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首先，从制度层面看，君权的行使所遭受的最大阻力即来自官僚体系。这里讲的官僚体系与相权有别。宰相仅是整个官僚体系的领袖，在他之下还有数量庞大的群僚。君权可以随时削弱（如汉武帝）以至废除（如明太祖）相权，但它不可能毁灭整个官僚体系。官僚体系是治理国家所必不可少的一套行政机器，没有这套机器君权本身即无法发挥。官僚制度最初虽然也是在君主的授权下建立起来的，但它产生之后，本身即成一客观的存在，不再完全随君主的主观愿望而转移了。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中，君权和官僚体系的关系是一部不断摩擦、不断调整的历史。由于相权是整个官僚体系的枢纽，它对皇权的制约也就最为明显。秦汉实行三公九卿制，宰相是在唐代三省制下，皇帝的诏令、制敕必须经过中书门下副署，凡属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如果不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在当时被认为是非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虽然宋代相权较唐代衰落了，但仍保留了唐制中的某些对皇权的制约因素，如封驳制度，也就是拒不起草、拒不颁行皇帝的旨意。到明代罢相后，仍有给事中可封驳其所认为不合适的意见。
另外，官僚体系中的谏官系统对皇权的制约也不容忽视。中国古代有台谏官之说，所谓台官，即御史台系统，监察官僚；所谓谏官，即监督、谏诤皇帝者，如汉代谏议大夫、唐代的拾遗、补阙、明代六科给事中等。谏官对皇帝的谏诤，涉及各方面的问题，如抵制皇帝以主观意志干扰国法、抑制皇帝极情声色、指责皇帝奢侈纵欲、阻止皇帝游猎扰民、牵制皇帝偏袒近亲等。当然，谏诤对皇帝的制约作用，是因时因人而异的，同样的谏诤施加于不同的皇帝，效果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励精图治之主易纳谏，懈怠荒淫之主易拒谏。汉文帝、唐太宗当属纳谏的典型，而如明朝的万历皇帝，被臣子上表骂其财气酒色、荒淫无耻，万历气得几乎吐血，还要为自己申辩。
由此可见，官僚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确为制约皇权的一个客观因素。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我们不能一味地给学生灌输“君主专制”这一概念，而给学生造成自秦以来皇帝即可恣意挥洒权力这一错误印象。实际上，皇帝需要不断地调整官僚体系（特别是相权）恰恰表明官僚体系对皇权的任意行使构成了制约，皇帝才想通过调整的方式使自己权力的行使更加自由。
第二，从思想层面看，中国古代皇权实际也受到了某些无形的、精神上的限制。最典型地便是儒家思想。我们现在使用的高中历史教材，认为汉以后的儒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成了维护君主专制的理论工具。但实际上，儒家虽主张“尊君”，但并不主张绝对君主制。从儒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不管是先秦儒学，还是汉代董仲舒新儒学及宋明理学，都保留了在思想上批判专制皇权的空间。先秦儒家的“德治”、“仁政”主张便是希望从道德层面对帝王的行为作出某些规范，以期君王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形象。而汉儒的“天”和宋儒的“理”实际上表明儒家一直想抬出一个更高的力量来约束君权。董仲舒在宣传“君权神授”、“君为臣纲”时，“君”已俨然是“天”的投影或“神”的化身，似已把君权抬高到了绝对的地位，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董仲舒《春秋繁露》言：“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贼以害民者，天夺之……故夏无道而殷伐之……秦无道而汉代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这段话一方面确实于理论上赋予了君权神圣性；但同时我们亦可从其思路中得出如下结论，君主行使权力唯一的正当性就在于为民取“安乐”，如其滥用权力以“害民”，致于“无道”，其权力的合法性就会消失，故可待“有道”伐之，取之。其“灾异说”亦可说明“天”时时在临鉴着君主，随时准备“降灾”于无道之君。自是观之，董氏新儒学仍保留了批判专制皇权的空间，在教学过程中就不可言其为一种纯粹的专制理论工具了。
儒学发展到宋代有了新的变化，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高中历史教材给我们传达的观点是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至于宋明理学之“理”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君权的一种限制。可以肯定的是，“理”在宋儒的思想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直接功用便在于为儒者所倡导的理想化的伦理道德规则提供了形而上的哲学解释，从而为这些规则赋予了天然的合法性。正因为此，“理”就成为超越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则，拥有了普遍地适用性，统摄一切，虽君王而莫能例外。而“理”能构成对皇权的限制，关键还在于关于这“理”知识的理解、诠释的权力垄断于儒士（士大夫阶层）手中，这样他们也就间接地获得了针对文化（包括皇权在内）的普遍的批评权力，正所谓“天下唯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十七）。
