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古代称生意人为“商人”。
“商人”一词来源于商朝。商朝的商业十分繁荣，有“商葩翼翼，四方之极”之称。以肉食品为例，从黄牛的养殖、贩运、屠宰、加工到销售的全过程，在商代时已经形成一个相当成熟的产业。
商朝以贝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商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牵着牛车和乘船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到商代后期，都邑里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吕尚（姜子牙）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又曾在孟津卖饭，而且商代数位君王都修驰道，来便利天下物通。
武王伐纣灭了商朝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商朝的遗民又成了从事买卖业的主体。随着民族融合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周朝的少数贵族也开始做买卖了，这样，商人渐渐地就失去了“顽民”的贬义，成为从事商品买卖的职业专称了。到了春秋，郑恒公对周人很友好，并带一部分周民迁洛水以东，立国于新郑。所以，郑国的商人在当时是很有名的。
另外，郑国地处交通要道，为齐楚秦晋争霸必夺之地，但郑人反而借战争转运各国商品，从中在经济上大获其利，使其国富民强，显示了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在这一时期，商人开始分化为行商和坐贾，行商是走村窜寨沿途买卖的商人，坐贾是有一定场所、招徕他人来买卖东西的商人。
商人群体作为社会的客观存在，后来成为了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社会四阶层之一。久而久之，人们便有了这样的看法：商朝人以及商朝遗民就是做买卖的人。后来，人们简称商朝人为“商人”，这一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扩展资料
古代的著名商人有：
1、范蠡
范蠡，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韬光养晦之计策，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但当勾践复国之后，范蠡萌生退意，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
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即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所以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出了非凡的经商才能，在19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他又仗义疏财，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界的楷模。
范蠡很有经商的头脑，他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他发现价格涨落有个极限，即贵到极点后就会下落；贱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故他提出一套“积贮之理”，这就是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等到涨价之后，就尽量卖出。就这样，范蠡不但自己致富，也为平抑物价、避免丰年谷贱伤农与荒年民不聊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纪录的典范。在秦汉时代，人们就把那些巨富们称为“陶朱公”，其名字成了财富的代名词。
2、白圭
白圭，战国时期洛阳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满天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
颇富商业天赋的白圭从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经商理论，为后世经商者所师法。他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谋取厚利。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每年粮食丰收后，买进五谷，售出丝、漆，在蚕茧上市时，便购进丝棉等织物，而出售粮食。
他主张经营广大民众生活必需品，市场既广，销路也好，不用与人争买卖之价，就可以得到较多的利润，这种利润来自时令差价和丰歉差价。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也是白圭所奉行的经营圭臬。他说：“欲长钱，取下谷。”下等谷物虽然价低利薄，但为广大庶民所必需，销量极大，故可取得巨额利润。同时他也很重视商品质量，认为质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赢得信誉，货硬才会有市场。
白圭认为，一个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这也是他能经商致富的要诀，“智”即要有权变；“勇”即要决断；“仁”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即坚守时机。后世商人把白圭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为“商圣”；民间称白圭为“人间财神”，并设神牌供奉。
3、胡光墉
胡光墉，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2000万两以上。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
胡光墉是中国近代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人，短短的几十年里，他由一个钱庄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闻名于清朝朝野的“红顶商人”。他以“仁”、“义”二宇作为经商的核心，善于随机应变，而决不投机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其经商才能、处世韬略，一直为世人所称道。
他富而不忘本，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大行义举，赢得了“商圣”的美名。他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商人
商人是指以一定的自身或社会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为工具获取利润并负有一定社会责任的人，或者是指以自己名义实施商业行为并以此为常业的人，古代士农工商四民之一。
中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处于农业社会，比西方国家进入商业社会晚了几近一个世纪，但中国商业其实早在奴隶制时期的商代和西周就已经产生。在商朝繁盛时期，一部分商族人经常到周边民族地区开始农贸产品互换方式，因此，在外族人心目中，做买卖的就是商族人。商朝灭亡后，商族人做买卖的就更多了，虽然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买卖人已不再以商族人为主体，但人们却习惯仍把“商人”作为买卖人的通称。
最初，人们把做贩运贸易的叫做“商”，坐售货物的叫做“贾”，即所谓“行曰商处曰贾”。到了春秋时期的商贾，已被列为四民之一。《左传》称“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宣公十二年），又称“商工皂隶，不知迁业”（襄公九年）。尽管此时商人的社会地位还很低下，还是在官府直接控制下的“工商食官”的商人，但是已经是一种专门职业。所以齐桓公问管仲曰：“晋中之窗成民之事者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均见《国语·齐语》），并且由于商人必须善于“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并且还要能够“服牛辂马，以周晋中之窗四方，料多少，求贵贱”（《管子·小匡》）。古时虽然泛言商贾，实则二者是有区别的，《周礼·天官·大宰》之职曰：“以九职任万民……六曰商贾，阜通货贿”。孙诒让注云：“行曰商，处曰贾者。可见，春秋时期，由于公社内部已经有了量变，有了一定程度的内部分工，出现了一种“商”，专门从事远程贩运，组织货源，所谓 “服牛辂马，以周四方”的就是商贾。
春秋时代虽然是以“官商”为主，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的逐渐量变，晋中之窗列国中也出现了有钱有势的大商人。例如：《国语·晋语八》云：“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这些富商大贾，显然已非“官商”，当是“无寻尺之禄”的“私商”。这些富商由于积累了大量财富，常常经营高利贷，所以《晋语八》中，也就有了栾桓子“假贷”的记录。
贾是有固定店铺，坐着做买卖的生意人。而商则是行商，就是长距离贩卖，运动着的生意人。行动的、固定的生意人两种形式连起来，就是“商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