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为避免重蹈往朝宦官干政的覆辙，明太祖朱元璋将宦官归由外廷管辖，铸铁牌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立在宫中，并从各方面严格限制宦官势力的扩张。但事与愿违，明代宦官对政治之干预，其涉及范围之宽广、影响之深远，在不少地方都超过了历代。明代政制最坏时，司礼监便是真宰相，是真皇帝。
明代宦官组织机构严密，职责权分明，所有部门，包括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兵权的御马监，均受司礼监的控制，因而明代宦官的擅权乱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司礼监的擅权乱政。
宣德时，司礼监已列于宦官二十四衙门之首，人员编制最多，职掌范围最广，权力也最大，其职权的重点也已从侍奉宫廷生活转到参与政治，而它所拥有的种种权力之中，最关键、与政治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批朱、传宣谕旨和掌东厂。前二者足以架空内阁，夺取相权；后者则是领导特务机构，控制监察刑狱，为宦官专权取得保证。
明初，中央一级最高的政权机构是中书省。朱元璋撤掉中书省后，设置了备顾问的殿阁学士。永乐以后，殿阁学士逐渐演变为内阁制度。内阁有票拟权，即由内阁大学士草拟出对奏疏的处理意见后，用墨写在小纸条上，贴在奏疏里面一同进呈。皇帝拿到奏本，把票拟看过后，扯掉，用红朱在奏本上批示，便成为正式的谕旨下发。
宣德时，每日上奏的文书，都是御笔亲批几本，然后分给秉笔太监，按照内阁票拟字样，用朱笔楷书批发，这是宦官拥有批朱权的开始。
正统时，皇帝年幼，票拟与批朱便成了固定的制度，并在以后相沿。这样，在中枢系统中，形成了内外相维的双轨制。但由于一切奏本，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切圣谕旨意御批，均得经文书房登记收发，所以司礼监比内阁更早知道奏疏、御旨的内容，可以更充分地考虑对策，甚至把不利于己的扣压下来。阁臣的票拟却要经批朱后才能下达执行，而太监批朱时，据刘若愚称“间有偏旁偶讹者，亦不妨略为改动”，即有改票拟之权。因此，票拟在批朱时有所改动，到底是出自皇帝旨意还是秉笔之手，难以核对。在皇帝厌政时，尤其如此。《明史》中的《刘健传》和《李东阳传》载，刘瑾专权时，刘健“有所拟议，竟从改易”。李东阳“凡调旨撰敕，或被驳再三；或径自改窜；或持归私室，假手他人；或递出誊黄，迫令落稿。真假混淆，无从别白”。这样，司礼监在不同程度上夺去了内阁的票拟权，而内阁没有法定的权力和地位，难以和司礼监抗衡。内阁与司礼监权力的大小，只能以皇帝的向背为转移，而相互成反比。内阁近侍君主不如司礼监，甚至很难见到深居宫中的皇帝，所以往往处于劣势。司礼监得以把批朱变成压制内阁的有力武器，而把批朱权的取得，作为自己分享皇权，乃至代行皇权的开始。当宦官势焰高涨，如天启时，更是“旨从中下”，根本不经过内阁。
与此相应，宦官还在幕后操纵人事。据《明史李俊传》载，“今之大臣，其未进也，非夤缘内臣则不得进；其既进也，非依凭内臣则不得安”。阁臣很难摆脱司礼监的操控。如弘治时，万安是“结诸阉为内援”，尹直是“夤缘中官进用”，而其他的阁臣，也大都要与阁臣周旋。而刘健、谢迁等托孤重臣，都因开罪宦官，在新君即位之际，便迅速被挤走了。阁臣尚且如此，其他朝臣进退之被操纵，可想而知。
明中叶后，皇帝荒政，即使有“中兴”之称的弘治一朝，也平均两年才召见一次阁臣。据《孝宗实录》载，当时事无大小，均“遣左右近习宣谕区处”。这种传宣谕旨有两种方式，书面的和口头的。书面的：皇帝有令传给宦官，宦官传给管文书官，再传给阁臣。
而内阁的奏疏则先送管文书官，再达知太监，后由太监转呈皇帝。这样，太监完全可以从中改动皇帝或内阁的意见，或使内阁处于被动。口头的：皇帝有事交办，只口头说说，由秉笔太监记录，让小宦官用黄袱箧将记录纸包好，抱送到内阁，由典籍官奉送入内。这样的记录，宦官完全可以渗入自己的意见，反正“学士在阁下者，只闻内臣传说，不得面陈所见”。至于执行情况如何，亦由宦官禀报。故其中真伪，也只有宦官自己知晓。更有仅仅是口头传达的，这时传话的真假，根本无从稽考。所以虽说“设司礼监掌行，又命内阁大学士共理，内外相维，可否相济”，但实际上许多事大学士都“不与闻”，又见不到皇帝，所以只能是司礼监说了算。后来更发展到司礼监也懒得到内阁，有什么事，只派文书房小宦官到内阁说一声某事如何办便算，即使是讲学、任将、命某臣入部或入阁这样关系重大的事，亦是如此口传。一些忠于职守的阁臣，如孙承宗，不得不提出“事久时移，不可无虑。且传天语者，一字抑扬，便关轻重”，请求“望皇上慎重口传，酌为札记，容臣等计日具口传事目，并所处分，还报御前，详加参阅。更赐面对，一一仰质”。但这样的请求，自然只是阁臣的一厢情愿罢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帝王无力亲政或怠政时，宦官便得以专擅权力，左右朝政。英宗年幼，王振先是“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于是大臣不断被投进监狱，王振便得以揽权。当时虽有“政在三杨（指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之说，但据《明史马愉传》载，王振已经在排挤他们，他公然对他们说：“公等皆高年，倦矣”，迫使他们退出朝政。而这几朝元老却不敢抗争，只能表示“吾辈衰残，无以效力，当择后生可任者，报圣恩耳”，即只能以争取“进一二贤者”为满足。王振擅权的结果，是直接导致了土木堡之变，英宗当了俘虏。宪宗时，汪直建西厂，权势在东厂之上。吏部尚书率侍郎到他门前行礼。兵部尚书项忠不巴结他，被削籍为民。
