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和中央集权加强的表现分别有哪些

宋代货币发行与中国古代特定国情
　　以上我们对涉及宋代影响最大的二种货币＿＿铜钱、会子的二方面问题作了一些分析，显然，我们的分析不是全面的分析，而是只抓住了某几个侧面。我们之所以要抓住这几个侧面进行分析，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有助于正确认识古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性。事实表明，中国与西方在历史上走过了二种不同的道路。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我们不得不从西方引进一些先进的理论包括社会理论。在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历史轨迹的时候，人们往往忽视中、西之间历史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套用西方人根据西方情况作出的现成结论，这就难免得出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结论。笔者以为，近年学术界关于宋代经济的讨论中就存在类似的问题。笔者以为，要正确认识有关宋代的货币问题，就必须首先认清宋代与同时期西方各国相比它的独特的国情。
1、财政负担加重与官经济膨胀
　　宋代的中国与当时西方各国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所谓的一元化。虽然我们习惯上称宋代社会为封建社会，其实宋代社会是没有“封建（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社会。宋代的国家是中央集权的。宋代甚至不存在藩镇割据的问题。当时的西方却是教会与世俗君主争雄的时代，是大小封建主彼此你争我夺的时代。反映在财政上，也是混乱的。皇帝、大诸侯、小领主、教皇、大教主、小教主各有各的财计，彼此关系松散，甚至各成体系。
　　宋朝既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则财政也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这就要求对有几千万臣民的国家的收入与支出进行统一的安排。宋朝实行募兵制，许多原先由百姓服役解决的事务如官工业、邮递等宋代也改由军兵承当，这就使军兵人数众多。军队的供给成了始终困扰宋朝财政的一个大问题。也由于此，宋朝财政收支数额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代。为了维持中央集权的巨大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为了供给皇室、贵族、官员、军兵、吏人的正常消费，为了安排好远远超过前代的财赋收支，宋朝的理财官们绞尽了脑汁。扩大财源的主要途径是实行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轻重散敛的取财之术，即所谓寓税于利，质言之，即国家将自身变成一个大商人，通过商业手段来牟利。这就势必导致官经济的膨胀。在宋代，我们随处可见官工业、官商业、官金融业以及所谓官商分利的各种设施，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远远超过前代。
　　轻重散敛的最重要的方面是禁榷制度，禁榷制度在中国古已有之。在宋代其实行范围大为扩展。禁榷制度是中国的“土特产”，是同时代西方各国所没有的。禁榷收入的取得是要通过买卖形式进行的，禁榷收入则主要体现为货币收入，这对货币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
2、私营工商业发展迟缓
　　中国自汉代以后，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官方的经济政策和官经济的不断膨胀，严重地阻碍了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在宋代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西方各国，城市是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摇篮。中国的城市与西方各国的不同，西方许多封建领主及其仆从住在农村的城堡里，而中国的皇室成员、贵族、官员多数都住在城市里。西方的许多城市是工商业者的聚集地，其中有不少城市中工商业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较大，是生产性城市；而中国的城市中虽然也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工商业者，但其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通常并不很大。在中国，城市人口中大多数是贵族、官员、军兵及其家眷、仆从。看《红楼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贾府就有那样多的人，他们都是“市民”，但却不是工商业者。城市中大大小小的贾府不知有多少。宋代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除了官员，还有吏人，宋代京城省台寺监三司枢密院的吏人有数千，此外还有各仓场库务及府县的吏人，总数应以万计。京城及周围有数以十万计的驻军。吏人及军兵的家属应有相当数量。