因此，不管是董仲舒的“天”，还是宋儒的“理”，都代表着知识阶层运用超越政治权力的文化知识对于皇权的一种制约。当然，以上所论及的儒家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对皇权的制约，看上去十分地“虚幻”，它能通过哪些途径直接影响帝王呢？具体大致如儒学家通过教育的方式对帝王的塑造，儒家思想渗透于国家政治教育的各方面等等。
以上所论两点，涉及到高中历史必修1与必修3中的重点内容。我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强调，以免学生形成关于“皇权专制”的思维定势既而影响做题。除此两点之外，中国古代皇权的行使还有一些其它的制约因素，因其不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点内容，固只作一简单规纳。
前代帝王及本朝祖宗的规训。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以后，君权本身逐渐凝成一个独特的传统，因而对后世的君主多少有些约束力。前代帝王之失应当引以为戒，但以往在政治治理方面有所建树的君王则亦需奉以为师。唐太宗曾撰“帝范”十二篇赐太子，希望他以古之哲王为师。至于一朝之内的“祖法”意义就更大。中国古代系农业社会，重视经验，乞求天时，由此形成敬天法祖之社会意识。现任皇权无论如何庞大，总还是要将祖宗抬到极高程度。明代有《皇明祖训》，明太祖在其中总结了自己的治国经验，提出了子孙、宗室必须严守的各种制度及其他行为规范。内容涉及国家大政、宗庙祭祀、宫闱警戒、皇帝个人持守等。清代皇帝动辄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云云。我们经常在电视中看到有些大臣反对帝王的某些做法时，总是呼天抢地，以头撞墙，口中“祖宗法制，不可改变”云云。这些行为往往还产生了一些效果。此时我们便感到皇帝也并不能那么随心所欲的。当然，换个角度来说，这种制约也往往成为各朝变法的阻力。
各朝的修史制度也能够对皇权构成一定的制约，为了保证史书的客观公正，史官有相当大的独立人格，修史工作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拒绝当朝皇帝干预和阅读。严肃正直的史官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敢于抵制皇帝的非份干预，并申明修史对皇帝的约束作用。
社会舆论因素的强大压力，明代万历朝颇多“飞语”，即社会流言，乃社会舆论之反应，对皇权亦产生不小影响。
另外，在某些特殊时代，如魏晋南北朝，形成了门阀政治局面，地方世家大族掌握了大权，对皇权构成了极大的制约。东晋南北朝是中国史上君权最低落的一个时代。所谓“王与马，共天下”是也，世家大族王家，与皇族司马氏共享政权。此外，中国历史上某些朝代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宦官专政（如东当、唐朝、明朝），特别是明代政制最坏时，司礼监掌握大权，俨然已成了“真宰相”，甚至是“真皇帝”，
当然，以上所论及对皇权制约诸因素，有制度层面的，它们对皇权起着实际的制约作用；但也有精神方面、非制度性的，只构成对皇权制约的可能性。本文意在表明，古代皇帝并非绝对的专制，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虽然贯穿着皇权与反皇权的斗争，但它实际上体现了皇权与整个国家官僚制度、士人知识分子的一种制约与平衡，不如此，那我们也很难理解中国古代此种皇权体制何以延续两千多年。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与其说是皇权专制，还不如说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其言是也。
另外，官僚体系中的谏官系统对皇权的制约也不容忽视。中国古代有台谏官之说，所谓台官，即御史台系统，监察官僚；所谓谏官，即监督、谏诤皇帝者，如汉代谏议大夫、唐代的拾遗、补阙、明代六科给事中等。谏官对皇帝的谏诤，涉及各方面的问题，如抵制皇帝以主观意志干扰国法、抑制皇帝极情声色、指责皇帝奢侈纵欲、阻止皇帝游猎扰民、牵制皇帝偏袒近亲等。当然，谏诤对皇帝的制约作用，是因时因人而异的，同样的谏诤施加于不同的皇帝，效果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励精图治之主易纳谏，懈怠荒淫之主易拒谏。汉文帝、唐太宗当属纳谏的典型，而如明朝的万历皇帝，被臣子上表骂其财气酒色、荒淫无耻，万历气得几乎吐血，还要为自己申辩。
由此可见，官僚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确为制约皇权的一个客观因素。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我们不能一味地给学生灌输“君主专制”这一概念，而给学生造成自秦以来皇帝即可恣意挥洒权力这一错误印象。实际上，皇帝需要不断地调整官僚体系（特别是相权）恰恰表明官僚体系对皇权的任意行使构成了制约，皇帝才想通过调整的方式使自己权力的行使更加自由。
第二，从思想层面看，中国古代皇权实际也受到了某些无形的、精神上的限制。最典型地便是儒家思想。我们现在使用的高中历史教材，认为汉以后的儒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成了维护君主专制的理论工具。但实际上，儒家虽主张“尊君”，但并不主张绝对君主制。从儒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不管是先秦儒学，还是汉代董仲舒新儒学及宋明理学，都保留了在思想上批判专制皇权的空间。先秦儒家的“德治”、“仁政”主张便是希望从道德层面对帝王的行为作出某些规范，以期君王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形象。而汉儒的“天”和宋儒的“理”实际上表明儒家一直想抬出一个更高的力量来约束君权。董仲舒在宣传“君权神授”、“君为臣纲”时，“君”已俨然是“天”的投影或“神”的化身，似已把君权抬高到了绝对的地位，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董仲舒《春秋繁露》言：“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贼以害民者，天夺之……故夏无道而殷伐之……秦无道而汉代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这段话一方面确实于理论上赋予了君权神圣性；但同时我们亦可从其思路中得出如下结论，君主行使权力唯一的正当性就在于为民取“安乐”，如其滥用权力以“害民”，致于“无道”，其权力的合法性就会消失，故可待“有道”伐之，取之。其“灾异说”亦可说明“天”时时在临鉴着君主，随时准备“降灾”于无道之君。自是观之，董氏新儒学仍保留了批判专制皇权的空间，在教学过程中就不可言其为一种纯粹的专制理论工具了。
