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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哲画像记》(清)曾国藩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普贤魁儒长者之绪。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来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资,累世不能竞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欤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馀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有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旧。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诚求之;仁远乎哉?国藩记。
(译文:国藩立志向学不早,中年在朝中做官,私下读了许多前人的著述,稍微涉猎到先代圣贤大儒长者的事业;因为才质愚钝,身体多病,所以一无所成。后来在中南征北战,学业更加荒废。丧乱还没有平复,我的年纪将要五十岁了。从前我读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发现他所可的书目繁杂众多,作者的姓名多到数都数不清;有的像日月一样的光明,有的却泯灭而无闻。及到做了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年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以看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收录书籍之多,超过前代所藏的甚远;而且存目的书籍数十万卷,尚不在此中。天啊!为什么如此多呢!即使有上智之才,数代也不能穷究那些书,何才智低下的人呢?由此可知书籍之多,作者之众,像江海一样,不是一个人的肚子所能喝得完的,主要的就在于谨慎的选择了。我既然忖度自己的能力不够,就选择了古今圣哲三十余人,教儿子纪泽画下他们的遗像,合为一卷,藏在自家的塾学里。后人有志读书,取这些人的著作来读就够了,不必费心去博览群籍,而学术文化的传受没有比这些更重大的了。从前在汉朝,像武梁祠、鲁灵光殿,都图画伟人的事迹,而且列女传也有图像。后人受其感发,奋起向学。已经有很长的时间。熟悉了圣哲们的仪容,进而探求他们的精神,会通他们的微旨,和他们的灵魂相合,只要诚心去研,仁道岂是很远的!国藩记。)
尧舜禹场,史巨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六经炳著,师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苟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来之贤者,以为可跻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亚于三圣人后云。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悦者能哉!
(译文: 尧、舜、禹、汤,都没有著作,只有史官记载他们的言论而已。及至文王被囚禁,才撰写文章,演绎周易。周公、孔子,相继兴起,六经的义理,大为彰明,师道也就完备了。秦、汉以来,孟子大概与庄子、荀子并称。到了唐代,韩愈特别尊崇他。宋代的贤哲,认为可把孟子升高至仅次于孔子的地位,尊崇他的书,拿来和论语相配。以后论学的人,没人能够更易。以我把他拽在三位圣人的后面。
左丘明作左传解释春秋经,多记述东西二周的典章礼制;又好称引离奇怪诞的事情,辞采华丽,超过了实质。太史公称庄子的都是寓言,我看子长所写的史记,寓言亦占六七成。班固在才识与抱负方面,比子长相差很远;但是对于治世的典章,六经的主旨,文字的源流,天人之间的事情,叙述得非常详备。这怎能和些才器短浅,在一先生面前互争得失,而柔顺自悦的人相比呢?)
诸葛公当扰壤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其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予现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译文:诸葛亮生在混乱的时代,服膺儒术,立身行事能从从容容合于大道。陆敬舆事奉多疑的君主,驾御难以驯顺的将官;他用正大光明的胸怀对待君主,用诚恳无妄的态度领导将官。譬如驾着驽缓的马匹,升登陡峻的山坡,在艰险的道路上纵横奔驰,却没有差失,这是多么神奇的事!范希文、司马君实,遭遇的时代稍为好些,然而在坚贞卓绝真诚信实方面,各有独特的造诣;他们坚守正道,使社会养成了盛大的风气,识量也算是很远大的了!从前刘向称董仲舒所受师友的熏陶,连子游、子夏都比不上。以我看这四位贤者,虽然比不上伊尹和吕尚,必定比董仲舒强。只可惜我不能如刘向父子一样来论定他们的优劣罢了。)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换有来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号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齿斤)(齿斤)焉而未有已。吾现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请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译文:自从朱子表彰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他们的学说是上承孔子、孟子的道统,后代的人君、宰相、老师、大儒,深守他们的说法,没有人能够改变。乾隆年间,大儒相继而出,训释经籍,考辨详博,超过了以前的贤哲,别立标帜,叫做「汉学」,排斥宋代周、程、张、朱等五子的理学,认为他们不应该独受尊崇。而笃信五子学术的人,亦摒弃汉学,认为汉学支离破碎,有害于大道;争辩没有完了的时候。我看五子立说,大的地方,多和孔子之道相合,怎么可以非议呢?他们解释经书,小有不妥当之处,应该拿近代对经书的解说来作辅助,又可以排弃他人的说法而自囿吗?这两派人,也都很可笑。)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明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聩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译文:西汉的文章,像扬雄、司马相如的雄奇伟大,这是天地间强劲之气,获得了阳刚美的作品;这是天地间的义气。像刘向、匡衡的渊深美好,这是天地间温厚之气,获得了阴柔美的件品;这是天地间的仁气。东汉以后,在博雅方面,并不比古时逊色,但是风格和骨力稍为衰弱了。等到韩愈、柳宗元相继而起,把扬雄、司马相如的雄奇万变,完全用在记述小事物的短篇之中,这怎能说不神奇呢!欧阳修、曾巩,作文皆取法韩文公,但是文章的体质,和匡衡、刘向相接近。由此看来,文章的变化,不可能研究透彻;总而言之,不会超出这两个途径,即使再过一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
