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考试，又称“礼闱”。在乡试的第二年，即辰、戌、丑、未年春季二月于京师举行，所以也称“春闱”。参加会试的，必须是乡试中试的举人。会试也考3场，时间分别在农历二月初九、十二、十五3天举行。前一日领卷入场，后一日交卷出场。考试的程序和入场的规矩与乡试大体相同。因为会试是更高一级的考试，明朝统治者比较重视，考官级别也比乡试高，人数有所增加。
明代初年，对应科举考试的考生入场的搜查比较宽。朱元璋曾说：“此已歌《鹿鸣》而来者，奈何以盗贼待之。”《鹿鸣》是《诗经》尔雅的第一篇，是贵族的宴会诗。《诗序》中说：“宴群臣嘉宾所用的乐歌。”乡试发榜后，各省均举行“鹿鸣宴”，宴请中试的举人。朱元璋的意思是说，参加会试的举人都是经过各省选拔出来的品学兼优的人才，应尊重他们的人格。所以，在洪武年间，会试搜查考生的办法没有实行。由于放松检查，考生作弊的现象时有发生；至嘉靖末年，入场携带作弊物品的情况日益严重。1565年，嘉靖帝“始命添设御史两员，专司搜检，其犯者，先荷校(戴枷)于礼部前一月，仍送法司定罪”。从此之后，搜查十分严密，甚至要解衣脱帽。对于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科场》中深表感慨：“四十年来，会试虽有严有宽，而解衣脱帽，一搜再搜，无复国初待士体矣。”
会试录取的名额，明初没有定数，最少的一次只录取了32人，最多的是1385年和1406年，都是472人。之后各科，有时100名，有时200名，有时250名，有时350名，多少不一，都是临期奏请定夺。到1475年才规定具体固定的名额，一般以录取300名为限；如果有特殊情况，临时题请及恩诏增加50名或100名。会试被录取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明初，会试录取不分南、北。1398年，大学士刘三吾、白信蹈担任会试主考，录取了以宋琮为首的52人，全是南方人。发榜之后，北方考生哗然，指责刘三吾、白信蹈是南方人，录取时偏袒南方人。朱元璋也认为这次录取偏袒，十分恼怒，立即命侍读张信等12人进行复查。复查之后，又有人告发，说张信等人是在刘三吾的指使下，有意把不好的卷子呈送给皇帝审阅。朱元璋听了更加恼火，便把张信等3人处死。朱元璋亲自阅卷，重新录取了任伯安等61人。六月再次廷试，选取韩克忠为第一名，这些全是北方人。当时人称这次录取为“南北榜”或“春秋榜”。1425年，明仁宗命杨士奇等人制定南北录取的名额数，南人占6／10，北人占4／10。宣德、正统年间，又明确分为南、北、中3卷，在100名中，南卷录取55名，北卷取35名，中卷取10名。景泰初年，曾经废除这个规定。1454年，再次恢复分地域录取，并具体规定：南卷包括应天及苏、松诸府和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等省。北卷包括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2府，滁、徐、和3州。以后虽然比例有些变化，但“分地而取”的原则始终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