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元末明初，经过战争的洗礼，元代的沈阳城大概已是颓敝不堪，居民也所剩无几了。所以，明朝在沈阳设卫之后，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重建沈阳城。这不仅是恢复城市正常功能的需要，也是防守的需要，因为当时纳哈出还盘踞在北边不远的金山，随时可能南下侵袭。
所以，在沈阳建卫的第三年，沈阳城的重修工作就开始了。《辽东志》是这样记载的：
沈阳城，洪武二十一年，指挥闵忠因旧修筑，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二丈五尺，池二重，内阔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里三十步，外阔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一里有奇，城门四：东曰永宁，南曰保安，北曰安定，西曰永昌。南关，城南；教场，城东一里。
这里说的“因旧修筑”，是指在元代沈阳城的基础上修筑的，但我认为当时未必完全利用元代旧城墙，因为据元《沈阳路重修城隍庙碑》记载，元代沈阳城的西墙应在明清西墙的东面，并不在一条线上，至少明代沈阳城有些段落的城墙是新筑的。所以说，这次重修的规模在沈阳建城史上也是较大的一次，不仅加高加固了原有城墙，又将护城壕由一道变成两道；同时，对四门也进行了重修，并重新予以命名。可以说，经过这次重修，沈阳城面貌一新。闵忠是广宁（今北镇） 人，刚毅而有才略，作为明代沈阳中卫第一任指挥，他对沈阳城的重建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辽东都司范围内，从规模来说，沈阳城属于中等偏上的城池，仅逊于辽阳城、广宁城、开原城而居第四位。在明朝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沈阳城还进行过多次维修，但城的规模、格局没有大的变化，但后来将土城变成了砖城。城方形，每面城墙的中部有一门，城内形成十字大街，十字路口有一座中心庙，对着城门的每条大街上各有一座牌坊，分别名为：永宁、迎恩、镇远、靖边。在沈阳城内还立有一座进士坊、两座举人坊，是专为考中进士和举人的沈阳人所立的褒奖坊，进士坊是为范鏓所立，举人坊是为郭斌和范鏓所立。郭斌（又作宾），成化庚子岁（十六年，1480 年） 中举；范鏓，其先江西乐平人，后迁沈阳。正德丙子岁（十一年，1516年） 中举，第二年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曾任河南知府、宁夏巡抚、兵部右侍郎。后欲命为兵部尚书，因严嵩当国，以老辞。明代沈阳中举的人凤毛麟角，中举后，都要为其立牌坊，由此可见当时的风尚。
沈阳城的南门因通向辽阳都司所在地辽阳城，比其他门更为重要而繁忙，进南门后的南北大街也是城内主要街道，察院行台、沈阳游击府、备御公署、沈阳中卫等衙署以及儒学、仓廪等都在这条大街的两侧。在城的东北隅有古刹长安寺，在城的西北隅有通玄观，在城中心庙北偏西有城隍庙，在通天街西有三官庙，在北门外有辽代古刹崇寿寺及塔，还有弘妙寺等一批寺观，点缀着明代的沈阳城。
明代沈阳城，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心庙。中国古代，在城池的中心部位都要建一标志性建筑，它的作用不外乎三点：一是城中心的标志，二是供人观赏，三是风水的需要。按古代风水理论的说法，对面两城门不能相见，中间必须以物屏蔽。唐代佛教盛行，在一些城池中心的十字路口，有的建有一座尊胜陀罗尼经幢；元代大都，建有中心阁；到了明清，常常把钟鼓楼建在十字路口，辽宁的北镇（广宁）、兴城（宁远卫）、锦州（广宁前屯卫） 等，都是在中心路口建一座钟鼓楼，下面有相对的四券门洞可以通行。而唯独明代沈阳城的中心位置，却建了一座中心庙。清代《满洲实录》所画插图，在沈阳城中心也画有一座下设四券洞门的街楼，这是否是当时中心庙的写实，难以定论。清初皇太极改造沈阳城时，中心庙依然保留下来。现在的中心庙，则基本上是近代重修后的面貌。它位于沈阳故宫大政殿北墙外，占地不及半亩，四周有墙围绕。正殿一间，供关羽像，东西配祀城隍、财神、山神、土地等神灵。据1938 年《重修中心庙碑》记载，1938年重修时，在庙内还保存匾额十悬，最古者为清道光元年（1821 年） 重修时所悬，匾上还附有道录刘振声的名字。当时，刘道录的后裔还住在庙的东侧，据他介绍， 中心庙最早是元明时代，江浙籍的商人初创。清代以来传说，中心庙为沈阳城的太极，有镇制沈阳八门八关、保护皇宫的作用。但中心庙到底始建于哪一年，当时是否称中心庙，庙貌如何，至今仍是沈阳的历史之谜。
沈阳中心庙
到了明朝中期，北部边防日趋紧张，为加强广宁与辽阳之间的策应，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 决定在沈阳增设游击一员，增调兵力三千。又在沈阳南门保安门外扩建南关，周围六百七十九丈，供给游击军居住。
纵观整个明代，沈阳城的功能主要在于军事方面，军人的数量甚至超过百姓的数量。熊廷弼曾说：“辽东与腹里地方不同，非官而军，非军而官。”所以，辽东绝大多数为军队及其家属、帮丁，且多来自内地，军士中，还有一些属于“以罪谪戍”的，只有少数商人。但在明代前期，辽东的垦荒、屯田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有人推测，到16世纪末，城镇经济生活丰富，商贸活跃。永乐年间，辽东的粮食不仅可以供辽东地区十余万驻军食用，而且还将余粮支援关内。但明代后期，由于边防日加紧急，经济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据《辽东志》记载，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沈阳中卫登记的户口数只有五千六百四十三人，而马军三千一百一十九人，步军三千零八十九人，屯田军三百八十二名，煎盐军四十六名，炒铁军五十五名，寄籍民七十八名，军马一千四百三十九匹；在册的额田一千三百零九顷四十亩，额粮一万七千六百六十六石一斗、额草十七万九千一百束、额盐十二万七千一百七十斤、额铁一万一千六百九十斤。据《全辽志》记载，一百多年后的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沈阳中卫的户口反而减少了，只有一千七百一十三户，四千九百六十四人，而征收的额田、额粮、额草、额盐数量没有变化，而额铁增加到一万六千斤；寄籍户二十三户、二百余口；新发军户五十三户、一百二十七口；这时新增加了一批“招集户”，共二千四百七十八户，九万八千零六十四口。马军、步军、屯军、炒盐军和铁军数额也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当然，这些所谓的户口数绝不是实际的人口数，只是在册的赋役丁额。但由此可以推测，一百多年间，沈阳的人口、经济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原因当然是边情越来越吃紧，一切以军事为主。也正由于此种原因，明代后期辽东的徭役也是比较繁重的，沈阳每年的修道夫就要一千九百八十二名。另外，嘉靖年以来，辽东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也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