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游成都武侯祠，却为什么要题作《蜀相》？写蜀相的“两朝开济”，为什么要先提到刘备的“三顾茅庐”？
古人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不妨寻踪觅迹，来探寻一下“诗圣”的心迹。
为什么要题作《蜀相》？
一种解释是：因为诗的主旨是歌颂诸葛亮的才智和功业，同时惋惜他的壮志未酬（见人教版《教师用书》）。这似乎有些道理。但游记也可以涉及到有关的人物，游武侯祠歌颂诸葛亮的才智和功业，也是顺理成章，这种解释当然有些牵强。所以，这其中，应该还有些其他原因。
大唐自“贞观之治”，中间经过高宗、武后朝，至玄宗当政迎来了“开元盛世”，人口至“安史之乱”前增至五千余万，国力空前强盛。但是，随着玄宗的老迈，李林甫、杨国忠两位奸相先后把持朝政，将一个好端端的“开元盛世”葬送了。随着安禄山起兵，各种矛盾突然如决堤泄洪，奔涌狂突，形势急转直下。兵连祸结，哀鸿遍野。杜甫舍妻弃子，亲历了战乱，其间耳闻目睹了国家的动荡、人民的痛苦，能不忧心如焚吗？痛定思痛，他对治国贤相倍加思念，渴望能有一位诸葛亮式的人物横空出世，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救黎民于水火。于是，在成都刚刚安定下来，他就寻来了：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首联写专程寻访武侯祠，这是“起”。开篇一问一答，一个“寻”字，迫不及待之情毕现。而“柏森森”三字，一言祠堂清冷寂寞，一言诸葛亮没世已久。五百多年过去了，诸葛武侯已经托体山阿，到哪里去找这能安邦定国的奇才大贤呢？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颔联直承上文，写祠堂内的春色，这是“承”。杜甫参谒武侯祠，一不写殿宇，二不写塑像，却写什么碧草和黄鹂，虽然一植物一动物，一碧一黄，一静一动，一视觉一听觉，对仗极是工稳，但这未免有些偏题——捡芝麻漏西瓜了。前四句，以一半的篇幅，写老柏，写碧草，写黄鹂，是何道理？
我们不妨臆测一下：
老柏森森，终岁不凋，成为武侯祠的忠实守望者；碧草无情，年年逐春风而绿；黄鹂无心，日日隐深林而自得其乐。它们寄身在武侯祠，知道武侯何许人也？一个绿得满阶满院，一个唱得婉转悠扬。但这些在满腹心事的少陵野老眼里，都是些无知无心的东西。只有我杜甫才可以和武侯谈一谈。“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事”老杜也是知道的。但武侯祠的荒凉、落寞还是令他惊心。
诸葛亮不但忠心耿耿，而且多智多谋，未出茅庐已定天下三分，联吴拒曹，入川建国，之后，把个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只有贤相，就能成就大业吗？想那诸葛亮，结庐于隆中，躬耕于垄亩，是谁三顾草庐之中，请他出山？诸葛亮当时不过二十余岁的小青年，白面书生，乳臭未干，是谁力排众议，给他施展才能的空间？又是谁，给了他无限信任，使他敢于尽心竭力？历代历朝，缺过能臣良将吗？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玄宗一朝可谓人才济济，但一个李林甫，口蜜腹剑，取得玄宗信任后，弄权使诈，闭塞言路，同时的张九龄、裴耀卿、李适之等皆被他排挤罢相。从而使得玄宗与贤臣阻隔，其后杨氏姐妹，权倾朝野，杨国忠胡作非为，搞得天昏地暗。纵使诸葛亮再世，又能有何作为呢？所以杜甫接下来说：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颈联推开一层，写对诸葛武侯评价，这是“转”。一般认为上句看起来是说刘备，其实是从侧面烘托诸葛亮的才智和抱负。（见人教版《教师用书》）。但笔者认为，杜甫的意思是：必先有君王的“三顾频烦”，后才能有老臣的“两朝开济”。这种观点的背后，流露出一丝委屈和对肃宗的失望。
