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
魏武帝曹操和他的两个以文学著称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和陈王曹植，都是建安文坛的代表人物。曹操首先是个政治家；曹丕在代汉立魏当皇帝之前，大约可以看成是建安文坛的领袖性的人物，这是由于他实际上是曹操的长于这样一个社会地位所决定的。曹操很注意延览文人，但他对于儒生却比较提防，这有些像汉灵帝。不过动机却与汉灵帝不完全一样，这个问题我们后面有机会再说。这些被招致到当时京城许都的文人，由于曹操本人一直处于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不能经常照顾他们，任务就自然地落到了曹丕头上。曹丕还是一个很有见地的文学评论家，这也与其建安文坛领袖地位不无关系。但是，若要论文学上的成京，三曹当中，当然以曹植为最高。文学这个东西也怪，不能论地位，也不能论数量，更多的是要看识见、感情、才华，以及与此有关的经历。曹植诗、赋方面的业绩，比他的父兄都要高，这看起来有一些像是偶然现象，不过，我们如果知道了曹植的生平，也许，又可以从这一偶然性中找出一些必然的痕迹来。
谈曹植的生平，我们想先从曹植的一篇著名赋作《洛神赋》说起。
曹植的《洛神赋》，被公认为是建安赋作中的压轴之作，不但其篇幅的长度，过于所有的建安赋作，而且其描写的生动、细腻，传达感情的真挚、微妙，也超过了此前的一切赋作。众所周知，赋正式形成为一种广泛运用的文学形式，是在汉代，是由于汉武帝、汉宣帝等人的大力提倡所致。但是，皇帝们需要赋，为的是这种文学形式，从大处讲可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从小处讲可以怡情悦性，等之歌舞，总之是一种御用的文学。自然，当时的汉皇朝正处在鼎盛时期，整个朝廷和社会都有一种自信和自豪的气魄，像司马相如那种铺排皇家园苑的豪华气派的《上林赋》，正是因为符合了这种情绪，而为皇帝以下的整个上层社会所着重，至今仍可看成是汉唐气象的一种文学上的赋形物，不应抹杀。但是，这类作品骨子里头毕竟包含着一种吹捧的庸人气息，所以历来史家和文学家们，对此总不免要讲些不敬之语。后来汉家天下渐衰以后，老是吹吹拍拍，也弄不出什么新花样来，这就有了咏物小赋，形容某一客观事物，精确传神；另外，还出现了某些表达个人感情的小赋，例如《士不遇赋》，汉代就有多人写过这一题月。咏物、抒情，结构小的，赋的路子反而逐渐趋向健康了。曹植的《洛神赋》，正是沿着这一健康路子的一个大制作。它不是咏物而是咏神，神自然还是人，理想化了的人。洛神是个理想化了的美女，在精细人微的形容中又注入感情，这样，就使赋作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它的真正价值也即在此。现在，我们不妨读一读此赋对洛神的描绘：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播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绿波。浓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承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昧，辅靥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象应图。披罗衣三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
这位神女，从容貌的婀娜动人，到衣着的轻盈飘逸，到举止的落落大方，都极尽形容之能事。面对这样一个美人，曹植动心了，于是"托微波以通辞"，"解玉佩以要之"，这样，就有了下面一段关于神女对曹植的挑逗言行若隐若现的极美妙描写：
嗟佳人之信修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琚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簿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尔乃众灵杂遂，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永牵牛之独处。扬轻（衤圭）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伫。体迅飞凫，飘忽若神。陵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退难期，若往若还。转盼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衷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这明垱。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
礼与情的矛盾，这大概是一切封建社会男女相处中最根本的矛盾了。曹植正是抓住了这一矛盾，外加上人与神的矛盾，展开洛神内心世界的犹疑、动摇、进退、往返，竭尽描绘之能事。此后的一切才子佳人小说、戏剧，在描绘女性主人公的动摇、犹疑上，大多都不出曹植所写的这个范围，其概括性就可以想见了。
曹植在《洛神赋》前面有个小序：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
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黄初是魏文帝曹丕代汉为皇帝以后的年号。曹丕上台当皇帝后，曹植的日子就困难了，详细情况我们后面再说。总之，这是曹植已处于逆境时写下的赋作。关于创作这篇赋作的动机，后人有许多猜测。这些猜测，说来倒也都并非无根无据，多少有些历史根据。一种猜测是：曹植胸有大志，希望建功立业，但是其志不得伸，于是借洛神的形象，寄托自己的理想。这原是古代最早的赋作的传统，例如屈原赋中的美人香草，就是借以寄托自己理想的事物，小序中提到的宋玉的《神女赋》，也是借神女以言志的作品。这仍然堪称一种较易为人们所接受的说法。但是，还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猜测，说曹植喜欢他的嫂嫂、曹丕的甄皇后，由于这种爱慕只能耽于空想，所以曹植就写了《洛神赋》。这样一来，原来是虚无缥缈的洛神就有了实指。正因为这个猜测十分有趣，我们不妨看一看有关曹丕的甄皇后的事迹，并作一点展开和分析。也许，这对我们理解曹植，可能获得一些超乎猜测以外的意外收获。
