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的议会经历 详细点 最好注明信息来源。
1642年12月25日(新历1643年1月4日)生于林肯郡的一个农村家庭。1661年进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数学,1665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667年进三一学院当研究生，次年获硕士学位。1669年，牛顿受l.巴罗博士推举而继承他的数学教授职位。1689和1701年牛顿两次作为剑桥大学代表被选入议会。1696年受聘担任造币厂监督。1703年起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牛顿一生未婚。1727年3月20日（新历3月31日）因肾结石症在伦敦逝世。为了颂扬这位伟大的学者,当时英国著名诗人A.波普(1688～1744)为牛顿写了一个碑铭,镶嵌在牛顿出生的房屋墙壁上，大意是“道法自然，久藏玄冥；天降牛顿，万物生明”。
1686－1687年，凝结科学巨人牛顿20年心血的《原理》（三卷本）在朋友哈雷的帮助下终于得以出版，《原理》一书吸收了伽里略和开普勒的天体理论，依据数学计算和实验数据，解决了诸多困扰人类的大量古老问题，如潮汐的产生、彗星的轨迹等。其核心就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牛顿三定律”，其对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意义巨大，也为牛顿在科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声誉。
在《原理》出版后的十余年间，到1703年，牛顿又经历了对于他一生有影响的事业转型过程，这期间他基本脱离了与科学界的联系，进入政界十年之久。令人感兴趣的是，当时在科学界声望如日中天的牛顿为何要趟官场这个混水，他在政界的作为又如何？
由于从小受到身份和家境的影响，造就了牛顿狷狂、孤傲的性格，虽然他年纪轻轻就得到剑桥的教授职务，并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但他的人脉关系并不太好。罗伯特.胡克，我们都知道的胡克定律创造者，是牛顿的老对头，作为皇家学会秘书，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在各方面与牛顿作对，极尽手段，排挤牛顿，要不是哈雷的努力，胡克在世时，《原理》恐怕还难见天日。这是牛顿对学术界失望，一有机遇就脱离学术界的原因之一吧。
在《原理》一书出版期间，这样的机会来了，剑桥大学象牙塔外，英格兰处于政治变革的前期，诱发了牛顿潜在的权力欲望，改变了他的一生。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受到法国路易十四反基督教运动的鼓舞，开始推出忠于罗马教廷的行动，更改大学对于天主教徒歧视的章程，允许天主教徒攻读学位和担任高级职务。国王的举措遭遇了以基督教徒为主导的大学反对，剑桥也卷入其中。牛顿作为大学的一边的支持者成为校长对于此事的顾问，由于在此事中表现突出被推选为出席特别法庭的8位大学代表之一。对于此事的几次开庭牛顿没有发言，但作为一个狂热的反天主教分子，他主导了答辩书的编写，并且在幕后十分活跃，是反国王最极端的一个。此事以国王获胜结束，代表们只是点到为止的受到羞辱。其后，由于《原理》出版，牛顿声望蒸蒸日上，他的敌人每况愈下。1688年，国王弃位逃到法国，政治风向发生变化。
对牛顿而言，不仅尝到初涉公共事物的甜头，而且引起学校当局注意到他深沉不露的善辩能力和坚定信仰之下的领导才能，他感觉到科学之外，他可以找到另一个发挥才能的地方。由于《原理》一书得到全欧洲精英知识分子的赞誉，他认识到，从隐居中投入政治活动，此其时也。
作为对抗国王时表现突出的幕后领导者和在学界名声，牛顿被大学指定为国会常驻代表。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他对于国会的议事没有任何贡献，只是把会议情况转达给校长。据说，在议会一年中的多次会议中，只说过一句话，他觉得走廊吹来的风太冷，开口要求服务员把门关上。
