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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装饰雕塑
隋、唐、五代十国，尤其是隋、唐两代，由于宫殿建筑和碑石墓志以及其他的工艺雕刻的空前发展，因而也就形成了装饰雕塑艺术的广泛应用。史载：隋、唐京城长安，城周七十里。隋代的大兴宫，唐代的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都是皇帝居住的宫殿，其中殿阁相望，建筑华美，建筑装饰、雕刻、绘画，备极琼丽。只是所用砖瓦，在纹饰方面，与以前的秦汉相比，却大有逊色。唐代的建筑用砖，以莲花、葡萄纹饰为最多见。瓦当更为简化，不仅瓦头面积小，而且花纹简单，秦汉时代那种变化万千的瓦当纹饰已不可见，这种情况是与建筑上施藻绘彩漆的新装饰风尚有关的。
由于隋、唐时代的宫殿建筑物已毁失，迄今能见到的仅是一些佛塔或少数的桥梁建筑装饰。这里应该首先提到的，是隋代建筑的安济桥(河北省赵县波河上)。这座全部石建、并附有很多装饰雕刻的“空撞券”，桥拱跨度很大的石桥，据说是由一位民间石工李春一手设计建造起来的。它不仅在中国古代桥梁建筑上是一种很特殊的创造，即所附有的桥栏板装饰雕刻物，也表现了隋代特有的艺术风格。其中之一的栏板，雕为蛟龙穿岩的形象，从龙的题材看，显然是承袭商、周青铜器上的夔龙加以演化而来的，现在把它雕成穿岩的栏板装饰，应是寓有龙能激水之意。从其艺术造型看，正表现了神龙的矫健形态，加强了装饰效果。雕法冼练，刀锋犀利，是一件艺术性很强的石雕作品。除蛟龙之外，安济桥上的石栏和栏板的装饰雕刻，还有其它的动物和植物多种纹样。可惜的是这些具有高度艺术形象的装饰雕刻制作，随着时代的推移，多数已经残毁湮没，蛟龙栏板就是修桥时从河底污泥深处掘出的原有石桥构件之一。
唐代的建筑装饰，由于宏丽的宫殿已经湮没无存，所余残砖瓦，除偶见有对称构成的缠枝花纹尚具有装饰意匠以外，其它足称道者极少。在文献记载中，曾有武则天专权时，为了纪颂功德，特令名艺人毛婆罗设计雕铸的巨型“天枢”(“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或称天柱)，竖立于端门外，高一百余尺，八面，面各五尺，顶置“承露盘”，四周饰以蟠龙、麟、凤，镂刻精巧， “奇伟冠于一世”3又雕铸十二生肖，各高丈余，建置宫前。当然，这只是唐宫廷建筑装饰雕刻的一例，其它类似的装饰雕刻物一定不少。只是不论这类雕刻制作如何奇伟，今天都难以见到了，能留存到现在的，是不易毁坏的一些佛塔以及早巳埋入地下的陵墓石椁、石棺等装饰雕刻。
在佛塔方面，陕西西安迄今还保存有唐代建筑的大、小雁塔，大雁塔的四门框和门楣上，有很多用阴线刻出的装饰线画，都是唐代现存的线刻装饰艺术珍贵作品。
西安大雁塔是初唐时代的佛教建筑，为唐玄奘译经之所。其塔门形制，是在塔的下层四门上端，，横以半圆形门楣石，门框也是用石条建成。所有门框、门楣，满饰阴线刻出的佛菩萨天王像。由此可以推想唐代当时的宫殿建筑物，也必定有类似的装饰线刻，只是题材内容不同罢了。因为就一般已出土的隋、唐墓室来看，其规模稍大者，也多有与塔门相类似的形制，所刻多为龙凤蔓草等唐代最常见的装饰题材。
在大雁塔的南门和西门门楣上，所刻为佛说法图，特别是西门楣，连同佛殿一齐刻出。从佛殿的样式，可以看出唐代宫殿殿宇建筑的构造形制，是研究唐代建筑艺术的珍贵资料。南门楣所刻说法图，场面宏大，除中央坐佛和众多的胁侍以外，还刻出了两身供养菩萨，很惹人注目。而这一说法图的艺术特点，是线条坚劲流动，人物造型完美，在唐代线刻人物中可称上选。十分遗憾的是这样富有艺术价值的线刻画，竞被宋代的一些文人在画面上题刻游塔诗，这说明了封建士大夫文人极端藐视工匠艺人的艺术制作，仿佛视而不见，致有此破坏文物之陋行。大雁塔门框上，刻出各种形神不一的护法神王，其题材和形式，与一般石窟中的同类雕塑制作相近似，只是这里是接近于绘画形式的线刻，刻线特别显得劲健有力，与南门楣上的线刻佛、菩萨同样都表现了中国古代绘画中所谓“铁线描”的造型特点①。在现能见到的唐代线刻艺术中，确是特别突出的。因此有理由忖测：大雁塔门上的线刻人物，有可能是出自当时大画家阎立本的手笔。因为阎氏的人物画也偶有佛教题材，而且在表现形式上更是以“铁线”著名的。
唐代的佛塔建筑，在各地保存者为数不少，只是塔身附以较好的艺术装饰雕刻者，就所知以山东济南柳埠镇的“龙虎塔”②(以塔身满雕有龙虎和神王飞天等浮雕而得名)较为著名。塔为唐代常见的正方形单层塔全部用砖石高约10米混合建成。 塔基为一宽大的三层石建须弥座式台座， 四面雕饰佛像，伎乐、狮子等。塔顶为砖砌攒顶双层单斗宽出檐；塔身由四块约3米见方的大石板镶合而成，满雕飞天、化佛、神龙、飞虎、天王、力土等，以荷瓣形门楣的塔门为中心，左右对称，结构紧密完整，极富有装饰浮雕的表现形式。在现存的唐代建筑装饰雕刻中，与西安大、小雁塔的塔门线刻，同为可珍贵的唐代建筑装饰雕刻艺术遗产之一。