　　有众多的城市人口就有相当的城市消费，就有相应规模的商业，表面看，宋代城市工商业也相当兴盛发达。但细分析起来，就会发现，宋代的城市消费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特殊性。首先，许多消费品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供给。如重要奢侈品香料主要是通过市舶司抽买获得的。官方不但不向普通商人购买，相反要向他们出卖。如京城每年通过漕运获得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这也无须通过正常商业渠道。官方每年通过和预买直接从百姓处获得数以百万匹计的绢帛，通过几个大的官办绫锦院获得大量高级丝织品，皇室甚至官兵的许多衣料都由此得到解决，这些都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在西方各国，军器往往是私人制造的，不少工商业者乘十字军东征大发横财。宋朝的军器却是官方自己制造的，甚至其原料都是通过科买的途径直接从农民那里征购来的。其他例如药品、书籍等，也往往由官营机构制造和向百姓出售。至于禁榷品盐酒茶矾等，自然更不必说了。总之，官营工商业及相关制度，把私人工商业发展的空间挤压得很少余地。我们看到，宋代城市中，合股经营的工商业十分罕见，信用关系很是不发达；有较多人数的私人手工业工场十分罕见；私人间大宗买卖十分罕见。，官方的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会子务生意兴隆，官方发行的楮币流行天下，而私人经营的较大规模和长久存在的金融机构几乎不见记载。宋代的采矿和金属冶炼业相当发展，但其中大部分为官方控制，其产品用于铸币。明代不用铁钱，后来又以银为主币，于是采矿冶炼业就急剧滑坡。
　　西方的工商业者，利用不同的教会和大大小小的封建主之间的矛盾，壮大了自己。他们通过赎买等手段在城市管理中逐渐掌握了主动权，进而通过雄厚的财力在国家政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宋代的工商业者始终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私人工商业发展的迟滞，直接影响到货币的发行及流通。
3、货币税的超前
　　由于宋朝财政是中央集权的财政，是“全国一盘棋”的财政，在财政管理上，就产生了把实物收入变为货币收入的要求。这是因为，实物难以量化，难以准确计量，难以保管，难以调运等等。这就促使税收中货币比重不断增加，就促使货币税广泛出现。在许多场合，货币税远远超过了货币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人们在说明宋代钱荒时，常常征引下面的史料：
　　 三更趋役抵昏休，寒呻暑吟神鬼愁。从来鼓铸知多少，铜沙叠就城南道。　　钱成水运入京师，朝输暮给苦不支。海内如今半为监，农持斗粟却空归。 （　　孔平仲《朝散集》卷一《铸钱行》）
　　今年粳稻熟苦迟……汗流肩赤页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　　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 （苏轼：《苏东坡全集·东坡　　前集》卷四《吴中田妇叹》）
　　一钱重丘山，斗粟轻粪土。昔闻丰年乐，今识丰年苦。东家米粒白如银，　　西家稻束大如鼓。再三入市又负归，殷勤减价无售主…… （吕南公：《灌园　　集》卷四《山中即事寄上知县宣德》）
　　自去岁江浙大稔……田家作苦，十得一稔，欲以输租偿债。今也负担适市，　　人莫之顾，不得已而委之，仅得千钱而去，一岁所入，不足以纾目前之急，何　　暇为后日计？所以粒米狼戾而不免于冻饿也。米价既贱，钱帛并重，人所艰得，　　何敢轻费，所在客旅稀少，市井萧条，工商游手之徒，莫不坐困。民间钱既艰　　得，冬租糜费，夏税物帛，无所从出，州县催科，所以劳扰倍于常年，此皆谷　　贱之患也。 （《定斋集》卷四《乞平籴札子》）
　　祷庙祈神望丰年，今年中熟更堪伤。百钱半米无人要，贯朽何时发积藏。 （陆游《剑南诗稿》卷五九《太息》）
　　……秋收幸值岁稍丰，谷贱无钱私债重。连忙变转了官赋，霜雪冬饿愁穷　　冬……
我们重新分析这些史料，不难从中看出，农民之所以要卖粮筹钱，主要是为了完纳税赋；农民之所以要在秋收季节不顾价格低下卖粮，就是因为官方收税有期限；而钱之所以“荒”，也主要是因为许多农民在同一时间卖粮，造成一时的资金匮乏。这进而说明，当时的农民很少货币积存，说明市场很少有机动的见钱。所以，与其说这些记载证明了“钱荒”的存在，毋宁说它们证明了当时货币经济发展的不充分，证明了货币税的超前和不合时宜。上引史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超前的货币税给农民带来的灾难是多么沉重。
4、货币的支付手段功能相对较强而交换功能相对较弱
