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去世时的资料

如题所述

鲁迅(1881.9.25~1936.10.19)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 人称“文教思革”.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祖籍河南省汝南县。儿时享受着少爷般的生活,慢慢家基衰败变得贫困。青年时代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898年鲁迅从周樟寿更名为周树人。1902年公费至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因战乱奋起改行为作家,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见《呐喊》自序)。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广州、绍兴任教。1918年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27年与许广平女士结合,生有一男名周海婴。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于上海。著作收入《鲁迅全集》,作品及《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后于1981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六卷)。2005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八卷)。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小说中《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较为知名。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周海婴:

鲁迅先生辞世之时,海婴还是一个7岁的稚齿孩童,但鲁迅先生又的的确确以他的精神和思想陪伴了海婴70年。《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不仅披露了鲁迅生前受胃痛折磨、险遭暗杀等事,而且对“鲁迅之死”进行了大胆质疑和推断,拨开了历史的浓浓迷雾,具有极大的史料研究价值。海婴叙述诚恳坦率,文笔朴实,字字含情,思父之心跃然纸上。

胃病时常困扰父亲

父亲致命于肺病,

但在生前经常折磨他的却是胃病。但这胃病并不是因与章土钊打笔仗才发作的。听叔叔周建人讲,父亲年轻时本来很健壮,他得胃病最早的起因是少年时代赶乡试。考场距家颇远,父亲家贫,只能靠步行。入场时间又在半夜,要在家里吃了晚饭赶去,随身还得带考篮,里面放着笔墨砚台、食物以及小板凳等物。而同伴大都二十多岁,他们腿长跑得快,加之出发前有个同伴定要先洗了脚才走,等洗完脚又听说考场门快要关了,因此大家只能大步奔跑。这可苦了父亲,他年少跑不快,只能一路硬拼着。但他刚刚吃饱了饭,哪里经得住这种剧烈的运动?由此落下了病根。

父亲十八岁那年,带着祖母筹措的八块钱的盘缠,来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每逢严冬,他只能买点辣椒下饭,借以取暖,胃部不断受到刺激。父亲中年以后,牙齿又全部拔去,装以义齿,咀嚼能力衰退,这就更加重了胃的负担。有时候胃部强烈痉挛,从外面抚摸,坚硬如石,良久不得缓。

他疼痛时用转椅扶手顶住上腹部,长久不动,以求减轻痛楚。母亲看得着急,便用手掌替他轻轻按摩。即使胃病发作,父亲也不停止工作。如果实在痛得厉害,父亲便用怀炉暖胃。

现在见到怀炉这种东西,我总不禁产生联想:每到晚上九十点钟,我已是早入梦乡,父亲却在这漫漫长夜、寒气袭人的环境当中,带着疾病,仅用怀炉带给他些许微温,满腔热情地为理想世界的到来贡献着自己的一切。

国民党曾想暗杀父亲

这里要插一段国民党曾要暗杀父亲的史实。那是一九九二年,我从全国人大调整到全国政协,作为“特邀代表”编入第四十四组。组里有一位我不熟悉的老者。他沉默寡言,神情严肃,不与他人插话谈笑,但是每个讨论题目,均按主旨简短发言。后来我得知他便是国民党军统著名的暗杀高手沈醉。在小组会的休息时间里,大家相互走访寒暄,我也跟着去沈醉住处访问。当他面对我时,瞳孔猛地收缩一下,似乎情绪颇为起伏,但当时并未交谈什么。

过了几天,我又在餐厅遇见他,他约我得空谈一下。我应邀去他房间,他显得很激动,向我吐露一个“从没透露的秘密”。他说,1930年代的某一天,他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组成一个监视小组,打算暗杀我父亲。结果监视小组在对面楼里派人监视了多日,他自己也去过几回,只见到我父亲经常在桌上写字,我当时还很小,在房间里玩耍,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举动。由于父亲的声望,他们才没有下手。他说,否则我会对不住你,将铸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他本可以不讲,把这段历史深埋在脑子里,跟随自己在世上一起消失。而他却坦率地告诉我,为此,我尊敬他。

“小乖姑”偷偷装香烟

一九三六年的大半年,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全家人在忧喜交错之中度日。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怕影响父亲休息。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有一点欣喜。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秋天来临,家里寂静得像医院一样。每天要测量体温,医生也不时前来注射。父亲虽然还是下楼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吃得很少,有时提前上楼回他的房里去。陪客人同餐,也不能终席。

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但这句话却异常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个七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一个不解之谜。当时我快步回家,走上三楼,把这件事告诉保姆许妈。许妈斥我:“瞎三话四,哪里会有这种事。”

