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内阁大臣职权和地位具体体现可以从历史事实和外国人札记看出：
明朝体制为文官政治体系。太祖，成祖时期大权独揽倒是事实。但是自从嘉靖朝内阁体制完善之后。阁权和皇权基本持平。
皇帝除了生杀予夺的大权之外其他权利几乎被内阁分散。内阁的大学士可以草拟谕旨，对皇帝重大的决定还可以封驳.......等等！！！
清朝从雍正朝建立军机处以后皇帝大权独揽，把持朝纲，到晚清居然可以发生“慈禧一言定大统”的事情，让光绪登上皇位。这在明朝是不可能发生的，要知道万历皇帝朱翊君在“国本之争”的时候可是阁臣们的“手下败将”
去查查万历17年不上朝的原因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内阁的存在使万历不能为所欲为，所以消极罢工。
很多人都说崇桢皇帝如何英明，只是时运不济，我恰恰不这样认为，他过于勤政拉，不行还逞能，反而加速拉明朝的覆亡。崇祯17年换52任内阁限制拉内阁的作用，变成拉皇帝一人的独断专行，当时崇祯要是肯听阁臣的建议和李闯议和，明朝不会亡。当时和李自成和后金2边开站就是严重的失误，无论和那一边谈判成功，暂时休战，都不会如此之快覆亡。当然灾荒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还有大规模的鼠疫，明朝后期的鼠疫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瘟疫，北京城其实是不功自破的。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集神权、皇权、族权于一身，忠君是最高的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绳。但到了明朝万历中叶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历史上，大臣劝诫帝王的现象是一直存在的，但在万历年间，朝中大臣们争相暴风骤雨般地抨击皇帝，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强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在古代社会中也是空前且绝后的。
右都御史漕运总督李三才上书指责皇帝：“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
御史冯从吾上书警示皇帝：“（皇帝）谓圣体违和，欲以此自掩……天下后世，岂可欺乎？”
礼部主事卢红春揭露皇帝“装病”说：“若真疾耶？则当以宗社为重，毋务为豫乐以为基祸；若非疾也，则当以诏旨为重，毋务以矫饰以起疑。”
户科给事中田大益痛斥皇帝：“陛下驱率虎狼，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穿竭。”
工科给事中王德完责道：“民何负于君？而鱼肉蚕食至于此极耶！”
注意，这些激烈的言辞，放在任何给一个朝代，恐怕帝王都难以容忍。而上述的话还不是最激烈的。
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痛斥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了。
李三才历数历代昏庸君王比较万历皇帝，声称：“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甚至说出了“天神共愤，大难将作”的骇人心魄的话来。而李三才竟然也因这样的奏疏，被朝野传颂，他本人居然几乎被大家拥戴入阁！
当时的朝中大臣都以“批鳞”为荣，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皇帝对此的态度呢？《明实录》记载万历皇帝埋怨大臣们“讪言卖直”，但谏诤者因此被贬责的确实有，而受重罚的却很少，几乎没有发生过因疏谏皇帝而丧生的事情。就连痛骂皇帝酒色财气俱足的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也只受到引病告退的处理。
万历朝廷对“非君”浪潮的宽容态度，是历史上罕见的。
这样的事情不仅在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因为到了清代，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连主编《明史》的清代学者对此都极其不理解，说：“怀忠愤之士，宜其激昂抗辞以匡君失。然纳谏有方，务将以诚意。绞圩摩上，君子不为。谓忠厚之意薄，而炫沽之情胜也。”意思无非是说，讽谏皇帝要注意方式方法，怎么能对皇帝破口大骂呢？简直不是为人臣该做的事情。
正所谓夏虫不可语冰，完全被调教成皇帝重视奴才的清人，是难以理解明朝中后期士人的“大胆”的。
其实，以上还只是部分朝廷大臣的“非君”，在朝野之外，“非君”浪潮已经到了街谈巷议的地步了。不想赘述，仅举一例，首辅沈一贯谈及万历二十六年的情景时候说：“往时私议朝政着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