　　由于国家财政货币收支数额巨大，造成了相当规模（数以千万贯计）的货币流动。在这一流动的某些环节，货币也表现为商业交换手段，但是在更多的场合，货币却表现为一种支付手段，例如在纳税、薪奉津贴赏赐及佣金支领等场合。这就使得宋代货币的使用手段功能相对大而交换手段功能相对弱。
　　中国古代在先秦时期曾部分使用黄金白银作流通手段，到汉代以后金银逐渐退出流通，主要使用铜钱作流通手段。这种情况经历了数百年，到宋代仍主要用铜钱作流通手段。为什么贵金属迟迟不能重新返回流通领域呢？笔者以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商业特别是私人工商业发展的迟滞。如前所述，大宗交易少，出境贸易少，对贵金属货币的需求也就少。人们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是小额支付，宋代一个人的日平均消费水平，一般是铜钱十文至百文。显然，对于这种小额支付来说，铜钱是非常适宜的。在发行官交子之初，曾印行面额为十贯（铁钱）的大钞，但到宋神宗时，即改为发行面额一贯、五百的二种，面额十贯的便停止发行了。南宋发行会子，起初发行的面额分别为三贯、二贯、一贯三种，后来改为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种。其他几种楮币的面额大抵也在一贯上下。马端临甚至把面额的减小作为楮币同钞引的重要区别。（参《通考·钱币考》）楮币面额的变化，说明了当时社会需求的水准，说明面额在一贯和一贯以下的楮币较为适合需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交换水平尚较为低下，大宗商品交换尚不多。
　　总之，与同时期的西方各国（或者更确切地讲，西欧各国）相比，宋朝的情况有许多特殊性，这些特殊性造成我们不宜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某些现成论断。笔者认为，通观地考察历史，许多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转而起消极的作用。轻重散敛等经济政策，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强大帝国时，以及在此后促成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曾经起过积极作用。而随着时间推移，其消极面越来越突出，作用越来越强，这在宋代表现得相当突出。中国相对西方各国的落伍，应当说是始于宋代。到了明代后期，这种落伍的形势已逐渐明朗。所以，正确认识和评价宋代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宋代货币发行与中国古代特定国情
　　以上我们对涉及宋代影响最大的二种货币＿＿铜钱、会子的二方面问题作了一些分析，显然，我们的分析不是全面的分析，而是只抓住了某几个侧面。我们之所以要抓住这几个侧面进行分析，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有助于正确认识古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性。事实表明，中国与西方在历史上走过了二种不同的道路。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我们不得不从西方引进一些先进的理论包括社会理论。在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历史轨迹的时候，人们往往忽视中、西之间历史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套用西方人根据西方情况作出的现成结论，这就难免得出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结论。笔者以为，近年学术界关于宋代经济的讨论中就存在类似的问题。笔者以为，要正确认识有关宋代的货币问题，就必须首先认清宋代与同时期西方各国相比它的独特的国情。
1、财政负担加重与官经济膨胀
　　宋代的中国与当时西方各国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所谓的一元化。虽然我们习惯上称宋代社会为封建社会，其实宋代社会是没有“封建（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社会。宋代的国家是中央集权的。宋代甚至不存在藩镇割据的问题。当时的西方却是教会与世俗君主争雄的时代，是大小封建主彼此你争我夺的时代。反映在财政上，也是混乱的。皇帝、大诸侯、小领主、教皇、大教主、小教主各有各的财计，彼此关系松散，甚至各成体系。
