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世界上的资源有很多种，再好的资源也要有合适的使用方法，这样才能做到不浪费资源。
世界上的资源有很多种，但随着发展变化或消失不见或被替代淘汰。而人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永久性资源。对于领导者而言，人才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面对紊乱的纲纪，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曾国藩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的腐败，吏治的败坏又在于人才的缺乏。曾国藩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他非常重视人才，在多年的仕途生涯中，将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政治危机的重要措施。
曾国藩选用人才的目标是：
一、使人倾尽所能、恪尽职守，不辱自己的使命。
二、网罗能人贤士，匡正自己的疏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正因此，曾国藩幕府人才济济，有“三圣七贤”之说。曾国藩打破资格限制，破格提拔具有真才实学而又品德优秀的人委以重任。湘军中一些重要将领都是由他破格提拔上来的，如分统湘军内外湖水师的杨载福、彭玉麟，是曾国藩1853年在衡州练兵期间，分别从行伍和禀生中提拔上来的。他们二人都富有军事才能，一个是“智胆超群，秉性忠直”，又“口不言功”；一个是“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都很符合曾国藩对“德”的要求，所以曾国藩把他们从无名之辈提拔到统领水师的高位上。而他们二人后来在建立、发展湘军水师，指挥湘军水师作战上，也确实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担任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愈感人才匮乏，对人才的聚集、培养、选拔、使用问题愈加急切。他经常与人讨论人才问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每到一地，曾国藩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在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所出告示中特别列出“寻访英贤”一条，以招贤纳士。
为了广泛网罗人才，曾国藩提倡互相引荐。他向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推荐安徽士绅、官员十一人，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推荐成名标、陈鉴源等人。他也经常要求别人向自己推荐人才。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地询问其地、其军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就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强调分辨良莠。他提醒曾国荃府内用人不要操之过急。无才无能的人，即使是关系近的亲戚朋友也不要留用，因为贤明的人恐怕不会与他共事。当时，亲戚朋友来曾氏营中求职的人很多，曾国藩恐怕曾国荃滥收滥用，就劝他说：“善于预见国运的人，一看国家在位的都是贤良臣子，就知道国运会兴盛。相反若当官的都是一些办事拖拉的人，就说明朝廷有危机，快改朝换代了”。即广求人才要加以辨别和筛选，这才是选择人才的正确方式。
曾国藩主张德才兼备，特别强调人的德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德与才不可偏重。……有德而无才，则近于愚人；有才而无德，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基于对德与才的关系、德才孰重孰轻的这种认识，曾国藩要求在质地纯朴的人中挑选人才，对那些花言巧语、华而不实的人深恶痛绝。
曾国藩把人才分为两类：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他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但凡遇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无疑，有官气或乡气的人都有明显的缺点。但是二者相比起来，曾国藩更厌恶前者。他提倡所选的人要做到心到、手到、耳到、眼到，有勇气又能吃苦，质地纯朴行事踏实，没有官气也不打妄言。
他还认为，在使用人才时应抓住这个人的特点，准确坚定地让他做最适合的工作，这是人力使用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再好的资源也要有合适的使用方法，这样才能做到不浪费资源。
2.分才而用，各用其能 世间之人无一例外皆是各有长短。能清晰地了解别人的长处和短处，才能达到各尽其能的效果。每个人的资源都需要优化组合，分才而用才能发挥更好的效果。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个人资源，只不过所有的资源都需要优化组合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