父亲的死

但是不幸终于来临了。1936年的十月十九日清晨,

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我十分诧异,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这时楼梯轻轻响,许妈来到三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去了。”我急忙问为什么。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

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平静而安详。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母亲流着眼泪,赶过来拉我的手,紧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父亲的床边还有几个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时间也仿佛凝滞了,秒针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分一分地流逝,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

不一会儿,那个日本女护士走到床前,很有经验地伏下身去,听听父亲的胸口,等到确认心跳已经停止,她便伸开双手隔着棉被,用力振动父亲瘠瘦的胸膛,想使他的心脏重新跳动。我们屏息等待,等待奇迹的出现。希望他只是暂时的昏迷,暂时的假死,希望他忽然一下苏醒睁开眼睛。然而父亲终于没有苏醒,终于离我们而去,再也不能慈爱地叫我“小乖姑”,不能用胡须来刺我的双颊了……

我的泪水顺着脸颊倾泻而下,母亲拥着我说:“现在侬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我越加紧贴母亲,想要融进她温暖的胸膛里去。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人,有录制电影的,有拍摄遗照的……室内不似刚才那样寂静了。

这时来了一位日本塑像家,叫奥田杏花,他走近父亲的床前,伏身打开一只箱子,从瓶子里挖出黄色黏厚的凡士林油膏,涂在父亲面颊上,先从额头涂起,仔细地往下,慢慢擦匀,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层层地搽匀,间或薄敷细纱布,直到呈平整的半圆形状。等待了半个钟头,奥田先生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提起,终于面具脱离了。我看到面具里黏脱十几根父亲的眉毛和胡子,心里一阵异样的揪疼,想冲上去责问几句,身子却动不了,母亲拥着我。她没有作声,我又能说什么呢!奥田先生对面膜的胎具很满意,和内山完造先生讲了几句,就离开了。

八九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大家的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萧军。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几天还在和父亲一起谈笑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

关于父亲的突然亡故,后来据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忆,前一天,父亲曾步行到他寓所访谈,离去已是傍晚,那时天气转冷,以致当晚就气喘不止,并不断加重,仅半天就告别人世。鹿地亘也就成了父亲最后一位访问过的朋友。

回头再说石膏面膜的事。当时面膜翻注一具,交由我们留作纪念。它上面黏有父亲多根胡子还有几根眉毛,但已不是父亲生时的模样了,脸庞显得狭瘦,两腮凹缩,我想也许那是奥田杏花翻模时全副假牙没有装入,以至腮部下陷之故。但不管怎样,它是极其珍贵的。五十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落成,我们将这具面膜捐献给他们,现在作为一级文物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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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1-11-15
1936年10月15日 发表《半夏小集》,无情地揭露了叛徒、汉奸之类的丑恶嘴脸。文载《作家》月刊第2卷第1期,署名鲁迅。收《且介亭杂文末编》。

  同日在致台静农信中说:“我鉴于世故,本拟少管闲事,专事翻译,借以糊口,故本年作文殊不多,继婴大病,槁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乘我危难,大肆攻击,于是倚枕,稍稍报以数鞭,此辈虽猥劣,然实于人心有害,兄殆未见上海文风,近数年来,竟不复尚有人气也。”

  又,在致曹自信中说:“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

  16日 下午作《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 序》。载11月良友图书公司版《苏联作家七人集》,题:《鲁迅序》。收《且介亭杂文末编》。

  17日 上午续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系最后一篇文章,未完稿。载1937年3月25日《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原野》,署名鲁迅。收《且介亭杂文末编》。

  午后复曹靖华信,表示要养好病继续战斗,并说:“此地文坛,依然乌烟瘴气,想乘这次风潮,成名立业者多,故清涤甚难。……”

  下午“访鹿地君。往内山书店。”(《日记》)当时鹿地亘正在翻译鲁迅杂感选集,有些疑问,需要鲁迅帮助,鲁迅亲往鹿地亘家,与鹿地亘谈得很多,从自己最近的文章《女吊》和《死》谈到年轻时不怕鬼的故事,又谈到新兴的木刻,等等。

  晚,周建人来,谈至十一时。托周建人找房子,准备迁居。这时候中日战争渐渐吃紧起来,空气日渐紧张,鲁迅觉得住在日本人聚集的北四川路底不好。周建人走后,鲁迅在躺椅上抽烟休息,至一时上床就寝。

  18日 二时即睡不好觉,三时半坐起来,气喘又发,后来继以咳呛,咳嗽困难,气喘更加厉害。

  六时半左右,支撑起来执笔,断续写成一信,通知内山完造:“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因此,已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很对不起。”并托内山请医生。此信为鲁迅之绝笔。