　　宋朝既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则财政也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这就要求对有几千万臣民的国家的收入与支出进行统一的安排。宋朝实行募兵制，许多原先由百姓服役解决的事务如官工业、邮递等宋代也改由军兵承当，这就使军兵人数众多。军队的供给成了始终困扰宋朝财政的一个大问题。也由于此，宋朝财政收支数额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代。为了维持中央集权的巨大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为了供给皇室、贵族、官员、军兵、吏人的正常消费，为了安排好远远超过前代的财赋收支，宋朝的理财官们绞尽了脑汁。扩大财源的主要途径是实行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轻重散敛的取财之术，即所谓寓税于利，质言之，即国家将自身变成一个大商人，通过商业手段来牟利。这就势必导致官经济的膨胀。在宋代，我们随处可见官工业、官商业、官金融业以及所谓官商分利的各种设施，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远远超过前代。
　　轻重散敛的最重要的方面是禁榷制度，禁榷制度在中国古已有之。在宋代其实行范围大为扩展。禁榷制度是中国的“土特产”，是同时代西方各国所没有的。禁榷收入的取得是要通过买卖形式进行的，禁榷收入则主要体现为货币收入，这对货币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
2、私营工商业发展迟缓
　　中国自汉代以后，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官方的经济政策和官经济的不断膨胀，严重地阻碍了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在宋代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西方各国，城市是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摇篮。中国的城市与西方各国的不同，西方许多封建领主及其仆从住在农村的城堡里，而中国的皇室成员、贵族、官员多数都住在城市里。西方的许多城市是工商业者的聚集地，其中有不少城市中工商业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较大，是生产性城市；而中国的城市中虽然也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工商业者，但其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通常并不很大。在中国，城市人口中大多数是贵族、官员、军兵及其家眷、仆从。看《红楼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贾府就有那样多的人，他们都是“市民”，但却不是工商业者。城市中大大小小的贾府不知有多少。宋代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除了官员，还有吏人，宋代京城省台寺监三司枢密院的吏人有数千，此外还有各仓场库务及府县的吏人，总数应以万计。京城及周围有数以十万计的驻军。吏人及军兵的家属应有相当数量。
　　有众多的城市人口就有相当的城市消费，就有相应规模的商业，表面看，宋代城市工商业也相当兴盛发达。但细分析起来，就会发现，宋代的城市消费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特殊性。首先，许多消费品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供给。如重要奢侈品香料主要是通过市舶司抽买获得的。官方不但不向普通商人购买，相反要向他们出卖。如京城每年通过漕运获得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这也无须通过正常商业渠道。官方每年通过和预买直接从百姓处获得数以百万匹计的绢帛，通过几个大的官办绫锦院获得大量高级丝织品，皇室甚至官兵的许多衣料都由此得到解决，这些都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在西方各国，军器往往是私人制造的，不少工商业者乘十字军东征大发横财。宋朝的军器却是官方自己制造的，甚至其原料都是通过科买的途径直接从农民那里征购来的。其他例如药品、书籍等，也往往由官营机构制造和向百姓出售。至于禁榷品盐酒茶矾等，自然更不必说了。总之，官营工商业及相关制度，把私人工商业发展的空间挤压得很少余地。我们看到，宋代城市中，合股经营的工商业十分罕见，信用关系很是不发达；有较多人数的私人手工业工场十分罕见；私人间大宗买卖十分罕见。，官方的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会子务生意兴隆，官方发行的楮币流行天下，而私人经营的较大规模和长久存在的金融机构几乎不见记载。宋代的采矿和金属冶炼业相当发展，但其中大部分为官方控制，其产品用于铸币。明代不用铁钱，后来又以银为主币，于是采矿冶炼业就急剧滑坡。
　　西方的工商业者，利用不同的教会和大大小小的封建主之间的矛盾，壮大了自己。他们通过赎买等手段在城市管理中逐渐掌握了主动权，进而通过雄厚的财力在国家政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宋代的工商业者始终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私人工商业发展的迟滞，直接影响到货币的发行及流通。