曾国藩对人才任用的智慧，体现在他对人才的分类观察。人才大约可分下列十种：一是品性正直、道德高尚的清高之士；二是制度观念强、执法刚正的法家；三是深思远虑，能出奇策的术家；四是对德、法、术三类人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国家栋梁之才；五是能任大臣和地方官的器能之才；六是各具三家之才的智意之才；七是善于考察人物，却不善于识别与自己同类型的人的臧否之才；八是追求短期功利，好大喜功的伎俩之才；九是超出三家之外的文儒口辩之才；十是胆略过人的骁雄之才。这种关于人才的划分，决定了十种人才的特殊任用和利弊考虑。
曾国藩认为上述人才‘都属于偏才，但在使用时，务必要小心谨慎，量才录用。每个人都有优缺点，能发挥优点抓住时机才可能成事。这些偏才只要善加利用，想有所成就便不会是一件难事。
清高之士。因为自身的品德出众而很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和肯定。这种情况没有祸害又长久显达，因此为世人所尊重。这种人做事能力强，政绩与德行齐名，名声和形象一样，让别人肃然起敬。将他的德行与政绩相比，人们更希望他有高尚的品德。
法家。倡导法制为天下遵守，不喜欢不守制度、不讲原则的人。为人大多中规中矩，为友无乐趣，为官有人惧。但这种默默无闻，不喜张扬的个性是实干家必备的，也是值得人学习的。他们的功绩在于能建立法制、安邦定国，而不在于人际交往。
国家栋梁。这样的人才兼备德、法、术三家之才，他的道德可以整顿社会风气，法制足以匡正天下，权术足以制定国策，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人才。
三才兼具者的才能、德行足以代替君主掌管国家，常为将相、总理大事，这类人鲜见更应珍惜。
器能之才。兼备三才，但是三才都不够精纯，以明哲保身的态度处世。
权智有余，公正不足，可撑小局难掌大权，独缺装天下事之胸怀，这是出任大臣、地方官的人才。
智意之士。这种人容易被一般人所容纳，被欣赏者所推许。但这种人不知进退，关键时刻先想的是保全自身，勇气和行动上不如谋略家强劲，缺少一些奉献精神，声名功绩最终比不上谋略家。
臧否之才。这种人才在未成功时，被一般人所认识；已经显达时，又为一般人称道，敏锐的观察力使他们善辩是非，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而容易为诽谤者所怨恨。
伎俩之才。这种人才成功后，被政府授以重任。不好的地方就在于使普通人劳顿，地位低下者疲惫，好大喜功，爱做表面文章，不是做实事的人才。
文儒人才。文章写得好，口才好，又可传道授业的人才。这类人才思维敏捷，锋芒毕露，针砭时弊但缺含蓄婉转之性情：为人处事过于直接，易得人喜欢也易得人厌恶，所以不属于善于交际的类型。
骁雄之才。骁雄之才一般胆识过人，但对于人际的心机考虑不够，心地大多淳朴，容易被小人陷害，所以常有怀才不遇之感。
曾国藩就上述主要人才，进一步论述了他们各自在应用中的优势与不足。
1．“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有远大志向的人必须要有阶段性的认识，脚踏实地不求一步登天。这就好比高材生找工作，总想找一份好的工作，进大公司很难，小公司又不愿进，时间一长高不成低不就，结果浪费了时间也消磨了自己的意志力，这样的人还会有人认为他是个人才吗? 2．“器能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机智聪明，深思远虑，能出奇策的人才，术谋之人都很喜欢，而且也能认识别人的长处。器能之人善于解决困境与难题。
3．“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这种人胸怀奇谋，在任何时期都是一代奇士。但在和平年代，他们难以找到发挥其智慧的用武之地。乱世出英雄，英雄的背后往往有大智慧的能人。
4．“法家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这种人讲求法制，用法制治理国家的一切，可以富国强兵，整治腐败和歪风邪气，而且往往能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用这种方法治理贫穷落后的地方，因手段残酷，反而弄得民不聊生。强硬的态度只能对待做错事情的人，不能对待穷苦的人，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5．“智意之才宜于治”：这种人才善于开创新局面，应该放在最需要发展的地方。在发达的地方，制度设备都完善的地方往往无所收获或者收获很小。
6．“苛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这类人才为人铁面无私，六亲不认，特别适于整顿治安，清除腐败，但不适合安抚灾民，抚慰人心。可以把他比作利剑而不是甜品。
7．“伎俩之人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这种人追求短期功利，好大喜功。由于智谋多，能对复杂的局面应付自如。经济发达的地方，人民生活很好，心思就会用到其他方面，社会就生出许多问题。他们自己生事要逃避惩罚，因此就千方百计贿赂官员，结果造成生活秩序一片混乱．。治理这种地方，必须要用灵活变通的人，光靠实打实干的精神是行不通的。
曾国藩说：“臣以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为能。”话虽不多，却精辟地阐述了人才与使用人才之间应守好各自的权责和本分的道理。
当然，只有用人的理论还不行，必须得付诸实践，实践中还必须小心谨慎，不然，人才非但得不到应用，反而会造成严重后果。
曾国藩在识人、分才、用人方面十分慎重，凡到他那里投效的人，他都设法将他们安顿下来。然后一一接见，根据各自的特点安排事情。在幕府中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和了解，对每个人才的特点掌握后，再保以官职，委以重任。
正因为曾国藩对自己的才能有着深刻而清晰的了解，才能更好地推己及人，因此他有把有才之士放在合适位置上的能力。因为其心系国家安危，又有宽广的胸怀，才能做到不嫉才而荐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