与任何一个进入政界的野心家一样，牛顿选择了通过社交圈进入政界。进入国会仅几天，他获得了与新王朝领导人威廉共同就餐的荣誉（看看吧，我们很多朋友放弃了与领导、上级聚餐的机会，是多么不明智），作为非执政党辉格党的成员，牛顿结识了大量的有用政界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哲学家洛克。洛克是威廉国王的追随者，威廉掌权后，任命洛克为女皇的侍从。由于洛克对于《原理》一书的推崇进而赏识牛顿，两人成为至交，作为一个辉格党员，此人在事业上大力提携牛顿，在以洛克为社交中心的圈子里，牛顿结交了大量的权势人物。作为牛顿的心灵挚友，洛克毫不迟疑的成为牛顿的后盾，并帮助牛顿物色长期公职。
机会终于来到，1695年，通过社交圈子中好友财政大臣蒙塔古举荐，牛顿被任命为皇家造币厂总监，这一次，牛顿离开了剑桥大学，成为国王陛下的仆人。
在造币厂几年间，无疑是牛顿在政界取得成功的几年。由于孩童时代的痛苦，造就了牛顿特殊的性格，在科学上的动力是求知欲，知识就是权力。在官场上，牛顿以打压弱者来争取权力，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官僚。虽然造币厂总监被别人视为一个仅拿钱的闲职，但牛顿不这么认为，他有时间和精力去取回属于他的职权，他把对于科学的迷恋转化到新事业中，大刀阔斧的开展改革，提高生产效率，打击假币，他甚至乔装打扮的混入社会下层调查假币，堪称努力奉公。
由于造币厂的成功，使牛顿有了攫取更高社会地位的野心，1701年，牛顿再度获选进入国会，同时他辞去了剑桥大学卢卡斯讲座教授职务，切断了一切与科学界的联系。如果机缘巧合，也许牛顿以学术地位为敲门砖，加之小心经营的政治影响力，跳到更高的权力之巅也是可能的。不幸，威廉三世1702年驾崩，继承王位的安妮不认同辉格党的路线，与今古所有政治家一样，站错队伍的牛顿已经没有政治前途。一夜之间，托利党人掌权，威廉三世政权遭到清洗，重要人物统统被放逐到政治荒野之中，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并不只在中国存在。
幸运的是，牛顿的聪明大脑保证了对政治潮流变化的敏锐，他低调的退出了政界。令他得到更大补偿的是，1703年，他在学术界的宿敌罗伯特.胡克去世，牛顿在年度皇家学会改选之中，被选为理事，取得了学术界领导者的权力。其后，1704年，春风得意的牛顿出版了使他又一次获得巨大声誉的《光学》一书。
总的来看，作为科学家的牛顿无疑对于科学和人类具有巨大的贡献和创造力。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在政治生涯中的投机色彩更为浓厚，没有什么独立见解，但精明的大脑和勤奋的工作，也无疑使他在政治上进退有余。身前身后，还真少有这样经历的科学巨人。
http://www.jisco.com.cn/blog/more.asp?name=billet&id=1550
1686－1687年，凝结科学巨人牛顿20年心血的《原理》（三卷本）在朋友哈雷的帮助下终于得以出版，《原理》一书吸收了伽里略和开普勒的天体理论，依据数学计算和实验数据，解决了诸多困扰人类的大量古老问题，如潮汐的产生、彗星的轨迹等。其核心就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牛顿三定律”，其对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意义巨大，也为牛顿在科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声誉。
在《原理》出版后的十余年间，到1703年，牛顿又经历了对于他一生有影响的事业转型过程，这期间他基本脱离了与科学界的联系，进入政界十年之久。令人感兴趣的是，当时在科学界声望如日中天的牛顿为何要趟官场这个混水，他在政界的作为又如何？
由于从小受到身份和家境的影响，造就了牛顿狷狂、孤傲的性格，虽然他年纪轻轻就得到剑桥的教授职务，并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但他的人脉关系并不太好。罗伯特.胡克，我们都知道的胡克定律创造者，是牛顿的老对头，作为皇家学会秘书，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在各方面与牛顿作对，极尽手段，排挤牛顿，要不是哈雷的努力，胡克在世时，《原理》恐怕还难见天日。这是牛顿对学术界失望，一有机遇就脱离学术界的原因之一吧。