余钞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济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辩尝而后供一摆,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译文:我抄录古今诗,从魏晋到国朝,共选录十九家。大概说来,诗的途径是很广泛的,各人的嗜好趋向,要看他的性情接近于那方面而定。譬如许许多多的佳肴美味,摆在餐桌上,只要选取适合自己口味儿的,吃饱就算了。如果一定要穷尽天下的佳肴,遍尝以后才能供给一餐的需要,那是大惑的事;一定要强勉天下人的口舌,都来效法我的嗜好,那是大愚的事。庄子曾经说过:「大惑的人终生不能了解,大愚的人终生不能明白。」我在这十九家中,又笃守其中的四家:就是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苏轼、黄庭坚:喜好他们的人有十分之七八,不喜欢他们的人也将近十分之二三。我怕遭受庄子「终生不能了解」、「终生不能明白」的讥讽。所以就选取这些人的作品,终生学习他们就够了。)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三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现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瑞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社、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
(译文:司马子长网罗了以前的知识,贯通了三古的史实,着为史记,可是其中的八书,颇嫌简略。班固汉书中的十志,比较详备了,然而只写一代的典制,不能看到会通各代的制度。要想遍览治理天下的爱猫扑.爱生活,必须从杜佑的通典开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杜佑的通典不相上下,郑樵的通志,则比不上它。近百年来,学者讲求形声训诂的学问,专门研究说文解字,大多数的人都推崇许慎、郑玄,很少人谈及杜佑马端临。我以为许慎郑玄考证先王制作的本源,杜佑马端临辨析后代因革的大要;他们在实事求是方面,是一样的。)
先王之道,所谓修已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抬,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议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水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镇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意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阁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信之大成,重乎不可见已。故以殿焉。
(译文: 先王的大道,所谓修养自己、治理人民,组织万类的,归宿是什么呢?也不过是礼而已。秦朝焚灭书籍,汉代学者们所搜求的,郑康成所以能够超越常人,都是因为礼。杜君卿的通典,谈论礼的地方有十分之六,他的见识已超过八代了。宋代张子朱子所讨论的,马贵与王伯厚所纂辑的,无不戒慎的把礼作为对象。我们清朝的学者,以顾亭林为大师;国史儒林传,特别把他摆在最前头。我读他的书,谈到礼俗教化的地方,就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的志概,这多么地雄壮啊!后来张蒿庵作中庸论,以及江慎修戴东原等人,特别把礼视为优先的事情。而秦尚书蕙田,因而纂修五礼通考,凡是天下古今人神间所有的事情,都用礼来贯综它,可以说是规模宏远,思虑精密了。我画国朝先贤的遗像,首先是顾先生,其次是秦文恭公,那里没有深意呢!桐城的姚鼐、高邮的王念孙,他们的学术都不纯于礼。可是姚先生的文章持论闳博通达,国藩能够粗略的懂得写文章,是由姚先生启发的。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高深的造诣,是不可企及的,所以把他们放在后面压阵。)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份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译文:姚姬传先生说学术的途径有三方面:就是义理、词章、考据。戴东原先生也是这样说。像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的圣德,左丘明、庄周、司马迁、班固的才华,在孔门四科中是以德行而兼政事的;周敦颐、二程子、张载、朱熹,在孔门四科中,是德行科的;都是属于义理方面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在孔门四科中,是这言语科的;就是所说的词章方面的。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氏父子,在孔门四科中是文学科的;顾、秦跟杜、马较为接近,姚、王跟许郑较为接近;都是属于考据方面的。这三十二位圣哲,效法其中的一人,诵读他们的一部书,终生使用起来,都不会有穷尽的时候。假如又有人嫌这些人简陋,想要另外有所增益,这就好比掘井掘到九仞深,还没有见到泉水,就认为一个井太狭窄,而必须广泛地挖掘数十甚或一百个井,身体衰老了,力气疲怠了,却始终没有看见泉水的一天,这怎么适当呢?)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土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泊酒市脯,暄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培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激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没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今夫三家之市,利析辎铁,或百钱逋负,怨及孙子;若通(外门内上四下袁)贸易,瑰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商富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结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日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而或赢或细;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著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偏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干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排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被自借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益疏哉?
