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公允而言，中国从东周之后没有产生伟大思想学术人物，没有出现百家争鸣局面的真正原因，是不再需要。秦朝后，中国政治上分裂、分治的时候虽不少，但一直到清朝未季没有再碰见令人困惑的变局——面对社会危机，茫然无措，找不到历史、现实的成例可供学习、模仿和参考。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的农耕文明趋向成熟、完善，其内部秩序和谐，且有自我调节免疫能力；另一方面，东周时期的思想学术遗产，既有令人生畏的高度，又涉及到了非常广泛的领域，很难超载，且它们用理性的材料打铸而成，深深扎根在适宜农耕的土地上，比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思想体系坚实得多，而且富有韧性与弹性，只要农耕文明不被否定，它们永远光辉耀眼。
另外有一点需要强调，中国是个极重视历史的国度，历史记载之丰富举世无双，这使中国人有条件谨慎地按祖训及先人的成例办事。由于习惯从历史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中国人养成了喜欢向后看的保守性格。这不是件坏事，它有助于政治的稳定和保证社会秩序的连续性。再者，人们在有典可循，可以清楚地预见未来的社会中生活，养成了一种平静，从容，通达的心态，这种心态有利于成就诗人与艺术家，但对思想学术人物的创造力则是甜蜜的毒药。
上面是老沂泥鳅的自问自答，他的帖我现在不知为何回不了，先帖这里：这个问题的确存在，LZ的回答我不同意。
在我看来，东周以后，中国没有出现大师级思想学术人物，不是中国不再需要，而是东周以后的中国哪个朝代的统治者都不需要大师级思想学术人物，中国的当政者向来不许公民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找了个大师级思想学术人物做代理---孔子，而这个人的学说，就是让大家不要有独立理性思想的，听话就好。
喜欢记录历史的民族不止中国一个，犹太人也爱记录历史，可是犹太人里出了爱因斯坦等理性思想大师，老爱要是在中国，肯定搞不出相对论的。伏尔泰或杰斐逊要是生在中国，没等成大师就被灭了。
中国汉朝时还有些独立思想的火苗，王充就是一个，可是等董仲舒教汉武帝尊儒以后，后面的皇帝都发现，还是孔子的听话服从理论用起来最顺手，就由着它一路独大，到了宋朝，搞出了程朱理学，中国的独立理性思想之火算是彻底扑灭。
不过得承认，东周的学术的确非常理性所以非常坚实，它本身达到了一个特定高度，也是这些理性思想，使得中国政治制度在秦始皇设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相当高度，例如他设立的守（行政），尉（司法），监（监察）三权分立的形式，不就是现代政治三权分立的雏形，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没有这样的权力三分，它们的文明存在过却不能延续，最终消失，就是因为没有稳定的政权保障。中国虽然当政者的名字和家族一直在换，但近二千年间，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一直继承。权力三分互相制约和抗衡，保持中国社会稳定性，中国没有出现过军人政府，基本上都是文人执政，而西方要近一千六百后才出现这种分工明确的执政方式。
我是自己想，依目前的形势看，百年之内中国会出现大师级学术思想人物，出现这样人物的条件，一个是社会要剧烈变革，以往任何理论都不能适用，一个是民众有独立思考判断能力，不再人云亦云，而是自行判断哪种理论更合理。
这两条当下中国正在具备中，中国这几年的超常规发展古今中外哪个国家都没有范本，唯一有点象的是十九世纪的美国发展阶段，可人家是两党执政，依据西方政治经济理论中国的一党执政根本不可能取得目前这样的成绩，而老马的理论跟中国现状更搭不上边。
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在困惑中，都在探寻奇迹发生的原因，都想知道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是一个美妙的迷，总归会有人揭示出来，只是需要时间，从老祖宗的理论和西方已有理论求解都不可能，只有出现新解，得出新解的只能是一个独立思想的人，也许已经存在，也许还未出生，可总归会有
公允而言，中国从东周之后没有产生伟大思想学术人物，没有出现百家争鸣局面的真正原因，是不再需要。
秦朝后，中国政治上分裂、分治的时候虽不少，但一直到清朝未季没有再碰见令人困惑的变局——面对社会危机，茫然无措，找不到历史、现实的成例可供学习、模仿和参考。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的农耕文明趋向成熟、完善，其内部秩序和谐，且有自我调节免疫能力；另一方面，东周时期的思想学术遗产，既有令人生畏的高度，又涉及到了非常广泛的领域，很难超载，且它们用理性的材料打铸而成，深深扎根在适宜农耕的土地上，比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思想体系坚实得多，而且富有韧性与弹性，只要农耕文明不被否定，它们永远光辉耀眼。
另外有一点需要强调，中国是个极重视历史的国度，历史记载之丰富举世无双，这使中国人有条件谨慎地按祖训及先人的成例办事。由于习惯从历史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中国人养成了喜欢向后看的保守性格。这不是件坏事，它有助于政治的稳定和保证社会秩序的连续性。再者，人们在有典可循，可以清楚地预见未来的社会中生活，养成了一种平静，从容，通达的心态，这种心态有利于成就诗人与艺术家，但对思想学术人物的创造力则是甜蜜的毒药。