万历年间是一个孕育着变动的王朝。有人也许会说，万历皇帝的某些做法当然会引起大家的抗议和指责了。但，历史上昏庸的皇帝不计其数，有哪个皇帝当时能受到这样暴风雨般的斥责呢？有哪个王朝能给大家这样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呢？有哪个王朝的大臣和普通百姓能有这样大胆的做法和意识？
万历王朝，实际上已经孕育着中国社会的某种变动，一种启蒙思潮，一种打破皇权至上的思想几乎已经深入人心，可惜的是，它被后来的历史变动所扭曲了，中国的命运在某扇很有希望的大门前嘎然止步。
内阁制度通过传教士利马窦然后被西方人参考，是因为利马窦在他的札记中对当时的政体有明确记载。万历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接近法国路易十四时期，有明显的巴洛克（统治者腐败与经济发展并存）性征。 但国际环境的不同和一系列突发事件导致不同的结局。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六章《中国的政府机构》
“我自己亲眼看到即使皇上也不敢更改这次公开调查的审查官们所做的决定……”“我说看到，是因为所涉及的被判决的人得名单刊为单行本发行全国。”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经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的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所有的文件都必须有大臣审阅呈交皇帝。
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否则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大其权力。当然皇帝可以对和他家族有关的人进行赏赐，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这笔赏赐不能列为公家赠款，皇帝所做的赠礼也不能从公款中提取。”
“他们（引者注：指明代都察院所属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我们要称之为公众良心的保卫者的人，……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他们如此恪尽职守，真使外国人惊奇，并且使模仿的好榜样。无论皇上还是大臣都逃不过他们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时他们触怒了皇上到了皇上对他们震怒的地步，他们也不停止进谏和批评，直到对他们猛烈加以抨击的恶行采取某种补救的措施为止。”
“事实上，当冤情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们控诉的就一定很尖锐刺骨，即使设涉及皇上和朝廷也刚直不阿。……所有这些呈送给皇上的书面文件和对他们的答复，都要复制很多份，这样在朝廷发生的事情就迅速传递到全国每个角落。这种文件编辑成书，如果内容被认为值得留给后代，就载入本朝的编年史。
几年前，当今皇上想册立他的次子而不是长子为储君，因为这个幼子受到他和皇后的宠爱，这一更易违反了国法，皇上收到了大量指责他的陈情书，……最后皇上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在大臣们以集体辞职为威胁的条件下，不得不表示在立储这件事情上改变了主意”。
明朝体制为文官政治体系。太祖，成祖时期大权独揽倒是事实。但是自从嘉靖朝内阁体制完善之后。阁权和皇权基本持平。
皇帝除了生杀予夺的大权之外其他权利几乎被内阁分散。内阁的大学士可以草拟谕旨，对皇帝重大的决定还可以封驳.......等等！！！
清朝从雍正朝建立军机处以后皇帝大权独揽，把持朝纲，到晚清居然可以发生“慈禧一言定大统”的事情，让光绪登上皇位。这在明朝是不可能发生的，要知道万历皇帝朱翊君在“国本之争”的时候可是阁臣们的“手下败将”
去查查万历17年不上朝的原因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内阁的存在使万历不能为所欲为，所以消极罢工。
很多人都说崇桢皇帝如何英明，只是时运不济，我恰恰不这样认为，他过于勤政拉，不行还逞能，反而加速拉明朝的覆亡。崇祯17年换52任内阁限制拉内阁的作用，变成拉皇帝一人的独断专行，当时崇祯要是肯听阁臣的建议和李闯议和，明朝不会亡。当时和李自成和后金2边开站就是严重的失误，无论和那一边谈判成功，暂时休战，都不会如此之快覆亡。当然灾荒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还有大规模的鼠疫，明朝后期的鼠疫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瘟疫，北京城其实是不功自破的。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集神权、皇权、族权于一身，忠君是最高的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绳。但到了明朝万历中叶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历史上，大臣劝诫帝王的现象是一直存在的，但在万历年间，朝中大臣们争相暴风骤雨般地抨击皇帝，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强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在古代社会中也是空前且绝后的。
