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甲骨文是迄今可考的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它产生于殷商时代。因为奴隶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比之现代文明社会要愚昧低劣得多，当时的宫廷贵族迷信鬼神，认为它们才能预知未来。所以，在遇到生老病死和战争疾病等重大事件时，都要去叩问神灵。他们在龟甲或兽骨上钻孔、灼烧，根据纵横交错的碎裂纹路进行占卜，以此判断吉凶。而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占卜目的和结果之文字就叫甲骨文，又由于是占卜之辞，甲骨文也称“卜辞”。
朝代更迭，多少英雄美人都朽成了尘土，甲骨文也已沉埋在遥远的时光中，要不是金石学家王懿荣得了一场疟疾，或许甲骨文要永远地守着旧曰繁华继续寂寞下去。
清光绪二十五年，在北京做官的王懿荣因得疟疾，遍请名医。根据医嘱需服一味“龙骨”，他派人寻遍京城各处药铺，最后才在宣武门外菜市口的鹤年堂买到这副中药。当他打开纸包一看，却发现“龙骨”上刻着各种奇异的符号。凭着扎实的金石学功底，王懿荣认定这些符号绝非自然纹路，看出很有规律，像是人工所为。敏感的他不顾疟疾缠身，派人将铺子里的“龙骨”统统买回来，然后他与好友、《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共同考证鉴定，得出结论，认为这是商朝时期的遗物，从此揭开了中国最古老文字之谜。这之后，金石学家罗振玉、王国维和一些历史学家对河南安阳西北五里小屯村一带进行考证，认为此处便是商朝的国都——殷的所在地。从1928年起，国家十余次组织科学发掘，出土十余万片甲骨文，发现自殷王盘庚迁都至纣王灭亡270余年的历史，为研究历史、古文字和书法艺术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而且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多年，改变了当时学术界所谓“东周以前无史”的说法。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让我们了解到那个久远年代的文化风貌，对汉字的源头有了一种清醒的认识。甲骨文文字成熟，刻画精美，结构匀称稳定。它脱胎于绘画图形，象形的比重比较大，从字形来看，已具有了后世方块汉字的基本形体，初步奠定了汉字线条艺术的基础。它既体现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六法”造字方式，又表现了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三要素”。其生动的象形、古拙的笔触为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开出一脉清泉，引得后世汉字书法以此为源头，历经几世演变而成体系。因此，甲骨文也被称为“汉字书法之始祖”。
如果说甲骨文奠定了中国书法的线条基础，那么钟鼎文则巩固了方块字的间架结构。与甲骨文不同，钟鼎文不是殷商时期刻在甲骨上的卜辞，而是商周以降刻在或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由于古人称“铜”为“金”，所以这种文字又被称之为“金文”。与甲骨文的内容不同，金文所记载的大都是天子的功德、国家的律令、诸侯的言行以及当时重大的讨伐、征战、祭祀活动。
金文由甲骨文演变而来，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统称为“甲金文”；从文字学的角度看，它们都属于大篆的系统，或称为“籀文”，也就是后来由周宣王之太史籀规范下来的字体。但是，与甲骨文相比，金文有意识地省去了甲骨文中的图画成分，字的描摹性特征也明显减弱，一些在甲骨文中直接描摹事物本身形象的字，在金文中已演化为由线条交构而成的距离事物原型很远的“字”，比如在甲骨文中，“犬”、“豕”、“兔”、“虎”、“象”等表示动物的文字，多数都还画成有首有尾有肚腹的样子，而在金文中它们都一律减省了肚腹部分，首和尾的表现也不十分明显。在写法上，金文的书写已在追求整齐规范的外部风貌，纵向自动成行，横向更是有意识地排列，字体的大小也更为接近。在造字上，形声字在金文中的比重迅速增大，明显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金文已基本脱离了象形图画的束缚，越来越向纯粹的线形符号靠拢。由于金文是刻画或铸造在钟鼎上面的，其刀刻的功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端庄古拙，沉稳浑厚，不仅对后世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直接影响到以后的篆刻艺术。时至今日，不仅书法家中有专攻金文者，而且篆刻家中也有专攻金文者。
甲骨文盛行于殷商，钟鼎文盛行于西周，石鼓文流行于东周。这三种文字相递承继，最终确立了汉字书法追求线条也美的艺术特性。
石鼓文是唐代在陕西凤翔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因其被刻写在10只鼓形的石头上，故而也称之为“石鼓文’，世称“石刻之祖”。北宋大观年间，石鼓全部被移到了首都开封。到宋徽宗时，又下令用黄金填满刻文，以示珍贵。元代以后，这些石鼓被移至北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中一只鼓的字迹已经磨灭，其余九只鼓也有残缺。每鼓四周都刻有一首四言诗。共10首，其诗修辞、用韵、诗风均与《诗经》相近，后人推断当是《诗经》时代的作品。这10首诗原有700多字，现仅存200多字，内容主要记述秦王游猎之事。故石鼓文又称为“猎碣”。
石鼓文属大篆，其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趋于方正丰厚，“若星辰丽天，皆有奇致”。石鼓文比金文更加规整精练，间架结构也更为匀称疏朗，是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由于是刻在圆形的石鼓上，其笔画多为曲线，字体大小如一，显得朴质自然而又端庄流畅。
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自甲骨文至金文再到石刻文，书法的意味在一步步地凸显出来。甲骨文主要用于记录，以实用价值为主；金文范铸于礼器和兵器之上，虽有装饰的意味，但观赏起来多有不便：与那些间或铸在底部、刻在腹中或藏在盖底的钟鼎文不同，石鼓文一览无余，便于欣赏，有着更高的观赏价值。于是，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临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誉。唐代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都很推重石鼓文，其后历代书家都将它视作早期篆书的法则。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主要是得力于石鼓文才形成自家风格的。明代大收藏家安国收藏有10种石鼓文拓本，自称“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拓三本：《先锋》、《中权》、《后劲》。这些均是世界上保存字数最多、最好的拓本，现皆流失到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