上面是老沂泥鳅的自问自答，他的帖我现在不知为何回不了，先帖这里：这个问题的确存在，LZ的回答我不同意。
在我看来，东周以后，中国没有出现大师级思想学术人物，不是中国不再需要，而是东周以后的中国哪个朝代的统治者都不需要大师级思想学术人物，中国的当政者向来不许公民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找了个大师级思想学术人物做代理---孔子，而这个人的学说，就是让大家不要有独立理性思想的，听话就好。
喜欢记录历史的民族不止中国一个，犹太人也爱记录历史，可是犹太人里出了爱因斯坦等理性思想大师，老爱要是在中国，肯定搞不出相对论的。伏尔泰或杰斐逊要是生在中国，没等成大师就被灭了。
中国汉朝时还有些独立思想的火苗，王充就是一个，可是等董仲舒教汉武帝尊儒以后，后面的皇帝都发现，还是孔子的听话服从理论用起来最顺手，就由着它一路独大，到了宋朝，搞出了程朱理学，中国的独立理性思想之火算是彻底扑灭。
不过得承认，东周的学术的确非常理性所以非常坚实，它本身达到了一个特定高度，也是这些理性思想，使得中国政治制度在秦始皇设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相当高度，例如他设立的守（行政），尉（司法），监（监察）三权分立的形式，不就是现代政治三权分立的雏形，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没有这样的权力三分，它们的文明存在过却不能延续，最终消失，就是因为没有稳定的政权保障。中国虽然当政者的名字和家族一直在换，但近二千年间，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一直继承。权力三分互相制约和抗衡，保持中国社会稳定性，中国没有出现过军人政府，基本上都是文人执政，而西方要近一千六百后才出现这种分工明确的执政方式。
我是自己想，依目前的形势看，百年之内中国会出现大师级学术思想人物，出现这样人物的条件，一个是社会要剧烈变革，以往任何理论都不能适用，一个是民众有独立思考判断能力，不再人云亦云，而是自行判断哪种理论更合理。
这两条当下中国正在具备中，中国这几年的超常规发展古今中外哪个国家都没有范本，唯一有点象的是十九世纪的美国发展阶段，可人家是两党执政，依据西方政治经济理论中国的一党执政根本不可能取得目前这样的成绩，而老马的理论跟中国现状更搭不上边。
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在困惑中，都在探寻奇迹发生的原因，都想知道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是一个美妙的迷，总归会有人揭示出来，只是需要时间，从老祖宗的理论和西方已有理论求解都不可能，只有出现新解，得出新解的只能是一个独立思想的人，也许已经存在，也许还未出生，可总归会有
另外有一点需要强调，中国是个极重视历史的国度，历史记载之丰富举世无双，这使中国人有条件谨慎地按祖训及先人的成例办事。由于习惯从历史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中国人养成了喜欢向后看的保守性格。这不是件坏事，它有助于政治的稳定和保证社会秩序的连续性。再者，人们在有典可循，可以清楚地预见未来的社会中生活，养成了一种平静，从容，通达的心态，这种心态有利于成就诗人与艺术家，但对思想学术人物的创造力则是甜蜜的毒药。
上面是老沂泥鳅的自问自答，他的帖我现在不知为何回不了，先帖这里：这个问题的确存在，LZ的回答我不同意。
在我看来，东周以后，中国没有出现大师级思想学术人物，不是中国不再需要，而是东周以后的中国哪个朝代的统治者都不需要大师级思想学术人物，中国的当政者向来不许公民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找了个大师级思想学术人物做代理---孔子，而这个人的学说，就是让大家不要有独立理性思想的，听话就好。
喜欢记录历史的民族不止中国一个，犹太人也爱记录历史，可是犹太人里出了爱因斯坦等理性思想大师，老爱要是在中国，肯定搞不出相对论的。伏尔泰或杰斐逊要是生在中国，没等成大师就被灭了。
中国汉朝时还有些独立思想的火苗，王充就是一个，可是等董仲舒教汉武帝尊儒以后，后面的皇帝都发现，还是孔子的听话服从理论用起来最顺手，就由着它一路独大，到了宋朝，搞出了程朱理学，中国的独立理性思想之火算是彻底扑灭。
不过得承认，东周的学术的确非常理性所以非常坚实，它本身达到了一个特定高度，也是这些理性思想，使得中国政治制度在秦始皇设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相当高度，例如他设立的守（行政），尉（司法），监（监察）三权分立的形式，不就是现代政治三权分立的雏形，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没有这样的权力三分，它们的文明存在过却不能延续，最终消失，就是因为没有稳定的政权保障。中国虽然当政者的名字和家族一直在换，但近二千年间，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一直继承。权力三分互相制约和抗衡，保持中国社会稳定性，中国没有出现过军人政府，基本上都是文人执政，而西方要近一千六百后才出现这种分工明确的执政方式。