右都御史漕运总督李三才上书指责皇帝：“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
御史冯从吾上书警示皇帝：“（皇帝）谓圣体违和，欲以此自掩……天下后世，岂可欺乎？”
礼部主事卢红春揭露皇帝“装病”说：“若真疾耶？则当以宗社为重，毋务为豫乐以为基祸；若非疾也，则当以诏旨为重，毋务以矫饰以起疑。”
户科给事中田大益痛斥皇帝：“陛下驱率虎狼，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穿竭。”
工科给事中王德完责道：“民何负于君？而鱼肉蚕食至于此极耶！”
注意，这些激烈的言辞，放在任何给一个朝代，恐怕帝王都难以容忍。而上述的话还不是最激烈的。
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痛斥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了。
李三才历数历代昏庸君王比较万历皇帝，声称：“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甚至说出了“天神共愤，大难将作”的骇人心魄的话来。而李三才竟然也因这样的奏疏，被朝野传颂，他本人居然几乎被大家拥戴入阁！
当时的朝中大臣都以“批鳞”为荣，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皇帝对此的态度呢？《明实录》记载万历皇帝埋怨大臣们“讪言卖直”，但谏诤者因此被贬责的确实有，而受重罚的却很少，几乎没有发生过因疏谏皇帝而丧生的事情。就连痛骂皇帝酒色财气俱足的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也只受到引病告退的处理。
万历朝廷对“非君”浪潮的宽容态度，是历史上罕见的。
这样的事情不仅在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因为到了清代，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连主编《明史》的清代学者对此都极其不理解，说：“怀忠愤之士，宜其激昂抗辞以匡君失。然纳谏有方，务将以诚意。绞圩摩上，君子不为。谓忠厚之意薄，而炫沽之情胜也。”意思无非是说，讽谏皇帝要注意方式方法，怎么能对皇帝破口大骂呢？简直不是为人臣该做的事情。
正所谓夏虫不可语冰，完全被调教成皇帝重视奴才的清人，是难以理解明朝中后期士人的“大胆”的。
其实，以上还只是部分朝廷大臣的“非君”，在朝野之外，“非君”浪潮已经到了街谈巷议的地步了。不想赘述，仅举一例，首辅沈一贯谈及万历二十六年的情景时候说：“往时私议朝政着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
万历年间是一个孕育着变动的王朝。有人也许会说，万历皇帝的某些做法当然会引起大家的抗议和指责了。但，历史上昏庸的皇帝不计其数，有哪个皇帝当时能受到这样暴风雨般的斥责呢？有哪个王朝能给大家这样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呢？有哪个王朝的大臣和普通百姓能有这样大胆的做法和意识？
万历王朝，实际上已经孕育着中国社会的某种变动，一种启蒙思潮，一种打破皇权至上的思想几乎已经深入人心，可惜的是，它被后来的历史变动所扭曲了，中国的命运在某扇很有希望的大门前嘎然止步。
内阁制度通过传教士利马窦然后被西方人参考，是因为利马窦在他的札记中对当时的政体有明确记载。万历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接近法国路易十四时期，有明显的巴洛克（统治者腐败与经济发展并存）性征。 但国际环境的不同和一系列突发事件导致不同的结局。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六章《中国的政府机构》
“我自己亲眼看到即使皇上也不敢更改这次公开调查的审查官们所做的决定……”“我说看到，是因为所涉及的被判决的人得名单刊为单行本发行全国。”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经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的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所有的文件都必须有大臣审阅呈交皇帝。
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否则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大其权力。当然皇帝可以对和他家族有关的人进行赏赐，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这笔赏赐不能列为公家赠款，皇帝所做的赠礼也不能从公款中提取。”