与济南龙虎塔同一类型而装饰雕刻更为繁复富丽的唐塔(?)是1978年河南安阳发现的修定寺塔。塔的建筑形式也是四方形，仅塔座和塔顶的结构稍有不同。塔身是用预先设计的花纹图案雕砖连续镶嵌而成(砖系模制涂釉)。图案纹样：位于塔檐以下四壁，为一排天幕、华绳、流苏间以莲花，其下则构成为竖菱形、作鱼鳞式排列，每一菱形内的纹样有多种变化，如人物、动物、花卉等。人物中有武土、童子、舞人、胡人、力土和不属于佛教的真人、仙女，魔师；动物中有象、狮子、龙、虎、鞍马等等，每一格菱内的图象不相雷同。而这些人物、动物，都有繁复的卷云相衬托，形成整个壁面光彩绚丽，灿烂夺目。这种装饰形式，仿佛类似新疆地区某些回教寺院的墙壁。另外，在塔的南面，有拱形塔门，门左右的护法金刚力士和青龙白虎等，也是雕砖镶成，仅门楣、门框是石雕佛、菩萨和缠枝牡丹。又在塔的四角，各有一根花砖砌成的立柱，使塔的结构形式更为特殊。像这样的镶砖花纹塔，比之济南石建龙虎塔在装饰雕刻上更为富丽而特殊，在全国范围内是很少见到的。关于河南安阳发现的修定寺塔的建造时代，和龙虎塔同样并无文字纪年，地方文献亦无可考，只能凭塔身和装饰图案的造型风格来断定。就塔身形式说，确是一般单层方形唐塔多见的样式，只是修定寺花砖塔与龙虎塔相比，前者纹样的内容复杂而繁缛，且有道教仙人等题材，再从纹样中的力土、飞天、鞍马等造型看，似乎具有稍晚于唐代的风格。实际这种显得松软繁琐的雕刻手法，表现在砖塔整体的花纹形式上，凡是从事于“美术考古”和对于唐代纹饰有研究者，必然都能意识到，这类包括手法风格在内的造型形式，是断定时代的重要参考。由于修定寺砖塔是新近发现，著者尚无机缘亲自观赏，希望将来能得到一次较有依据的鉴定。(见《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3期和《人民画报》1981年6期)
① 关于西安大雁塔门楣线刻可参看《中国古代石刻画选集》——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6年出版．
② 关于济南柳埠龙虎塔的建筑年代，曾有人认为是宋金时代所修，也有人认为是唐建，并以塔左右浮雕“壮健有力的金刚力士像”作为论证的依据，实际不仅是金刚力士像，所有塔的形制和其它装饰也都可作为唐建的明证．
《文物》1979年9期，发表了《河南安阳修定寺唐塔》一文，从所附图片中看到修定寺塔门门楣石浮雕三世佛和左右胁侍像，更加深了对塔身砖雕时代的怀疑。就佛和胁侍的造型来看，仿佛是接近北齐时代的样式，但详加审视，则不难发现，仅仅是接近或近似而已，却失去北齐雕像的精丽华美实质，而是格式化规范化的呆滞无力。而且衣纹过分简单粗糙，既缺乏唐代雕刻应有的造式，也绝难以上推到北齐时代，而颇类于元代甚至明代的制作，或者塔的原型是型形唐代建造，而塔外的雕砖则为后来重修时所装贴，也是可能的。
以上两处的花纹塔，仅是作为装饰雕刻的举例。如以全国范围说，尤其北方各省，必有不少与此相类的建筑物，如在山西太行山区的林虑山金灯寺前，就遗有满雕佛像的同一类型的砖塔(参看《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2期59页)；又山西五台县南禅寺，除保留有唐代的佛殿建筑和雕有狮子纹的基石以外，还有一座高仅半米的唐代四方形五层石塔，底层四面，各雕为佛故事浮雕，第二层以上浮雕佛龛像，雕造精美小巧，为国内不可多见的艺术珍品。 像这类石塔雕刻，决不止山西一地有，其它各省，平时不为注目的附有浮雕或线刻的唐塔或其它的建筑装饰物，一定不在少数。①
二、碑石墓志装饰雕刻
隋、唐时代，由于封建经济和文化艺术的高度发达，早在汉代就已经发展起来的应用碑石铭刻纪事的风习，更为流行。中国古代的碑碣，在用途意义上，与欧、美各国通行的纪念碑的建立，颇相类似。只是后者的表现形式，多是直接雕出被纪念者的人物形象：而前者，即中国的碑碣，则是运用隐蔽含蓄的手法，用象征性文字记述来表达，这当是东西方民族历史文化和生活习尚的不同所形成，也是中国城市中自来就缺少纪念碑雕像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碑石雕刻，除文献中所记录的早期碑式以外，就现有的实物看，是从公元以后的东汉时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其类别约可分为三种：一是碣，是由简单的四方形石柱构成，也是碑石雕刻的原始形式；二是通常所见的碑，是由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构成；三是幢，幢身一般为八棱柱形，其构成形式，大致与石碑相类，也分为头、身、座三部分。以上三种形式，以后两者应用较多，而幢仅限于刻写佛经。所以石碑雕刻，是应用最广泛而最多见的雕刻艺术形式。
隋、唐时代的碑石刻字，从字的体例上说，它是从甲骨文和秦篆、汉隶逐步演化成的所谓楷体书，也称正书，同时并行的还有行书、草书，构成为隋、唐书法艺术光华灿烂的形象，这与甲骨、金文、秦篆、汉隶以及魏晋过渡期的隶楷书体，同样都代表着中国文字造型艺术的不同时代风格。而所有这些有关碑版刻字，难道不是中国的雕刻艺术么?中国古代碑石，凡是由名书法家书写的，多数都刻有刻字人的姓名，如陕西西安“碑林”的历代碑石，曾有人把所有刻碑者列出一个名表。这一批刻字工匠们，虽然是在书法家已经写出的字形上加工镌刻，而且刻字本身其性质究竟不能与一件雕刻作品并比，因而这批匠工即不能称得上是雕刻家，但在雕刻史上，也仍然应保留着他们的名字。遗憾的是，这份刻碑者的名表一时已无从觅到。
曾有人把中国的书法称之为“线的艺术”，认为中国汉字的字体是：“净化了的线条美”，它是由“多样的线的曲直运动和空间构造，表现出和表达出种种形体姿态，情感意兴和气势力量”(《美的历程》第二章，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而且这种线的艺术的表现，不仅仅是一字的孤立，而是多数字组成为一幅图案整体，使字里行间疏密相间，配合得宜，这种线与形体美的配合，在楷书，尤其是草书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又如“中国古代商周铜器铭文里所表现的章法，总的结构配合的美，仿佛令人相信仓颉(中国古代传说中创造文字者)四目窥见了宇宙的神奇，获得自然界最深妙的形式的秘密”(同上书转引自宗白华《中国书法中的美学思想》——《哲学研究》1962年1期)。