甄皇后的事迹，见《三国志·魏志·后妃传》，及传中所附的裴松之注。大体来说，甄皇后原是汉太保甄邯的后代，其父甄逸，为上蔡令。甄后是甄逸最幼小的女儿，在她三岁时，甄逸死了。甄后十余岁时，遭逢汉末乱世，天下兵乱饥馑，百姓都卖掉金银珠玉以换取粮食。这时的甄家藏有大量谷物，于是便用谷物换取金银珠玉。甄后对其母说："世乱而多买珠宝。匹夫禾罪，怀璧其罪，不会有好结果。乡里邻人均处于饥寒之中，不如把这些谷物赈济亲族邻里，广施恩惠以结人情。"全家都赞同她的主张，就依此而行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汉代儒生官僚家庭的教养，同一般没有见识的贪官污吏是不一样的。后来，袁绍聘"甄后"(甄后在传中无名字，前后皆以甄后称。这是古来史传的常用写法，我们只能沿用旧法。但受聘于袁熙为妻时即称甄后，令人看起来实在有些不解，故加上引号)为其于袁熙之妻。后来曹操攻下袁绍的根据地邺州，曹丕便进入袁绍府第，搜寻袁绍的妻子刘夫人和袁熙之妻甄氏，即此后的甄后。甄氏因为害怕，头伏在刘夫人的腰上，刘夫人也吓得两手紧攥。大约甄氏的美貌已有名声在外，曹丕本是慕名而去袁府的。所以曹丕就："刘夫人不必惊慌，让新妇把头抬起来。"于是，刘夫人捧着甄氏的头让她仰起头来，曹丕走上前去用毛巾揩拭甄氏的面也，仔细端详，果然倾国之貌，估计曹丕此时已被甄氏的美色震惊而失态了。曹丕走后，刘夫人对甄氏说："你被曹丕看中了，我们不必担心会被曹操所杀了。"曹丕不久就征得曹操同意，由曹操出面，迎娶袁熙之妻甄氏为曹丕之妇。其后，在曹丕登上帝位的黄初二年六月，正式立甄氏为皇后，后来因为曹丕另有新欢，甄皇后失意以后有怨言，曹丕便将她赐死，这正是曹植写《洛神赋》的前一年。不过，因为甄皇后的亲生儿子曹睿后来继位成为魏明帝，所以在魏明帝登基之后，甄后又被尊为文昭皇后，得以显身于后。
又据《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裴松之注，曹丕任五宫中郎将时，当时名列建安七子的刘桢被曹操任为五官中郎将文学。曹丕宴飨文学诸士，酒酣时，命夫人甄氏会见宾客，所有参加宴会的宾客都伏拜甄氏，只有刘桢平视。此事被曹操知道了，将刘桢下狱论死，后以服劳役减轻刑罚。这件事也说明甄氏的美艳在当时是很有些知名度的。
《三国志》裴松之注所搜罗的材料极广泛，但其中并无并于《洛神赋》是写甄后的记载。这说明，在六朝的刘宋年间以前，还并没有关于洛神是甄后的猜测。直到唐代李善为《昭明文选》作注，广收唐以前的笔记资料，才从某本笔记中引出此说，其大意是：
曹植曾求甄逸之女为妻。曹操没有同意，而将甄逸之娶为曹丕之妇。曹植心中十分不平，日夜思念，寝食难安。曹植在黄初年间入京朝见魏文帝曹丕，其时，甄后已被郭皇后向曹丕进谗而被赐死。曹丕赐死甄后以后，不免后悔，便将甄后所用的玉缕金带枕赐给曹植。曹植朝见曹丕后，带着玉缕金带枕回归，经过洛水，夜思甄后，迷茫见到甄后出现，对曹植说："这本心是愿意嫁给你的，便是此心难遂。这个枕头是我在家所用，出嫁时带着，过去给五官中郎将(曹丕为帝以前的官名)所用，现在归你所用了。我用过出枕头能够-直陪着你、靠在你出头旁，我实在太高兴了，语言不足以表达我的高兴之情。只是我现今被郭皇后以糠塞口，头发也披下来，这样被毁的容貌，不能在人面前出现。"话说完后，甄后就不见了。只派人送一颗明珠给曹植，曹植也回赠了玉佩，当时悲喜交集，便写了一篇《感甄赋》。后来，魏明帝（即甄后所生的儿子)见到这首赋后，为它改了个名字，叫《洛神赋》,故事是编得头头是道。一些历史细节也都颇有根据，例如关于甄后口中塞糠的传说，亦见于《三国志·魏书·后妃传》附裴松之注，书上说，甄后赐死后，曹丕新立的郭皇后在葬甄后时，"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后来，魏明帝知道这种事后，便逼杀郭太后，为生母报仇，在葬郭太后时，魏明帝吩咐对郭太后同样要"被发覆面，以糠塞口"。
不过，这个故事里有一个基本事实与史实不符，即曹丕、曹植兄弟之间的关系，此时已十分紧张，赠枕之事，根本不可以发生。这显然是后代文人借一些历史由头而作的创作。其写作时间大概是在刘宋以后到唐初之际。因为《三国志》裴松之注成于刘宋时期，而李善生于唐贞观年间，死于武则天年间。鲁迅先生说，唐以前的人，写神怪故事，大部分是当做实有的事而记的，到唐代人已作意好奇，有意创作神怪故事，即当作虚构的小说写了。这则故事，已露出了一种"作意好奇"的唐人写作风气，大有可能是唐初的作品。 这一故事，在虚构中又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其一，两汉虽然以儒学为官方学术，董仲舒亦已提出了三纲的理论，但在现实社会中，儒家礼法并不像赵宋以后那样严密而普及。在男女问题上，整个社会一直特比较宽泛的态度，再加之汉末儒学体系因儒生在现实政治中的一再碰壁而处于衰竭地位，人们把儒家扎法看得更为淡泊。曹氏父子们则更超脱，即如甄后原是袁熙之秦，曹氏父子都并不在乎她的再婚身份；曹操的卞夫人，本来就是娼家女。所以，曹植若是对嫂嫂的美貌产生了爱慕之心，反映到文字上，以当时出社会环境及曹氏父子思想来说，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之事。何况在这则故事中，曹植与甄后的关系，也还是发乎情止乎礼的。其二，曹植在与哥哥曹丕的矛盾斗争中，是一个受压迫的弱者，人们的心情，总是同情弱者的，后之文人，觉得曹植后半世受尽了曹丕的欺凌，想帮他出口恶气，所以编出来的故事中，连曹丕的皇后都是向着曹植、爱慕曹植的，以符合人们打抱不平的心理。由此看来，这则看来近于创作的故事，又有其某种合理性 。
那么，我们说了这半天，曹丕、曹植本是同胞兄弟，亦即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而且都是文化素养很高的人，他们之间缘何会发生尖锐的矛盾呢？
这可得从头说起，娓娓道来！这是一个与曹植一生荣辱及其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事情，我们要说曹植的故事，要谈及他的某些极其重要的作品，说来都与这个兄弟矛盾有关；而且这一兄弟矛盾，说来还和曹操的一些重大政治举措以及魏代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
谈曹植的生平，我们想先从曹植的一篇著名赋作《洛神赋》说起。
曹植的《洛神赋》，被公认为是建安赋作中的压轴之作，不但其篇幅的长度，过于所有的建安赋作，而且其描写的生动、细腻，传达感情的真挚、微妙，也超过了此前的一切赋作。众所周知，赋正式形成为一种广泛运用的文学形式，是在汉代，是由于汉武帝、汉宣帝等人的大力提倡所致。但是，皇帝们需要赋，为的是这种文学形式，从大处讲可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从小处讲可以怡情悦性，等之歌舞，总之是一种御用的文学。自然，当时的汉皇朝正处在鼎盛时期，整个朝廷和社会都有一种自信和自豪的气魄，像司马相如那种铺排皇家园苑的豪华气派的《上林赋》，正是因为符合了这种情绪，而为皇帝以下的整个上层社会所着重，至今仍可看成是汉唐气象的一种文学上的赋形物，不应抹杀。但是，这类作品骨子里头毕竟包含着一种吹捧的庸人气息，所以历来史家和文学家们，对此总不免要讲些不敬之语。后来汉家天下渐衰以后，老是吹吹拍拍，也弄不出什么新花样来，这就有了咏物小赋，形容某一客观事物，精确传神；另外，还出现了某些表达个人感情的小赋，例如《士不遇赋》，汉代就有多人写过这一题月。咏物、抒情，结构小的，赋的路子反而逐渐趋向健康了。曹植的《洛神赋》，正是沿着这一健康路子的一个大制作。它不是咏物而是咏神，神自然还是人，理想化了的人。洛神是个理想化了的美女，在精细人微的形容中又注入感情，这样，就使赋作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它的真正价值也即在此。现在，我们不妨读一读此赋对洛神的描绘：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播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绿波。浓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承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昧，辅靥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象应图。披罗衣三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