3、货币税的超前
　　由于宋朝财政是中央集权的财政，是“全国一盘棋”的财政，在财政管理上，就产生了把实物收入变为货币收入的要求。这是因为，实物难以量化，难以准确计量，难以保管，难以调运等等。这就促使税收中货币比重不断增加，就促使货币税广泛出现。在许多场合，货币税远远超过了货币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人们在说明宋代钱荒时，常常征引下面的史料：
　　 三更趋役抵昏休，寒呻暑吟神鬼愁。从来鼓铸知多少，铜沙叠就城南道。　　钱成水运入京师，朝输暮给苦不支。海内如今半为监，农持斗粟却空归。 （　　孔平仲《朝散集》卷一《铸钱行》）
　　今年粳稻熟苦迟……汗流肩赤页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　　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 （苏轼：《苏东坡全集·东坡　　前集》卷四《吴中田妇叹》）
　　一钱重丘山，斗粟轻粪土。昔闻丰年乐，今识丰年苦。东家米粒白如银，　　西家稻束大如鼓。再三入市又负归，殷勤减价无售主…… （吕南公：《灌园　　集》卷四《山中即事寄上知县宣德》）
　　自去岁江浙大稔……田家作苦，十得一稔，欲以输租偿债。今也负担适市，　　人莫之顾，不得已而委之，仅得千钱而去，一岁所入，不足以纾目前之急，何　　暇为后日计？所以粒米狼戾而不免于冻饿也。米价既贱，钱帛并重，人所艰得，　　何敢轻费，所在客旅稀少，市井萧条，工商游手之徒，莫不坐困。民间钱既艰　　得，冬租糜费，夏税物帛，无所从出，州县催科，所以劳扰倍于常年，此皆谷　　贱之患也。 （《定斋集》卷四《乞平籴札子》）
　　祷庙祈神望丰年，今年中熟更堪伤。百钱半米无人要，贯朽何时发积藏。 （陆游《剑南诗稿》卷五九《太息》）
　　……秋收幸值岁稍丰，谷贱无钱私债重。连忙变转了官赋，霜雪冬饿愁穷　　冬……
我们重新分析这些史料，不难从中看出，农民之所以要卖粮筹钱，主要是为了完纳税赋；农民之所以要在秋收季节不顾价格低下卖粮，就是因为官方收税有期限；而钱之所以“荒”，也主要是因为许多农民在同一时间卖粮，造成一时的资金匮乏。这进而说明，当时的农民很少货币积存，说明市场很少有机动的见钱。所以，与其说这些记载证明了“钱荒”的存在，毋宁说它们证明了当时货币经济发展的不充分，证明了货币税的超前和不合时宜。上引史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超前的货币税给农民带来的灾难是多么沉重。
4、货币的支付手段功能相对较强而交换功能相对较弱
　　由于国家财政货币收支数额巨大，造成了相当规模（数以千万贯计）的货币流动。在这一流动的某些环节，货币也表现为商业交换手段，但是在更多的场合，货币却表现为一种支付手段，例如在纳税、薪奉津贴赏赐及佣金支领等场合。这就使得宋代货币的使用手段功能相对大而交换手段功能相对弱。
　　中国古代在先秦时期曾部分使用黄金白银作流通手段，到汉代以后金银逐渐退出流通，主要使用铜钱作流通手段。这种情况经历了数百年，到宋代仍主要用铜钱作流通手段。为什么贵金属迟迟不能重新返回流通领域呢？笔者以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商业特别是私人工商业发展的迟滞。如前所述，大宗交易少，出境贸易少，对贵金属货币的需求也就少。人们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是小额支付，宋代一个人的日平均消费水平，一般是铜钱十文至百文。显然，对于这种小额支付来说，铜钱是非常适宜的。在发行官交子之初，曾印行面额为十贯（铁钱）的大钞，但到宋神宗时，即改为发行面额一贯、五百的二种，面额十贯的便停止发行了。南宋发行会子，起初发行的面额分别为三贯、二贯、一贯三种，后来改为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种。其他几种楮币的面额大抵也在一贯上下。马端临甚至把面额的减小作为楮币同钞引的重要区别。（参《通考·钱币考》）楮币面额的变化，说明了当时社会需求的水准，说明面额在一贯和一贯以下的楮币较为适合需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交换水平尚较为低下，大宗商品交换尚不多。
　　总之，与同时期的西方各国（或者更确切地讲，西欧各国）相比，宋朝的情况有许多特殊性，这些特殊性造成我们不宜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某些现成论断。笔者认为，通观地考察历史，许多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转而起消极的作用。轻重散敛等经济政策，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强大帝国时，以及在此后促成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曾经起过积极作用。而随着时间推移，其消极面越来越突出，作用越来越强，这在宋代表现得相当突出。中国相对西方各国的落伍，应当说是始于宋代。到了明代后期，这种落伍的形势已逐渐明朗。所以，正确认识和评价宋代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