① 《文物》1983年5期刊出《豫北石塔记略》一文，介绍河南安阳，新乡地区现存的形制基本相同的几座唐建石塔，其塔身的装饰雕刻，在结构形式和内容上，与济南石建龙虎塔很相近似，说明这种石建佛塔，尤以唐建满饰雕刻的佛塔是颇为多见的．
以上由碑石刻字而提到书法文字，其间也包括墓志石的刻字和作为印章的刻字，他们的性质是一致的。但由于都是书法的形式美，因而这类文字雕刻，在中国雕刻艺术史上似乎只能居于次要地位，①而在这一节中主要介绍的是作为碑石、墓志陪衬的装饰雕刻。
就碑的装饰雕刻来说，一般在碑头部分，多运用蟠龙相盘绕的对称形象，这是东汉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因为一般汉碑的碑头，仅出现几道环纹，由环纹的形象才演变成为神秘性的蟠龙；②碑座多为龟趺或四方台座3碑身除主要的刻文外，也多是四面雕饰花纹。蟠龙是取其神明通天，龟趺是取其延年不废，用以符合于祥瑞并永存不朽。在碑身的文字边缘和左右侧面，满雕着反映时代特点的各种装饰性的花纹图案。以上这几部分都属于碑石的装饰雕刻，在公元七、八世纪的唐代，达到了瑰丽绚烂的阶段。
唐代碑头的雕刻，结构复杂。一般是由八条蟠龙相互缠绕，龙头低垂于碑头两侧，身躯绕于碑顶，形成半圆形。在碑的正面中心，即龙身纠结处，刻出备为题名的碑额。如西安碑林③所藏唐碑之一的“集王羲之圣教序”的碑头，可称为唐碑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不仅是碑头蟠龙雕刻得劲健有力，即其它各个部分都表现出唐代特有的艺术造型和风格。
① 中国旧时代的书法理论，独立于画论之外，新时代的美术史也不包括书法美术，惟独日人大村西崖所著《中国美术史》把书法、碑石文字列为重点，这是很值得中国的中国美术史著述家注意的问题，
② 汉代碑头上所以饰为环纹，根据考古家论证，是由古代在墓穴安葬时多利用柱石拴绳下棺，以致久而久之，柱石顶端被磨成环形绳纹，由此等绳纹的启示，才由雕工们触类旁通，雕为想像中的神龙形的碑头纹饰．
③ 西安碑林(现已扩建为陕西省博物倌) 创建于北宋时代，收集有历代著名碑石数百种，其中以唐碑占主要地位，因此成为我国古代碑石集成地之一。
唐代的碑石装饰是丰富多彩的。就碑头雕刻说，除蟠龙形式以外，还有很多特殊的变化。如在陕西关中地区出土的属于盛唐时代的两个碑头，一个是用唐代装饰花纹中最常见的缠枝莲构成，其左右两侧运用蟠龙图案中龙首的变形，另一是著者1944年在武功县一古庙前草丛中发现的花碑头，正中雕为佛塔，左右雕出伎乐飞天飞舞于祥云间。两种碑头图案的结构都富丽生动，充分表现出盛唐时代灿烂的艺术气氛。这两种碑头的纹饰，很可能都是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说明唐代造型艺术所以得到高度的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唐代碑石装饰的丰富，更多的表现在碑身和碑座两个部分。西安碑林中的唐碑，碑身装饰方面最突出的是《大智禅师功德碑》。碑雕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为盛唐制作。在碑身两侧，浮雕有唐代纹饰中多用的缠枝海石榴或西番莲，在曲折的枝叶间，衬托着菩萨、狮子、凤鸟、鸳鸯以及佛教神话中的迦陵鸟等，可说是佛教题材民族化的典型。整体结构富丽，有着浓厚的装饰意趣。表现形式，以线刻为主，在物象外廓铲去很薄的一层空白底地，(亦称平雕剔地，即陕北东汉墓石雕刻的发展)使花纹更为显明突出。
与碑侧的花纹相适应，是碑座的装饰。唐碑碑座雕饰，当首推《石台孝经》碑，它是西安碑林唐碑中的代表作之一。所谓石台孝经，顾名思意，作为碑座的石台，占有重要地位。碑为四面大方碑，高约5米，碑面刻有唐玄宗李隆基书《孝经》全文。碑额雕为山岳式方石顶，碑座为阶梯式的石台三层，每层四面都满刻卷莲、蔓草，杂以奔腾的瑞兽，气氛生动活跃，反映了盛唐富丽华美的时代精神。
西安碑林中的碑石，除石台孝经碑座属于形制特殊者以外，一般多是在龟趺座的两侧，刻为狮子蔓草，并且多是运用流动的阴线，刻出前肢起立，腾跃怒吼的狮子的姿态。如其中之一的《隆禅法师碑》，也是盛唐作品，碑座所雕仍为佛教题材中常见的宝相花和狮子，但其粗犷飞动的形态，与上述《大智禅师碑》碑侧精致细腻的风格全不相同。另一著名的唐碑《道因法师碑》。座石的两侧所雕为描写现实生活的人物故事，就其雕线的形式看，与前述大雁塔四门南门门额的线刻很相近，而题材内容则为贵族豪富出行狩猎的纪实。所有的人物和鹰、犬、鞍马等，都非常真实而富有生活气息，特别是对于随从人物神态的刻划，可以说是曲尽其妙，充分体现出唐代匠师们高超的艺术才华。
在碑座装饰雕刻方面，除上述两种外，还有竖立在大雁塔塔门前由褚遂良写刻的《圣教序碑》，装饰图案雕在碑下座的正面，题材是属于受佛教影响的两组舞乐浮雕，每组都由舞伎一人，乐伎二人组成，舞姿与乐器不相雷同，一为吹奏乐，一为弹奏乐，面目形象虽已受到毁坏，但从锦带飘舞和人物动态上所显示出的乐舞欢乐气氛，是非常突出并引人入胜的。