我是自己想，依目前的形势看，百年之内中国会出现大师级学术思想人物，出现这样人物的条件，一个是社会要剧烈变革，以往任何理论都不能适用，一个是民众有独立思考判断能力，不再人云亦云，而是自行判断哪种理论更合理。
这两条当下中国正在具备中，中国这几年的超常规发展古今中外哪个国家都没有范本，唯一有点象的是十九世纪的美国发展阶段，可人家是两党执政，依据西方政治经济理论中国的一党执政根本不可能取得目前这样的成绩，而老马的理论跟中国现状更搭不上边。
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在困惑中，都在探寻奇迹发生的原因，都想知道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是一个美妙的迷，总归会有人揭示出来，只是需要时间，从老祖宗的理论和西方已有理论求解都不可能，只有出现新解，得出新解的只能是一个独立思想的人，也许已经存在，也许还未出生，可总归会有
东周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最璀璨的明珠。这显然是无可争议的。我觉得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
首先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个大的时代背景。人们，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也是一个相对于宽松的年代，无论是政治上的自由，还是文化上的交流，都给文化的创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其次就是春秋战国的特殊时期背景下诞生的伟人。无论是荀子、孟子还是庄子、墨子。一个时代的文明总是由伟大的人引领的。显然，东周时期伟大的人不在少数，而且他们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而东周之后，中国再无百家争鸣。主要是因为秦朝建立以后，中国进入了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在封建的时代，思想是被压制的，政治是统一的。在如此时代背景下，即使有肩比墨子、庄子的人才，他们也会被压制。
在近代中国遭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我们斗争，最终胜利。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显然，在近代，我们是落后的。我们的物质基础是弱于西方各国的。而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良好的物质基础，我们又怎么会出现百家争鸣的场景呢？
在东周，由于传统的封建社会趋向衰败，出于救世的目的，学者们纷纷对传统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和解释，从期寻出药方。由于他们站的角度不同，针对的问题不同，又心情急切，所以往往抓住问题的某方面强调和发挥，而忽视或否定其它方面，因此他们的思想看上去虽精彩纷呈，但因个性太强，都有极端化倾向；在当时，这无可厚非，对急症、重症是必须下个性鲜明的猛药的。
在各家学派开出的救世方剂中，惟法家的药方最有效果。法家专门为消灭封建制度，建设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而来，他们抓住了东周时代中国的病灶。秦始皇的胜利，意味着令中国痛苦又困惑的病患已经解除，社会又该回到正常状态了。
但出于惯性，秦帝国继续无节制地大量吞食法家的药剂，结果引起药物中毒，只存在了15年即暴亡。 汉初高祖皇帝尝试着用道家的药剂调和秦朝的遗毒，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副作用也很大。
汉武皇帝同意董仲舒博士的观点，坚持认为，只要中国农耕文明的性质不变，东周以前的古老统绪就应该被最大限度地继承下来，否则中国社会就难恢复健康。董仲舒的主张代表着儒家学派的主张，在东周众多的思想学术流派中，唯有儒家，最迷恋古代的传统秩序，立志复古。
孔子述而不著，他小心翼翼整理五经的目的，就是打算继承和发扬书中保存的古老意识形态。 董仲舒立志要为中国从春秋时代开始的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画上句号，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承担着中国农耕社会改制而不变道的两重历史使命，第一重使命已由法家完成，第二重使命必须由他董博士代表儒家学派完成。
孔子与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在东周时期郁郁而不得志，很容易理解，他们提前了三、五百年，不合当时的历史潮流。董仲舒是个幸运而有才华的历史工具，他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把儒、法、道、阴阳等诸家学说重新纳人了一个统一的宏大的理论体系中，这个理论体系对殷商、西周传统作出了符合新时代需求的解释。
董仲舒以后的中国社会用现代西方的理论观念评判其是否为“封建社会”，是令人尴尬的。
在政治上，它毫无疑问不是纯粹的封建社会，用中国人的标准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