是实现经济扩张的一种途径，当然是可以通过虚拟经济来规避这个困境。
但是，经济扩张增加影响力的最终目的，其实是 形成或者强化 文明体系：经济影响力最终如果不能形成文明，则未来死定了。（即使形成了文明都未必能长存，更何况连文明都无法形成的结局更是死得快）
而日本只有文化没有文明，今天要重新构建一个新文明，基本上是痴人说梦。连美国挟超级大国之威力都无法构建一个全新的美国文明－－－至今还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分支而已。更何况日本这个杂交种文化：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杂交种。
文明的形成要有源生动力，然后从其它文明体系汲取部分营养。
经济扩张增加影响力，只是历史进化道路上的一个选项，行不成文明体系，要么加入未来的地球文明和外星人文明对抗，要么就随历史潮流销声匿迹。
明治维新的根本问题就是：换娘！...... 如果明治不这么愚蠢，选择完全倒向西方文明，而是在摆脱中华文明体系时，利用西方文明的优势，激励日本自身的文明构建，今天日本决不会惨成这样。
日本人夸明治如何聪明伟大，事实上他实在太蠢了：历史给了他难得的机遇形成自己的文明，他却懒惰的选择直接倒向西方文明，想都没有想过构建日本文明的问题。
举个例子，娘养大我，到了18岁，如果我自己独立生存独立拼搏，最终会形成“我”自己的特点：我娘是我娘，我是我，世人可以分得清清楚楚。但是如果我面对着独立生存的困难时，离开自己娘后，我另外又认一个娘：又傍着她有吃有喝。虽然看起来这个新的娘比以前的那个娘 给自己吃的喝的还多，可是如此一来，未来的我是谁？谁也不是！这就是今天的日本，这就是明治干下的蠢事，这就是日本今天分不清“东、西”的原因。
所以我说明治维新事实上把日本民族的命运带进了黄泉路：万劫不复了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军国主义
山县有朋（1838—1922年）军人、政客，日本出兵参加1900年侵华“八国联军”的决策人。出身于藩阀门下。曾就学于松下村塾。幕末动乱时期任“奇兵队”军监和总督，十分活跃。维新后随团视察欧洲，回国后任兵部少辅。1872年任陆军大辅，负责制定《征兵令》，筹建新军，后任陆军大臣和参议，致力建立新军制，指挥镇压士族叛乱和农民暴动。1878年设日军参谋本部，兼任参谋本部长。1882年策划发布《军人敕语》。1885年任伊藤博文第一次内阁内务大臣，以后曾两次组阁，并任枢密院议长和第二次伊藤内阁法务大臣。中日甲午战争时，任陆军大臣兼第一军司令官，亲自临场指挥战争。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时，日本参加八国联军，统由山县有朋决策。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以总参谋长和元老身份指导战争。他以陆军大将、元帅身份成为陆军、“军部”、乃至日本政治的中心人物。作为元老，他把自己一派官僚、军官安插在政权各个机关，扩大势力。特别在伊藤博文死后，掌握了极大的权力。
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时，正值山县有朋任内阁首相和掌控“军部”时期。他所制定的侵华计划具有决定性意义。
1889年中国山东发生义和团起义，势力蔓延至北京、天津等地，冲击外国使领馆。英、法、美、德、俄等国使团要求清廷镇压义和团。义和团事件原本与日本驻华使领馆、侨民无关。但据日本史书记载，1900年7月3日迂腐的清朝皇帝光绪竟以个人名义致电日本天皇，请求日本调停与列强争端。电文中称：“彼虎视眈眈者，其注意岂独在中国哉。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亟需暂置小嫌，共维全局。”其实，日本早已决心跻身西方列强，巴不得有个借口，与列强联手打击软弱之中国，从中大捞一把。在接到清帝电文之前即已答应英国要求，决定派出一个师团，参与八国联军。日本接到清廷电报后答曰：“自上月以来，各国派大军前往天津，日本亦不得不派遣兵员前往该地。”山县于1900年8月20日写了《关于北清事变善后意见书》，以指导日本外交。