隋、唐时代的墓志，是沿袭了魏、晋，南北朝，特别是沿袭了墓志风行的北朝而又有所发展的。在碑石盛行的东汉时代，还没有墓志的出现，魏晋时代，有将类似墓表的刻石埋入墓中者，到南北朝，尤以北朝时代，才有了正式的墓志。这与文学的逐步发展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志石一般是正方形，由志盖与志铭两石合成，志盖上仅标明官职姓氏，详细履历则刻在志铭中。所有的志盖与志铭石，周边都满刻纹饰图案。北朝与隋、唐的墓志，由于时代不同，不仅志盖与志铭所刻出的字体有很大的区别，即周边所用的图案纹饰，在题构和结构上也都有所不同。即以隋、唐两代说，隋代是南北朝到唐代的过渡期，在纹饰上既具有南北朝的某些传统，又显示出启发未来唐代的形象特征。而唐代由于时代的发展，一切文化艺术，都表现为绚丽精美。具体的说，如以隋代和唐代的墓志石相比，在志盖的字体、纹饰上，其区别是很明显的。前者的纹饰简洁疏朗，题材仍是北朝纹饰中最多见的忍冬草，枝叶劲壮。从造型上看，仍带有北朝后期、北齐、北周的一些风格特点。再就题字看，也显示出古朴敦厚、刀锋锐利，表现出一种清新的生气。而与此相并比的唐墓志盖，先从题字的字体看，使人感到的是纯熟精致，纹饰也已不是忍冬，而是唐代最常见的宝相花和缠枝西番莲，并在花叶中配以奔腾的狮子和瑞兽，显现出灿丽飞动的生气。如果把这种不同造型和形制特点扩大到整个隋、唐两代的雕刻艺术上，即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和特点。
三、石椁、石棺线刻
埋在墓室中属于石雕刻艺术的作品，除墓志外，还有石椁、石棺和墓门石刻，其上多数是以线刻人物为主，间以边饰花纹。先谈石椁，属于隋代的石椁，就所知者，有西安西郊出土的李静训墓椁，而且石椁仅为岩石板镶成，雕刻工程则集中在石椁内的石棺上。到了唐代，出土的石椁较多。著称的有永泰公主、章怀太子、懿德太子和唐高祖李渊的族弟李寿，侍臣郑仁泰以及唐中宗的皇后韦氏族弟韦洞和韦顼墓椁等。所有以上这些石椁，其结构形式，都是用多数的石板，石柱构成椁壁，椁盖则雕为殿宇屋顶的形式。在椁壁石板上，刻有线刻宫女侍从人物，在作为石板间隔的石柱上，则线刻铲地的缠枝花叶。但在纹饰的体裁上，也有个别的例外，即贵族李寿的石椁。李寿椁壁由八块厚石板和八根倚柱构成，椁的外壁上浮雕文武卫士、侍从和四神、仙人等，椁内壁则线刻乐舞、侍从人物和十二生肖等，在唐石椁线刻中，是较为特殊的。
李寿石椁以外，其它的石椁线刻，以永泰公主和韦洞、韦顼墓椁较有代表性。永泰公主李蕙仙，是唐中宗李显的女儿，十七岁时，因得罪祖母武则天，竟被处死，死后与附马武延基(武则天内侄孙)合葬。墓椁颇高大，椁壁由十块高1．40、宽0．80米的厚石板和十根石倚柱构成，每块石板内外二面都用细线刻出宫女侍从人物，装扮和动态各不相同。多数人似正在花园款步。在人物背景空间，刻出飞鸣的禽鸟和奇花异卉，用为衬托，生活气息十分浓郁。如其中的一石，刻出一身着紧身敞领罗襦，下系曳地长裙的宫女，双手正撩起纱巾披往肩上。不仅神态婀娜娇美，宛如一幅美好的唐代仕女画，而且将唐宫女的服饰和纱巾的披绕方式都清楚地显示出来，也有助于对唐代服饰制度的研究。画面上还有一对鸾鸟飞鸣空际，与盛开在宫女足边的香花上下相映照。再加上周边满布繁丽的宝相花边框，更加衬托出这幅人物画的华丽超众。
永泰公主墓椁另一石板，所刻为宫女二人正在花间对话。从发式上还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身分和年龄。少女手捧果盘，妇人似正在有所吩咐，彼此间的神态，刻划得生动而亲切，空间背景也是飞鸟琼花，景色幽丽。从人物脚边刻出的山石景色，也可看出她们，是游乐在皇家的御花园中。
章怀太子李贤，是高宗和武后的次子，懿德太子李重润是唐中宗的长子，他们也都是因受到武后的迫害而未能善终者。两墓都是夫妇合葬，石椁同样高大。椁壁线刻宫廷女侍从人物和构图配景也大致相类，甚至线刻的手法风格也是相近似的，即线纹坚劲，有的还铲去一层很薄的背景空白，其纹饰与作风相似，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改葬时期相近之故。
在唐代的石椁线刻艺术中，较突出的还有韦泂和韦顼夫妇合葬的石椁，虽然所刻内容仍多属宫女或命妇一类人物，但从刻线的艺术性来说，可说是发挥了唐代线刻人物的优点。韦泂、韦顼都是唐中宗皇后韦氏的兄弟，他们是皇亲贵戚，其石椁上线刻也必然出自水平较高的名工之手，韦泂石椁线刻，显得圆劲有力，而韦顼石椁线刻，则如蚕丝飘动，各有其艺术特点。如以近代人所称述的中国人物线画“十八描”(见明人邹德中《绘事指蒙》)的分类，前者应属第二类的“琴弦描”后者则属于第一类的“游丝描”。
韦泂墓石椁线刻人物中还有执役的侍从，如其中一石已断成三段，石面所刻为一捧水盂的男装侍从，头戴软帽，身穿花袖长袍，腰束荷包带，花裤、软鞋，全是官府中仆从打扮。背后衬景和边框纹饰，尽是小花小草，贵邸气氛十分浓厚，另一石所刻为捧奁盒的女侍，身着翻领胡装长袍和长统花裤，头梳双髻，足穿便履，显示了代贵邸中侍女们最常见的风尚，这与当时中外文化交流和唐人喜新的心理和风习都有很大关系。从线刻艺术说，这两块石板的人物刻线，虽同样圆劲，但有粗细之分。在女侍的衬景上增添了飞鸟、修竹，使得画面分外显得绮丽。
韦顼石椁是清末出土后因事故散遗民居，1942年著者在偶然中发现的。线刻的内容几与永泰公主墓椁同样，都是一些贵妇或侍女。有的盛装异服，满饰珠玉，有的头戴皮帽，手驾小鹰，好像准备出猎。所有这些人物的线刻形式，全是用游丝描刻出如春蚕吐丝，细劲连绵的细线。如其中之二石，一刻为贵妇，一刻为女僮。贵妇长裙曳地，头戴华冠，裸露的颈项上，挂有一串晶莹明亮的项链，女僮头扎蝴蝶结，身穿翻领窄袖花短袍，花裤花鞋，体态轻盈，姿容秀丽，显得特别活泼伶俐，稚气宛然。这些内容，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提供了许多有关唐人生活的资料。
从以上石椁线刻的不同人物中，更可以看出唐代统治阶级的奢靡生活，同时也表现了线刻匠师的艺术才能。从韦顼石椁线刻所显示的游丝般的优美细线上，可以体会到它是在熟练技巧和先有腹稿的基础上，用利刀就光滑的石面上快速挥划而成，恍如今天的钢笔人物速写，而这种细线的形式，是和所表现的宫廷妇女这一内容完全符合的，而韦泂石椁线刻的所以用圆劲有力的线，也是由于多数是男性仆从这一内容而产生的。所谓内容决定形式的艺术创作方法，在唐代石椁线刻人物上是能以明显体现出来的。