这位神女，从容貌的婀娜动人，到衣着的轻盈飘逸，到举止的落落大方，都极尽形容之能事。面对这样一个美人，曹植动心了，于是"托微波以通辞"，"解玉佩以要之"，这样，就有了下面一段关于神女对曹植的挑逗言行若隐若现的极美妙描写：
嗟佳人之信修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琚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簿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尔乃众灵杂遂，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永牵牛之独处。扬轻（衤圭）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伫。体迅飞凫，飘忽若神。陵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退难期，若往若还。转盼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衷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这明垱。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
礼与情的矛盾，这大概是一切封建社会男女相处中最根本的矛盾了。曹植正是抓住了这一矛盾，外加上人与神的矛盾，展开洛神内心世界的犹疑、动摇、进退、往返，竭尽描绘之能事。此后的一切才子佳人小说、戏剧，在描绘女性主人公的动摇、犹疑上，大多都不出曹植所写的这个范围，其概括性就可以想见了。
曹植在《洛神赋》前面有个小序：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
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黄初是魏文帝曹丕代汉为皇帝以后的年号。曹丕上台当皇帝后，曹植的日子就困难了，详细情况我们后面再说。总之，这是曹植已处于逆境时写下的赋作。关于创作这篇赋作的动机，后人有许多猜测。这些猜测，说来倒也都并非无根无据，多少有些历史根据。一种猜测是：曹植胸有大志，希望建功立业，但是其志不得伸，于是借洛神的形象，寄托自己的理想。这原是古代最早的赋作的传统，例如屈原赋中的美人香草，就是借以寄托自己理想的事物，小序中提到的宋玉的《神女赋》，也是借神女以言志的作品。这仍然堪称一种较易为人们所接受的说法。但是，还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猜测，说曹植喜欢他的嫂嫂、曹丕的甄皇后，由于这种爱慕只能耽于空想，所以曹植就写了《洛神赋》。这样一来，原来是虚无缥缈的洛神就有了实指。正因为这个猜测十分有趣，我们不妨看一看有关曹丕的甄皇后的事迹，并作一点展开和分析。也许，这对我们理解曹植，可能获得一些超乎猜测以外的意外收获。
甄皇后的事迹，见《三国志·魏志·后妃传》，及传中所附的裴松之注。大体来说，甄皇后原是汉太保甄邯的后代，其父甄逸，为上蔡令。甄后是甄逸最幼小的女儿，在她三岁时，甄逸死了。甄后十余岁时，遭逢汉末乱世，天下兵乱饥馑，百姓都卖掉金银珠玉以换取粮食。这时的甄家藏有大量谷物，于是便用谷物换取金银珠玉。甄后对其母说："世乱而多买珠宝。匹夫禾罪，怀璧其罪，不会有好结果。乡里邻人均处于饥寒之中，不如把这些谷物赈济亲族邻里，广施恩惠以结人情。"全家都赞同她的主张，就依此而行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汉代儒生官僚家庭的教养，同一般没有见识的贪官污吏是不一样的。后来，袁绍聘"甄后"(甄后在传中无名字，前后皆以甄后称。这是古来史传的常用写法，我们只能沿用旧法。但受聘于袁熙为妻时即称甄后，令人看起来实在有些不解，故加上引号)为其于袁熙之妻。后来曹操攻下袁绍的根据地邺州，曹丕便进入袁绍府第，搜寻袁绍的妻子刘夫人和袁熙之妻甄氏，即此后的甄后。甄氏因为害怕，头伏在刘夫人的腰上，刘夫人也吓得两手紧攥。大约甄氏的美貌已有名声在外，曹丕本是慕名而去袁府的。所以曹丕就："刘夫人不必惊慌，让新妇把头抬起来。"于是，刘夫人捧着甄氏的头让她仰起头来，曹丕走上前去用毛巾揩拭甄氏的面也，仔细端详，果然倾国之貌，估计曹丕此时已被甄氏的美色震惊而失态了。曹丕走后，刘夫人对甄氏说："你被曹丕看中了，我们不必担心会被曹操所杀了。"曹丕不久就征得曹操同意，由曹操出面，迎娶袁熙之妻甄氏为曹丕之妇。其后，在曹丕登上帝位的黄初二年六月，正式立甄氏为皇后，后来因为曹丕另有新欢，甄皇后失意以后有怨言，曹丕便将她赐死，这正是曹植写《洛神赋》的前一年。不过，因为甄皇后的亲生儿子曹睿后来继位成为魏明帝，所以在魏明帝登基之后，甄后又被尊为文昭皇后，得以显身于后。
又据《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裴松之注，曹丕任五宫中郎将时，当时名列建安七子的刘桢被曹操任为五官中郎将文学。曹丕宴飨文学诸士，酒酣时，命夫人甄氏会见宾客，所有参加宴会的宾客都伏拜甄氏，只有刘桢平视。此事被曹操知道了，将刘桢下狱论死，后以服劳役减轻刑罚。这件事也说明甄氏的美艳在当时是很有些知名度的。
《三国志》裴松之注所搜罗的材料极广泛，但其中并无并于《洛神赋》是写甄后的记载。这说明，在六朝的刘宋年间以前，还并没有关于洛神是甄后的猜测。直到唐代李善为《昭明文选》作注，广收唐以前的笔记资料，才从某本笔记中引出此说，其大意是：
曹植曾求甄逸之女为妻。曹操没有同意，而将甄逸之娶为曹丕之妇。曹植心中十分不平，日夜思念，寝食难安。曹植在黄初年间入京朝见魏文帝曹丕，其时，甄后已被郭皇后向曹丕进谗而被赐死。曹丕赐死甄后以后，不免后悔，便将甄后所用的玉缕金带枕赐给曹植。曹植朝见曹丕后，带着玉缕金带枕回归，经过洛水，夜思甄后，迷茫见到甄后出现，对曹植说："这本心是愿意嫁给你的，便是此心难遂。这个枕头是我在家所用，出嫁时带着，过去给五官中郎将(曹丕为帝以前的官名)所用，现在归你所用了。我用过出枕头能够-直陪着你、靠在你出头旁，我实在太高兴了，语言不足以表达我的高兴之情。只是我现今被郭皇后以糠塞口，头发也披下来，这样被毁的容貌，不能在人面前出现。"话说完后，甄后就不见了。只派人送一颗明珠给曹植，曹植也回赠了玉佩，当时悲喜交集，便写了一篇《感甄赋》。后来，魏明帝（即甄后所生的儿子)见到这首赋后，为它改了个名字，叫《洛神赋》,故事是编得头头是道。一些历史细节也都颇有根据，例如关于甄后口中塞糠的传说，亦见于《三国志·魏书·后妃传》附裴松之注，书上说，甄后赐死后，曹丕新立的郭皇后在葬甄后时，"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后来，魏明帝知道这种事后，便逼杀郭太后，为生母报仇，在葬郭太后时，魏明帝吩咐对郭太后同样要"被发覆面，以糠塞口"。