“他们（引者注：指明代都察院所属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我们要称之为公众良心的保卫者的人，……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他们如此恪尽职守，真使外国人惊奇，并且使模仿的好榜样。无论皇上还是大臣都逃不过他们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时他们触怒了皇上到了皇上对他们震怒的地步，他们也不停止进谏和批评，直到对他们猛烈加以抨击的恶行采取某种补救的措施为止。”
“事实上，当冤情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们控诉的就一定很尖锐刺骨，即使设涉及皇上和朝廷也刚直不阿。……所有这些呈送给皇上的书面文件和对他们的答复，都要复制很多份，这样在朝廷发生的事情就迅速传递到全国每个角落。这种文件编辑成书，如果内容被认为值得留给后代，就载入本朝的编年史。
几年前，当今皇上想册立他的次子而不是长子为储君，因为这个幼子受到他和皇后的宠爱，这一更易违反了国法，皇上收到了大量指责他的陈情书，……最后皇上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在大臣们以集体辞职为威胁的条件下，不得不表示在立储这件事情上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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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0-09-29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罗马教皇派出利玛窦去中国教区工作。由于利玛窦很快学会中文，并穿儒服、通儒书，他颇得明朝士大夫好感。后来他被举荐到北京，颇得神宗信任。他向中国进献坤舆万国全图、自鸣钟、日晷、西洋炮、望远镜、火枪、西药、圣母像、十字架等贡等贡品，先后在北京、肇庆等地展出。利玛窦不仅传播天主教，还启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学习西学。另外他还将中国各种文化传入欧洲，如儒家思想、佛道学说、围棋等，可谓“贯通中西第一人。”另外，有不少明朝军队装备相当数量的火器，包括西洋“红夷大炮”“佛郎机炮”和中国自己发明改造的种类，当时有人评价，这些改造的火器，“犹胜西番”。
四·内阁职权
内阁的职权大体有票拟批答之职、草拟诏敕与封驳之职、顾问咨询与劝谏之职、会议决策与会审之职、经筵进讲之职。
1。票拟批答即对各衙门、臣僚进献的奏章，草拟答复或处理意见，以供皇帝参考决策。从票拟职权的初设看来，内阁只是秘书机构。然而，随着仁宗、宣宗时，内阁票拟制度被明确固定下来，票拟成为内阁参与行政决策的重要手段。由于皇帝决策前，必须经过内阁的票拟，草拟政策处理意见，在皇权和司礼监权利较受限制的时期，重要的决策主要由内阁票拟决定。
票拟大约经历了“同宣协恭”、首辅专票、分票三个时期。早期，众阁臣商讨拟票，交由皇帝斟酌，若意见不合，则发还改票，多时可至五改，形成皇帝与众阁臣之间的政治协商。到了弘治以后，首辅权威渐重，严嵩、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个人“专票”，政事皆决于一身。同时由于帝权的衰弱乃至缺失，首辅的行政权力变得相当庞大。天启年间，魏忠贤矫旨命内阁分票，首辅不得专权票拟，渐成定制。但是首辅的权力依旧远远高于其余次辅。
2。草拟诏敕与封驳
诏敕的拟订初由翰林院执行。内阁制度完备后，翰林院与内阁分置，诏敕的拟订专由内阁。所谓封驳，即如果阁臣认为皇帝的谕旨不妥，或者是太监假传圣旨，可以封还不受，或拒绝草拟。由于诏敕需由内阁初，这就意味着皇帝的意志无法向下传达，也就不可能予以贯彻执行。
3。顾问咨询与劝谏之职
大约分为两种，一是召对顾问、咨询。二是密疏进言。对于密疏进言者，有专印，加盖即专呈皇帝，一般必有答复。由于一般的奏章，都需传抄邸报，发于诸大臣知道，而密疏则可以留中不发。密疏就给了进言的大臣以极大的发言权，使其能够言他人所不能言，极大拉近了皇帝与密疏进言者的关系。因此密疏进言是一种极大的特权，也屡遭诟病。
4。会议决策与会审之职
这是内阁权力由内廷转向外廷的一种体现。内阁会议由内阁、六部、六科、九卿等共同参与，定期商讨日常重大事务的决策。其建于内阁建立之初。由于政务“必下内阁而后行”，内阁的日常行政权力由此得到巩固。内阁会审并未得到固定，始于仁宗而几经废立。初，天下刑狱决于三法司，刑部理刑名，督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仁宗命内阁参与会审重囚。宪宗成化年间罢之。隆庆元年高拱请复之。至崇祯，帝以特旨以内阁参与清理淹狱。内阁由内阁会审得到对司法权的干涉。但非固定制度。
5。经筵进讲之职
经筵，即为皇帝讲解治国、施政、立身、正心之道。每月三次。另有日讲。
（以上摘自《明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张德信著）
四·内阁职权