隋、唐、五代十国，尤其是隋、唐两代，由于宫殿建筑和碑石墓志以及其他的工艺雕刻的空前发展，因而也就形成了装饰雕塑艺术的广泛应用。史载：隋、唐京城长安，城周七十里。隋代的大兴宫，唐代的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都是皇帝居住的宫殿，其中殿阁相望，建筑华美，建筑装饰、雕刻、绘画，备极琼丽。只是所用砖瓦，在纹饰方面，与以前的秦汉相比，却大有逊色。唐代的建筑用砖，以莲花、葡萄纹饰为最多见。瓦当更为简化，不仅瓦头面积小，而且花纹简单，秦汉时代那种变化万千的瓦当纹饰已不可见，这种情况是与建筑上施藻绘彩漆的新装饰风尚有关的。
由于隋、唐时代的宫殿建筑物已毁失，迄今能见到的仅是一些佛塔或少数的桥梁建筑装饰。这里应该首先提到的，是隋代建筑的安济桥(河北省赵县波河上)。这座全部石建、并附有很多装饰雕刻的“空撞券”，桥拱跨度很大的石桥，据说是由一位民间石工李春一手设计建造起来的。它不仅在中国古代桥梁建筑上是一种很特殊的创造，即所附有的桥栏板装饰雕刻物，也表现了隋代特有的艺术风格。其中之一的栏板，雕为蛟龙穿岩的形象，从龙的题材看，显然是承袭商、周青铜器上的夔龙加以演化而来的，现在把它雕成穿岩的栏板装饰，应是寓有龙能激水之意。从其艺术造型看，正表现了神龙的矫健形态，加强了装饰效果。雕法冼练，刀锋犀利，是一件艺术性很强的石雕作品。除蛟龙之外，安济桥上的石栏和栏板的装饰雕刻，还有其它的动物和植物多种纹样。可惜的是这些具有高度艺术形象的装饰雕刻制作，随着时代的推移，多数已经残毁湮没，蛟龙栏板就是修桥时从河底污泥深处掘出的原有石桥构件之一。
唐代的建筑装饰，由于宏丽的宫殿已经湮没无存，所余残砖瓦，除偶见有对称构成的缠枝花纹尚具有装饰意匠以外，其它足称道者极少。在文献记载中，曾有武则天专权时，为了纪颂功德，特令名艺人毛婆罗设计雕铸的巨型“天枢”(“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或称天柱)，竖立于端门外，高一百余尺，八面，面各五尺，顶置“承露盘”，四周饰以蟠龙、麟、凤，镂刻精巧， “奇伟冠于一世”3又雕铸十二生肖，各高丈余，建置宫前。当然，这只是唐宫廷建筑装饰雕刻的一例，其它类似的装饰雕刻物一定不少。只是不论这类雕刻制作如何奇伟，今天都难以见到了，能留存到现在的，是不易毁坏的一些佛塔以及早巳埋入地下的陵墓石椁、石棺等装饰雕刻。
在佛塔方面，陕西西安迄今还保存有唐代建筑的大、小雁塔，大雁塔的四门框和门楣上，有很多用阴线刻出的装饰线画，都是唐代现存的线刻装饰艺术珍贵作品。
西安大雁塔是初唐时代的佛教建筑，为唐玄奘译经之所。其塔门形制，是在塔的下层四门上端，，横以半圆形门楣石，门框也是用石条建成。所有门框、门楣，满饰阴线刻出的佛菩萨天王像。由此可以推想唐代当时的宫殿建筑物，也必定有类似的装饰线刻，只是题材内容不同罢了。因为就一般已出土的隋、唐墓室来看，其规模稍大者，也多有与塔门相类似的形制，所刻多为龙凤蔓草等唐代最常见的装饰题材。
在大雁塔的南门和西门门楣上，所刻为佛说法图，特别是西门楣，连同佛殿一齐刻出。从佛殿的样式，可以看出唐代宫殿殿宇建筑的构造形制，是研究唐代建筑艺术的珍贵资料。南门楣所刻说法图，场面宏大，除中央坐佛和众多的胁侍以外，还刻出了两身供养菩萨，很惹人注目。而这一说法图的艺术特点，是线条坚劲流动，人物造型完美，在唐代线刻人物中可称上选。十分遗憾的是这样富有艺术价值的线刻画，竞被宋代的一些文人在画面上题刻游塔诗，这说明了封建士大夫文人极端藐视工匠艺人的艺术制作，仿佛视而不见，致有此破坏文物之陋行。大雁塔门框上，刻出各种形神不一的护法神王，其题材和形式，与一般石窟中的同类雕塑制作相近似，只是这里是接近于绘画形式的线刻，刻线特别显得劲健有力，与南门楣上的线刻佛、菩萨同样都表现了中国古代绘画中所谓“铁线描”的造型特点①。在现能见到的唐代线刻艺术中，确是特别突出的。因此有理由忖测：大雁塔门上的线刻人物，有可能是出自当时大画家阎立本的手笔。因为阎氏的人物画也偶有佛教题材，而且在表现形式上更是以“铁线”著名的。
唐代的佛塔建筑，在各地保存者为数不少，只是塔身附以较好的艺术装饰雕刻者，就所知以山东济南柳埠镇的“龙虎塔”②(以塔身满雕有龙虎和神王飞天等浮雕而得名)较为著名。塔为唐代常见的正方形单层塔全部用砖石高约10米混合建成。 塔基为一宽大的三层石建须弥座式台座， 四面雕饰佛像，伎乐、狮子等。塔顶为砖砌攒顶双层单斗宽出檐；塔身由四块约3米见方的大石板镶合而成，满雕飞天、化佛、神龙、飞虎、天王、力土等，以荷瓣形门楣的塔门为中心，左右对称，结构紧密完整，极富有装饰浮雕的表现形式。在现存的唐代建筑装饰雕刻中，与西安大、小雁塔的塔门线刻，同为可珍贵的唐代建筑装饰雕刻艺术遗产之一。
与济南龙虎塔同一类型而装饰雕刻更为繁复富丽的唐塔(?)是1978年河南安阳发现的修定寺塔。塔的建筑形式也是四方形，仅塔座和塔顶的结构稍有不同。塔身是用预先设计的花纹图案雕砖连续镶嵌而成(砖系模制涂釉)。图案纹样：位于塔檐以下四壁，为一排天幕、华绳、流苏间以莲花，其下则构成为竖菱形、作鱼鳞式排列，每一菱形内的纹样有多种变化，如人物、动物、花卉等。人物中有武土、童子、舞人、胡人、力土和不属于佛教的真人、仙女，魔师；动物中有象、狮子、龙、虎、鞍马等等，每一格菱内的图象不相雷同。而这些人物、动物，都有繁复的卷云相衬托，形成整个壁面光彩绚丽，灿烂夺目。这种装饰形式，仿佛类似新疆地区某些回教寺院的墙壁。另外，在塔的南面，有拱形塔门，门左右的护法金刚力士和青龙白虎等，也是雕砖镶成，仅门楣、门框是石雕佛、菩萨和缠枝牡丹。又在塔的四角，各有一根花砖砌成的立柱，使塔的结构形式更为特殊。像这样的镶砖花纹塔，比之济南石建龙虎塔在装饰雕刻上更为富丽而特殊，在全国范围内是很少见到的。关于河南安阳发现的修定寺塔的建造时代，和龙虎塔同样并无文字纪年，地方文献亦无可考，只能凭塔身和装饰图案的造型风格来断定。就塔身形式说，确是一般单层方形唐塔多见的样式，只是修定寺花砖塔与龙虎塔相比，前者纹样的内容复杂而繁缛，且有道教仙人等题材，再从纹样中的力土、飞天、鞍马等造型看，似乎具有稍晚于唐代的风格。实际这种显得松软繁琐的雕刻手法，表现在砖塔整体的花纹形式上，凡是从事于“美术考古”和对于唐代纹饰有研究者，必然都能意识到，这类包括手法风格在内的造型形式，是断定时代的重要参考。由于修定寺砖塔是新近发现，著者尚无机缘亲自观赏，希望将来能得到一次较有依据的鉴定。(见《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3期和《人民画报》1981年6期)