不过，这个故事里有一个基本事实与史实不符，即曹丕、曹植兄弟之间的关系，此时已十分紧张，赠枕之事，根本不可以发生。这显然是后代文人借一些历史由头而作的创作。其写作时间大概是在刘宋以后到唐初之际。因为《三国志》裴松之注成于刘宋时期，而李善生于唐贞观年间，死于武则天年间。鲁迅先生说，唐以前的人，写神怪故事，大部分是当做实有的事而记的，到唐代人已作意好奇，有意创作神怪故事，即当作虚构的小说写了。这则故事，已露出了一种"作意好奇"的唐人写作风气，大有可能是唐初的作品。 这一故事，在虚构中又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其一，两汉虽然以儒学为官方学术，董仲舒亦已提出了三纲的理论，但在现实社会中，儒家礼法并不像赵宋以后那样严密而普及。在男女问题上，整个社会一直特比较宽泛的态度，再加之汉末儒学体系因儒生在现实政治中的一再碰壁而处于衰竭地位，人们把儒家扎法看得更为淡泊。曹氏父子们则更超脱，即如甄后原是袁熙之秦，曹氏父子都并不在乎她的再婚身份；曹操的卞夫人，本来就是娼家女。所以，曹植若是对嫂嫂的美貌产生了爱慕之心，反映到文字上，以当时出社会环境及曹氏父子思想来说，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之事。何况在这则故事中，曹植与甄后的关系，也还是发乎情止乎礼的。其二，曹植在与哥哥曹丕的矛盾斗争中，是一个受压迫的弱者，人们的心情，总是同情弱者的，后之文人，觉得曹植后半世受尽了曹丕的欺凌，想帮他出口恶气，所以编出来的故事中，连曹丕的皇后都是向着曹植、爱慕曹植的，以符合人们打抱不平的心理。由此看来，这则看来近于创作的故事，又有其某种合理性 。
那么，我们说了这半天，曹丕、曹植本是同胞兄弟，亦即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而且都是文化素养很高的人，他们之间缘何会发生尖锐的矛盾呢？
这可得从头说起，娓娓道来！这是一个与曹植一生荣辱及其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事情，我们要说曹植的故事，要谈及他的某些极其重要的作品，说来都与这个兄弟矛盾有关；而且这一兄弟矛盾，说来还和曹操的一些重大政治举措以及魏代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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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11-07
不会吧．一般都是说他聪明有才，谁说他烂了？
我爷爷在我小的时候老讲他的故事我听！说他博学多才，淡泊名利！
以下是COPY来的：（不过个人是真的认为他一点都不烂．乃君子也）
曹植（192-233）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魏杰出诗人。曹操第三子，封陈思王。因富才学，早年曾被曹操宠爱，一度欲立为太子，后失宠。建安十六年（211）年封平原侯，建安十九年（214年）改为临淄侯。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改封鄄城王。曹丕称帝后，他受曹丕的猜忌和迫害，屡遭贬爵和改换封地。曹丕死后，曹丕的儿子曹睿即位，曹植曾几次上书，希望能够得到任用，但都未能如愿，最后忧郁而死，年四十一岁。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时期的文学，以诗歌的成就最为显著。有不少作品能从汉乐府民歌中吸取养料，反映出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体现了要求国家统一的愿望，辞情慷慨，语言刚健。后人以“建安风骨”称誉这些作品俊逸刚健的风格。但有些篇章表现了消极出世的思想。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有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等。曹植的生活和创作，以曹丕即帝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有少数作品出社会动乱和自己的抱负，诗的基调开朗、豪迈。如《白马篇》、《送应氏》等。后期作品则反映其所受压迫的苦闷的心情，部分诗篇参杂较浓厚的消极思想。其诗善用比兴手法，语言精炼而词采华茂，比较全面地代表了建安诗歌的成就，对五言诗的发展颇有影响。也善辞赋、散文。他的《洛神赋》抒情优美，富于神话色彩，影响甚大，是建安时期抒情小赋的代表作品。散文也有名篇，如《求自试表》等。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我爷爷在我小的时候老讲他的故事我听！说他博学多才，淡泊名利！
以下是COPY来的：（不过个人是真的认为他一点都不烂．乃君子也）
曹植（192-233）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魏杰出诗人。曹操第三子，封陈思王。因富才学，早年曾被曹操宠爱，一度欲立为太子，后失宠。建安十六年（211）年封平原侯，建安十九年（214年）改为临淄侯。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改封鄄城王。曹丕称帝后，他受曹丕的猜忌和迫害，屡遭贬爵和改换封地。曹丕死后，曹丕的儿子曹睿即位，曹植曾几次上书，希望能够得到任用，但都未能如愿，最后忧郁而死，年四十一岁。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时期的文学，以诗歌的成就最为显著。有不少作品能从汉乐府民歌中吸取养料，反映出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体现了要求国家统一的愿望，辞情慷慨，语言刚健。后人以“建安风骨”称誉这些作品俊逸刚健的风格。但有些篇章表现了消极出世的思想。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有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等。曹植的生活和创作，以曹丕即帝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有少数作品出社会动乱和自己的抱负，诗的基调开朗、豪迈。如《白马篇》、《送应氏》等。后期作品则反映其所受压迫的苦闷的心情，部分诗篇参杂较浓厚的消极思想。其诗善用比兴手法，语言精炼而词采华茂，比较全面地代表了建安诗歌的成就，对五言诗的发展颇有影响。也善辞赋、散文。他的《洛神赋》抒情优美，富于神话色彩，影响甚大，是建安时期抒情小赋的代表作品。散文也有名篇，如《求自试表》等。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7-11-07