  八时多,日报送到,鲁迅问:“报上有什么事体?”许广平回答说:“没什么,只有《译文》的广告。你翻译的《死魂灵》登出来了,在头一篇上。《作家》和《中流》的广告还没有。”说:“报纸把我,眼镜拿来。”他一面喘息一面细看《译文》广告,看了好久才放下。

  鲁迅于病危时仍极关心当前的斗争。

  终日喘息不止,呼吸困难。日记停。

  19日 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于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现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寓所。

  当时冯雪峰和宋庆龄、蔡元培等商量,立即组织治丧委员会。治丧委员会由毛泽东、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A·史沫特莱、沈钧儒、曹靖华、许季茀、茅盾、胡愈之、周建人等人组成。发表《鲁迅先生讣告》如下;

  鲁迅(周树人)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病卒于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岁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由二十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为各界瞻仰遗容的时间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谨此讣闻

  各界闻耗,唁电唁函纷纷不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了三份电报。一份发给鲁迅家属,另一份是《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还有一份《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20 日 上午九时开始瞻仰遗容。灵堂上布满了各界群众所敬献的挽联和花圈。上海工人互助会的挽词是:“鲁迅先生这种不屈的精神才是我们工人的模范”。上海工人救国会的挽词是:“民族之光”;上海丝厂工人的挽词是:“我们的朋友”。上海烟厂工人的挽词是:“精神不死”,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平、津、济、青、杭、京、沪、汉、晋、桂等二十七学联全体学生的挽词是:“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郭沫若的挽词是:“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许广平的献词是:“……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如今……希望我们大众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瞻仰遗容者络绎不绝,四天间,签名的有:个人,九千四百七十人;团体一百五十六个。未签名者不计其数。
第2个回答  2011-11-13
去世时的没有不过有去世前的
第3个回答  2011-11-17
病逝上海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二部分
70年前的10月8日,鲁迅先生抱病参加了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届流动展览会,这是鲁迅先生在公开场合的最后一次活动,11天后鲁迅先生溘然长逝。当时,沙飞见到鲁迅并用镜头摄下了这个珍贵的瞬间。
8日,这些当事者的后代们又从四面八方赶来聚在青年会宾馆,他们分坐在当年父辈们的位置,模仿父辈们当年的神态。由沙飞的女儿王雁用相机记录下这个同样珍贵的场面。
据王雁介绍,她的父亲沙飞只和鲁迅见过这一面并拍下了那组照片。沙飞对那天的场景曾撰文:“10月8日,12时半,我去食客饭,饭后赶回会场,不料鲁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还未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很快乐地在批评作品的好坏。他活像一位母亲,年青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我也快乐极了,乘机偷偷地拍了一个照片。作为新闻照片,第一幅就够用了,但这机会非常难得,我拍完第一幅后,没有放过这宝贵的历史时刻,继续细心观察,拍摄鲁迅的特写镜头。这是先生最后一次抱病参加活动。假如我不是如此认真地拍摄,一定终身遗憾,也有负于历史。”沙飞拍摄的鲁迅在第二届全国木刻展的照片,是他拍摄的第一组新闻照片。这组照片奠定了他今后职业的基础。以后,沙飞就随身带着这组照片,一直到去世。可见他对鲁迅先生、对这组照片有着特殊感情。
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是座中年龄最大的,今年77岁了。他与几位木刻家的后代也是第一次见面,但因为父辈们的关系彼此相见却分外亲切,交谈甚欢。他说,今天,我很高兴地来到这里坐在我父亲70年前坐的位置。父亲当年抱病参加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届流动展览会,并和青年木刻家亲切交谈。这些青年木刻家们聆听鲁迅先生的教诲,奔赴全国各地宣传抗战,以木刻为武器坚持不懈地战斗。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非常难得,也很有意义。
陈烟桥的儿子陈超南说,很多珍贵的历史瞬间都会成为历史的记忆,感谢沙飞先生为我们留下了这些珍贵的镜头。我们今天能够坐在父辈当年坐过的位置缅怀我们的父辈,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
黄新波的女儿黄元还专门拓印了父亲70年前创作的一幅木刻作品,送给周海婴留作纪念。陈烟桥的儿子陈超南也向大家展示了一幅父亲创作的鲁迅先生遗容的素描作品。他说,一直以来都说反映鲁迅先生遗容的作品有四幅,根据朋友提供的线索,我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找到父亲当年也有一幅作品,这样,就应该是五幅了。鲁迅先生不仅影响了青年木刻家们的艺术创作,也影响了他们的人生。
咔嚓……同样的场面、似曾相识的面孔,恍若回到了过去,长长的70个年头仿佛在时空交错中被抽离了。
第4个回答  20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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