(译文:自从佛教徒讲因果祸福的道理以后,行善应得报偿的说法,深植于人们的心中,坚固而不能破除。士子刚开始读书,就期望能考取功名,获得高官厚禄的报偿。有的人稍微读了些古书,窥探了古人丰富的著作,就想得到远近的赞誉,后世的美名,作为报偿。有的人编着一本书当未完成,就希望得到一二个有力量的人,来为之宣扬给每一个人,以偿还自己的辛劳。早晨耕种,晚上就想收获:用了一分力量,就希望得到十分的报偿。譬如买酒买肉,吵吵闹闹地讲价钱,可是卖酒肉的人又从中取得两倍的利润。利禄达不到的时候,就希望在死后能得到不可知的令名。甚至有的人说孔子在世的时候,得不到官位,死后所获得祭飨的报偿,比尧舜还要隆盛;一般郁郁不得志的人,就拿来作为证明和安慰,这是多么鄙陋啊!现在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买卖,在财利上,计较得非常细微。有人欠了一百个钱,就怨恨到他的子孙。如果买卖做到整个都市,珍贵的货物堆积如山,交易量动辄超过千金,那么一百个钱的有无,有时就无暇去计较了。至若富商大贾,操持百万黄金,公私流转繁衍,那么数十或一百缗的费用,有时就无暇计较了。同样是人,所操持的财货大了,尚且有无暇计较小数目的时候;何况上天所操持的特别大,而对于世人丝毫的善行,浅薄的学问,却要一一设法报偿,不是太劳苦了吗?商人的货殖相同,经营的时间也相同,但是有的赚钱,有的亏本;应对策问的人所答的题目相同,但是有的中式,有的不中式;为学著书的功力深浅相同,但是有的留传后世,有的未能留传,有的人出名,有的人不出名;这也都有命数在,不是可以勉强做得到的。古时的君子,大概没有一天不忧虑,没有一天不快乐的。道术不能通晓,自己不免还是个鄙野的人,或者有顷刻的懈怠,这都是值得忧虑的事;自处平易,以等待天命,下学人事,上达天理,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都是值得快乐的事。从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以下,直至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无不是终生在忧虑,终生在快乐。他们本来没有什么祈求,又要什么报偿呢?自己不力求隐藏,又要什么名声呢?只有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个人,伤痛生不逢时,怨恨的情绪,表现在书本上;这和圣贤自得其乐的生活意趣,稍微有些违背和不同。但那是他们自己在痛惜才不为世用,不能和那些无真才实学又想尽快获得俗名的人相提并论。如果急于想获得名声,那就和三十二位圣哲相差太远了。将要到河北、山西一带去,却把车辕朝向南方,这在方法上不是太疏陋了吗?)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社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阻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译文: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这三十二位圣哲,陈设祭礼,焚香奉祀。好像在我们上面,监临我们。又好像在我们身旁,供我们就教。)
——
文周孔孟: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
班马左庄: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
葛陆范马: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
周程朱张:周敦颐、程颢和程颐、朱熹、张载。
韩柳欧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
李杜苏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
许郑杜马: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
顾秦姚王: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普贤魁儒长者之绪。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来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资,累世不能竞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欤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馀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有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旧。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诚求之;仁远乎哉?国藩记。
(译文:国藩立志向学不早,中年在朝中做官,私下读了许多前人的著述,稍微涉猎到先代圣贤大儒长者的事业;因为才质愚钝,身体多病,所以一无所成。后来在中南征北战,学业更加荒废。丧乱还没有平复,我的年纪将要五十岁了。从前我读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发现他所可的书目繁杂众多,作者的姓名多到数都数不清;有的像日月一样的光明,有的却泯灭而无闻。及到做了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年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以看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收录书籍之多,超过前代所藏的甚远;而且存目的书籍数十万卷,尚不在此中。天啊!为什么如此多呢!即使有上智之才,数代也不能穷究那些书,何才智低下的人呢?由此可知书籍之多,作者之众,像江海一样,不是一个人的肚子所能喝得完的,主要的就在于谨慎的选择了。我既然忖度自己的能力不够,就选择了古今圣哲三十余人,教儿子纪泽画下他们的遗像,合为一卷,藏在自家的塾学里。后人有志读书,取这些人的著作来读就够了,不必费心去博览群籍,而学术文化的传受没有比这些更重大的了。从前在汉朝,像武梁祠、鲁灵光殿,都图画伟人的事迹,而且列女传也有图像。后人受其感发,奋起向学。已经有很长的时间。熟悉了圣哲们的仪容,进而探求他们的精神,会通他们的微旨,和他们的灵魂相合,只要诚心去研,仁道岂是很远的!国藩记。)