“国事分明属灌均，西陵魂断夜来人。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 从来文章千古事，一代一代，后来人惊其诗、异其文，掩卷又莫不叹息俯仰。吾国自屈原沉江，文苑铮铮铁骨者辈出，及至陈思曹植，以其文写其意，璨溢古今，独步当时。其风范、其文采，独开一葩于华夏文明之中，虽千秋万代而不易其色、不减其香。悠悠岁月两千年，吾辈学子感其节，叹其志，虽异代而不敢不自励也。今读其诗文，阅其故事，仍不解心中之所结。故欲详察子建之内心，以使昭然而显明者，诚为子建所感而致也。故作斯文。相形子建重谤之下而篇籍不离于手，我辈敢不自勉耶？
二
曹植字子建，曹操第四子，卞氏所生，为曹丕同母弟。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即公元192年。曹植少有才华，“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深受其父曹操的宠爱和赏识，被称为“儿中最可定大事者” ，几乎被立为太子。建安十六年被封为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淄。青年时期的曹植可谓是志得意满，然而，由于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 ，加上曹丕的高超表演，使曹操渐渐失去了对他的信任，司马门事件之后，更令曹操异目视之。曹植也因此争立太子失败，其“但美遨游” 的公子生活也从此结束。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曹丕即太子位，使诸王就国，曹植更是受尽打击，从此开始了他“十一年中而三徙都” 的漂泊转篷生活。这一期间的曹植不仅自身屡受诽谤打击，其亲友也多有牵连。曹丕死后，魏明帝曹睿即位，曹植的生活待遇稍微有所好转，但明帝仍然沿袭了乃父对曹植的猜忌政策，曹植的政治地位依然丝毫没有改变。虽然曹植屡次上疏，希望得到重用以报国，但是望穿秋水，终不见用。魏明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孤傲的曹植终于在困顿飘零中郁郁死去，时年仅四十一岁。死后谥曰“思”，史称陈思王。
三
大凡文学或文化研究，多有以下两大特点：一是代代积累，世世相传，每期研究均是前代的继承发展或以之为参照；二是每个时代自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文学研究也在不断的承革中展现新貌，曹植研究亦是如此，虽角度、方法或不同于前，然对于前人成果不敢不察焉。
从曹植生活的建安时代始，历代对曹植的评论、研究便方兴未衰。建安之世，曹植的作品便在文人集团中广为传诵。虽然曹植终未即皇位，然对其文才，朝野一片赞誉。吴质在其《答东阿王书》中云：“奉所惠贶，……实赋颂之宗，作者之师也。” 此可谓当时之至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曹植评论甚于建安，亦多赞其才思敏捷，肯定其作品内容充实，感情饱满。此期研究较前代突破之处是：不再流于表面的赞誉，对曹植身世的哀叹进入评论之中。陈寿以其史家眼光开始全面认识曹植：“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然不能克让远防，终至携隙。” 谓子建“才高八斗”的谢灵运亦云：“平原侯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 这“忧生之嗟”之一叹语，开始深入到曹植作品思想中去。刘勰《文心雕龙》因其体例所限，亦多是对曹植的各种题材进行评价，诸多赞词，而未识曹植之苦痛切肤也。另一诗评家钟嵘《诗品》不仅把曹植文学地位推至顶峰，谓之“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而且对其诗歌渊源、艺术风格和影响等方面，论断颇精。
隋唐时期，在曹植研究方面，除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对曹植的诗歌题旨多有阐发外，其余无大突破。吴兢之研究较前代多了理性的细致分析。其余诗家如杜甫“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之语亦只是流于感性认识。宋金元时期是笔记和诗话兴盛之时，文史艺术研究也进入活跃期。研究曹植的广度和深度也有所拓展，研究领域涉及到曹植的生平、思想和他的作品文与质。另一突出特点是对其文学史地位也展开了争论。宋代文学思想的活跃也导致了对曹植评论的众说纷纭。郭茂倩沿吴兢之路对曹植乐府进行题解，秦观、陈绎曾等多探讨曹植之风格。在文质的研究上，张戒云：“子建诗专以韵胜。” 吴聿则曰：“古人五字，往往句有相犯者，……曹子建、应德琏皆云：‘公子敬爱客’……如此者众，不可悉举。”
从建安到宋金元时期，曹植研究中关于其文学地位未出现大的争议，肯定者居多。进入明代以来，曹植研究未有大突破，但曹集推广和介绍却是盛况空前。当时名家亦乐此不疲，纷纷援笔题辞。李梦阳、徐伯虬、李桢、陈朝辅、张溥等均为此各不相让，题序中都对曹植的人品、艺术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对曹植的身世遭遇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张溥《陈思王集题辞》：“余读陈思王《责躬》、《应诏》诗，泫然悲之，以为伯奇履霜，崔子渡河之属。” 虽然如此，亦有批评之声异响。王世贞旗帜鲜明地点明曹植不及其父兄：“曹公莽莽，古直悲凉。子桓小藻，自是乐府本色。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
“清代诗学大盛，在接受和发扬文学遗产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曹植研究再度兴旺发达，著述之丰考订之密，前所未见。” 但诸家之研究亦多还是从其诗歌的思想、艺术和源流、影响等方面作评价。吴淇、宝山香人的点评虽评及篇目，但只予我们读懂该诗的帮助，曹植研究亦不为活跃。
对曹植作品做综合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叶，二十年代陈一百《曹子建研究》和三十年代洪为法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然两书都较为简略。
要之，自建安至有清以来的曹植研究中，成体系者无几。至于曹植思想归属及其人格特征的研究，除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学思想研究外，也极少有人对其条分缕析，因其欠缺，故综述也略。