想当初，杜甫舍身弃家，追随肃宗，可谓忠矣。杜甫至凤翔后，于至德二载(757)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拜为左拾遗。对肃宗感激涕零，立志要庶竭驽钝，尽忠报国。但不久就因为上疏救房琯，深深地惹恼了肃宗。当年闰八月初一日，杜甫便被放还鄜州省家。此后便被肃宗逐渐冷淡，可谓报国无门矣。而当时的一些贤才，又有多少机会？所以杜甫来到武侯祠，一则以哭，一则以告。诸葛大名垂宇宙，固然与才高智广有很大关系，但与其他人相比，得遇先主，士能为知己者死，又何其幸也！！
肃宗对杜甫有知遇之恩，而且君为臣纲，杜甫当然只能喻之于心，而不能宣之于口。但，有些东西是掩饰不住的，特别是在他倍加推崇的武侯祠前。
肃宗啊，你能体谅一位老臣的拳拳之心吗？
直到大历三年(768)，杜甫已五十六岁，还在《江汉》中哀怨地吟道：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真是痴心不改啊！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尾联收束全诗，写对诸葛武侯的悼念，这是“合”。
以诸葛之伟才，得先主托孤之重，后主言听计从，本可以一统河山，建千秋伟业。无奈天不从人愿，诸葛亮正当盛年之时，即在五丈原病逝军中，苦心经营的兴复大业也付之东流。确实让人痛惜不已。但杜甫此刻的泪满襟，却又多了一层含义：大唐多难，贤相何在？纵有贤相，圣主何在？这泪水背后，千言万语，能向谁诉？这泪水，不洒在武侯祠，又能洒落在何处呢？
《蜀相》一诗，前四句由思人而谒祠，后四句由谒祠而及人。第五句写先主，第六句写诸葛，第七句写出师未捷，第八句写泪满襟。正是因先主三顾，而为蜀相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由蜀相的出师未捷引出杜甫的泪满襟，环环相扣，思路清晰，正与前四句相呼应。祠长存而人已逝，怎不令人唏嘘？而此时泪满襟的杜甫，却有千言万语，永远无法对人说出。长安十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悲辛；肃宗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上疏救房琯时的满腔忠诚；肃宗“荃不察余之衷情兮”的冷酷决绝；朝廷的危机四伏和自己的报国无门……都化作汩汩的泪，洒啊，洒啊。
国难当头，人心动摇，乱世“思”英雄，乱世“思”良相。杜甫对国家的忧患，对时局的牵挂，是那么深切。而由于自己的亲身感受，他痛切地认识到：只有良相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那个以皇帝为中心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良相离开了明君的信任、支持，毫无作为。这正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在武侯祠的呼告，正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在武侯祠的哭诉。
《蜀相》一诗，依照仇注，断为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七六○年)春天，杜甫“初至成都时作”。当时唐王朝正处安史乱中，中原鼎沸，万姓流离。诗人从华州弃官西走，辗转抵达西南，在成都城郊，自筑草堂一所，暂时得以落脚。但是锦城虽好，毕竟不是故乡。所谓“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成都行》)，一种去国登楼感伤离乱的情思，是极其明显的。就在草草安顿的余暇，诗人怀着满腹深情，只身前往附近的一座诸葛武侯祠堂，去作瞻依凭吊。随即写下此首著名诗章。
全诗八句，前四写景，后四论事。《蜀相》这一标题，就在显示作者是以十分尊敬的心情，把诸葛亮生平地位与事业规模，作了概括的揭示。
开头二句，诗人运用带有咏叹情调的自问自答句式，把一种追思缅想情意，作了极为深微的表达。“丞相”这一称呼，则较《蜀相》递进一步，自然仍是表示尊仰之意（仇兆鳌说：“直书丞相，尊正统名臣也。”这倒未必。作为唐帝国盛、中时期人物的杜甫，能否像南宋偏安年代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大书“丞相亮出师”那样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称呼诸葛亮，是大可置疑的）。“何处寻”三字设问，自然是以叙述追寻古人踪迹之义来表自己登临凭吊之情。这个首联一句，就已奠下全诗“沈挚悲壮”的风格基础，并且洋溢着一种蕴借哀凉气氛。