《意见书》对日俄两国势力争夺有如下战略考虑：“世之论经营北方者，欲乘此北清事变之机，将朝鲜全部划归我国势力范围；或以约许不妨碍俄国经营满洲，使我国经营朝鲜”，“此次事变，在彼（俄国）确为无上之良机”，然而，山县认为，根据甲午战争后确立的“满韩交换”原则立刻处理朝鲜问题恐非时机，理由是，“即令彼有意以经营满洲交换处理朝鲜，而北清战乱未已，满洲之处理尚非可议之时，彼既不能约定与处理朝鲜相交换，我方于理亦苦于无可强加之辞”，结论是，“莫如此时线性经营南方，并伺机与俄交涉，以达经营北方之目的”，“去朝鲜何必今日不可？谚云：追两兔者，一兔不得。方今各国逐鹿支那，光追南方一兔，捕获之后，再追北方一兔，犹未为晚也”。山县当时确立的“大陆政策”是“北守南进”。“中国……国家生气久已耗尽，自身无恢复之力”，日本“自当谋求将来遇有瓜分之机，不致误算”，“方案宜扩张势力范围，并要求在该地取得屯住军队、铺设铁路，裁决矿山等特权”，“计议此次善后时，亦应求贯彻此目的，于福建之外，应更将这划归我势力范围，”“果尔，则将来可与台湾相对，成犄角之势，平时可为我在中国内地工业贸易之根据地，一旦有事则可扼东亚之咽喉，以制敌方之侵犯”，“在划定此种势力范围时……其界限应达到降息，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亦只宜依它日至形势而定”。两天之后，即8月22日，日军部训令“台湾总督”儿玉原太郎伺机占领厦门。8月24日、27日相继有日舰开赴厦门，日军登陆福建。日军的迅速行动引起英美德疑虑，深恐日本坐大，侵害它们的在华利益。英国表现最为积极。于是，山县有朋一派只好从厦门撤退，另寻时机。1903年1月，山县派直系军人官僚、首相桂太郎重提1898年以来的旧要求，与清廷交涉给予日本修建中国南部铁路权、购买大冶铁矿，其意图还是当初山县“北守南进”计划的继续。这一计划是，“由台湾而福建而江西以及浙江、湖北”。但是转年，即1904年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日本忙于同沙俄帝国战争，争夺朝鲜、中国东北，“南进”计划暂时被搁置。此后，由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开启的日本进占中国之山东、东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伊藤——山县军国主义鸿图大略”，终于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一步步“得逞”。
东条英机（1884—1948年），日本甲级战犯，陆军大将、陆海军大臣、太平洋战时内阁首相。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任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七?七事变”前夕任关东军参谋长。1938年任陆军次官。同年转任航空总监。1940—1941年任陆军相（陆军大臣），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并准备对美英战争。1941年10月组阁，兼陆相、内相。1941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又兼军需相和参谋总长。日本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于1944年7月下台。日本投降后自杀未遂，不久被捕。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东条英机飞黄腾达的升迁历程，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核心载体——日本军人的“灵魂”——“军部”迅速崛起，并凌驾于政府和整个社会之上的短暂过程。1898年5 月，第三次伊藤内阁因“地税增征案”在议会中失败而辞职时，伊藤推荐宪政党党魁大隈重信、板原退助等人组阁。接受组阁敕命的大隈重信推荐各省（部）大臣时，曾向天皇禀报：“唯陆海军难于荐举。”按当时法律看，陆海相还不是军人武官专任制，按说完全可以从文官中选任，但实际根本不可能。天皇只好敕命前内阁陆军相、军人桂太郎和海军相西乡从道留任。但是，桂太郎和西乡不是简单就任的，是在大隈首相答应他们坚持的“扩充军备方案”之后才肯入阁的。由于大隈—板原内阁中的陆军相、海军相是天皇直接任命，而不是由首相提名推荐的，所以军人陆相、海相根本就无意协助首相，而是伺机要打倒他。这就决定了“隈板内阁”必然是短命的，6月份成立，10月份倒台。接着，山县有朋大将、陆军元帅出面组阁。为了防止向后出现“政党内阁”或者不服从“军部”的政党内阁，1900年5月山县有朋主持制定陆、海军省官制，明文规定其大臣和次官只能由现役将官担任，从而确立了军人“专政”、文官地位“等而下之”的政治体制。这一制度使总理大臣从此难以指挥、控制军国要务，——除非他本人就像山县有朋那样身为实权派现役军人。陆、海军大臣实际是由“军部”送入内阁的代言人，“军部”成为政治生活中心。军费成为国家财政支出的首项，一般年份占支出的30—50%，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年份高达65—82%。