在曹植分期研究方面，较先者为郑振铎。他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把曹植诗歌创作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但美遨游”的时代，后期是漂泊转篷的时代。此后论者多承此说，小异者只是分期时间。一派认为曹丕即位是其生活的转折点，一派认为司马门事件是其生活转折点。依曹魏三代分期研究者也有之，但所见甚少。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将曹植乐府诗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期。今人周建忠《曹植对屈赋的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将曹植一生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个阶段，分别探讨两人赋间的关系。钟优民先生识见又与众不同，将曹植生平分为魏国公子的豪华生活、争立太子的前前后后、特殊囚徒的悲惨遭遇三个时期。
在曹植思想归属研究方面，学术界多认为曹植是尚儒的，间或有道家思想。钟优民先生《曹植新探》即认为曹植是“恪守儒家道德规范，身体力行，死而后已” 的，即使于曹植文《骷髅说》，钟先生亦认为曹植“还是坚持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达观，强调生前的努力奋斗，反对坠入冥冥空想而虚度平生” 的。陈良运《三曹三辩》指出，在文学思想上，曹植受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与政治功利观念的左右。 “儒道互补”大概是学术界的定论，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即指出，曹植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完成儒道互补人格的士人。虞德懋《曹植与陶潜诗歌渊源比较》将曹陶并举，指出两人均得力于中古文化儒道互补的人文精髓。众论之中又有零星论及曹植思想是尚侠的。顾农《从游侠到游仙》便指出曹植有近于儒的一面，也有近于侠的一面。
人格研究是近年来的新话题。当然，由于对人格的理解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难成定论。九十年代以来，用比较文学的观点研究曹植者有所涉及，徐公持先生《魏晋文学史》虽未指出研究曹植人格，但对此也有描述：“曹植正是这样一种人：在顺境中意气风发，志气高扬，不知有所检抑；在逆境下则沮丧颓唐，志意摧折，难以保持自尊气骨。” 孙明君先生《对曹植人格建构的动态考察》中即涉及多种西方人格理论。依孙先生之观点，曹植人格是一种儒道互补的中国古代士——诗人人格。
四
应该说，自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曹植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间既有宏观的审视亦有微观的剖析，研究领域之广、视野之宽，亦是前所未有的。文献研究和新方法探测方面也硕果累累。然而读书数载，亦觉得研究者自有其自身角度和体系，在研究曹植思想时，多把其儒学思想定义为孔孟为主体的原始儒学，道家思想主要定义为老庄思想。这诚然是能被学术界首肯的。本文欲以之为研究方法的，主要虑及关涉思想的研究，还应考察这种思想至此时代已实际演变到何种程度，因为弥漫于时代的思想不可能不影响到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故而考察之中，亦多了思想演变粗述。
至于曹植人格，虽然其建构是一动态过程，然而在建安、黄初、太和时期又各有特色，而这三期特色又可以与弗洛伊德的三部人格结构理论有暗合之处，本文不期用弗氏之理论对曹植进行心理分析，而是用其三部人格特点阐释曹植人格的三期不同特色。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弗氏之理论虽然可能不宜直接用于解析曹植的复杂人格，但是，他的理论或许能给我们研究曹植一些新的视角和启发。至于将曹植思想与人格之分设者，则将于文后详及。
所以曹植不是很烂的.
二
曹植字子建，曹操第四子，卞氏所生，为曹丕同母弟。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即公元192年。曹植少有才华，“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深受其父曹操的宠爱和赏识，被称为“儿中最可定大事者” ，几乎被立为太子。建安十六年被封为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淄。青年时期的曹植可谓是志得意满，然而，由于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 ，加上曹丕的高超表演，使曹操渐渐失去了对他的信任，司马门事件之后，更令曹操异目视之。曹植也因此争立太子失败，其“但美遨游” 的公子生活也从此结束。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曹丕即太子位，使诸王就国，曹植更是受尽打击，从此开始了他“十一年中而三徙都” 的漂泊转篷生活。这一期间的曹植不仅自身屡受诽谤打击，其亲友也多有牵连。曹丕死后，魏明帝曹睿即位，曹植的生活待遇稍微有所好转，但明帝仍然沿袭了乃父对曹植的猜忌政策，曹植的政治地位依然丝毫没有改变。虽然曹植屡次上疏，希望得到重用以报国，但是望穿秋水，终不见用。魏明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孤傲的曹植终于在困顿飘零中郁郁死去，时年仅四十一岁。死后谥曰“思”，史称陈思王。
三
大凡文学或文化研究，多有以下两大特点：一是代代积累，世世相传，每期研究均是前代的继承发展或以之为参照；二是每个时代自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文学研究也在不断的承革中展现新貌，曹植研究亦是如此，虽角度、方法或不同于前，然对于前人成果不敢不察焉。
从曹植生活的建安时代始，历代对曹植的评论、研究便方兴未衰。建安之世，曹植的作品便在文人集团中广为传诵。虽然曹植终未即皇位，然对其文才，朝野一片赞誉。吴质在其《答东阿王书》中云：“奉所惠贶，……实赋颂之宗，作者之师也。” 此可谓当时之至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曹植评论甚于建安，亦多赞其才思敏捷，肯定其作品内容充实，感情饱满。此期研究较前代突破之处是：不再流于表面的赞誉，对曹植身世的哀叹进入评论之中。陈寿以其史家眼光开始全面认识曹植：“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然不能克让远防，终至携隙。” 谓子建“才高八斗”的谢灵运亦云：“平原侯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 这“忧生之嗟”之一叹语，开始深入到曹植作品思想中去。刘勰《文心雕龙》因其体例所限，亦多是对曹植的各种题材进行评价，诸多赞词，而未识曹植之苦痛切肤也。另一诗评家钟嵘《诗品》不仅把曹植文学地位推至顶峰，谓之“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而且对其诗歌渊源、艺术风格和影响等方面，论断颇精。