儒学发展到宋代有了新的变化，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高中历史教材给我们传达的观点是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至于宋明理学之“理”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君权的一种限制。可以肯定的是，“理”在宋儒的思想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直接功用便在于为儒者所倡导的理想化的伦理道德规则提供了形而上的哲学解释，从而为这些规则赋予了天然的合法性。正因为此，“理”就成为超越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则，拥有了普遍地适用性，统摄一切，虽君王而莫能例外。而“理”能构成对皇权的限制，关键还在于关于这“理”知识的理解、诠释的权力垄断于儒士（士大夫阶层）手中，这样他们也就间接地获得了针对文化（包括皇权在内）的普遍的批评权力，正所谓“天下唯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十七）。
因此，不管是董仲舒的“天”，还是宋儒的“理”，都代表着知识阶层运用超越政治权力的文化知识对于皇权的一种制约。当然，以上所论及的儒家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对皇权的制约，看上去十分地“虚幻”，它能通过哪些途径直接影响帝王呢？具体大致如儒学家通过教育的方式对帝王的塑造，儒家思想渗透于国家政治教育的各方面等等。
以上所论两点，涉及到高中历史必修1与必修3中的重点内容。我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强调，以免学生形成关于“皇权专制”的思维定势既而影响做题。除此两点之外，中国古代皇权的行使还有一些其它的制约因素，因其不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点内容，固只作一简单规纳。
前代帝王及本朝祖宗的规训。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以后，君权本身逐渐凝成一个独特的传统，因而对后世的君主多少有些约束力。前代帝王之失应当引以为戒，但以往在政治治理方面有所建树的君王则亦需奉以为师。唐太宗曾撰“帝范”十二篇赐太子，希望他以古之哲王为师。至于一朝之内的“祖法”意义就更大。中国古代系农业社会，重视经验，乞求天时，由此形成敬天法祖之社会意识。现任皇权无论如何庞大，总还是要将祖宗抬到极高程度。明代有《皇明祖训》，明太祖在其中总结了自己的治国经验，提出了子孙、宗室必须严守的各种制度及其他行为规范。内容涉及国家大政、宗庙祭祀、宫闱警戒、皇帝个人持守等。清代皇帝动辄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云云。我们经常在电视中看到有些大臣反对帝王的某些做法时，总是呼天抢地，以头撞墙，口中“祖宗法制，不可改变”云云。这些行为往往还产生了一些效果。此时我们便感到皇帝也并不能那么随心所欲的。当然，换个角度来说，这种制约也往往成为各朝变法的阻力。
各朝的修史制度也能够对皇权构成一定的制约，为了保证史书的客观公正，史官有相当大的独立人格，修史工作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拒绝当朝皇帝干预和阅读。严肃正直的史官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敢于抵制皇帝的非份干预，并申明修史对皇帝的约束作用。
社会舆论因素的强大压力，明代万历朝颇多“飞语”，即社会流言，乃社会舆论之反应，对皇权亦产生不小影响。
另外，在某些特殊时代，如魏晋南北朝，形成了门阀政治局面，地方世家大族掌握了大权，对皇权构成了极大的制约。东晋南北朝是中国史上君权最低落的一个时代。所谓“王与马，共天下”是也，世家大族王家，与皇族司马氏共享政权。此外，中国历史上某些朝代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宦官专政（如东当、唐朝、明朝），特别是明代政制最坏时，司礼监掌握大权，俨然已成了“真宰相”，甚至是“真皇帝”，
当然，以上所论及对皇权制约诸因素，有制度层面的，它们对皇权起着实际的制约作用；但也有精神方面、非制度性的，只构成对皇权制约的可能性。本文意在表明，古代皇帝并非绝对的专制，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虽然贯穿着皇权与反皇权的斗争，但它实际上体现了皇权与整个国家官僚制度、士人知识分子的一种制约与平衡，不如此，那我们也很难理解中国古代此种皇权体制何以延续两千多年。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与其说是皇权专制，还不如说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其言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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