① 关于西安大雁塔门楣线刻可参看《中国古代石刻画选集》——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6年出版．
② 关于济南柳埠龙虎塔的建筑年代，曾有人认为是宋金时代所修，也有人认为是唐建，并以塔左右浮雕“壮健有力的金刚力士像”作为论证的依据，实际不仅是金刚力士像，所有塔的形制和其它装饰也都可作为唐建的明证．
《文物》1979年9期，发表了《河南安阳修定寺唐塔》一文，从所附图片中看到修定寺塔门门楣石浮雕三世佛和左右胁侍像，更加深了对塔身砖雕时代的怀疑。就佛和胁侍的造型来看，仿佛是接近北齐时代的样式，但详加审视，则不难发现，仅仅是接近或近似而已，却失去北齐雕像的精丽华美实质，而是格式化规范化的呆滞无力。而且衣纹过分简单粗糙，既缺乏唐代雕刻应有的造式，也绝难以上推到北齐时代，而颇类于元代甚至明代的制作，或者塔的原型是型形唐代建造，而塔外的雕砖则为后来重修时所装贴，也是可能的。
以上两处的花纹塔，仅是作为装饰雕刻的举例。如以全国范围说，尤其北方各省，必有不少与此相类的建筑物，如在山西太行山区的林虑山金灯寺前，就遗有满雕佛像的同一类型的砖塔(参看《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2期59页)；又山西五台县南禅寺，除保留有唐代的佛殿建筑和雕有狮子纹的基石以外，还有一座高仅半米的唐代四方形五层石塔，底层四面，各雕为佛故事浮雕，第二层以上浮雕佛龛像，雕造精美小巧，为国内不可多见的艺术珍品。 像这类石塔雕刻，决不止山西一地有，其它各省，平时不为注目的附有浮雕或线刻的唐塔或其它的建筑装饰物，一定不在少数。①
二、碑石墓志装饰雕刻
隋、唐时代，由于封建经济和文化艺术的高度发达，早在汉代就已经发展起来的应用碑石铭刻纪事的风习，更为流行。中国古代的碑碣，在用途意义上，与欧、美各国通行的纪念碑的建立，颇相类似。只是后者的表现形式，多是直接雕出被纪念者的人物形象：而前者，即中国的碑碣，则是运用隐蔽含蓄的手法，用象征性文字记述来表达，这当是东西方民族历史文化和生活习尚的不同所形成，也是中国城市中自来就缺少纪念碑雕像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碑石雕刻，除文献中所记录的早期碑式以外，就现有的实物看，是从公元以后的东汉时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其类别约可分为三种：一是碣，是由简单的四方形石柱构成，也是碑石雕刻的原始形式；二是通常所见的碑，是由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构成；三是幢，幢身一般为八棱柱形，其构成形式，大致与石碑相类，也分为头、身、座三部分。以上三种形式，以后两者应用较多，而幢仅限于刻写佛经。所以石碑雕刻，是应用最广泛而最多见的雕刻艺术形式。
隋、唐时代的碑石刻字，从字的体例上说，它是从甲骨文和秦篆、汉隶逐步演化成的所谓楷体书，也称正书，同时并行的还有行书、草书，构成为隋、唐书法艺术光华灿烂的形象，这与甲骨、金文、秦篆、汉隶以及魏晋过渡期的隶楷书体，同样都代表着中国文字造型艺术的不同时代风格。而所有这些有关碑版刻字，难道不是中国的雕刻艺术么?中国古代碑石，凡是由名书法家书写的，多数都刻有刻字人的姓名，如陕西西安“碑林”的历代碑石，曾有人把所有刻碑者列出一个名表。这一批刻字工匠们，虽然是在书法家已经写出的字形上加工镌刻，而且刻字本身其性质究竟不能与一件雕刻作品并比，因而这批匠工即不能称得上是雕刻家，但在雕刻史上，也仍然应保留着他们的名字。遗憾的是，这份刻碑者的名表一时已无从觅到。
曾有人把中国的书法称之为“线的艺术”，认为中国汉字的字体是：“净化了的线条美”，它是由“多样的线的曲直运动和空间构造，表现出和表达出种种形体姿态，情感意兴和气势力量”(《美的历程》第二章，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而且这种线的艺术的表现，不仅仅是一字的孤立，而是多数字组成为一幅图案整体，使字里行间疏密相间，配合得宜，这种线与形体美的配合，在楷书，尤其是草书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又如“中国古代商周铜器铭文里所表现的章法，总的结构配合的美，仿佛令人相信仓颉(中国古代传说中创造文字者)四目窥见了宇宙的神奇，获得自然界最深妙的形式的秘密”(同上书转引自宗白华《中国书法中的美学思想》——《哲学研究》1962年1期)。
① 《文物》1983年5期刊出《豫北石塔记略》一文，介绍河南安阳，新乡地区现存的形制基本相同的几座唐建石塔，其塔身的装饰雕刻，在结构形式和内容上，与济南石建龙虎塔很相近似，说明这种石建佛塔，尤以唐建满饰雕刻的佛塔是颇为多见的．