内阁的职权大体有票拟批答之职、草拟诏敕与封驳之职、顾问咨询与劝谏之职、会议决策与会审之职、经筵进讲之职。
1。票拟批答即对各衙门、臣僚进献的奏章，草拟答复或处理意见，以供皇帝参考决策。从票拟职权的初设看来，内阁只是秘书机构。然而，随着仁宗、宣宗时，内阁票拟制度被明确固定下来，票拟成为内阁参与行政决策的重要手段。由于皇帝决策前，必须经过内阁的票拟，草拟政策处理意见，在皇权和司礼监权利较受限制的时期，重要的决策主要由内阁票拟决定。
票拟大约经历了“同宣协恭”、首辅专票、分票三个时期。早期，众阁臣商讨拟票，交由皇帝斟酌，若意见不合，则发还改票，多时可至五改，形成皇帝与众阁臣之间的政治协商。到了弘治以后，首辅权威渐重，严嵩、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个人“专票”，政事皆决于一身。同时由于帝权的衰弱乃至缺失，首辅的行政权力变得相当庞大。天启年间，魏忠贤矫旨命内阁分票，首辅不得专权票拟，渐成定制。但是首辅的权力依旧远远高于其余次辅。
2。草拟诏敕与封驳
诏敕的拟订初由翰林院执行。内阁制度完备后，翰林院与内阁分置，诏敕的拟订专由内阁。所谓封驳，即如果阁臣认为皇帝的谕旨不妥，或者是太监假传圣旨，可以封还不受，或拒绝草拟。由于诏敕需由内阁初，这就意味着皇帝的意志无法向下传达，也就不可能予以贯彻执行。
3。顾问咨询与劝谏之职
大约分为两种，一是召对顾问、咨询。二是密疏进言。对于密疏进言者，有专印，加盖即专呈皇帝，一般必有答复。由于一般的奏章，都需传抄邸报，发于诸大臣知道，而密疏则可以留中不发。密疏就给了进言的大臣以极大的发言权，使其能够言他人所不能言，极大拉近了皇帝与密疏进言者的关系。因此密疏进言是一种极大的特权，也屡遭诟病。
4。会议决策与会审之职
这是内阁权力由内廷转向外廷的一种体现。内阁会议由内阁、六部、六科、九卿等共同参与，定期商讨日常重大事务的决策。其建于内阁建立之初。由于政务“必下内阁而后行”，内阁的日常行政权力由此得到巩固。内阁会审并未得到固定，始于仁宗而几经废立。初，天下刑狱决于三法司，刑部理刑名，督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仁宗命内阁参与会审重囚。宪宗成化年间罢之。隆庆元年高拱请复之。至崇祯，帝以特旨以内阁参与清理淹狱。内阁由内阁会审得到对司法权的干涉。但非固定制度。
5。经筵进讲之职
经筵，即为皇帝讲解治国、施政、立身、正心之道。每月三次。另有日讲。
（以上摘自《明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张德信著）
参考资料：网页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6-12-01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保证自己的王朝能够万代相传。加强中央集权。废除了宰相制度。宰相的活皇帝干。
到了朱棣“奉天靖难”夺得政权以后，因为所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就设立内阁制度。解缙等人出任首任内阁。这时候的内阁是六品官阶。
但到了朱棣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以后，感觉自己皇位来的确实不容易。（因为他的弟弟一直跟他争夺继承权）。这人也比较仁义。就给跟自己混的一些重要大臣内阁职位。然后通过兼职的方法提高内阁的品级。如内阁首辅兼任礼部尚书之类的。内阁的地位这样才提高了。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到了朱棣“奉天靖难”夺得政权以后，因为所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就设立内阁制度。解缙等人出任首任内阁。这时候的内阁是六品官阶。
但到了朱棣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以后，感觉自己皇位来的确实不容易。（因为他的弟弟一直跟他争夺继承权）。这人也比较仁义。就给跟自己混的一些重要大臣内阁职位。然后通过兼职的方法提高内阁的品级。如内阁首辅兼任礼部尚书之类的。内阁的地位这样才提高了。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第3个回答 2010-10-06
内阁在最初的时候只是秘书性质的机构，但很快到宣德时期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虽有正统末年的反复，到成化、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正德荒嬉好战不亚于隋炀，却因为有杨廷和等阁老撑着未成大乱，经过嘉靖、隆庆的发展，万历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他的实际上已经接近于现代首相的地位。
第4个回答 2010-09-22
职权：协助皇帝草拟政令
地位：表面上官位相当于宰相，实际上完全依照皇帝的旨意行事。
地位：表面上官位相当于宰相，实际上完全依照皇帝的旨意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