隋唐时期，在曹植研究方面，除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对曹植的诗歌题旨多有阐发外，其余无大突破。吴兢之研究较前代多了理性的细致分析。其余诗家如杜甫“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之语亦只是流于感性认识。宋金元时期是笔记和诗话兴盛之时，文史艺术研究也进入活跃期。研究曹植的广度和深度也有所拓展，研究领域涉及到曹植的生平、思想和他的作品文与质。另一突出特点是对其文学史地位也展开了争论。宋代文学思想的活跃也导致了对曹植评论的众说纷纭。郭茂倩沿吴兢之路对曹植乐府进行题解，秦观、陈绎曾等多探讨曹植之风格。在文质的研究上，张戒云：“子建诗专以韵胜。” 吴聿则曰：“古人五字，往往句有相犯者，……曹子建、应德琏皆云：‘公子敬爱客’……如此者众，不可悉举。”
从建安到宋金元时期，曹植研究中关于其文学地位未出现大的争议，肯定者居多。进入明代以来，曹植研究未有大突破，但曹集推广和介绍却是盛况空前。当时名家亦乐此不疲，纷纷援笔题辞。李梦阳、徐伯虬、李桢、陈朝辅、张溥等均为此各不相让，题序中都对曹植的人品、艺术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对曹植的身世遭遇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张溥《陈思王集题辞》：“余读陈思王《责躬》、《应诏》诗，泫然悲之，以为伯奇履霜，崔子渡河之属。” 虽然如此，亦有批评之声异响。王世贞旗帜鲜明地点明曹植不及其父兄：“曹公莽莽，古直悲凉。子桓小藻，自是乐府本色。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
“清代诗学大盛，在接受和发扬文学遗产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曹植研究再度兴旺发达，著述之丰考订之密，前所未见。” 但诸家之研究亦多还是从其诗歌的思想、艺术和源流、影响等方面作评价。吴淇、宝山香人的点评虽评及篇目，但只予我们读懂该诗的帮助，曹植研究亦不为活跃。
对曹植作品做综合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叶，二十年代陈一百《曹子建研究》和三十年代洪为法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然两书都较为简略。
要之，自建安至有清以来的曹植研究中，成体系者无几。至于曹植思想归属及其人格特征的研究，除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学思想研究外，也极少有人对其条分缕析，因其欠缺，故综述也略。
在曹植分期研究方面，较先者为郑振铎。他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把曹植诗歌创作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但美遨游”的时代，后期是漂泊转篷的时代。此后论者多承此说，小异者只是分期时间。一派认为曹丕即位是其生活的转折点，一派认为司马门事件是其生活转折点。依曹魏三代分期研究者也有之，但所见甚少。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将曹植乐府诗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期。今人周建忠《曹植对屈赋的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将曹植一生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个阶段，分别探讨两人赋间的关系。钟优民先生识见又与众不同，将曹植生平分为魏国公子的豪华生活、争立太子的前前后后、特殊囚徒的悲惨遭遇三个时期。
在曹植思想归属研究方面，学术界多认为曹植是尚儒的，间或有道家思想。钟优民先生《曹植新探》即认为曹植是“恪守儒家道德规范，身体力行，死而后已” 的，即使于曹植文《骷髅说》，钟先生亦认为曹植“还是坚持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达观，强调生前的努力奋斗，反对坠入冥冥空想而虚度平生” 的。陈良运《三曹三辩》指出，在文学思想上，曹植受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与政治功利观念的左右。 “儒道互补”大概是学术界的定论，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即指出，曹植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完成儒道互补人格的士人。虞德懋《曹植与陶潜诗歌渊源比较》将曹陶并举，指出两人均得力于中古文化儒道互补的人文精髓。众论之中又有零星论及曹植思想是尚侠的。顾农《从游侠到游仙》便指出曹植有近于儒的一面，也有近于侠的一面。
人格研究是近年来的新话题。当然，由于对人格的理解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难成定论。九十年代以来，用比较文学的观点研究曹植者有所涉及，徐公持先生《魏晋文学史》虽未指出研究曹植人格，但对此也有描述：“曹植正是这样一种人：在顺境中意气风发，志气高扬，不知有所检抑；在逆境下则沮丧颓唐，志意摧折，难以保持自尊气骨。” 孙明君先生《对曹植人格建构的动态考察》中即涉及多种西方人格理论。依孙先生之观点，曹植人格是一种儒道互补的中国古代士——诗人人格。
四
应该说，自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曹植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间既有宏观的审视亦有微观的剖析，研究领域之广、视野之宽，亦是前所未有的。文献研究和新方法探测方面也硕果累累。然而读书数载，亦觉得研究者自有其自身角度和体系，在研究曹植思想时，多把其儒学思想定义为孔孟为主体的原始儒学，道家思想主要定义为老庄思想。这诚然是能被学术界首肯的。本文欲以之为研究方法的，主要虑及关涉思想的研究，还应考察这种思想至此时代已实际演变到何种程度，因为弥漫于时代的思想不可能不影响到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故而考察之中，亦多了思想演变粗述。
至于曹植人格，虽然其建构是一动态过程，然而在建安、黄初、太和时期又各有特色，而这三期特色又可以与弗洛伊德的三部人格结构理论有暗合之处，本文不期用弗氏之理论对曹植进行心理分析，而是用其三部人格特点阐释曹植人格的三期不同特色。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弗氏之理论虽然可能不宜直接用于解析曹植的复杂人格，但是，他的理论或许能给我们研究曹植一些新的视角和启发。至于将曹植思想与人格之分设者，则将于文后详及。
所以曹植不是很烂的.