以上由碑石刻字而提到书法文字，其间也包括墓志石的刻字和作为印章的刻字，他们的性质是一致的。但由于都是书法的形式美，因而这类文字雕刻，在中国雕刻艺术史上似乎只能居于次要地位，①而在这一节中主要介绍的是作为碑石、墓志陪衬的装饰雕刻。
就碑的装饰雕刻来说，一般在碑头部分，多运用蟠龙相盘绕的对称形象，这是东汉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因为一般汉碑的碑头，仅出现几道环纹，由环纹的形象才演变成为神秘性的蟠龙；②碑座多为龟趺或四方台座3碑身除主要的刻文外，也多是四面雕饰花纹。蟠龙是取其神明通天，龟趺是取其延年不废，用以符合于祥瑞并永存不朽。在碑身的文字边缘和左右侧面，满雕着反映时代特点的各种装饰性的花纹图案。以上这几部分都属于碑石的装饰雕刻，在公元七、八世纪的唐代，达到了瑰丽绚烂的阶段。
唐代碑头的雕刻，结构复杂。一般是由八条蟠龙相互缠绕，龙头低垂于碑头两侧，身躯绕于碑顶，形成半圆形。在碑的正面中心，即龙身纠结处，刻出备为题名的碑额。如西安碑林③所藏唐碑之一的“集王羲之圣教序”的碑头，可称为唐碑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不仅是碑头蟠龙雕刻得劲健有力，即其它各个部分都表现出唐代特有的艺术造型和风格。
① 中国旧时代的书法理论，独立于画论之外，新时代的美术史也不包括书法美术，惟独日人大村西崖所著《中国美术史》把书法、碑石文字列为重点，这是很值得中国的中国美术史著述家注意的问题，
② 汉代碑头上所以饰为环纹，根据考古家论证，是由古代在墓穴安葬时多利用柱石拴绳下棺，以致久而久之，柱石顶端被磨成环形绳纹，由此等绳纹的启示，才由雕工们触类旁通，雕为想像中的神龙形的碑头纹饰．
③ 西安碑林(现已扩建为陕西省博物倌) 创建于北宋时代，收集有历代著名碑石数百种，其中以唐碑占主要地位，因此成为我国古代碑石集成地之一。
唐代的碑石装饰是丰富多彩的。就碑头雕刻说，除蟠龙形式以外，还有很多特殊的变化。如在陕西关中地区出土的属于盛唐时代的两个碑头，一个是用唐代装饰花纹中最常见的缠枝莲构成，其左右两侧运用蟠龙图案中龙首的变形，另一是著者1944年在武功县一古庙前草丛中发现的花碑头，正中雕为佛塔，左右雕出伎乐飞天飞舞于祥云间。两种碑头图案的结构都富丽生动，充分表现出盛唐时代灿烂的艺术气氛。这两种碑头的纹饰，很可能都是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说明唐代造型艺术所以得到高度的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唐代碑石装饰的丰富，更多的表现在碑身和碑座两个部分。西安碑林中的唐碑，碑身装饰方面最突出的是《大智禅师功德碑》。碑雕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为盛唐制作。在碑身两侧，浮雕有唐代纹饰中多用的缠枝海石榴或西番莲，在曲折的枝叶间，衬托着菩萨、狮子、凤鸟、鸳鸯以及佛教神话中的迦陵鸟等，可说是佛教题材民族化的典型。整体结构富丽，有着浓厚的装饰意趣。表现形式，以线刻为主，在物象外廓铲去很薄的一层空白底地，(亦称平雕剔地，即陕北东汉墓石雕刻的发展)使花纹更为显明突出。
与碑侧的花纹相适应，是碑座的装饰。唐碑碑座雕饰，当首推《石台孝经》碑，它是西安碑林唐碑中的代表作之一。所谓石台孝经，顾名思意，作为碑座的石台，占有重要地位。碑为四面大方碑，高约5米，碑面刻有唐玄宗李隆基书《孝经》全文。碑额雕为山岳式方石顶，碑座为阶梯式的石台三层，每层四面都满刻卷莲、蔓草，杂以奔腾的瑞兽，气氛生动活跃，反映了盛唐富丽华美的时代精神。
西安碑林中的碑石，除石台孝经碑座属于形制特殊者以外，一般多是在龟趺座的两侧，刻为狮子蔓草，并且多是运用流动的阴线，刻出前肢起立，腾跃怒吼的狮子的姿态。如其中之一的《隆禅法师碑》，也是盛唐作品，碑座所雕仍为佛教题材中常见的宝相花和狮子，但其粗犷飞动的形态，与上述《大智禅师碑》碑侧精致细腻的风格全不相同。另一著名的唐碑《道因法师碑》。座石的两侧所雕为描写现实生活的人物故事，就其雕线的形式看，与前述大雁塔四门南门门额的线刻很相近，而题材内容则为贵族豪富出行狩猎的纪实。所有的人物和鹰、犬、鞍马等，都非常真实而富有生活气息，特别是对于随从人物神态的刻划，可以说是曲尽其妙，充分体现出唐代匠师们高超的艺术才华。
在碑座装饰雕刻方面，除上述两种外，还有竖立在大雁塔塔门前由褚遂良写刻的《圣教序碑》，装饰图案雕在碑下座的正面，题材是属于受佛教影响的两组舞乐浮雕，每组都由舞伎一人，乐伎二人组成，舞姿与乐器不相雷同，一为吹奏乐，一为弹奏乐，面目形象虽已受到毁坏，但从锦带飘舞和人物动态上所显示出的乐舞欢乐气氛，是非常突出并引人入胜的。
隋、唐时代的墓志，是沿袭了魏、晋，南北朝，特别是沿袭了墓志风行的北朝而又有所发展的。在碑石盛行的东汉时代，还没有墓志的出现，魏晋时代，有将类似墓表的刻石埋入墓中者，到南北朝，尤以北朝时代，才有了正式的墓志。这与文学的逐步发展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志石一般是正方形，由志盖与志铭两石合成，志盖上仅标明官职姓氏，详细履历则刻在志铭中。所有的志盖与志铭石，周边都满刻纹饰图案。北朝与隋、唐的墓志，由于时代不同，不仅志盖与志铭所刻出的字体有很大的区别，即周边所用的图案纹饰，在题构和结构上也都有所不同。即以隋、唐两代说，隋代是南北朝到唐代的过渡期，在纹饰上既具有南北朝的某些传统，又显示出启发未来唐代的形象特征。而唐代由于时代的发展，一切文化艺术，都表现为绚丽精美。具体的说，如以隋代和唐代的墓志石相比，在志盖的字体、纹饰上，其区别是很明显的。前者的纹饰简洁疏朗，题材仍是北朝纹饰中最多见的忍冬草，枝叶劲壮。从造型上看，仍带有北朝后期、北齐、北周的一些风格特点。再就题字看，也显示出古朴敦厚、刀锋锐利，表现出一种清新的生气。而与此相并比的唐墓志盖，先从题字的字体看，使人感到的是纯熟精致，纹饰也已不是忍冬，而是唐代最常见的宝相花和缠枝西番莲，并在花叶中配以奔腾的狮子和瑞兽，显现出灿丽飞动的生气。如果把这种不同造型和形制特点扩大到整个隋、唐两代的雕刻艺术上，即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和特点。