在《原理》一书出版期间，这样的机会来了，剑桥大学象牙塔外，英格兰处于政治变革的前期，诱发了牛顿潜在的权力欲望，改变了他的一生。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受到法国路易十四反基督教运动的鼓舞，开始推出忠于罗马教廷的行动，更改大学对于天主教徒歧视的章程，允许天主教徒攻读学位和担任高级职务。国王的举措遭遇了以基督教徒为主导的大学反对，剑桥也卷入其中。牛顿作为大学的一边的支持者成为校长对于此事的顾问，由于在此事中表现突出被推选为出席特别法庭的8位大学代表之一。对于此事的几次开庭牛顿没有发言，但作为一个狂热的反天主教分子，他主导了答辩书的编写，并且在幕后十分活跃，是反国王最极端的一个。此事以国王获胜结束，代表们只是点到为止的受到羞辱。其后，由于《原理》出版，牛顿声望蒸蒸日上，他的敌人每况愈下。1688年，国王弃位逃到法国，政治风向发生变化。
对牛顿而言，不仅尝到初涉公共事物的甜头，而且引起学校当局注意到他深沉不露的善辩能力和坚定信仰之下的领导才能，他感觉到科学之外，他可以找到另一个发挥才能的地方。由于《原理》一书得到全欧洲精英知识分子的赞誉，他认识到，从隐居中投入政治活动，此其时也。
作为对抗国王时表现突出的幕后领导者和在学界名声，牛顿被大学指定为国会常驻代表。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他对于国会的议事没有任何贡献，只是把会议情况转达给校长。据说，在议会一年中的多次会议中，只说过一句话，他觉得走廊吹来的风太冷，开口要求服务员把门关上。
与任何一个进入政界的野心家一样，牛顿选择了通过社交圈进入政界。进入国会仅几天，他获得了与新王朝领导人威廉共同就餐的荣誉（看看吧，我们很多朋友放弃了与领导、上级聚餐的机会，是多么不明智），作为非执政党辉格党的成员，牛顿结识了大量的有用政界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哲学家洛克。洛克是威廉国王的追随者，威廉掌权后，任命洛克为女皇的侍从。由于洛克对于《原理》一书的推崇进而赏识牛顿，两人成为至交，作为一个辉格党员，此人在事业上大力提携牛顿，在以洛克为社交中心的圈子里，牛顿结交了大量的权势人物。作为牛顿的心灵挚友，洛克毫不迟疑的成为牛顿的后盾，并帮助牛顿物色长期公职。
机会终于来到，1695年，通过社交圈子中好友财政大臣蒙塔古举荐，牛顿被任命为皇家造币厂总监，这一次，牛顿离开了剑桥大学，成为国王陛下的仆人。
在造币厂几年间，无疑是牛顿在政界取得成功的几年。由于孩童时代的痛苦，造就了牛顿特殊的性格，在科学上的动力是求知欲，知识就是权力。在官场上，牛顿以打压弱者来争取权力，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官僚。虽然造币厂总监被别人视为一个仅拿钱的闲职，但牛顿不这么认为，他有时间和精力去取回属于他的职权，他把对于科学的迷恋转化到新事业中，大刀阔斧的开展改革，提高生产效率，打击假币，他甚至乔装打扮的混入社会下层调查假币，堪称努力奉公。
由于造币厂的成功，使牛顿有了攫取更高社会地位的野心，1701年，牛顿再度获选进入国会，同时他辞去了剑桥大学卢卡斯讲座教授职务，切断了一切与科学界的联系。如果机缘巧合，也许牛顿以学术地位为敲门砖，加之小心经营的政治影响力，跳到更高的权力之巅也是可能的。不幸，威廉三世1702年驾崩，继承王位的安妮不认同辉格党的路线，与今古所有政治家一样，站错队伍的牛顿已经没有政治前途。一夜之间，托利党人掌权，威廉三世政权遭到清洗，重要人物统统被放逐到政治荒野之中，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并不只在中国存在。
幸运的是，牛顿的聪明大脑保证了对政治潮流变化的敏锐，他低调的退出了政界。令他得到更大补偿的是，1703年，他在学术界的宿敌罗伯特.胡克去世，牛顿在年度皇家学会改选之中，被选为理事，取得了学术界领导者的权力。其后，1704年，春风得意的牛顿出版了使他又一次获得巨大声誉的《光学》一书。
总的来看，作为科学家的牛顿无疑对于科学和人类具有巨大的贡献和创造力。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在政治生涯中的投机色彩更为浓厚，没有什么独立见解，但精明的大脑和勤奋的工作，也无疑使他在政治上进退有余。身前身后，还真少有这样经历的科学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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