尧舜禹场,史巨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六经炳著,师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苟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来之贤者,以为可跻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亚于三圣人后云。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悦者能哉!
(译文: 尧、舜、禹、汤,都没有著作,只有史官记载他们的言论而已。及至文王被囚禁,才撰写文章,演绎周易。周公、孔子,相继兴起,六经的义理,大为彰明,师道也就完备了。秦、汉以来,孟子大概与庄子、荀子并称。到了唐代,韩愈特别尊崇他。宋代的贤哲,认为可把孟子升高至仅次于孔子的地位,尊崇他的书,拿来和论语相配。以后论学的人,没人能够更易。以我把他拽在三位圣人的后面。
左丘明作左传解释春秋经,多记述东西二周的典章礼制;又好称引离奇怪诞的事情,辞采华丽,超过了实质。太史公称庄子的都是寓言,我看子长所写的史记,寓言亦占六七成。班固在才识与抱负方面,比子长相差很远;但是对于治世的典章,六经的主旨,文字的源流,天人之间的事情,叙述得非常详备。这怎能和些才器短浅,在一先生面前互争得失,而柔顺自悦的人相比呢?)
诸葛公当扰壤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其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予现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译文:诸葛亮生在混乱的时代,服膺儒术,立身行事能从从容容合于大道。陆敬舆事奉多疑的君主,驾御难以驯顺的将官;他用正大光明的胸怀对待君主,用诚恳无妄的态度领导将官。譬如驾着驽缓的马匹,升登陡峻的山坡,在艰险的道路上纵横奔驰,却没有差失,这是多么神奇的事!范希文、司马君实,遭遇的时代稍为好些,然而在坚贞卓绝真诚信实方面,各有独特的造诣;他们坚守正道,使社会养成了盛大的风气,识量也算是很远大的了!从前刘向称董仲舒所受师友的熏陶,连子游、子夏都比不上。以我看这四位贤者,虽然比不上伊尹和吕尚,必定比董仲舒强。只可惜我不能如刘向父子一样来论定他们的优劣罢了。)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换有来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号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齿斤)(齿斤)焉而未有已。吾现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请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译文:自从朱子表彰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他们的学说是上承孔子、孟子的道统,后代的人君、宰相、老师、大儒,深守他们的说法,没有人能够改变。乾隆年间,大儒相继而出,训释经籍,考辨详博,超过了以前的贤哲,别立标帜,叫做「汉学」,排斥宋代周、程、张、朱等五子的理学,认为他们不应该独受尊崇。而笃信五子学术的人,亦摒弃汉学,认为汉学支离破碎,有害于大道;争辩没有完了的时候。我看五子立说,大的地方,多和孔子之道相合,怎么可以非议呢?他们解释经书,小有不妥当之处,应该拿近代对经书的解说来作辅助,又可以排弃他人的说法而自囿吗?这两派人,也都很可笑。)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明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聩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译文:西汉的文章,像扬雄、司马相如的雄奇伟大,这是天地间强劲之气,获得了阳刚美的作品;这是天地间的义气。像刘向、匡衡的渊深美好,这是天地间温厚之气,获得了阴柔美的件品;这是天地间的仁气。东汉以后,在博雅方面,并不比古时逊色,但是风格和骨力稍为衰弱了。等到韩愈、柳宗元相继而起,把扬雄、司马相如的雄奇万变,完全用在记述小事物的短篇之中,这怎能说不神奇呢!欧阳修、曾巩,作文皆取法韩文公,但是文章的体质,和匡衡、刘向相接近。由此看来,文章的变化,不可能研究透彻;总而言之,不会超出这两个途径,即使再过一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
余钞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济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辩尝而后供一摆,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译文:我抄录古今诗,从魏晋到国朝,共选录十九家。大概说来,诗的途径是很广泛的,各人的嗜好趋向,要看他的性情接近于那方面而定。譬如许许多多的佳肴美味,摆在餐桌上,只要选取适合自己口味儿的,吃饱就算了。如果一定要穷尽天下的佳肴,遍尝以后才能供给一餐的需要,那是大惑的事;一定要强勉天下人的口舌,都来效法我的嗜好,那是大愚的事。庄子曾经说过:「大惑的人终生不能了解,大愚的人终生不能明白。」我在这十九家中,又笃守其中的四家:就是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苏轼、黄庭坚:喜好他们的人有十分之七八,不喜欢他们的人也将近十分之二三。我怕遭受庄子「终生不能了解」、「终生不能明白」的讥讽。所以就选取这些人的作品,终生学习他们就够了。)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三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现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瑞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社、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