三、石椁、石棺线刻
埋在墓室中属于石雕刻艺术的作品，除墓志外，还有石椁、石棺和墓门石刻，其上多数是以线刻人物为主，间以边饰花纹。先谈石椁，属于隋代的石椁，就所知者，有西安西郊出土的李静训墓椁，而且石椁仅为岩石板镶成，雕刻工程则集中在石椁内的石棺上。到了唐代，出土的石椁较多。著称的有永泰公主、章怀太子、懿德太子和唐高祖李渊的族弟李寿，侍臣郑仁泰以及唐中宗的皇后韦氏族弟韦洞和韦顼墓椁等。所有以上这些石椁，其结构形式，都是用多数的石板，石柱构成椁壁，椁盖则雕为殿宇屋顶的形式。在椁壁石板上，刻有线刻宫女侍从人物，在作为石板间隔的石柱上，则线刻铲地的缠枝花叶。但在纹饰的体裁上，也有个别的例外，即贵族李寿的石椁。李寿椁壁由八块厚石板和八根倚柱构成，椁的外壁上浮雕文武卫士、侍从和四神、仙人等，椁内壁则线刻乐舞、侍从人物和十二生肖等，在唐石椁线刻中，是较为特殊的。
李寿石椁以外，其它的石椁线刻，以永泰公主和韦洞、韦顼墓椁较有代表性。永泰公主李蕙仙，是唐中宗李显的女儿，十七岁时，因得罪祖母武则天，竟被处死，死后与附马武延基(武则天内侄孙)合葬。墓椁颇高大，椁壁由十块高1．40、宽0．80米的厚石板和十根石倚柱构成，每块石板内外二面都用细线刻出宫女侍从人物，装扮和动态各不相同。多数人似正在花园款步。在人物背景空间，刻出飞鸣的禽鸟和奇花异卉，用为衬托，生活气息十分浓郁。如其中的一石，刻出一身着紧身敞领罗襦，下系曳地长裙的宫女，双手正撩起纱巾披往肩上。不仅神态婀娜娇美，宛如一幅美好的唐代仕女画，而且将唐宫女的服饰和纱巾的披绕方式都清楚地显示出来，也有助于对唐代服饰制度的研究。画面上还有一对鸾鸟飞鸣空际，与盛开在宫女足边的香花上下相映照。再加上周边满布繁丽的宝相花边框，更加衬托出这幅人物画的华丽超众。
永泰公主墓椁另一石板，所刻为宫女二人正在花间对话。从发式上还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身分和年龄。少女手捧果盘，妇人似正在有所吩咐，彼此间的神态，刻划得生动而亲切，空间背景也是飞鸟琼花，景色幽丽。从人物脚边刻出的山石景色，也可看出她们，是游乐在皇家的御花园中。
章怀太子李贤，是高宗和武后的次子，懿德太子李重润是唐中宗的长子，他们也都是因受到武后的迫害而未能善终者。两墓都是夫妇合葬，石椁同样高大。椁壁线刻宫廷女侍从人物和构图配景也大致相类，甚至线刻的手法风格也是相近似的，即线纹坚劲，有的还铲去一层很薄的背景空白，其纹饰与作风相似，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改葬时期相近之故。
在唐代的石椁线刻艺术中，较突出的还有韦泂和韦顼夫妇合葬的石椁，虽然所刻内容仍多属宫女或命妇一类人物，但从刻线的艺术性来说，可说是发挥了唐代线刻人物的优点。韦泂、韦顼都是唐中宗皇后韦氏的兄弟，他们是皇亲贵戚，其石椁上线刻也必然出自水平较高的名工之手，韦泂石椁线刻，显得圆劲有力，而韦顼石椁线刻，则如蚕丝飘动，各有其艺术特点。如以近代人所称述的中国人物线画“十八描”(见明人邹德中《绘事指蒙》)的分类，前者应属第二类的“琴弦描”后者则属于第一类的“游丝描”。
韦泂墓石椁线刻人物中还有执役的侍从，如其中一石已断成三段，石面所刻为一捧水盂的男装侍从，头戴软帽，身穿花袖长袍，腰束荷包带，花裤、软鞋，全是官府中仆从打扮。背后衬景和边框纹饰，尽是小花小草，贵邸气氛十分浓厚，另一石所刻为捧奁盒的女侍，身着翻领胡装长袍和长统花裤，头梳双髻，足穿便履，显示了代贵邸中侍女们最常见的风尚，这与当时中外文化交流和唐人喜新的心理和风习都有很大关系。从线刻艺术说，这两块石板的人物刻线，虽同样圆劲，但有粗细之分。在女侍的衬景上增添了飞鸟、修竹，使得画面分外显得绮丽。
韦顼石椁是清末出土后因事故散遗民居，1942年著者在偶然中发现的。线刻的内容几与永泰公主墓椁同样，都是一些贵妇或侍女。有的盛装异服，满饰珠玉，有的头戴皮帽，手驾小鹰，好像准备出猎。所有这些人物的线刻形式，全是用游丝描刻出如春蚕吐丝，细劲连绵的细线。如其中之二石，一刻为贵妇，一刻为女僮。贵妇长裙曳地，头戴华冠，裸露的颈项上，挂有一串晶莹明亮的项链，女僮头扎蝴蝶结，身穿翻领窄袖花短袍，花裤花鞋，体态轻盈，姿容秀丽，显得特别活泼伶俐，稚气宛然。这些内容，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提供了许多有关唐人生活的资料。
从以上石椁线刻的不同人物中，更可以看出唐代统治阶级的奢靡生活，同时也表现了线刻匠师的艺术才能。从韦顼石椁线刻所显示的游丝般的优美细线上，可以体会到它是在熟练技巧和先有腹稿的基础上，用利刀就光滑的石面上快速挥划而成，恍如今天的钢笔人物速写，而这种细线的形式，是和所表现的宫廷妇女这一内容完全符合的，而韦泂石椁线刻的所以用圆劲有力的线，也是由于多数是男性仆从这一内容而产生的。所谓内容决定形式的艺术创作方法，在唐代石椁线刻人物上是能以明显体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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