大学士商辂揭发他敢于逮捕三品以上京官并抄家；大同宣府不可以一日缺人守，但他一日便逮捕数人；又擅自逮捕留守南京大臣；擅自更换宪宗的近侍等事，结果被逼致仕。《明史商辂传》载，当时“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汪直还轻启边衅，冒军功。其他太监或以采办为名，到处搜刮，如梁芳等；或卖官鬻爵、罗织富户以索贿，如尚铭等。到了桀骜不驯的武宗在位时，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总是趁他玩得高兴时才奏事，“帝厌之，亟麾之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从此刘瑾便为所欲为，被时人称为“站的皇帝”，意即武宗坐皇帝之位，“而刘瑾实秉皇帝之权”。他宣布奸党、屡兴大狱，创罚米法，对包括大学士、尚书等在内的许多官员给予残酷镇压。他到处安插亲信、出卖官职，“都指挥以下求迁者，瑾第书片纸曰‘某授某官’，兵部即奉行，不敢复奏”。百官上奏章，都要先用红揭送给刘瑾，称红本，然后才送通政司，称白本。这时内阁权力已全部被夺，大学士屈服于司礼监之下，尚书、侍郎更不待言。“大臣赶着内官拜，（东）厂里校尉系銮带”的怪现象，也就出现。只是由于宦官集团内讧，刘瑾才被凌迟处死。刘瑾虽死，宦官弄权的情况却没有多大变化。嘉靖帝即位，首辅杨廷和起草的登极诏中，有对宦官略加裁抑的地方，文书房官便到内阁要求更改。甚至杨廷和入朝时，有人挟白刃到其车前威胁。对此，新皇帝也只能派营卒百人护卫他出入，而不敢追究查办。
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是明代相权最高涨的时期，但这时内阁权势的高涨，只是对六部百司而言，并未能影响司礼监的势力。以有“御宦官最严”之称的嘉靖朝来说，司礼监的体势亦日重。左顺门的宦官，见张璁要打恭，见夏言则平眼儿看他；而严嵩则与宦官恭手才进去。这种大学士与宦官间礼节上微妙的变化，就是很生动的说明。张居正能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除了本身的才能外，客观上是“以大珰冯保力”。没有司礼监冯保“为之左右”，即使有太后的支持，也未必能持久，高拱的被逐就是一例。所以张居正对冯保极其小心，冯保索名琴珠宝，他让儿子亲自送上；小宦官与言官冲突，他把为首的给事中调出京师；冯保营生圹，他亲自给他撰记，在文中大加吹捧。但是，最终他还是栽在宦官手里，落得个身后削夺抄家的下场。
天启一朝，是宦官擅权的顶点，魏忠贤的同党公然在大殿内拆看奏章，打上各种暗记，然后告诉魏忠贤改动票拟或请御笔，不经内阁，即直接从宫中发出谕旨，甚至旨已下而阁臣还未知。当副都御史杨涟对此进行抨击时，魏忠贤竟公然说：“不知何妨也。”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举朝震动，但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读这奏疏时，“置疏中切要语不读”，把奏章读得走了样，又和客氏在皇帝面前挑拨离间，以致拥立熹宗最有功的杨涟受到严厉惩处，最后惨死于狱中。首辅叶向高不依附魏忠贤，竟被借故包围第宅搜查。
叶向高退回老家后，首辅一职落到了顾秉谦头上，顾秉谦，就是那个捋着长须对魏忠贤说“本欲为儿，惜须已白”，因命儿子拜为其孙的人。这时内阁完全成了阉党打击异己、首先是打击东林党人的工具，而内外大权全部握在魏忠贤手里。他外出时，“一切事情必星夜驰请意旨，票拟必忠贤到，始敢批发”，而对在京城的皇帝，却“忽漫不请裁决”。票旨中用的称谓是“朕与厂臣”，魏良卿甚至代天子飨南北郊、祭太庙，即主持作为国家大事的、最隆重的典礼。所以崇祯初判定逆案的爰书中，说他“任凭出入诏旨，宫闱外事权只手握定”，并非夸张之词。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崇祯帝虽然三板斧便砍去魏忠贤，但在内外矛盾丛脞中，亦陷入了信用宦官的故辙，派他们监军、监饷，让他们“按行（户、工）两部，踞尚书上”。左副都御史王志道称：“近者内臣举动，几于手握王纲，而辅臣终不敢一问。至于身被弹击，犹忍辱不言。”首辅薛国观说到厂卫人事安排不当，以致丢了官回老家后，还被抓回来吊死。大臣受命入阁，便要投刺司礼大阉兼致仪状，这些都见于张彝宪、薛国观、文震孟传中。明亡前夕，宦官取得了全部城防权。司礼监之干政与明相终，最后陪崇祯吊死的，是司礼太监王承恩。
不过，历史发展到明代，以君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已经发展到了后期，这时宦官的权力再大，也不过是代行皇帝手中的权力，皇帝一旦发现他们对皇权构成威胁，这些权宦马上就会从权力顶峰上掉下来，跌个粉身碎骨。
本文摘自《中国宦官与中国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