(译文:司马子长网罗了以前的知识,贯通了三古的史实,着为史记,可是其中的八书,颇嫌简略。班固汉书中的十志,比较详备了,然而只写一代的典制,不能看到会通各代的制度。要想遍览治理天下的爱猫扑.爱生活,必须从杜佑的通典开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杜佑的通典不相上下,郑樵的通志,则比不上它。近百年来,学者讲求形声训诂的学问,专门研究说文解字,大多数的人都推崇许慎、郑玄,很少人谈及杜佑马端临。我以为许慎郑玄考证先王制作的本源,杜佑马端临辨析后代因革的大要;他们在实事求是方面,是一样的。)
先王之道,所谓修已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抬,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议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水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镇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意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阁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信之大成,重乎不可见已。故以殿焉。
(译文: 先王的大道,所谓修养自己、治理人民,组织万类的,归宿是什么呢?也不过是礼而已。秦朝焚灭书籍,汉代学者们所搜求的,郑康成所以能够超越常人,都是因为礼。杜君卿的通典,谈论礼的地方有十分之六,他的见识已超过八代了。宋代张子朱子所讨论的,马贵与王伯厚所纂辑的,无不戒慎的把礼作为对象。我们清朝的学者,以顾亭林为大师;国史儒林传,特别把他摆在最前头。我读他的书,谈到礼俗教化的地方,就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的志概,这多么地雄壮啊!后来张蒿庵作中庸论,以及江慎修戴东原等人,特别把礼视为优先的事情。而秦尚书蕙田,因而纂修五礼通考,凡是天下古今人神间所有的事情,都用礼来贯综它,可以说是规模宏远,思虑精密了。我画国朝先贤的遗像,首先是顾先生,其次是秦文恭公,那里没有深意呢!桐城的姚鼐、高邮的王念孙,他们的学术都不纯于礼。可是姚先生的文章持论闳博通达,国藩能够粗略的懂得写文章,是由姚先生启发的。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高深的造诣,是不可企及的,所以把他们放在后面压阵。)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份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译文:姚姬传先生说学术的途径有三方面:就是义理、词章、考据。戴东原先生也是这样说。像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的圣德,左丘明、庄周、司马迁、班固的才华,在孔门四科中是以德行而兼政事的;周敦颐、二程子、张载、朱熹,在孔门四科中,是德行科的;都是属于义理方面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在孔门四科中,是这言语科的;就是所说的词章方面的。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氏父子,在孔门四科中是文学科的;顾、秦跟杜、马较为接近,姚、王跟许郑较为接近;都是属于考据方面的。这三十二位圣哲,效法其中的一人,诵读他们的一部书,终生使用起来,都不会有穷尽的时候。假如又有人嫌这些人简陋,想要另外有所增益,这就好比掘井掘到九仞深,还没有见到泉水,就认为一个井太狭窄,而必须广泛地挖掘数十甚或一百个井,身体衰老了,力气疲怠了,却始终没有看见泉水的一天,这怎么适当呢?)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土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泊酒市脯,暄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培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激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没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今夫三家之市,利析辎铁,或百钱逋负,怨及孙子;若通(外门内上四下袁)贸易,瑰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商富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结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日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而或赢或细;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著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偏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干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排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被自借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益疏哉?