第3个回答 2007-11-19
是很烂，原因是他只会结交很聪明的文人，而忘了所处环境为乱世要学一些统治和拢络文、武之才在身边的道理，所以成了曹操后来要抛弃他而选择曹丕的直接原因。遗憾的是：直到杨修死、他死都没弄清楚里面的原因，白当了一回陈思王而一直念他被曹操视为腐儒的孝悌“煮豆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试想，这“泣”的眼泪能唤醒当时灭了人性的军阀天下吗？袁绍一家三兄弟就是当时的榜样啊……而曹操，却是当时“宁我负天下人，决不叫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鬼也！
第4个回答 2007-11-17
在我国文学史上许多有争议的人物中，曹植还不算是歧见最多的。不过在他的评价问题上，不同意见还是不少。这种分歧在古代即已存在，延续到现代又有所发展。本文只着重就发生在晚近的一场讨论试作回顾和评述，并对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表示笔者的一些意见。
这场讨论发生在50年代。问题首先是由郭沫若先生《论曹植》(以下简称“郭文”)一文提出的。文章最初写于1943年，1947年收入《历史人物》一书中出版，解放后此书又于1952年改订再版。郭文从批驳钟嵘、王通、丁晏等人关于曹植的一些说法人手，对曹植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重新评价的主张。文章认为，曹植在前期(建安时期)与曹丕争为太子中“用术”，“相欺以诈”，在后期受曹丕、曹睿的猜忌打击，“委实也咎由自取”，而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他“好摹仿，好修饰，便开出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文章还就一些具体作品提出了看法，如认为《洛神赋》“感甄”，“我看应该也是情理中的事”，说《与杨德祖书》是“令人难以卒读的自尊自大的文字”，是“标准的‘文人相轻”’等等。文章在全面贬低曹植的同时，又处处以曹丕作反衬，“曹丕恰恰和他成为一个极鲜明的对照”。
《历史人物》再版后三年，有人出来著文商榷了，这就是刊载在《文史哲》1995年第6期上的贾斯荣先生的《关于(论曹植)》(以下简称“贾文”)。贾文对郭文所论及的一系列问题，几乎都持相反意见，文章在列举一些史料进行分析后认为，在建安时期丕、植兄弟太子之争中，“曹丕是一个十分阴毒奸险的人”，曹植则是有着“浪漫不羁的天真性格的人”，“和他哥哥曹丕比较起来，他的行为却是光明磊落得多的”，文章又说，“至于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和他的哥哥相比，则更不可同日而语了，数千年来已有定评”。文章从方法上批评了郭文，说郭文“抹煞了前人的一切意见，歪曲了许多事实。在他自己却认为这是‘极尽平反’之能事，故意地要和前人来打一场糊涂官司，翻一翻旧案。……这样的研究方法，是有些主观片面的”。文章还表示不同意郭文对《洛神赋》、《与杨德祖书》、《七哀诗》等的解释。
贾文发表一年多后，《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上刊载了张德钧先生《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以下简称“张文”)一文。张文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为郭文辩护，而对贾文提出驳难。张文也对一些史料进行了分析，认为曹植在建安时期“与丁仪、丁翼、杨修等交构，谋夺王位继承权，终因违法乱纪失宠，和玩弄诈术事败，乃没有夺去曹丕以兄长身份本来应作太子继承王位的权利”。关于曹植后期的受迫害，张文则说“曹植最受折磨的日子，乃在曹睿当政时”，认为不少苛待曹植的事都“与曹丕无干”。关于曹植的文学成就，张文不同意贾文“在他(曹植)的作品里就出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的说法，认为曹植许多作品“都还没有出离曹植个人的利益得失的情况，要说已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恐怕结论下得早了一点”，与此相对，张文认为曹丕的作品“单从题目上看，就可发现有许多是批判地反映社会现实的”。对于曹植的一些作品如《七哀》诗等等，张文也作了与贾文相反而与郭文相同的解释。张文最后又专节批评了贾文的“态度问题”。
到1959年，又有廖仲安先生《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廖文”)一文发表(《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廖文在开始部分说“我在搜集曹植的传记材料和阅读曹植诗歌的过程中，越来越相信郭沫若先生的分析”。不过廖文并没有直接介入郭文——贾文——张文的讨论，廖文批评的对象，主要是1957年8月出版的由高教部审定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文章说《大纲》“在介绍曹植生平时，对他的前期生活只强调他‘生于乱，长于军’，后期生活中则强调他‘遭受政治压迫’。对他的诗歌的思想内容也突出强调其‘对统治者的愤恨和那种要求解放自由的精神’，‘反映出社会衰败面貌和人民的痛苦生活’，‘流露出他的壮志热情和关怀国家的思想’。我觉得这些提法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这场讨论发生在50年代。问题首先是由郭沫若先生《论曹植》(以下简称“郭文”)一文提出的。文章最初写于1943年，1947年收入《历史人物》一书中出版，解放后此书又于1952年改订再版。郭文从批驳钟嵘、王通、丁晏等人关于曹植的一些说法人手，对曹植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重新评价的主张。文章认为，曹植在前期(建安时期)与曹丕争为太子中“用术”，“相欺以诈”，在后期受曹丕、曹睿的猜忌打击，“委实也咎由自取”，而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他“好摹仿，好修饰，便开出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文章还就一些具体作品提出了看法，如认为《洛神赋》“感甄”，“我看应该也是情理中的事”，说《与杨德祖书》是“令人难以卒读的自尊自大的文字”，是“标准的‘文人相轻”’等等。文章在全面贬低曹植的同时，又处处以曹丕作反衬，“曹丕恰恰和他成为一个极鲜明的对照”。
《历史人物》再版后三年，有人出来著文商榷了，这就是刊载在《文史哲》1995年第6期上的贾斯荣先生的《关于(论曹植)》(以下简称“贾文”)。贾文对郭文所论及的一系列问题，几乎都持相反意见，文章在列举一些史料进行分析后认为，在建安时期丕、植兄弟太子之争中，“曹丕是一个十分阴毒奸险的人”，曹植则是有着“浪漫不羁的天真性格的人”，“和他哥哥曹丕比较起来，他的行为却是光明磊落得多的”，文章又说，“至于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和他的哥哥相比，则更不可同日而语了，数千年来已有定评”。文章从方法上批评了郭文，说郭文“抹煞了前人的一切意见，歪曲了许多事实。在他自己却认为这是‘极尽平反’之能事，故意地要和前人来打一场糊涂官司，翻一翻旧案。……这样的研究方法，是有些主观片面的”。文章还表示不同意郭文对《洛神赋》、《与杨德祖书》、《七哀诗》等的解释。
贾文发表一年多后，《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上刊载了张德钧先生《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以下简称“张文”)一文。张文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为郭文辩护，而对贾文提出驳难。张文也对一些史料进行了分析，认为曹植在建安时期“与丁仪、丁翼、杨修等交构，谋夺王位继承权，终因违法乱纪失宠，和玩弄诈术事败，乃没有夺去曹丕以兄长身份本来应作太子继承王位的权利”。关于曹植后期的受迫害，张文则说“曹植最受折磨的日子，乃在曹睿当政时”，认为不少苛待曹植的事都“与曹丕无干”。关于曹植的文学成就，张文不同意贾文“在他(曹植)的作品里就出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的说法，认为曹植许多作品“都还没有出离曹植个人的利益得失的情况，要说已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恐怕结论下得早了一点”，与此相对，张文认为曹丕的作品“单从题目上看，就可发现有许多是批判地反映社会现实的”。对于曹植的一些作品如《七哀》诗等等，张文也作了与贾文相反而与郭文相同的解释。张文最后又专节批评了贾文的“态度问题”。
到1959年，又有廖仲安先生《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廖文”)一文发表(《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廖文在开始部分说“我在搜集曹植的传记材料和阅读曹植诗歌的过程中，越来越相信郭沫若先生的分析”。不过廖文并没有直接介入郭文——贾文——张文的讨论，廖文批评的对象，主要是1957年8月出版的由高教部审定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文章说《大纲》“在介绍曹植生平时，对他的前期生活只强调他‘生于乱，长于军’，后期生活中则强调他‘遭受政治压迫’。对他的诗歌的思想内容也突出强调其‘对统治者的愤恨和那种要求解放自由的精神’，‘反映出社会衰败面貌和人民的痛苦生活’，‘流露出他的壮志热情和关怀国家的思想’。我觉得这些提法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