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批评质疑

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〇〇〇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以后，其中结论已被不少主流的词典和教材采用，开始产生影响。
在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后，国外学者开始加以批评。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才刚刚开始，中国的考古技术和理论水平还有待更大的提高。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批评不绝于耳。某些国外人士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还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在2000～2003年进行了三次辩论。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便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但亦有人认为所谓的“国际学术界”一贯漠视中国本土研究成果，对中国历史没有发言权。也有人说既然西方社会能把荷马史诗这种伊洛特战争发生八百年以后的盲人艺人作品当正史，质疑中国用科学方法计算的断代史就是骨头里挑刺。(国外学界经常会把诸如荷马史诗和圣经这类艺术作品和虚幻的宗教教义当成信史）
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封锁，网络上随处可以见到关于此问题的介绍与讨论，中国政府也为此展开大规模论争，提出支持自己观点的各种理据，支持工程学者深入研究。许多国内外学者确实本着严谨、慎重的学术态度，对该工程结论保持一定的质疑；也有些国外学者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努力，认为只要是中国政府支持的此类研究一定就有政治目的。有人就说，这些学者连如今发表的文字都说不清楚，他怎么可能对三代的年代行判别。而大陆不同意工程报告的学者也被这些国外学者加上“正义凛然”的标签，说成是“无力对抗政府”。
工程的成果是否失败，如今还没有强有力的论据证明。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例如张培瑜的研究，但工程内部却是存在争论。有些背景复杂的中国学者认为，此类工程的成果没有必要非得通过世界上各种具有“复杂背景”的学者的检验，只要在中国学术界取得共识就行，中国学者对历史的研究无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种目的的势力阻挠。
2003年4月12日，在芝加哥就断代工程进行了一次学术会议，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祖棣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只有68.2%的置信度。
在“东亚历史”期刊（East Asian History）上，Douglas J. Keenan发表文章质疑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是公元前899年。文章中对于工程研究方法中的错误提出了具体质疑。文中提到：
……一些最近的研究计划，包括被中国国务院接受的研究计划（指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的是一个在公元前一千纪早期的“天再旦”的记载。这些研究把这个奇特的记载解读成日出时的日偏食。这样的解读看起来似乎合理（黎明要开始之际，天色因为日食而暗下来，然后再日出），但却是不确定的。日出时把太阳表面遮住的部分大到可以让天色大幅变暗的日食是很少的。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确是有一次日出时日食，而这些研究计划把这个日食对应到该奇特的记载（指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计算显示，公元前899年的那次日食把主观亮度（人类观察者所感受到的亮度）减低的程度小于25%。为了证明这样的亮度减少可以给观察者有“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一些研究者对观察了1997年日出时日偏食的观察者进行了调查。然而，所有的观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不到10%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观察者没有“天再旦”的感觉），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超过80%的地方（这些地方有（指天再旦的感觉））。从这些数据，研究者作出结论，“主观亮度减少超过10%会造成“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这个结论根本毫无根据。实际上，飘过的云常常可以造成主观亮度减少25%……
另外，该文也质疑了对于该次日食的计算的正确性。
另外，有人依据《日食路线图》作了调查，发现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带西端在山东省，陕西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郑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象。
《考古》杂志2007年3月发表了朱凤瀚的文章《尧公簋与唐伯侯于晋》，介绍了香港地区私人收藏的西周青铜器尧公簋，其铭文有“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的内容。
铭文如下：“（尧）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从簋的形制与铭文字形特点来看，该器的成器时间似不会晚于西周早期中段。那么，“王命唐伯侯于晋”的“王廿又八祀”显然应该是成王二十八年无疑。
鉴于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中成王22年，康王25年，均少于28年。故此，尧公簋一出，断代工程阶段成果即被否定，成王或康王的在位年数必须修订。
在陕西眉县青铜器出土后，有专家说“断代工程我们叫阶段性成果，看来是叫对了，否则会很麻烦”。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食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道。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食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食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道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小泽贤二也对工程根据“岁在鹑火”而把武王伐纣年份定为公元前1046年而不是1027年提出了批评。理由是中国确定金木水火土五星为岁星的时代是在战国时期，不能据此认为该句中的“岁”就是木星。 2003年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报道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道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学者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而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有学者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
美汉学家
2013年1月初，芝加哥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夏含夷，在台北举行、刚刚闭幕的“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上质疑“夏商周断代工程”，并断言该工程“繁本”恐怕将来也不太可能发表。“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对此作出回应称有争议很正常，“繁本”正在审订之中，过一段时间会出来。
夏含夷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十年后之批判：以西周诸王在位年代为例证》的论文摘要，其内容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从1996年到2000年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极大的研究项目，据工程的统计一共包括两百多泛学科的研究员，几乎天天都在学术性和普及性的报刊上有所反映。在2000年年底，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以下简称《简本》），答应在不久之后再发表规模大的‘繁本’。现在已经是‘简本’发表以后十年，‘繁本’还没有发表，恐怕将来也不太可能发表。虽然如此，时间已经相当成熟给夏商周断代工程作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审查。本文就是初步的反思。”
夏含夷称，《简本》对夏代和商代只提供概括的框架，对商代后期则提供绝对年代，但也承认这些年代不一定精确。对西周时代则完全不同，从武王克纣到幽王卒于骊山之下，对西周12个国王在位年代都提供了绝对年代。
夏含夷认为，“《简本》所载西周诸王在位年数和任何古代史书都没有统一的方法，能够在古书找到支持就引之，找不到支持就弃之，这和一般史学方法显然不合。除了武王克商年代是根据《逸周书世浮解》以及另外一些传世文件，懿王元年是根据《竹书纪年》所载‘天再旦于郑’的记载之外，《简本》所载西周诸王在位年代基本上是根据六十三件当时已经公布的铜器铭文所载年代记载的分期。《简本》所提出的年代框架和分期不但不能容纳近年新见之铜器铭文，并且对原来六十三件铜器的分期也有几处重要错误，《简本》的依据如此错误，年代框架亦随之落空。”
李学勤：有不同看法很正常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表示，由于没有看到夏含夷的论文，因此无法作出具体的回应。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本问世之后，我曾经听到很多不同意见，前不久刚刚过世的海外华人学者何炳棣，就是有不同意见者的其中之一。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学术成果，我们也没有想它就此成为定论，有争议很正常。”
李学勤称，“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的繁本还没有出来，稿子还没有最后完成，“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数据，都需要很精密，所以拖了很长时间。另外，还有很多新的材料和新的数据，我们要添进去，同时吸收一些学术界的意见和看法。由于现在离‘简本’发布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繁本将有一定的区别，但是，这个报告就是到2000年的报告，以2000年我们做的工作为准，因为我们不会在结题之后做其他的工作。繁本过一段时间会出来，估计出来后也会有争论，科学工作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