(译文:自从佛教徒讲因果祸福的道理以后,行善应得报偿的说法,深植于人们的心中,坚固而不能破除。士子刚开始读书,就期望能考取功名,获得高官厚禄的报偿。有的人稍微读了些古书,窥探了古人丰富的著作,就想得到远近的赞誉,后世的美名,作为报偿。有的人编着一本书当未完成,就希望得到一二个有力量的人,来为之宣扬给每一个人,以偿还自己的辛劳。早晨耕种,晚上就想收获:用了一分力量,就希望得到十分的报偿。譬如买酒买肉,吵吵闹闹地讲价钱,可是卖酒肉的人又从中取得两倍的利润。利禄达不到的时候,就希望在死后能得到不可知的令名。甚至有的人说孔子在世的时候,得不到官位,死后所获得祭飨的报偿,比尧舜还要隆盛;一般郁郁不得志的人,就拿来作为证明和安慰,这是多么鄙陋啊!现在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买卖,在财利上,计较得非常细微。有人欠了一百个钱,就怨恨到他的子孙。如果买卖做到整个都市,珍贵的货物堆积如山,交易量动辄超过千金,那么一百个钱的有无,有时就无暇去计较了。至若富商大贾,操持百万黄金,公私流转繁衍,那么数十或一百缗的费用,有时就无暇计较了。同样是人,所操持的财货大了,尚且有无暇计较小数目的时候;何况上天所操持的特别大,而对于世人丝毫的善行,浅薄的学问,却要一一设法报偿,不是太劳苦了吗?商人的货殖相同,经营的时间也相同,但是有的赚钱,有的亏本;应对策问的人所答的题目相同,但是有的中式,有的不中式;为学著书的功力深浅相同,但是有的留传后世,有的未能留传,有的人出名,有的人不出名;这也都有命数在,不是可以勉强做得到的。古时的君子,大概没有一天不忧虑,没有一天不快乐的。道术不能通晓,自己不免还是个鄙野的人,或者有顷刻的懈怠,这都是值得忧虑的事;自处平易,以等待天命,下学人事,上达天理,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都是值得快乐的事。从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以下,直至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无不是终生在忧虑,终生在快乐。他们本来没有什么祈求,又要什么报偿呢?自己不力求隐藏,又要什么名声呢?只有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个人,伤痛生不逢时,怨恨的情绪,表现在书本上;这和圣贤自得其乐的生活意趣,稍微有些违背和不同。但那是他们自己在痛惜才不为世用,不能和那些无真才实学又想尽快获得俗名的人相提并论。如果急于想获得名声,那就和三十二位圣哲相差太远了。将要到河北、山西一带去,却把车辕朝向南方,这在方法上不是太疏陋了吗?)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社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阻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译文: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这三十二位圣哲,陈设祭礼,焚香奉祀。好像在我们上面,监临我们。又好像在我们身旁,供我们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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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孔孟: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
班马左庄: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
葛陆范马: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
周程朱张:周敦颐、程颢和程颐、朱熹、张载。
韩柳欧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
李杜苏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
许郑杜马: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
顾秦姚王: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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