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藩镇强唐弱，藩镇弱唐亡”这句话的表述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原话是这么说的：“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这是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引用的宋人尹源《唐说》的一段话。意在说明唐朝中晚期的藩镇割据对朝廷的影响，这其中的河北指的就是著名的“河朔三镇”。
河朔三镇是在安史之乱后成形的，当然其基础就是唐玄宗为了威震四夷设立的十大节度使镇守边镇制度，该制度的兵员是以募兵制的形式招募的士兵。在最初，边镇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让大唐海晏河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节度使开始由职业军人担任，他们在边镇形成了自己的势力，拥兵自重。安禄山起兵之前兼任三个边镇的节度使，统兵近20万，而当时的中央军还不到八万，这几乎就是在玩火。
安史之乱历时七年多，将帝国几乎拖垮，天子也换了三个，到了唐代宗时期才最终将安史之乱压下来，但并没有真正平定叛乱。史朝义兵败后，其部下大部分将领都归顺了朝廷，为了安抚这些人，唐代宗仍旧让他们官复原职，担任原先的节度使。张忠志（李宝臣）为承德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薛嵩为昭义节度使等等。
唐代宗本是为了安抚人心，但是李宝臣、田承嗣和李怀仙却继续拥兵自重，尤其是后来吐蕃大军攻进长安，朝廷自顾不暇，这三人尽收原先的部众，在河北开始了部分自治，也就形成了“河朔三镇”的局面，他们属于半独立的政权，割据但是依旧尊唐廷为正朔，朝廷的政令几乎达不到河朔三镇，包括税收也是他们自己截留，官员的任命也是他们自己说了算。
但是他们并不是完全独立，在节度使更替的时候都要上表得到朝廷的册封。正如李德裕所说：“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藩镇的核心是军队，朝廷无法控制这些军队，需借助节度使来管理军队，而节度使也需经由朝廷的认可达到威服部众的效果，要知道藩镇内部的牙兵是很厉害的，他们完全可以犯上作乱杀死节度使。
河朔三镇节度使都是数易其姓，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藩镇的实力，9世纪河朔三镇的没落就有这个原因。当初河朔三镇成形后，朝廷完全没有办法，一来藩镇实力很强，政府很难将其平定，二来强悍的河朔三镇成为河南的屏障，震慑夷狄，从这一点来说唐廷的延续还要依靠三镇。
但毕竟三镇对皇权的挑战极大，于是朝廷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很多节度使，有制约河朔三镇的防御型藩镇，也有保护南方税收的藩镇等等。藩镇之间相互制衡，如果有哪一个藩镇发动叛乱，其他的都能听从朝廷的号令围殴这个藩镇。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有别的节度使效仿河朔三镇也搞割据，但是在黄巢起义之前的藩镇，即便是割据，也只是半独立的。节度使们并不想取代唐廷而代之，他们只是想在自己的地盘上自治，仅此而已。
而河朔三镇的强悍又能压制其他藩镇，同时和朝廷形成微妙的平衡。但是9世纪之后，河朔三镇逐渐走向没落，来自朝廷的打击是一方面原因，唐宪宗时期曾花大力气削藩，对河朔三镇也是能分解的就分解，虽然并不能解决河朔三镇的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实力，并且在这一时期，他们还曾归顺朝廷，虽然后期又割据出来。
另一方面原因就是前面说的内乱，不断出现夺权的情况，而且后期税收减少，缩减开支，藩镇兵力减少。河朔三镇由强变弱，但帝国总的藩镇势力确实增强的。直到后来出现了庞勋起义以及影响极重的黄巢起义。
在黄巢起义之前，唐廷和藩镇之间实际上是互相利用的一种关系，虽然互有攻伐，但到底相安无事，甚至还能有效抵御外夷。但是黄巢起义打破了这种平衡局面，在平定黄巢起义的过程中，各个节度使纷纷独立，早已不是河朔三镇独领风骚的时候了，藩镇割据的时代真正到来。
朝廷的禁军在这一时期几乎被毁灭，平定叛乱还要依靠各个节度使，因此对藩镇彻底失去控制，而朱温、李克用、李茂贞、韩建等节度使纷纷崛起，他们在平叛过程中大肆扩张地盘，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皇帝也被争来争去。最终朱温成为最强悍的所在，灭唐建梁。
倘若在黄巢起义之后，河朔三镇没有变弱，那么朱温或许只能成为一方霸主，顶多走上割据自治的道路，也就不可能推翻大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