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与佛教有什么关系

在历代著名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与佛教缘分可谓特别深厚，其对佛教制度亦多有建树。朱元璋，濠洲钟离（今安徽风阳）人，自幼家贫，为地主放牧牛羊。元至正四年（1344年），淮北大旱，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兄弟相继去世，十七岁的他入皇觉寺为僧，后又作游方僧，在淮西的光、固、汝、颖诸州游历了三年多，对佛家的慈悲度世与忍辱苦行有深切的体会。公元1352年，郭子兴起义，他毅然投奔，身先士卒，得物均分，深受爱戴。郭子兴死后，他被推为首领，力量逐步扩大。在连年的征战中，他注意网罗各方人才，如儒宗宋濂，谋臣刘基、朱升等，在与陈友谅进行的决定性征战中，据说还得到了庐山僧周颠（一说道家神仙）的襄助。
　　由于早年的出家经历，朱元璋对佛法的立教宗旨与义理有着较为全面、透彻的了解，其护法护教的基本态度也是相当明确的。每见善信真修，他都由衷地赞叹。对于“隆冬之时，衣服颓靡，叠膝禅房，慕如来六年之苦行，意欲了心性以化世人，皆同善道”，虽严寒肌肤为之冻裂，亦不相告的“力修之僧”，表示了极大的尊敬（《明太祖集·卷十·明施论》）。对佛法日盛，殿阁庄严备具，亦欣然于怀。洪武中，特为诸王子选高僧为辅侍，“为诵经荐福。”（《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他在政事之余，也常“入寺中与禅者盘桓”，藉此舒解忧烦，“暂释几冗之一时”（《明太祖集·卷十四·游寺记》）。他广泛结交天下名僧，如曾被元顺帝赐以“佛日普照慧辩禅师”称号的楚石梵琦、赐以“寂照圆明大师”称号的金璧峰、以及中天竺僧具生吉祥、峨眉僧宝昙、普陀僧怀信等，均给以特别的礼遇，并常有诗文馈赠。
　　朱元璋仰重佛教的超拔与教化的功能，明朝开国之初，他“悯念四海兵争，将卒民庶多殁于非命”，认为“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宋濂《佛日普照慧辩禅师塔铭》），故于洪武元年秋九月、洪武二年春三月，两度诏请江南的戒德名僧，在蒋山禅寺作隆重的超度法会，并亲率群臣向佛菩萨顶礼膜拜。洪武三年，因对鬼神之事存有疑问，他又特别诏请了十六位大法师，馆于金陵大天界寺，援据经论，详析其理。其间禅宗祖师，世称明代“国初第一禅师”的楚石梵琦，预知时日，因缘示灭。临终前他沐浴更衣，跏趺书偈曰：“真性圆明，本无生灭，木马夜鸣，西方日出。”置笔对梦堂法师云：“师兄，我去也。”梦堂问：“何处去？”答：“西方去。”又问：“西方有佛，东方无佛耶？”他震威一喝而逝（至仁《楚石和尚行状》）。逝后龛奉四日，颜色愈明润，朱元璋及大学士宋濂等均为之嗟悼痛恻。当时朝廷禁止火化，礼部奏闻后，朱元璋特开僧家火化之例。禅师火化时，“送者千余人”，火化后，“牙齿、舌根、数珠不坏，舍利五色，纷缀遗骼”，“累累如珠”（同上），一时缁白瞻礼，朝野惊叹。
为整顿僧团秩序，防止僧俗混淆，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还制定颁布了影响深广的《申明佛教榜册》，要求各地僧司查验清理天下僧寺，欲还俗者听其还俗，使出家僧人恪受戒律清规，禅、讲、瑜伽，各归本宗。《榜册》中还详细规定了僧人诵经仪式和施主布施金额，并且严厉规定，“令下之后”，如果仍然“私有眷属，潜住民间”，必严惩以正视听。洪武二十七年，他又下旨敕礼部颁布了九条榜文，对僧人举止所应趋避自律之处，作了更为具体的补充规定，俾使境内僧人均能依此条例洁身自守，使世间“善者慕之”，“佛道永昌，法轮常转”（同上），利益邦国。
　　朱元璋很重视佛教经典的整理、流通与讲习，洪武五年，他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启建“广荐法会”，组织力量点校、刻印藏经，到洪武三十一年，共收录佛典一千六百余部七千多卷，史称“洪武南藏”。他还多次下诏命天下僧人讲习《心经》、《金刚经》、《楞伽经》，对禅宗在明代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他还常对佛教具体事务，如寺院住持人选、礼佛诵经之法、佛事仪规等亲加干预，见其对佛教的重视关心程度实非同一般。
四
　　朱元璋笃信佛家的因果学说，认为“定业难逃矣，果报昭然矣”（《明太祖集·卷十·修教论》），一生都很注重对佛学义理的研讨。他常喜欢与大学士宋濂等一起论究佛经奥义，剖理决疑，尤属意于般若经典，对般若真空的佛学义理有很深的理解.他还辨析梁武帝亡国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务本分，崇尚虚文，废国怠政，而非佛法之过。
　　朱元璋一生除亲著《集注金刚经》外，还御制佛教论文集《护法集》，写有大量关于佛教方面的诗文，收入《明太祖集》中的就有文章四十六篇，诗偈若干。其中对佛教去恶扬善的现实意义与辅政作用的阐述，常能发前人之未发，十分明智、允当，很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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