东条英机为日本军国主义典型继承者。20世纪40年代之前，他虽然只是日本关东军的一名“宪兵司令”、“参谋长”，但是因关东军在日本军国之中占有特殊的重要性，他得以一路爬升，1940年由关东军参谋长擢升为日本陆军大臣，并觊觎首相权位。
早在1931年“九?一八”之际，日本驻中国东北的部队就已拥有凌驾于政府内阁的特权了。关东军的前身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留驻南满铁路和辽东半岛租借地（关东州）的守备队。1919年“关东都督府”改组为“关东厅”，掌握军队规模为一个师团，分别是铁路守备队、旅顺重炮大队和东条任职司令官的宪兵队。关东军司令部成为对外侵略的核心。它独断独行，制造炸死张作霖和“九?一八”事件，推进“满洲国”建国。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移至长春，其司令兼任驻“满洲国”大使和关东厅长官。1937年关东军兵力增至5个师团，是发动“卢沟桥”战争的主力。同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城，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大肆烧杀抢掠，屠杀30万人，被杀者主要是战俘、妇女和儿童。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关东军兵力达70万。
1940年7月近卫文麿内阁成立前夕，近卫与内定将担任陆军相的东条英机等三人，确定新内阁的国策：（一）加强战争经济体制。（二）加强日德意轴心体制。（三）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与此同时，充实“对苏战争必胜的军备”。（四）采取积极措施占领英、法、荷、葡之殖民地，建立“东亚新秩序”。（五）排除美国的“实力干涉”。（六）彻底封锁中国，征服中国。（七）提高国体精神，“建立集结全体国民的新政治体制”。最后一项所谓“新政治体制”，实际是解散一切政党和团体，内阁成了“军部”政权。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对苏“闪电战”，日本受到极大鼓舞，野心极度膨胀。9月6日，内阁和军部首脑在“御前会议”决定：“到10月上旬，如果达不到贯彻我方要求的目的，便立即对美英荷开战”。10月份日美谈判仍无达成协议的希望，陆相东条英机首先发难，强烈主张对美开战，因此与首相近卫发生分歧，近卫首相被迫下台。10月18日，天皇任命东条英机为首相。在东条的鼓噪下，天皇于11月30日召见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询问对日美战争英机有无胜利信心，二人“以相当的确信来回答”有必胜把握。至此，天皇命令东条“按预定计划进行”。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在东条政权的统治下，整个日本成为一架战争机器。东条英机指挥日军对中国领土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1943年，日军转入守势。1944年7月日军大败于塞班岛，陆海军7万余人被全歼，日本本土陷入轰炸圈内。同一时期，日军在缅甸英帕尔战役中伤亡7.2万人。战局处于走投无路的困境。此时，日本保皇派“重臣集团”加强了对东条政权的批判。但东条并不屈服，一心把强大的权力集中在个人手里，驱使宪兵镇压反东条活动。他决心把战争进行到底，实行退守本土，拼死“本土作战”、“彻底抵抗”。但重臣集团首先以追究海军相失掉马利亚纳群岛责任为由，迫使海军相下台，从而削掉东条“手臂”。1944年7月，东条内阁无奈之下终于辞职垮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