第二句，是为首句作答。给首句找出着落，明确了祠堂地点，也勾勒了自远眺望的祠堂风貌。“柏森森”，主要是指传系孔明手植的“新枝耸云”的古柏来写祠堂历史的悠久。
三、四句一联，是借对祠堂庭宇景色的描写，进一步抒发凭吊情怀。是因景抒情的千古名句。诗人看到那照映阶除的碧草，仍自呈现怡性的春色，听到那身藏密叶的黄鹂，徒然啭弄着悦耳的佳音。院落似此荒凉，门庭如彼阗寂。一种“感物怀人之意，即在言外。”碧草盈阶，黄莺隔叶，本来是极可赏心娱目的景象，然而一用“自”“空”两字周旋，抒情状态，便翻然改异。这里正是杜甫“一字为工”极“变化开阖”之致之处。比起诗人另篇《春望》中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来，尤为耐人吟味。当然，决定诗人所以如此使用“自”“空”二字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诗人当时的思想。
从这两名诗里，我们仿佛看见一位当日失路诗人对于异代无时宰相的一种深沉的精神默契。这两句诗，在古人凭吊诗中，具有广泛的一般意义。人人读过，都不免勾起一种遐思，受到它的强烈感染。所谓“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杜牧)，正是指的此等诗句所具的扣人心弦的独特艺术魅力。
诗题是《蜀相》，不宜多作景物描绘，所以下面四句，便转入议论是非。对诸葛平生，作了集中的归纳，本质的总结。
五、六两句，是诸葛亮一生行藏出处的高度概括，也正是申述诗人所以如彼徘徊瞻恋的情感的实际基础。诸葛亮的所以值得推崇，原在于他的“匡时雄略”与“报国苦衷”。在于他接受了刘备当年三顾草庐的殷勤，替刘备描下天下大计的蓝本；在于他协助先主立业开基，辅佐后主守成济美。
可是尽管才德如此高尚的诸葛武侯，在现实生活逻辑当中，却竟遇到极为怆痛的结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最后两句，便成为千古传诵的名诗，和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同是永远点燃人们爱国主义心胸的至情言语。
由于诸葛一生始终抱着“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宏伟志望，所以他曾经六出祁山，以图统一天下。然而，事情不幸的是，当他在后汉建兴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最后一次出师，占据五功县的五丈原，和司马懿相拒于渭水时，竟然病逝军中。“哲人云亡”，“将是遽陨”，成为遗恨千古令人“痛心酸鼻”的莫大憾事！“未捷”，是指可望奏凯而尚未奏凯，“身先死”，是说竟把“兴汉讨贼”的艰难事业，丢在身后。
“长使英雄泪满襟”一句，自然不仅指的凭吊者的诗人自己，它也概括着千古以来具有同等爱国深情的无数志士。这两句诗，对于后代读者，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强烈的移情作用。唐代政治家王叔文，在自己革新企图遭到挫败时，就曾反复吟诵此诗，为之流涕不已；南宋爱国将领宗泽临终时，就是“诵此二语”“三呼渡河”而卒的。这里的“英雄泪”，是爱国豪杰之泪，因之并不含有任何颓丧气息；相反地，它还蕴藏着一种令人愤悱启发的积极力量。
清人邵子湘评论此诗后四句时，曾说：“自始至终，一生功业心事，只用四语括尽，是如椽之笔。”这自然是称赞杜甫的笔力轮囷，擅长概括。 《蜀相》一律，标志着唐时怀古作品的典则，是凭吊武侯诗歌的极致。明代作家杨慎，也曾于成都武侯祠壁发现过好的品题，并且深表嘉许。今天看来，该篇诗作，虽也甚好；但和《蜀相》比较起来，则就显得有些刻露浮薄，不及《蜀相》含蓄深厚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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