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这话朱重八确实说过。
《明太祖宝训》
《明史纪事本末》
朱重八虽然文盲出身，但是能够成为一方军阀进而成为开国皇帝，没有学习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朱重八也有让知识分子当私人教师的习惯，这一点和同样出身底层的石勒颇有相似之处。我认为，这是朱重八通过学习历史对元朝兴亡教训的总结，而且得出要治以刚猛的结论。
传统意义上，元朝这个宽是对官吏宽，其实也不假，元朝由于分封制得传统有大量相当于土皇帝的贵族，先不说蒙古贵族，享受蒙古待遇的汉军世侯就一大堆，一砖头下去都能砸死不少。而且同样是蒙古传统的问题，元朝对基层得控制力度并不强，对于地方的治理依赖于民间自治，你也可以理解为社区自治。虽然看似超前，但是自治和当时的中国格格不入，因为中国古典时代都是官府强势控制社会，而元朝这种基层自治的玩法就造成了政府缺位的问题，也为元末天下大乱埋下了导火索。比如，因为官府缺位给了诸如白莲教等邪教生存的空间。
实际上，元朝的宽体现在方方面，可以简单得归类总结一下。
律法宽
《大哉乾元——对元代社会的再认识》一文中指出，元朝对老百姓的反抗都是惩罚几个带头的，剩下的关着关着都放了。
《春明梦余录》和《草木子》都有相同的记录，即死刑犯并不处决，任其老死于狱中。这其实是历朝历代慎杀观念的体现，元朝堪称是极致。
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自后惟秦王伯颜出天下死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斩戮，及见一死人头，辄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
《中国历代酷刑》中提到，元朝禁止官府在断案时候拷打犯人，要对犯人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使其自己认罪，各种惨酷之刑都应该禁止。
《元史刑法志》中有这么一段：世祖谓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杀，汝勿杀，必迟回一二日乃覆奏。宋濂的点评是这样的，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检也。这段说白点是酱婶儿的，元朝刑法仁厚，重视教化，但是起不到震慑作用。
宋濂的点评算是对元朝律法宽的一个盖棺定论，律法过于宽松完全起不到震慑作用，对国家无益。因为律法轻最终结果就是民不畏法，后果就是老百姓丧失了对皇帝，对朝廷的敬畏，进而就是天下大乱。
赋税轻
元朝的赋税是出了名的轻，对此可以看看历史记录。
《送汤潜庵巡抚江南序》
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自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亩至八斗，而民始困。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国榷》
又其时赋税甚轻，徭役极省，侈汰狂惑，酿成臃肿之势，于是群盗叠起，几遍天下。
《云间拒木抄》
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田两升，水田五升。以此貊道治天下，赋虽轻，不足法也。
这个貊道是孟子说的，收税二十取一就是貊道，就是蛮夷之道。因为赋税太轻不利于建立一个强势的中央集权，不利于朝廷对社会进行严密的掌控，国家早晚会出问题。
社会风气宽松
元朝的蒙古大汗由于见多识广，所以对儒家并不是特别重视，并没有以儒家作为指导思想，而仅仅是用在了教化人心方面，所以儒家知识分子大多寄情山水，写写文章发发牢骚，这帮身无一技之长的废物也就会这点，和今天的人形蛋白质差不多。
根据《至正直记》，有个文人写诗发牢骚被仇家告发，说他怀念南宋，讪谤朝廷。礼部的回复是酱婶儿的：诗人吟咏性情，不可诬以讪谤，倘使讪谤，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这点可以对比一下明初捕风捉影的文字狱，别说发牢骚，就是拍朱重八的马屁都能给剁了。
而且元朝对于遗民也十分宽容，任由遗民各种诋毁污蔑朝廷而不管，比如说说九儒十丐的郑思肖各种讪谤皇元依然活蹦乱跳，还挺长寿，这可真是祸害留千年的节奏。反而明初元遗民大量为元朝殉节，就因为朱重八定了一条规矩：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者，诛其身而灭其家。所以元遗民为了坚守对故国的忠贞，以自杀的方式对抗朱重八的征召。话说，历史上向元遗民这么忠贞的群体，也就是清遗民能与之相提并论。另外，元遗民汉族知识分子占了绝大多数。
综合上述三点，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元朝实在是太宽松。但是有句话说的好，物极必反，太宽松并不是好事，容易让社会失去对君主、对朝廷的敬畏。这时候，宽松就变成了宽纵。比如元末天下大乱，就是元朝因为过于宽松而无法掌控全国的资源，导致元朝对鼠疫、洪水等天灾赈灾不力。再加上天灾摧毁了元朝的民间自治体系，以及白莲教等邪教作妖，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各路军头纷纷抢占大乱之下的权力真空，最后就是元惠宗不得不看地方的脸色过日子，这时候元朝已经和灭亡没啥两样了。
这也是为什么朱重八总结元朝兴亡的教训时会说，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